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最在意的东西，就是最容易被利用的弱点。因此，商人因逐利而亏损，是世上常见的悲剧。

范仲淹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累官至参知政事（实际的宰相）、中书令兼尚书令。他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但反映了他以国家和人民为先的情怀，也体现了他的办事能力。

庆历新政后，范仲淹的改革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为了削弱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内斗，范仲淹请求外放，先后在邓州、荆南府、杭州任职。皇祐二年（1050），吴州、两浙路出现大饥荒。当时范仲淹正在杭州太守任上，史载“吴中大饥，殍殣枕路”，很多人都被饿死了。

杭州存粮较多的地方有三个：一是寺庙，寺庙有大片寺田，常年租给百姓，积攒了大量的粮食；二是富户；三是官仓。问题是，寺庙是吃四方的，是檀越施舍给寺庙，没有听过寺庙施舍给檀越；至于富户，饥荒之年都趁机提高粮价，饥民们哪里买得起；官仓的粮食则是公库，没有朝廷的旨意，主官无权开仓放粮。

范仲淹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决饥荒问题：首先，召集各大寺庙的住持，建议他们扩建庙宇，因为饥荒，工价比较便宜，这就解决了一些人的吃饭问题；接着，翻修杭州的官衙、公仓，招收工人搞公共设施建设，为使用官仓粮食提供了正当理由，又解决了一部分人的温饱问题；最后，发布榜文，提高杭州的粮价。一些人感到不解，饥荒时提高粮价，这不是坑人吗？

两浙一带发生大饥荒，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供不应求，短期内官方又没有能力将大量粮食运输到灾区。范仲淹提高粮价后，周边地区的粮商和米贩纷纷将谷米运来以牟取暴利，就连非常偏远的地方也有人将粮食运来。等到各地的粮食云集杭州时，范仲淹便宣布恢复原来的价格。这时候，商人们都囤积了大量的米粮，价格甚至比饥荒前还低，因为运出杭州的费用超过了粮价，一些商人不得不降价卖掉粮食。

范仲淹很清楚饥荒与供求之间的关系。两浙饥荒，不是整个宋王朝都缺粮，而是区域性缺粮。饥民买不起粮食，是因为商人们趁饥荒囤积居奇。但他又不能用自己的权力去打击商人，因为这些商人背后都有官僚背景，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市场的方式来解决。

当粮食短缺，也就是供不应求时，粮价必然会上涨；反过来，当供大于求时，则粮价必然会下跌。只要改变供求关系，饥荒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当然，在短期市场没有发生变动前，他及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让寺庙扩建、改造公共设施，暂时收留饥民，避免了饿死人的事继续发生。

这一年的灾荒非常严重，两浙路的州县饿死不少人，但杭州的损失却很小，没有发生饿死人的事，这是因为范仲淹举措得当。很显然，范仲淹不仅有经济学的常识，而且深通人性，充分利用商人谋利的心理，反其道而行之，不用政府花一分钱，就使得大量粮食被运到杭州，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

范仲淹对官员的要求很严格。庆历新政时考核官员，他一手拿着考核报告，一手拿着笔，凡是不称职的官员，就在花名册上划掉，被时人称作“一笔勾销”。

和他一起搞新政的富弼都不看下去了，对他说：“你一笔下去，就会让一家人痛哭啊。”范仲淹说：“一家人哭，总好过一路人哭。”范仲淹说的是“路”是北宋的行政区，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省。

范仲淹虽对官员考核严格，但用人上又能做到注重才能且不拘小节。孙沔、滕元发都曾被朝廷处罚而罢官，但范仲淹请他们做自己的幕僚。他的朋友对此感到不解，范仲淹解释道：“有才能且人品好的人，朝廷迟早会用他们；不幸蒙受污点的人，负有才能，不用他们就真的成为遗才了。”正因如此，范仲淹帐下人才很多，这也是他无论在政事还是军事上都能成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