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的男孩们并不是男孩。他们是年轻男人，但都不算特别年轻：有几个人的鬓角已经开始稀疏。他们肯定有二十多岁了。如果你提到他们中间的某一个——如果只说其中一个的话——你肯定不会用男孩来形容他。然而，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是男孩。他们是要用引号引起来的“男孩们”，他们一起站在码头上，有些人还脱掉了衬衫。他们晒出了古铜色肤色：那时阳光比现在薄，臭氧层比现在厚，但他们仍然晒出了古铜色。

男孩们有肌肉，也有笑容，是那种你在男人的面庞上再也看不到的笑容。他们这样的面庞始于战时，与之搭配的是烟斗，还有八字胡；我觉得男孩们有烟斗——我似乎记得我见过一两个烟斗——而且其中一个男孩也有八字胡。你可以从他的照片里看到。

我觉得男孩们非常有魅力。也许不是。我当时还太年轻，不懂得什么是魅力。我是觉得他们有魔力。他们是期待已久的目的地，是一场探险的目标。去见他们——至少在预期中——是一件让人神采飞扬的事。

男孩们每年春天来到实验室，差不多是嫩叶萌发、黑蝇和蚊子出现的时候。他们从四面八方来，每年来的人都不同，他们和我父亲一起工作。我不确定是什么样的工作，但一定很让人兴奋，因为实验室本身就让人兴奋。我们不经常去的任何地方都让人兴奋。

我们会坐一条沉重的木划艇去，这条木艇是在半英里外那个只有五户人家的村子里做的——我们的母亲划着艇，她划得相当好——不然我们会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道步行过去，要跨过倒下的树木和根茎，绕过大卵石，穿过一片片水洼，水洼的苔藓上铺了几块很滑的木板，呼吸着潮湿的木头和缓慢腐烂的树叶散发出的霉味。走路过去对我来说太远了，我们的腿太短，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划木艇过去的。

实验室是用原木搭建的。它看起来巨大无比，虽然从仅存的两张照片上看似乎更像个窝棚。但它确实有封闭式门廊以及原木的栏杆。里面的东西都是我们不能碰的——一些装着某种危险**的瓶子，**表面漂浮着蛴螬，它们那六只小小的前爪紧紧扣在一起，仿佛是祈祷时的手指，还有闻起来像是毒药，而且确实是毒药的软木塞，还有用又长又细的大头针固定着干燥昆虫的托盘，每一根大头针都有个细小而诱人的黑色针头。所有这些都带着浓重的禁忌感，让我们感到眩晕。

在实验室我们可以躲进冰屋里，那是一个昏暗神秘的地方，内部的空间总是比从外面看着大很多，而且里面总是很静，还有很多锯末用来保持冰块的温度。有时候，那里会有一罐上面打了孔并用蜡纸塞着的炼乳；有时候会有一块小心保存的黄油，或者最后一点培根；有时候那里会有一两条鱼，小梭鱼或者鲑鱼，已经被切成了块，放在一个有裂口的陶瓷馅儿饼盘子上面。

我们去那里干什么？实际上什么都没得干。我们假装自己失踪了——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哪儿。这件事本身就奇怪地令人精神百倍。然后我们会出来，离开那片寂静，回到松针的香味和浪花拍打水岸的声音里，我们的母亲在呼唤着我们，因为到时间了，该回到艇上划回家了。

冰屋里的鱼是实验室的男孩们抓到的，他们会把那些鱼做了当晚饭吃。他们自己做饭——这是关于他们的另一件不一般的事情——因为那儿没有女人给他们做饭。他们睡帐篷，巨大的帆布帐篷，每个里面睡两三个人；他们有充气床垫，还有沉重的丝绵睡袋。他们经常胡闹，反正我愿意这样相信。有一张照片上他们正在装睡，光着的脚从帐篷下面伸出来。把脚伸出来的男孩是卡姆和雷。只有他们两个人有名字。

这些照片是谁拍的？为什么而拍？是我父亲？或者如果更有趣的话，是我母亲？我估计她会一边拍照一边笑；我估计他们在演戏，玩得很开心。也许还会有更多那种无伤大雅的调情，因为大家都知道不会造成任何后果。是我的母亲把男孩们的照片贴进她的相册，并且在下面写了说明：“男孩们”“实验室的男孩们”“卡姆和雷，在‘睡觉’”。

*　*　*

我的母亲正躺在**，她已经卧床一年。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她自己的意愿使然。她的视力越来越差，所以不能再独自去散步，因为她会摔倒，她需要有人陪着她一起，比如她的某位老年朋友。但是，即使他们两人手挽着手出发，她还是会因为腿脚不利索而磕磕绊绊，然后他们就会一起摔倒。她曾经把眼睛周围摔得乌青，并终于摔断了一条肋骨——她摔在了床头柜上，她肯定在地上躺了好几个小时，痛苦地想要自己爬起来，又再次摔倒，像是玻璃罐里的甲壳虫一样，想自己回到**去，直到我们——在她的反对下——聘请的日间看护来上班时才发现她。

然后她开始害怕走路，虽然她口头从没承认过，此外她还对自己的恐惧感到愤怒。最终她变得反叛。她反抗所有的一切：失明，行动受限，摔倒，受伤，恐惧。她不再想与这些悲惨的源头发生任何关系，于是她躲进了被子里。那是转换话题的一种方式。

现在，即使她想走路，她也走不了了：她的肌肉已经变得过于虚弱。但是她的心脏一直很强劲，让她能活着。她马上就要九十二岁了。

我坐在她的右边，因为她这边的耳朵还能听见：她的另一只耳朵完全聋了。这只好耳朵的听力和她的触感，是她与外部世界最后的联系。有一段时间我们相信她还有嗅觉。我们会带去花束——只带有香味的花，玫瑰、小苍兰、绣球和香豌豆花——并举到她鼻子下面。

“来！”我们会说，“很好闻是不是？”

她不会说什么。她一生中比大多数人说的谎都少，少很多；你甚至可以说她从不说谎。遇到可能需要撒谎的场合，她会以沉默回应。如果换了另一位母亲肯定会说：“是啊，太可爱了，非常感谢。”但她并不那么说。

“你什么都闻不到，是不是？”我终于问道。

“是。”她说。

她侧身蜷成一团，双眼紧闭，但她没有睡着。绿色的羊毛毯一直盖到脖子，只留了脑袋在外面。她的指尖露了出来：干瘪的手指，几乎只剩骨头，紧紧握成一个小拳头。她的双手需要被掰开进行按摩，那可费了一番力气，因为她把手握得太紧，就好像她在抓着一条看不见的绳子。那是船上的绳子，峭壁边的绳子——是那种她必须尽全力抓住，才不会落下甲板，才可以向上攀爬的绳子。

她把那只好耳朵紧贴枕头，什么都不听。我轻轻把她的头扭向一边，好让她听到我说话。

“是我。”我说。对着她的耳朵讲话，仿佛是对着一条又长又窄的隧道讲话，而这条隧道穿过黑暗，通向一个我根本无法想象的地方。她一整天都在干什么呢？一整天，然后一整夜。她在想什么？她无聊吗？她悲伤吗？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的耳朵是她与被埋没的一切活动之间唯一的连接，就像一株破土而出、仅能发出微弱信号的蘑菇，它表明地下还有一个巨大的千丝万缕的网络仍然活着并欣欣向荣。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对着那只耳朵说。它甚至看起来都像蘑菇了。

“知道。”她回答，我知道这是真的：我说过，她不撒谎。

在这些时刻，我的用处就是给她讲故事。她最想听到关于她自己，关于年轻时的她自己，还有非常年轻时的她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会让她笑；偶尔她甚至还会和我一起讲述。她不再健谈，她不能陈述情节，全让她自己讲是不行的，但她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曾经发生过什么，而且她能说出一两个句子。我的任务困难重重，因为我能对她复述的只有她曾经告诉过我的那些故事，数量很有限。她最喜欢令人兴奋的故事，或者显示她的重要性的故事——比如她用自己的方式克服了困难——或者那些好玩的故事。

“你还记得实验室的男孩们吗？”我说。

“记得。”她说。也就是说她确实还记得他们。

“他们的名字是卡姆和雷。他们住在一个帐篷里。有一张他们把脚从帐篷里伸出来的照片。你还记得那些人吗？那个夏天？”

她说她记得。

我很难想象我的母亲那时候是什么样子。不，我很难想象她的脸。她的脸已经被之后太多不同版本的面貌层层覆盖，仿佛沉积层一样，让我似乎没办法回忆起她另外一张更年轻的脸。即使她的照片也与我能回忆起的任何样子都不一致。不过，我还记得她最重要的实质：她的声音，她闻起来的气味，靠在她身上的感觉，她在厨房里弄出来的让人安心的磕碰声；甚至还有她的歌声，因为她确实唱过歌。她曾经在教堂的唱诗班唱歌。她有一副好嗓子。

我依然记得她唱过的一些歌，或者是一些片段：

吹吧，吹吧，甜蜜而轻柔的，西海的风啊；

来自什么什么或者其他的啦啦啦，

吹过什么什么或者其他的啦啦啦，

把他再次吹向我，

而我的小宝贝们，我漂亮的小宝贝们，睡在……

我曾经以为她是因为开心才唱歌，但实际上她肯定是因为要哄我们睡觉才唱的。有时我没睡，但会假装睡了。然后我会偷偷地从枕头上抬起头，透过墙上的一个小孔向外窥视。我喜欢在父母没有察觉的时候偷看他们。“我会留心照看的。”我的母亲会说，她指的是煮鸡蛋或者烤饼干，或者甚至可能是我们，她的孩子们。所以，仅仅是被照看着也有一种保护作用，于是我也一直照看着我的父母。这会让他们安全。

我的哥哥折腾个不停。他有各种项目，他想全力投入，他要锯东西、锤东西。他想喝杯水，然后又想知道现在是几点，到第二天早上还有多久。我母亲一定是因为轻微的绝望而唱起了歌，她想争取一小部分傍晚的时间留给自己。如果她成功了，她就会坐在桌前，点亮煤油灯，和我父亲玩克里比奇纸牌。

有些傍晚父亲不在。他在实验室工作到很晚，黄昏时分才回来，有时候他还会出差好几个星期去采购。那么就只剩母亲一个人。她会在傍晚读读书，而外面的猫头鹰在鸣叫，潜鸟在哀嚎。或者她会给她远方的父母和姐妹写信，描述天气和一周发生的事情，但从不提及她的感受。我知道这些是因为在我长大成人离家之后，也曾收到过她写来的同样的信。

或者她会写日记。她为什么要费事写这些日记呢？她和她妹妹一起结婚的前夜，她们把自己写过的日记都付之一炬，这是她一生都在坚持的习惯。为什么把字句写下来，只是为了之后销毁吗？也许她把日记保留到了圣诞节，这样她就能把这一年中发生的大事写进圣诞祝福里。然后，在新年到来时，她可以把旧的一年抹掉，重新开始。她也烧信。

我从没问过她这样做的原因。她只会回答：“减少杂乱。”这确实是部分事实——照她的说法，她喜欢搞清算——但并不是全部。

我还记得她写东西时后脑勺的样子，柔和的灯光勾勒出她的剪影；我还记得她的头发，她肩膀倾斜的角度。但不记得她的脸。

不过，她的腿——我却有着清晰的印象，她会穿上灰色法兰绒休闲裤，但只在一天中的某个时段穿：临近傍晚，日头渐落，太阳从林间投来黄色的光柱，闪烁在水面上。在那个时间，我们会沿着俯瞰湖水的小山坡走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个不一般的东西。那是个小小的水泥基座，被涂成了红色。它只是个界标，但在当时似乎充满了非人类的力量，像一个祭坛。

我们就是在这里等待父亲从实验室回来。我们会坐在暖和的岩石上，那里有一片驯鹿苔，天气干燥时很脆，雨后则很柔软，我们会聆听汽艇的声音——为此我们必须保持绝对安静——我还会靠在母亲穿着灰色法兰绒裤子的双腿上，也靠在她的皮靴上。很可能我对她靴子上复杂的褶皱和鞋带的记忆比对她的脸的记忆还要深，因为这双靴子没变过。在某个时刻，它们就不见了——它们一定是被扔掉了——但在那个时刻来临前，它们一直保持着原样。

这种仪式——沿着山坡行走，神秘的红色基座，等待，依靠，保持绝对安静——所有这些肯定就是我们的父亲出现的原因，他身披夕阳的身影随着船靠近码头而变得越来越大。

偶尔，实验室的几个男孩会和我父亲一起来我们家里，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大多数情况下，晚餐的主菜是鱼。其他仅有的选择是火腿或者咸牛肉，或者培根，或者——如果我们幸运的话——用鸡蛋和奶酪做的菜。当时是战争时期，任何肉类都是配给的，但鱼是很容易获得的。我的母亲——在她还掌握着家务大权的时候——曾经说过，如果家里有客人来吃饭，她就拿着鱼竿到码头上甩个一两竿。只需要费这点工夫就行。她可以在半小时内钓到足够的小梭鱼当作晚餐。

“然后我就猛打它们的头，”我的母亲这样告诉她后来交的朋友——那些城里的朋友，“梆地一下！然后我们把内脏扔进湖里，这样熊就闻不到了。”她会带点炫耀，就一点点；那些朋友觉得她带着两个小孩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简直是疯了。但她们并不会说疯了，她们会说勇敢。然后她就会笑。“哈，勇敢！”她会这样说，意思是这并不需要勇敢，因为她并不害怕。

也许卡姆和雷来吃饭了，吃了鱼。我当然希望是这样。他们两人是一本小说里的人物，出自一本我从没读过的小说。我对他们没有实际的印象，但我在十二三岁时爱上了他们的照片。卡姆和雷比电影明星好看得多，因为他们更真实，或者他们的照片更真实。他们也更性感，虽然我没有什么发言权。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生气勃勃，那么富有冒险精神和有趣，两个人都是。

那些照片现在就在楼上，我家的楼上。母亲完全失明之后，它们和相册里的其他照片就都被我拿走保存了。

所有照片都是黑白的，不过较早的照片有点发黄了；它们跨越了从1909年我母亲出生时起到1955年她似乎完全放弃整理相片为止之间的很多年。不过在这些年之间，她是一丝不苟的。虽然她焚烧信件，毁坏日记，想办法掩盖人生的轨迹，但她肯定仍然希望能有某种见证——证明她步履轻盈地走过了她的时代。或者她想留下一些线索，沿途散落在这里和那里，让想要找到她的人有迹可循。

每张照片下面都有我母亲娟秀的笔迹，用黑色墨水写在灰色纸页上：名字、地点、日期。封面的照片上是我的外祖父母，他们穿着周日弥撒时才穿的最好的衣服，骄傲地站在他们新斯科舍省的白色房子外面，和他们的第一辆车——一辆福特——合影。然后是几位年迈的曾外祖母的照片，她们穿着印花布连衣裙。阳光投下的阴影加深了她们的眼窝和皱纹，还让她们的鼻子下面长出了小胡子。母亲初次亮相时是个被缎带包围的小婴儿，然后变成了一个穿着蕾丝领裙子、戴着发圈的小女孩，然后变成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假小子。她的妹妹们和弟弟们这时也都出现了，并且一个个都长大了。我的外祖父多出了一身军医的制服。

“1919年你得流感了吗？”我对着母亲的耳朵问道。

短暂停顿。“得了。”

“你母亲得了吗？你的妹妹们呢？你的弟弟们呢？你父亲得了吗？”似乎他们都得了。

“那谁来照顾你们？”

又一个短暂停顿。“父亲。”

“他一定很擅长照顾人。”我说。因为他们都没死，没死在当时。

她在思考，过了一会儿说：“我想是吧。”

她反抗她的父亲，但又爱他。他是个固执的人，她常说。他有顽强的意志。有一次，她曾经告诉我，她和他太像了。

现在我的母亲是个十几岁的少女，正和一群女孩一起在海滩上嬉笑，她们穿着长裤和条纹上衣，手臂搭在彼此的肩头。“甜蜜十六岁”，海边的这群女孩这样说。我母亲在中间。照片下面写着每个人的名字：杰茜，海伦妮，“我”，凯蒂，多萝西。然后是一张类似的照片，这次是冬天，女孩们围着围巾，穿着夹克，我母亲还戴着防寒耳罩：乔伊丝，“我”，凯，“对抗风暴”。她整理照片的早些年里总是自称“我”，并给这个字打上双引号，仿佛她在援引某些书面的观点来证明她就是她。

她的另一副样子：这次她正在抓着一匹马的鞍带，和它鼻子贴鼻子。照片下写着：迪克和“我”。她现在很爱听跟马有关的故事，我可以一遍一遍地讲。两匹马的名字分别是迪克和内尔。内尔很容易受惊，还不服管教，带着母亲狂奔，她从马鞍上滑落的话很有可能会被拖死，那样我就不会出生了。但这并没有发生，因为她抓稳了——死也不松手，正如她常说的。

“你还记得迪克吗？”

“记得。”

“你还记得内尔吗？”

“内尔？”

“她带着你狂奔。你抓住她死也不松手，记得吗？”

这时她笑了。在那儿——在那条把她和我们隔开的漫长而黑暗的隧道尽头——她又开始了狂野的奔跑，跑过草地，穿过苹果花盛放的果园，拼命抓牢缰绳和鞍座，她的心因为巨大的喜悦而狂跳奔突。她能闻到苹果花的香味吗，在她当时的处境？她狂奔时是否能感觉到空气吹向脸庞？

“永远别忘了关上牲口棚的门，”她的父亲告诉她，“如果马受惊了，它会直接跑回家，往牲口棚里跑，它跑进门时，你可能会撞到门框上。”所以你看，她当心了，她没有忘记关门，因为内尔在牲口棚前突然停住，颤抖着，浑身冒着汗，嘴角泛着白沫，翻着白眼。我妈妈放松了自己，松开了缰绳，下了马。她们都冷静下来。美好的结局。

母亲喜欢美好的结局。在她人生的早期——以及我人生的早期——没有这种结局的故事都会被她尽快束之高阁。我尽量不去重复任何悲伤的故事。但是有些故事没有结局，或者她没有告诉我结局，我去看她的时候，每次都会在脑子里随时可以调取的看不见的故事储备中遇到这类故事，我的好奇心会占上风，我缠着她，因为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她就是不说。她不告诉我。

她爱的人——那些和她年纪相仿的人——很多已经去世了。大部分都死了，几乎没有人还在。她希望得知每个人去世的消息，但是之后她就再也不会提起那些人。她把他们安全地放置在她脑海中的某处，以她喜欢的形式。她让他们回到了他们所属的时间层。

*　*　*

她又出现了，穿着冬装——戴着一顶钟形帽，穿一件外翻皮草领子的大衣，风格很新潮：“我”，在吃一个甜甜圈。这张照片一定是母亲上大学那几年，被某位女性朋友拍下的。那些年是她挣来的，她为之努力工作，努力攒钱。当时正是大萧条最为严重的时期，所以肯定很不容易。她选择了一所离家很远的大学，这样她就不会被她父亲监管和限制，反正她父亲一直觉得她根本没必要进入更高等的学府。然后她一直很想家。但这并没妨碍她参加速滑训练。

照片有几年的间隔，然后她结婚了。参加婚礼的人们在白色大房子的门廊前面列队站好拍照，房子上装饰着她们三姐妹中最小的妹妹亲手制作的花环。那个小妹全程都在哭。二妹也是婚礼的主角，因为她也在同一天结婚。留着两侧极短的背头发型的我父亲双脚分开，双臂抱在胸前站着，显得若有所思。姨妈、叔叔、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簇拥在一起。他们看起来很冷静。那是1935年。

到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在照片说明里已经不再自称“我”，而是用她姓名的缩写替代——她婚后的新姓名的缩写。不然她就根本不写自己的名字了。

接着是她婚后的部分。一些关键的事件被遗漏了。蜜月是一次惊险刺激的独木舟之旅——母亲之前从未接触过这种水上交通工具，但很快就游刃有余；然而却没有留下照片。不久后我襁褓中的哥哥也露面了，然后是他们三个一起到林子里去了。他们住帐篷，而父亲在业余时间给他们搭起了一座小木屋。母亲用篝火做饭，在湖水里洗衣服，闲暇时她练习射箭——这是一张她在射箭的照片——或者伸手给灰鸦喂食，或者纵身跃入冰冷的湖水，让镜头在底片上留下一片模糊的斑点。

我出生时，小木屋已经建好。它是板条搭建的，共有三间卧室，一间父母住，一小间我和哥哥住——我们有木料做的双层床——还有一间客房。我脑中仍然留存的关于那间小木屋的印象都是地板，我肯定在那里花的时间最多：不是坐在地板上面，就是离它不远。我还记住了一种声音：红松林里的风声，远处摩托艇靠近的声音。此外，大门是用一块金属做的，我母亲会用一根长钉子敲击大门，通知我们饭已上桌。只要我想，我就能听到那个声音。

那座小屋已经不在了，它被拆除了。有人在那个地方盖了一座时髦得多的房子。

不过，照片上的母亲正站在小屋的外面喂灰鸦。如今的她与骑马、福特轿车和穿着花裙子的姑姑、婶婶们的世界距离遥远。要想到达那个小屋，要先经过一条狭窄的铁路或者最近刚建成的单行砂土路，然后还要坐船或者步行。小屋四周被蓬乱、无边、时常有熊出没的森林环绕。湖面上——寒冷而危险的湖面上——有潜鸟。有时候狼会嚎叫，而小村里的狗这时也会呜咽着尖叫。

那时，实验室也已经建好。它是先于小屋建造的。重要的事情先办。

卡姆和雷一定有特别之处，因为他们的照片很多。他们出现在实验室的码头上，出现在他们的帐篷里，还坐在原木搭建的实验室的台阶上。在另一张照片上，他们还有自行车。他们一定是把自行车带上了火车，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森林里没有能骑自行车的地方。

但或许他们是沿着新砂土路骑车到村子里的。那就真是一项壮举了。又或许他们是在某次外出采购途中，在有平坦小路的地方骑的，因为他们的自行车上载满了各种装备——背包、捆包、行李袋，两边还挂着被煤烟熏黑的马口铁罐。他们站起来，为重心不稳的自行车找平衡，咧开嘴露出战时的笑容。他们没穿衬衣，古铜色的皮肤和肌肉**着。他们看起来多么健康啊！

“卡姆死了。”有一次母亲和我一起看这些照片的时候说，那时她的眼睛还能看见。“年纪轻轻就死了。”她违背了自己不说坏结局的规则，所以这次死亡对她来说一定有很大的意义。

“因为什么？”我问。

“他得了一种什么病。”她从来不会详细说明是什么病：说出来就等于招惹它们。

“那雷呢？”

“他出事了。”我母亲说。

“他参战了吗？”

片刻停顿。“我不确定。”

我忍不住。“他阵亡了？”如果他必须英年早逝，那么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种合适的方式。我希望他死得英勇。

但她闭口不谈。她不想说。一个死掉的男孩对那天来说已经够受了。

我的母亲最后一次浏览她的相册——她最后一次还能看到的时候——是她八十九岁那年。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五年了。她知道她要失明了。我觉得她想最后再看看所有的一切——看看她自己，看看他，看看那些如今对她来说一定太遥远、太无忧无虑、充满太多阳光的岁月。

她不得不俯下身去，靠近相册的页面：退化的不仅是她的视力，还有那些照片本身。它们褪了色，逐渐苍白。她快速翻过最早的那段时光，笑着看着泳装女孩中的自己，然后又换了一种笑容看着她的婚礼照片。她细细欣赏着实验室的男孩们聚在码头上的合影。“这是男孩们。”她说。她翻过一页：我的父亲正在凝视着她，手里抓着的鱼线上钓着一条大红点鲑。

“我不介意钓鱼，”我母亲说，“但收拾鱼是我的底线。那就是我们的分工，给鱼开膛一直是他的活儿。”他们确实有这种分工——谁该负责干什么活儿。我从小认为这些是自然规律。后来才知道这些分工都是她安排的，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大新闻。

然后她提到了一些以前从没告诉过我的事情。

“有一年夏天，”她告诉我，“实验室来了个印度人。”

“印第安人[1]？你是说湖区那边的一个印第安人？”那边是有这种印第安人，他们用陷阱捕鱼，不时坐在独木舟上漂过来。战时大家都没有什么燃料。如今印第安人都开上了摩托艇。

“不是，”母亲说，“一个印度人，从印度来的。”

接受这个迥异的人来当助手确实是我父亲的风格。他并没预见到这个印度人会遇到诸多困难，因为他觉得根本不会有困难。任何一个认真对待甲虫的人都是他的朋友。可是如果这个印度人是个吃素的印度教徒怎么办？如果他是个穆斯林怎么办？在林区大家一直都吃培根。烟熏培根能够保存很长时间，而且很适合和其他东西一起煎炸：比如鸡蛋——如果我们有的话——比如午餐肉，比如鱼。然后你还可以把多余的培根油脂涂抹在靴子上。如果穆斯林看到了培根会怎样？

“他人好吗？”我问，“那个印度人？”我们没有他的照片，这我很肯定。

“我希望如此，”母亲说，“他带来了白色网球服，还有一个网球拍。”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问。

“我不知道。”母亲说。

但是我知道。这个印度来的年轻人一定觉得自己要去乡下了——而他要去的这个“乡下”在别处曾经有另外的含义。他脑子里想到的是一座英式乡间宅邸，在那里他可以打打猎，骑骑马，在草地上喝喝下午茶，沿着草本花坛散散步，还可以打打网球。

他一定受过教育，才有资格成为在实验室工作的男孩，所以他肯定来自一个富裕并且有地位的印度家庭，家里还有很多仆人。他的家人会认为他决定研究昆虫一定是有些怪癖，不过话说回来，很多英国的上流家庭——比如达尔文家——过去也这么做过。

然而他们从来没有在这样的荒郊野外做过这种事。这个年轻的印度人是如何流浪到这么远的地方，漂洋过海来到了新大陆，并径直来到了一个几乎与世界隔绝的地方的呢？

“那是哪一年？”我问，“是在战争期间吗？我当时出生了吗？”但母亲想不起来了。

大概也是在那段时间——当时她还能走路，但已经开始跌倒——她告诉了我另一件她以前从未告诉过我的事情。她在反复做着一个梦，她说；同一个梦，一遍又一遍。她感到很害怕，也很难过，尽管她没有这样说。

梦里她独自置身林中，一个人在一条小河的旁边走路。她并不算是迷路了，但四周没有别人——本来应该在那里的人都不见了。没有我们的父亲，没有我的哥哥，也没有我；没有她自己的弟弟和妹妹，也没有她的朋友或父母。她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一切都极为寂静：没有鸟，没有水声。她抬头看，除了空旷的蓝天，什么都没有。她遇到了横跨在小河上的一棵巨大的残木，它挡住了去路。她不得不爬上湿滑的树干，双手攀着，一下接一下地把自己的身体朝着天空往上拉，往上，往上，往上。

“然后呢？”我问。

“这就是梦的全部了，”她说，“然后我就惊醒了。但是之后我还会再做一遍同样的梦。”

有一个需要问的问题是关于这个梦本身的——她为什么会做这个梦？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另一个问题——是我现在才想到的——应该是：她为什么要把这个梦告诉我？

还有一件怪事。在一个装着湖泊、划艇和实验室的零散照片——一些没有被选中并贴进相册的照片——的信封里，我找到了几页她的日记。所以她并没有把每一页都烧掉，她保留了几页。她挑出了这几页，把它们撕下来，保护它们不被损毁。但为什么是这几页？我仔细阅读了它们，但仍然弄不明白。没有发生任何戏剧性的事件，也没有记录着什么重要的反响。这是为了让我找到而故意留下的信息吗？还是个疏忽？为什么要留下一张只写了一句“非常美好的一天！！！”的页面呢？

*　*　*

如今已经是四年后，母亲老了许多。“我们很长寿。”有一次她这样说道。“我们”指的是她家族里的女性。然后她又说：“过了九十岁，每一年你都会老十岁。”她预见到自己会越来越虚弱，越来越单薄，越来越有气无力，这些也都在她身上一一验证。但她仍然笑着。而且，通过那只好的耳朵，她还听得见。

我把枕头上她的头移向一侧，好跟她说话。“是我。”我说。她笑了。她没有再多说什么。

“你还记得迪克和内尔吗？”我开口了。提这两匹马通常不会错。

没有回应。她的笑容一闪而过。我只能选择另一个故事。“你还记得那个印度人吗？”

一个停顿。“什么印度人？”

“有一年来实验室的那个印度人。你们住在北边的时候，还记得吗？他是从印度来的，他有一个网球拍。你跟我说过他。”

“我有吗？”

印度人也毫无希望了。他不会复活了，今天不会。我试了试其他故事。“你还记得卡姆和雷吗？你有一些他们的照片，在你的相册里。他们有自行车。记得他们吗？”

漫长的停顿。“不记得。”母亲终于说道。她从不说谎。

“他们睡在帐篷里，”我说，“还把脚伸到外面。你给他们拍了照片。卡姆很年轻就死了。他得了一种病。”

她的头在枕头上转了个方向，压住了那只好耳朵。她闭上了眼睛。谈话到此结束。她又回到里面去了，回到很远，很远，回到了传说中的时代。她在做什么？她在哪里？她正骑在马背上穿越森林吗？她在对抗风暴吗？她又做回了她自己吗？

这些男孩的命运现在由我决定。还有那个来自印度的年轻人的命运。我想象着他从小火车上下来，拖着一个巨大的皮革旅行箱，腋下夹着他的网球拍。箱子里会有什么呢？漂亮的丝绸衬衫，精致的羊绒夹克，优雅闲适的鞋。

他踩着碎石路下山，走向村子的码头。然后他在那里站住了。他的沮丧随着他走过的每一英里路而加深，他经过森林和更多的森林，他经过大片的沼泽地，在那里，树皮剥落、颜色黝黑、仿佛被焚烧过一样的死云杉树矗立在齐膝深的水中，他经过花岗石基岩上炸开的缝隙，他经过仿佛关上的窗一样平静的蓝色湖泊，然后他经过更多的森林和更多的沼泽，经过更多的湖泊——这种沮丧就像一张网一样笼罩着他。他的灵魂感受到了面前这个空旷空间的牵引：这里有无尽的树木，无尽的岩石，以及深不见底的水面。他面临着蒸发的危险。

铺天盖地的黑蝇和蚊子已经在向他发起攻击。他想转身去追那列已经远去的火车，大声呼喊着让它停下来，拯救他，带他回家，或者至少带他去一个城市，但他做不到。

一艘摩托艇已经从实验室——他根本都还不知道实验室在哪儿——出发了。不是汽艇，没那么高级，只是一艘粗糙的木艇，手工打造的。他见过类似的船，但不是在富裕的地方。船从平静的水面上向他驶来，水面上闪烁着落日余晖。船上坐着一个人，明显是个农民：五短身材，戴着一顶破毡帽，穿着一件旧的卡其布外套，还有——他现在看见了——一个农民式热烈而狡猾的笑容。这应该是被派过来帮他拿行李的仆人吧。也许那个有草坪和网球场的乡间宅邸就隐藏在森林里，在那座小山的后面，或者后面那座，看起来更像是后面那座。

船上的人是我父亲。他之前一直在砍柴，然后才把这艘一直在慢慢漏水的船开了出来，他和马达进行了短暂而激烈的搏斗，他要拉动一根油腻的绳子来启动马达。他两天没刮胡子了；树汁和油脂把他宽厚的手掌染黑，也弄脏了他的衣服。他关闭马达，跳上码头，把船拴好，动作一气呵成，然后大步走向印度人，向他伸出满是污垢的手。

印度人当场呆立：这是一次礼节上的危机。他当然没想要和这个正在欢迎他的到来，帮他把行李搬到那条肮脏的船上，亲手拿起他的网球拍，邀请他到家里吃饭，还保证他能吃到鱼的苦力握手。鱼？他说的鱼是什么意思？现在我的父亲在说，他相信男孩们会确保他在帐篷里过得舒适——帐篷？什么样的帐篷？他说的这些男孩是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有时会想起那个印度人以及他在北方遭受的磨难。他一定已经返回了印度。一旦他能体面地得到自由，他肯定会迅速逃回家去。他会有一两个故事可讲，关于黑蝇和木屋搭成的实验室，还有那两个把光着的脚丫伸到帐篷外面的年轻野蛮人。

我把野蛮人的角色给了卡姆和雷，因为我希望他们能有更多的故事——比我知道的故事还多，比他们经历过的还多。我给了他们一个任务，让他们哄那个背井离乡但很有教养的印度人开心，或许可以拍拍他的后背，告诉他没事的，会好的。他们会带他去钓鱼，给他一些驱蚊药，再给他讲几个跟熊有关的故事。也许他们会在实验室里给他安置一个睡觉的地方，这样他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夜晚第一次听到潜鸟的叫声确实会让人吓坏的。他们会给他看看他们的烟斗；然后他们还会给他看看他们的自行车，意在强调他们把这种几乎毫无用处的交通工具带进林区的愚蠢行为，这样他就不会觉得带上网球拍有多白痴了。

这些都会让他们有点事情做。我希望他们从龙套的行列中脱颖而出。我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有台词的角色。我希望他们大放异彩。

他们就在那儿，已经开始了行动。他们两个人跑下山去，来到实验室的码头。他们和那个印度人打了招呼，他们拉起他的手，帮他下了船。太阳快要落下去了，西边的天空是透着橘红的粉色云彩：明天会是个好天气，但或许会起风——我的父亲说，他把皮革旅行箱搬下船，然后爬上码头，眯起眼睛望着天空——明天会有一些风。

卡姆拎起旅行箱；雷点燃了烟斗。有人开了个玩笑。关于什么的？我听不见。现在，他们三个人——卡姆、雷和那个优雅的印度人——都在码头上走着。我父亲跟在后面，手里不知道为什么拿着一个红色的金属煤气罐。那抹红色在墨绿森林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眼。

印度人回头看了看，只有他能感觉到我在看着他们。但他不知道是我：因为他很不安，因为他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以为在看着他们的是森林或湖本身。然后他们都爬上了小山坡，朝着山上的实验室走去，在森林中消失不见了。

[1] 原文Indian这个词既可以代表印度人，也可以代表印第安人，此处母亲指的是印度人，叙述者误以为是印第安人，后文中有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