徐爱录(1 / 1)

【原文】

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①为正,盖先儒②所谓误本③者也。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④。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⑤,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⑥,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謦欬,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⑦。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门人徐爱⑧书。

【注释】

①旧本,指郑玄注、孔颖达疏的《礼记·大学》。——编者注

②先儒,指二程与朱熹。程颢(1032—1085),字伯淳,号明道;程颐(1033—1107),字正叔,号伊川。二人为河南洛阳人,早年曾从学于周敦颐,与周敦颐、邵雍、张载并称“北宋五子”,为宋明理学先驱,其学被称为“洛学”。有《二程遗书》《二程文集》等著作传世。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卒谥文,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朱熹师承二程三传弟子李侗,继承并发扬了二程之学,并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著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等。——编者注

③《大学》,《礼记》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郑玄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唐人已有《大学》专本。北宋时,与《中庸》《论语》《孟子》合并为四书。程颐谓为“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为之作注,称《大学章句》,则分全篇为经一章,传十章,并记之云:“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而以旧本为误本。《大学》有“致知在格物”一语,朱熹注云:“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又补释“格物致知”之义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己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此说也,守仁抵之。

④“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语出《中庸》:“言垂法于后,堪以俟待后之圣人,虽远至百世,其道不异也。”

⑤二氏之学,言释与道也。按守仁门人钱德洪诸人所为年谱,守仁至二十七岁,始“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至三十一岁,“渐悟仙、释二氏之非”。二氏,即佛家与道家。

⑥明武宗初政,宦官刘瑾专权,南京科道戴铣等以诤谏得罪。守仁抗疏救之,亦得罪,谪贵州龙场驿驿丞。以正德三年春至龙场,五年升江西庐陵县知县。其在贵州,为始论“知行合一”之时。

⑦昔九方皋相马,观其精而不措意于牝牡骊黄。此处言见其粗而弃其精也。

⑧徐爱,字曰仁,号横山,余姚人。从守仁游,守仁器之,妻以女弟。举正德进士,历官南工部郎中。守仁良知之说,学者初多未信,爱疏通辨析,畅其指要。年三十一卒,守仁哭之恸。

【译文】

先生对于《大学》中关于“格物”的学说,都以旧本为准,旧本就是先儒所说的错误版本。我刚听说时十分吃惊,继而感到疑惑,后来竭力思考,相互比对,并询问先生,才明白先生的学说,如水的清寒、火的热烈,就像《中庸》所说,绝对是百代之后的圣人也不会怀疑的道理。先生天生睿智,又和气乐观,坦**平易,不在意小节。旁人只见他年少时豪迈不羁,又曾沉溺于诗词文赋,出入于佛、道两家,故而突然听闻他的学说,都会认为是标新立异,不会深入探究。但他们不知道先生在贵州偏远之地居住了三年,在困境中休养静思,“精一”的功夫,已经超然进入圣人的领域,回归正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我终日在先生门下请教,深知先生的学说,刚开始接触时似乎很容易,研究起来会发现很高深。表面上看很粗略,深入探究会发现很精深。初接触会觉得很平常,学习起来才发现没有止境。十多年来,我竟然还没能入门。如今的学者,有的与先生只有一面之缘,有的从未听过先生的言谈,有的事先怀有轻视激愤的情绪,仓促地想要根据三言两语、传闻流言来臆断揣度,这样怎能领会先生的学识呢?门生们聆听先生的教导,往往领会的少而遗失的多。就像鉴马的时候只根据马匹的外貌,而忽视了它作为千里马的特点。因此,我详细记录平日的见闻,私下给同行学者们看,互相考证,希望不辜负先生的教诲。学生徐爱作。

【原文】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①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②,‘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③,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④。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⑤,‘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注释】

①《大学》篇首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章句》据程子曰:“亲,当作新。”注云:“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己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作新民”系《大学》引《康诰》语。

②《孟子·尽心》篇云:“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③见《书·尧典》。

④《书·尧典》云:“认……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峻”“俊”通假,大也。平章百姓,言百官之氏族分别章明也。

⑤见《论语·宪问》篇。子路问君子,孔子答以“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而殿以此语。

【译文】

徐爱问:“所谓‘在亲民’,朱熹先生说应当是‘新民’,后面章节‘作新民’的文句中似乎也有依据。先生认为应该跟从旧版本作‘亲民’,有什么依据吗?”

先生说:“‘作新民’的‘新’,是‘自新之民’的意思,与‘在新民’的‘新’字含义不同。这难道不足为据吗?‘作’字和‘亲’字相对应,但不是‘新’字的意思。下面‘治国平天下’之处,对‘新’字并无说明。比如说‘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都是‘亲’字的意思。‘亲民’犹如《孟子》所说的‘亲亲仁民’,‘亲之’就是仁爱。百姓不仁爱,舜于是任命契为司徒,让他恭敬地施行五种伦理规范,来让他们互相仁爱。《尧典》中的‘克明峻德’就是‘明明德’,从‘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就是‘亲民’,也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又比如孔子说过的‘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说到‘亲民’就兼有教化和养育的意思,说‘新民’就偏颇了。”

【原文】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①,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②。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③。”

【注释】

①“知止而后有定”,《大学》语。止,所止之处,指至善也。言知所止则有定向也。朱子注即物而穷其理,固以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为前提也。

②义外之说,发自告子。《孟子·告子》篇:“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与辩,则明仁义俱在内。此处取义外为言以明至善不在事事物物上也。

③朱熹注解《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句曰:“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

【译文】

徐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熹先生认为这句话讲的是‘万事万物都能达到至善’,这似乎与先生的学说相悖。”

先生说:“在万事万物上求至善,就是把义放在人心之外了。至善是心的本体,只要‘明明德’的功夫到了‘精深专一’的境界便是至善了。然而,至善也从没有脱离客观事物。朱熹先生说的‘穷尽天理的极限而没有分毫私欲’的说法就颇为在理。”

【原文】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①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清定省之类②,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清,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③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注释】

①盖爱以为事父、事君等为心外之事,孝与忠等为心外之理也。

②《礼记·曲礼》云:“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言冬日则温,以御其寒,夏日则清,以致其凉,昏则定其衽席,晨则省其安否也。

③《礼记·祭义》篇语。

【译文】

徐爱问:“如果至善只在心中探求,恐怕对于天下事理,不能穷尽吧?”

先生说:“心即是理。天下哪有心外的事和理呢?”

徐爱说:“比如侍奉父亲的孝道、侍奉君主的忠诚、结交朋友的诚信、治理臣民的仁慈,这中间就有许多理。恐怕也不能不仔细研究吧?”

先生感叹道:“这种说法蒙蔽人已经很久了,哪能一句话就说得清楚呢?如今姑且就你所问的解释一下。比如侍奉父亲,不能从父亲身上寻求孝顺的道理;侍奉君主,不能从君主身上寻求忠诚的道理;结交朋友、治理臣民,不能从朋友和臣民身上寻求诚信和仁慈的道理。这些道理都只在人心中,心即是理。如果人心没有被私欲遮蔽,就是天理,不需要从外界增添分毫。这种纯粹的天理心,表现在侍奉父母上,就是孝道;表现在侍奉君主上,就是忠诚;表现在结交朋友、治理臣民上,就是诚信和仁慈。只要在心中下功夫摒除私欲、存养天理就可以了。”

徐爱说:“听先生这么解说,我已经有所觉悟。但从前的观点萦绕于心,还有没能释然的地方。比如侍奉父母的事,其间冬温夏清、晨昏定省之类,有许多细节,不也需要讲求吗?”

先生说:“怎么能不讲求呢?只是要有个主次。只要一心在摒除私欲、存养天理上讲求即可。就比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孝心,唯恐有丝毫私欲夹杂其中;讲求夏清,也只是要尽孝心,唯恐有丝毫私欲夹杂其中。只是讲求有这份心,这份心如果没有私欲,纯粹是天理,是颗诚挚于孝顺亲人的心,那么冬天一到自然就会思量父母的寒冷,便自然要去考虑给父母保暖的事;夏天一到自然就会思量父母的暑热,便去考虑给父母纳凉的事。这都是那颗诚挚于孝顺亲人的心生发出来的具体行动,但却必须先有这诚挚于孝顺的心,然后才有这些行动表现出来。以树木比喻的话,这诚挚于孝顺的心就是根,行为上的表现就是枝叶。必须先有根,然后才有这些枝叶,不是先找到枝叶,然后再去种根。《礼记》中说:‘有深切爱心的孝子,必定有和悦的气度。有和悦气度的,必定有愉快的神色。有愉快神色的,必定能流露出和顺的容态。’而如此这些,必须有深爱作为根,然后就能自然如此。”

【原文】

郑朝朔①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

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

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清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同思辨之功②。”

先生曰:“若只是温清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惟于温清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③。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清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

爱于是日又有省。

【注释】

①郑朝朔,名一初,揭阳人,弘治乙丑进士。

②《中庸》论诚之道,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③《书·大禹谟》有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舜所以命禹之语也。

【译文】

郑朝朔问:“至善也必须从具体的事物上寻求吗?”

先生说:“至善只是让人心达到天理最纯粹的极限,从具体事物上怎么寻求呢?你且举几个例子看看。”

朝朔说:“比如侍奉双亲,怎样才算做到冬温夏清,怎样才算做到奉养合宜,必须探求一个标准尺度,才是至善:所以就有了学问思辨的功夫。”

先生说:“如果只是冬温夏清、奉养合宜,一两天就可以讲明白,用什么学问思辨呢?做到冬温夏清、奉养合宜,只要自己的心达到合乎纯粹的天理就够了。而如果缺少了学问思辨的功夫,也不免会造成毫厘千里的谬误。所以即使是圣人,仍旧要听从‘精一’的训诫。如果只是在那些礼仪细节上追求合宜就是至善,那么现在许多戏子表演的冬温夏清、奉养合宜的情节,也可以称之为至善了。”

徐爱在这天又有所醒悟。

【原文】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①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注释】

①宗贤,一作叔贤,黄氏名绾,号久庵,浙江黄岩人。以荫入官,累擢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致仕卒。有《五经原古》。惟贤,顾氏名应祥,号箬溪,浙江长兴人。弘治进士。有《惜阴录》《人代纪要》《尚书纂言》《归田诗选》《南诏事略》等书。尤精算学,有《授时历撮要》《测圆海镜分类释术》《弧矢算术》诸书。守仁没后,应祥见《传习续录》,门人问答,多有未当于心者,因作《传习录疑》《龙溪致知义略》。

【译文】

徐爱因为没有领会先生“知行合一”的教导,与宗贤、惟贤反复辩论,没能得出结论,于是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试着举个例子看看。”

徐爱说:“现在的人都知道有父母就该孝顺,有兄长就该尊敬,却不能做到孝顺敬服,这知和行分明是两件事。”

先生说:“这是因为心已经被私欲隔断,不是知与行的本来面貌了。没有知而不行的,知而不行,就是还不知道。圣贤教人认知、践行,正是要恢复知与行的本体,不是让你只认知就可以了。因此《大学》中指出真正的知行给人看,说‘就像喜欢美色和厌恶臭气一样’。看到美色属于知,喜欢美色属于行,只在看到那美色的时候已经喜欢上了,不是看见之后又单独建立个心神去喜欢;闻到臭气属于知,厌恶臭气属于行,闻到那臭气的时候已经厌恶了,不是闻到之后又特地建立认知去厌恶。就像鼻塞的人,虽然有臭气在前,他鼻子中没有闻到,也就不觉得厌恶,这并不是不知道臭气,只是不需了解到它的臭罢了。就像说某人知道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一定是这个人曾经做过尊敬父母兄长的事,才能这样说。并不是只知道说些孝顺友爱的话,就可以称为知道尊敬父母兄长了。又比如说知道痛楚,一定是自己已经痛了,才能知道痛楚;知道寒冷,一定是自己经历过寒冷;知道饥饿,一定是自己经历过饥饿。认知和践行怎么能分开呢?这才是知行的本体,没有私欲在其中。圣人教诲大家,只有这样,才可以称作知,否则的话,就算不上知了。这都是多么紧要实在的功夫!现在非要竭力把知行说成两件事,是什么意思?我要把它说成一件事,又是什么意思?如果不知道建立言论的目的,只管追究知行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又有什么用呢?”

徐爱说:“古人把知和行说成是两件事,也是要人们分辨明白。一边做知的功夫,一边做行的功夫,这样所做的功夫才能落实。”

先生说:“你这就是没有领会古人的意思。我曾经说过,认知是践行的主旨,践行是认知的功夫。认知是践行的开始,践行是认知的成果。如果领会了这些,只说认知,就已经有践行在里面了。只说践行,就已经包含认知了。古人之所以既说认知,又说践行,只是因为世间有一种人,糊里糊涂,随性做事,完全不知道要思考琢磨,只是盲目妄为,所以一定要提出认知的重要性,他们才能够践行正确。还有一种人,凭空思索,完全不愿意亲身实践,全凭主观臆测,所以一定要提出践行的重要性,他们才知道落实到行动中。这是古人不得已而提出的补偏救弊的言论,若是领会了其中要义,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现在的人却将认知和践行分作两件事去做,以为一定要先有认知,然后才能践行。我现在如果讨论如何做认知的功夫,等到认知得真切了,再去做践行的功夫,这样也许终身都不能去践行,也终身一无所知。这不是小毛病,而是由来已久。我现在讲求‘知行合一’,正是对症的良药,并不是我凭空杜撰的,认知与践行原本就是这样的。如果明白了其中的要领,就算把它们说成两件事也没有关系,本质上还是同一件事。如果没有领会,就算把它们说成一件事,又有什么用呢?只是说些无用的话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