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老师走上讲台，放下教案。

“起立！”班长抖擞精神。

明亮的教室里，洁白的粉笔在黑板上写出三个大字——果树园。

“同学们，谁愿意朗读此文？”老师握着粉笔。

一个梳长辫子的女孩举手，得到许可后，朗读此文。

“有谁知道这篇课文节选至什么书吗？”老师提问。

又一次的举手。

一个学生回答：“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第一次知道丁玲的名字。

走出琅琅读书声回**的学校，在历史中探寻此书作者丁玲的足迹，寻找静默在历史中的片段，发现了1952年中国文坛上的一件大事。

1952年3月13日，苏联广播电台广播了关于斯大林奖金授予1951年在科学发明和艺术方面有卓越成绩者的喜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二等奖。

作者丁玲应苏联广播电台发表谈话：“我是一个渺小的人，只做了很少很小的一点工作，从来不敢有什么幻想……我欢喜，却又带着巨大的不安。”据说，当年此奖一等奖空缺，而此书在苏联印刷了70万册。几乎凡看书的人，无论爱好文学与否，都能看到这本书。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反响空前，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撼文坛。

寻踪觅迹，我们不由惊讶于此书作者在经历数次浮沉后，依旧勇敢屹立风浪顶端，为梦想驰骋，叛逆而大胆探索的坎坷一生。

晚年的她曾收到读者的来信，信中问及：为什么在经历所有磨难之后，您还能乐观面对。

丁玲很坦然回答：“我并没有总是过着舒坦的日子，但也没有真正让我越不过去的痛苦。”

这或许就是支撑她一步步艰难跋涉，最终走进文学殿堂的信念吧！

有人说：每个人心中住着个少女，我们所需做的仅是浇灌，令少女永远年轻，富有朝气。但人生起伏波折，少女渐渐成为褪了色的一抹回忆。或许唯有保持乐观，敢于为梦想埋单，才能让少女长久妖娆美丽。

丁玲就是为数不多，将心中的少女长久留存之人。

翻开沉重的历史，探寻她的经历，心情瞬间沉闷。

1904年10月的一天，湖南书香世家蒋家降生了一个女婴，当时取名蒋伟，这就是丁玲。

追根溯源，传说蒋家是李自成后裔，曾策划发动农民起义推翻明朝取而代之，起义失败后，才改姓蒋隐居。时过境迁，历史尘封隐秘，已不必过于在意。但她的叛逆性格与生俱来，倒有几分老祖宗李自成的影子。

当时她父亲官职很高，母亲佘曼贞又是知府的女儿，她呱呱落地就成了官家千金小姐。200多间房产，还有不少良田。然而殷实家境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父亲蒋保黔不善经营，而家道中落。

在她四岁那年，自学成才的父亲蒋保黔，在贫困、抑郁与病痛中离世。整个幼年时期，她随“在死亡边缘挣扎的母亲”一起生活，日子过得极为清苦。

古老的家族，有诸多不合情理的规定，一手遮天的族人毫无怜悯心，甚至在母女为生活所迫出售田产时，要求她们按族规将土地卖给族人。

“娘，凭什么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这几亩田按市价，远比卖给叔伯得的银子多得多！”稚气的她为冷漠人世愤慨。

由于辈分太小，家中又无男人主事，她目睹了一桩桩族人对自家母女俩的盘剥，却无还手之力。

恨种在她幼小的心中，压抑的情绪，窒息的环境，给了她在后来生活中为寻求发展、营造梦想最原始的爆发力。

提起儿时，她文字充满伤感：“对家乡毫无感情，觉得这家给我留下的都是苦难、悲伤。”

母亲佘曼贞在历经磨练之后，将她带离了那个冰冷的家。若问她的成就由何得来，我们可以从她曾经有意为母亲写30万字的传记，由于各种原因只著有的8万字残本中，知晓佘曼贞是她最好的启蒙老师。

少时的她在母亲任教的学校里生活，在母亲细心的培养下，她渐渐成长。

1922年，在母亲的支持下，她勇敢逃婚，搭乘了前往上海的火车，想到广阔的天地去见识、去学习，尝试着展翅。她说：“人生就像爬坡，要一步一步来。”

怀揣梦想，踏上征途，不知前行的路是否荆棘丛生，却叛逆地逃离，摸索着探寻。那个年代，成功的前例少得可怜，但敢于反抗循规蹈矩，才有可能接近梦想。

此次前往上海，她以“蒋冰之”之名，与好友王剑虹就读于由陈独秀、李达、陈望道、茅盾等共产党人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

当时这所学校位于弄堂里，仅分高级和初级两个班。讲课的都是名师，可由于住宿问题、老师授课的时间不固定，她没能有所收获。

首次展翅，没有能领略遨游蓝天的惬意，无奈之下她离开了学校。

成功只属于勇敢为梦想埋单的人，尽管阳光下的美景诱人，可只有不断尝试，才能知晓通往山巅的路如何走。

没有因走出校门而放弃，她选择了自学，继续探索着再次一展羽翼的机会。

关于在平民女子学校就读的岁月，她曾留下最真实的语言：“我碰见过许多人，观察过许多人，我自我斗争，我总感到不满意，我决定自己学习，决定自己遨游世界，不管它是天堂还是地狱。我一定要按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去安排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所占的位置。”

在她苦闷的时候，一股清新的空气吹进了窗台，她结识了瞿秋白。

她直率的个性，敢做敢当的勇气，对事物独树一帜的见解，使瞿秋白很欣赏她，并赠之一句经典——“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或许因瞿秋白观察力太过敏锐，这句话竟然洞彻了她的一生。

连她自己在经过人生浮沉的洗礼后，都由衷地肯定此言：“飞蛾总在扑火，是的，我总是这样离不开火。”

她是个很执着的人，纵使为追寻梦想，遍体鳞伤，也勇敢出击。

叛逆是出发的勇气，倔强是探索的原动力。毕竟成功只属于敢于尝试和能在跌倒后，不屈不挠的人。

之后，她接受瞿秋白的建议，放弃自学，入上海大学旁听。

1923年夏，中共中央妇女部长、母亲佘曼贞的结拜金兰之一、她熟悉的九姨向警予，特地前往上海对其予以鼓励、鞭策。

这或许对她后来投身革命起过启蒙作用，但就情感而言，向警予给的温暖不亚于母亲佘曼贞。

“我会好好学习，认真生活。”母亲是严厉而理性的，没有一般女子对待儿女们的溺爱。她很感激九姨向警予能不远千里来学校探望她。

“你妈妈知道我来，我回去后，会告诉她你在学校的情况。”

不久之后，她因王剑虹与瞿秋白喜结连理而感情受挫，失落地离开上海，返回家乡“疗伤”。

母亲佘曼贞为了让女儿重拾欢颜，买了琵琶、笙箫，并请老师授课，用学习开解她的郁闷。

旧伤初愈，新伤再添。她在经历好友王剑虹过世后，再度踏上寻梦的路。

1924年夏，她只身前往北京，暂住辟才胡同一处公寓，为不久之后报考北京大学做准备。

这段时期，她的人生彷徨、苦闷。

往事如烟，无法知晓她当年是否参加了北京大学的招考，但查寻那个时期的文字记录，看见了她曾有学习作画的短暂经历，也有意应聘女秘书，甚至想当演员……寻求独立。

当废姓的大潮席卷中华大地，她选择了笔画最简单的“丁”字，为报考演员取艺名，闭目在字典里摸到了“玲”字。

而窘迫的境遇没有因取艺名而结束，她在迷茫中挣扎，痛定思痛，写信向导师级人物鲁迅求助，并首次以“丁玲”署名。

据说1925年，鲁迅的确收到一封署名“丁玲”的来信，大体内容是说：一个女子在现社会上，怎样坚强地活下去……

信发出后，石沉大海。

当时鲁迅不知丁玲真有其人，因书写信件的字体很小，错将她当成了字体向来很小的沈从文。

那段时期，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犹酣，于是错将写信人当成了文坛崭露头角，以休芸芸为笔名发表文章的沈从文，而未回复。

后来乌龙解开，成为一桩名人趣事。

可这封有去无回的书信，让丁玲心中纠结良久。

若干年后，她在回忆录里将此事独立成章，取名为《鲁迅就是不回我的信》。

在黑暗中摸索，在挫败中探寻，她郁闷地返回湖南老家。若说离开是疗伤，不如说是前行路上的小歇更为贴切。

动力总在养精蓄锐后爆发，她随千里相寻的胡也频再次踏上征途，回到北京。

这次重返京都，她仍徘徊在文学的殿堂之外，一切源于偶然，在扑朔迷离中向前。

还未寻到适合她的人生轨迹，导演洪深携新片《空谷兰》来到北京。

她在看过此片后，落笔给洪深写信。内容极诚恳，语句平实，富有说服力。

洪深动容。

之后她随洪深前往上海电影公司，参观拍摄过程，并定妆试镜。

“非常好。你的表演很有天赋，拿捏人物内心世界极有天分。”洪深相中了模仿力极佳的她。

面临签约，她在思考与挣扎中，终因不习惯当时影视圈的氛围选择放弃。

总在探寻属于自己的梦想天堂，在一次次辗转沉思之后，她开始了创作。

她的明星梦夭折了，而以此为素材创作的《梦珂》，却于不久之后投稿《小说月报》。

叶圣陶审阅此文，将《梦珂》登在了第一版。

若干年后，她以文字解析了上海之行：“我去演电影不是为了生活，是为了喜欢电影这种艺术形式。”

作品一经发表，反响热烈，她不仅跻身于新锐女作家行列，名气甚至胜过了胡也频和沈从文。

创作源泉丰富，她是敏感的女性作家，再度投稿《小说月稿》，再次凭借《莎菲女士的日记》登上第一版。不久之后，另一部小说再次于《小说月报》第一版登载。

多年后，曾任丁玲秘书的张凤珠问及何为“挂头牌”，她哈哈直笑，颇为自豪：“《小说月报》第一版就为头牌。‘挂头牌’也不是我说的。”

她以叛逆笔风，深刻剖析了女性内心的隐晦，成为那个时期的一朵文坛奇葩。

1934年出版过一本《丁玲评传》，有文章称：“中国女作家的头把交椅是属于丁玲了，她的创作，有他人的所不能长。她的创作，造句新颖，结构别致，风格特殊。”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文化中心由北京转到上海。怀揣梦想，她选择南下，一番辗转之后，回到上海。

期间，《小说月报》再次登载了她的两部小说。

不安于平凡，总在寻求突破，感受了上海浓烈的青春气息，她与胡也频、沈从文两位青年作家合办红黑出版社，创办《红黑》刊物。

出版社维持的时间极短，倒闭后却令三个年轻人为当时创办刊物而借的一千元本金，煞费脑筋。

佘曼贞是位非常优秀的母亲，她寄出三百元帮助女儿偿还债务。

胡也频接受山东济南省立高中邀请，远赴山东授课。因年轻气盛，他在济南期间，数次发表激烈言论，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

1930年7月，胡也频和丁玲被迫离开济南，经青岛返回上海，并生下一男孩。

接触左翼文化后，胡也频渐渐投身革命活动。

白色恐怖加剧，胡也频、殷夫（白莽）、冯铿等人被捕入狱。

丈夫的入狱，令丁玲万分焦急，她曾在当局放出话：若可传书信，花银元也要与牢里的丈夫通信。

胡也频的最后一封信寄来时，她仍以为入狱关三四年便会释放。没想到，当沈从文陪同丁玲四处奔走之时，胡也频等人被枪决于上海龙华司令部，后人称为“左联五烈士”。

27岁的丁玲被凄厉的枪声，击碎了美好的家庭梦。

经过沧桑洗礼，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她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以女性身份加入此联盟的人，随后她开始了投身革命之路。

关于这个过程，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经过许多自我斗争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

投身革命之路并非一帆顺风。返回上海，她受命创办、主编刊物《北斗》，成为鲁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左翼作家。

之后，她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入大中院校演讲，纪念“左联五烈士”，深入工厂，体验生活。

1932年，她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丁玲与丈夫冯达一同被俘，拘禁于南京。

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曾发起抗议和营救活动。

在长达三年的关押后，1936年9月，丁玲获释，将狱中产下的女儿，送给母亲抚养。

再度审视人生，或许是因为她一直奉行：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她没有沉寂，反而更期望寻找一可以使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安心写作之处，她再次向组织提出去根据地的要求。

朝心中的梦想展翅，她坚持做飞翔的苍鹰。她每次都大胆抉择，凭借勇气前行。

之后，在地下党员、作家聂绀弩的陪同下，她经过国民党重重关卡检查，秘密到达西安。

她于11月由东北军参谋刘向山带队，一个骑兵连负责护送，骑马前往红色革命根据地延安，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

来到延安，她随军写作，1936年12月，发表著名千字文《彭德怀速写》。历年来，这篇散文一直被公认为是她散文中的精品。

创作来源于生活，所看、所听，给了她源源不绝的灵感。抵达陕北后的第一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应运而生。

她的文采得到肯定，日理万机的毛泽东通过军用电报联系前线聂荣臻司令部，赠《临江仙》一词，其中几句给予她极高评价——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据说，毛泽东以军用电报写给个人的情况仅有两次，一次是给彭德怀，另一次就是给丁玲。

安静的外表下，她内心有着炙热的情感，在纷扰的乱世浮浮沉沉，没有因丧夫之痛颓废，却由此更叛逆当局，勇敢踏上革命之路。

即便恋爱，也惊世骇俗。她一生中的几段恋情，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

她从不隐瞒自己经历的每段情感。

“我最纪念的是也频，最怀念的是雪峰。”

“冯达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1942年2月，她又一次结婚了：38岁的她与25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结为夫妻。

她个性执着，叛逆几千年封建礼教，倔强地用文字撞击循规蹈矩的理念，大胆率直写出女性鲜为人知的私密内心，做自己文字的主人。

为寻找梦想，她苦闷过、彷徨过、纠结过，最终倔强出行，靠叛逆和执着，勇于尝试，即便伤痕累累，也勇敢为自己埋单。

人生浮沉，恩怨数载纠结后，于无情的岁月中，烟消云散，而我们始终不曾忘记丁玲，难以忘记她为追寻梦想一次次倔强扬帆，叛逆挣扎中缔造的传奇。

聆听心灵之声，重温若干年前，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果树园》的纯真年代。

／丁玲写给女人／

“17岁时你不漂亮，可以怪罪于父母没有遗传好的外貌，但是30岁了依然不漂亮，就是只能怪责自己，因为在那么漫长的日子里，你没有往生命里注入新的东西。”居里夫人曾这样告诫女人。

女人，如果想让自己活得漂亮一些，最有力的武器便是往生命里注入梦想然后坚持，直到实现。尽管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轻而易举的，总要有些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