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万圣节——就是我妹妹两岁那年——我扮成了无头骑士。以前我只扮过鬼魂和胖女人，两者都很简单：你只需要一张床单和很多爽身粉，或者一条裙子加一顶帽子和一些衬垫就可以了。但那年是我扮装的最后一年，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已经快十四岁了，不适合再玩小孩子的扮装游戏，所以我觉得这次一定要全力以赴。

万圣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它？或许是因为我终于可以抽出一点时间不做自己，或者说是不假装自己，我发现，我在公众场合做出假模假式的姿态虽然越来越驾轻就熟，但也越来越让我有负担。

我是从学校课堂上读的某个故事里得到无头骑士这个灵感的。那个故事中的无头骑士是个极其恐怖的传说，同时也是个笑话，而那正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我以为每个人都熟悉这个人物，我以为学校里学到的东西都应该是常识。我尚未发觉自己其实生活在一个类似于透明气球的环境里，飘浮在世界的上空，却并未与之有过太多接触，我认识的人在我眼前呈现的角度与他们在自己眼前呈现的角度并不相同；反之亦然。在我的气球里高高飘扬的我自己，在别人眼中比在我自己眼中更渺小，也更模糊。

对于无头骑士应该是什么样子，我有自己的设想。据说，他会在夜里骑马飞奔，肩膀上除了一截脖颈之外什么都没有，他的一只手抱着自己的头，一双眼睛向惊愕不已的看客投去阴森恐怖的目光。我按照《雨天兴趣爱好书》里的方法，把碎报纸浸泡在我自己煮的面粉糨糊里打成塑形纸浆，然后用纸浆做出了那颗头。早年间——很早了，至少两年前——我曾经有过一个渴望，要把那本书里介绍过的所有东西都做出来：用烟斗通条拧成的小动物，在中间的小洞滴入食用油就会跑来跑去的轻木小船，还有用一个空线轴、两根火柴和一根橡皮筋组装成的拖拉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家里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材料。不过，煮糨糊很简单：只要有面粉和水就行。你把它们加热、搅拌，直到糨糊变成半透明状。里面有颗粒也不要紧，可以晚点把它们压碎。糨糊干了之后会变得很硬，而且第二天早上我才意识到，用完糨糊之后我应该在罐子里装上水。母亲总是说：“好厨师都自己洗碗。”不过话说回来，我认为熬糨糊并不能算是下厨。

我做出来的头太方正了。我把它的顶部压扁了一些，让它看起来更像个人头，然后放在炉子旁烘干。烘干比我预计的时间更长，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鼻子塌缩，整颗人头开始发出怪味。我意识到我应该多花点时间去塑造它的下巴，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补救。至少在这颗人头表层已经足够干燥之后，我给它涂上了一层淡淡的睡袍粉色——并希望能够呈现出肉色的效果，然后我给它画上了两个惨白的眼球，还有黑色的眼珠。这双眼睛画出来有点对眼，但是没办法：我不想在还没干的白颜料上用黑颜料修改眼珠，那样会把眼白弄得灰乎乎的。我在眼睛下面画上了黑眼圈，还添上了黑眉毛，以及好像抹过油一样黑得锃亮的头发。我画上了两片红唇，一边的嘴角流下一条光闪闪的鲜艳的血痕。我还特意在这颗头的底部加上了一段脖子根，并把它涂成红色——因为头就是从这里被割掉的——在脖子横截面的正中心我画了个白色的圆圈，以代表颈骨。

骑士的身体让我费了一番心思。我从自己已经不用的木偶戏台上拆下一块黑布做了件斗篷，并把斗篷的颈部收拢在一起——好方便戴在我的头上——并在前面缝上了纽扣。在与眼睛齐平的位置，我剪开了两个不太显眼的小洞，这样我就能看到外面了。我借用了母亲婚前穿过的马裤和马靴——她从结婚那天起就再没骑过马，她总爱提到这件事，带着自豪或是遗憾，或许两者兼有。但当时我并没有特别在意母亲的语气，我只能充耳不闻，好全力以赴去做我正在做的事情。

马靴太大了，但我把曲棍球袜子垫在里面补救了一下。我还用安全别针把马裤别在腰间，以防脱落。我找到一些黑色的冬季手套，还用一根棍子和一块从射箭装备箱里搜出来的皮革拼凑出了一条马鞭。我的父亲以前经常射箭，后来我哥哥也是；但后来父亲放弃了这个爱好，而哥哥的学业非常繁重，于是这个装备箱就被丢在了地窖的行李间里。

我在镜子前试穿了整套服装，把那颗头夹在臂弯里。透过观察孔，我几乎看不到自己的样子，但是镜中隐现的黑色暗影和我手肘附近那两只凶狠地盯着我的邪恶眼珠在我看来相当不错。

万圣节当天晚上，我摸索着走到大门口，和我当时最要好的朋友安妮会合。安妮扮成了“破布娃娃安”[2]，还戴上了红色的羊毛假发辫子。我们带了手电筒，但是安妮还是得挽着我的胳膊领着我，才能走过夜幕下那些格外黑暗的地段，我们经过的街区照明不足，所以这种地段很多。我真该把观察孔开大点。

我们挨家挨户地敲门，大喊着“请客！请客！”，并得到了爆米花球、糖渍苹果、甘草软糖，还有用画着南瓜和蝙蝠图案的黑色及橙色蜡纸包着的万圣节太妃糖，这个让人格外喜欢。我钟爱这种趁着夜色外出潜行的感觉——没人看到、没人知道，貌似很恐怖，但外表之下却一直保持着那个温良的、平凡的、尽职的自我。

那天是满月，我想。应该是的。空气清爽，有落叶，家家户户门廊上挂着的南瓜灯散发出南瓜烤焦后那种令人兴奋的香气。一切都像我之前想象的那样发生着，但我也已经感觉到它们正从我身边流逝。我太老了，这就是问题所在。万圣节是小孩子们的节日。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段，只能从我的气球里俯瞰着它。现在，我终于来到了筹备已久的这个时刻，却已经记不得自己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

开门的大人们的反应也让我失望。每个人都知道我的朋友安妮扮演的是谁——“破布娃娃安妮！”他们喜悦地喊道，甚至能想到“安”和“安妮”这两个名字的关联——但是对我他们却说：“你扮演的是谁呢？”我的斗篷有消音效果，所以我常常得把答案重复两遍。“无头骑士。”“无头什么？”然后他们会继续问我，“你抱着的那个是什么？”“是颗人头。无头骑士的头。”“哦，是，明白了。”然后他们会赞赏那颗人头，不过是用一种夸张的方式，大人们必须赞赏一件他们内心认为愚蠢可笑的东西时就会这样。我没有想到的是，如果我希望自己的装扮能立刻让人认出来，我应该选择更为人所熟知的角色。

然而，有一位观众不出所料地被打动了。她就是我的妹妹，我经过客厅走向门口时，她还没去睡觉。她瞟了一眼那具蹒跚而过的黑色躯干和巨大的靴子，还有那颗头发油光锃亮、眉头紧皱、没有身体的人头，便开始惊声尖叫。她没完没了地尖叫着，我掀开斗篷让她看到里面只有我而已，但这样也没法让她安心，反而让情况更糟糕了。

“你还记得那颗人头吗？”我问妹妹。我们正坐着她那辆四处乱响的破车，去看望我们如今年事已高、卧床不起而且双目失明的母亲。

我妹妹没有问“什么人头？”，她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它看起来像是个皮条客，”她说，“油头粉面的。”然后她又说，“干得漂亮，弗雷德。”她开车时会朝着路上那些技术不熟练的司机大喊大叫，她干这个熟门熟路。所有这类司机都被她称作弗雷德，包括女司机。

“你怎么知道皮条客长什么样？”

“你懂我的意思。”

“那也是个死了的皮条客。”我说。

“没死透。无论你走到哪儿，那双眼睛都在盯着你，就像那些三维的基督像。”

“不可能，它是对眼。”

“反正就是，我很怕它。”

“你后来还跟它玩，”我说，“你长大了一些之后，你还让它说话来着。”

“反正我就是害怕那颗人头，”她说，“没错，弗雷德，你把整条路都占了吧。”

“或许小时候是我害你不正常的。”我说。

“反正是有什么东西害的。”她说，然后笑了起来。

那个万圣节过后的一段时间里，那颗人头就住在行李间，那里除了有两个扁皮箱装着我母亲婚前的东西——她绣来当嫁妆的茶巾，她保存的儿童长手套——之外，还有几个空箱子，一个装着假鱼饵的金属盒，一些射箭装备，以及一堆我经常在里面翻来翻去并且顺手牵羊的杂物。那颗人头摆在上层的架子上，旁边是破旧的溜冰鞋和皮靴——有父亲的，也有母亲的。脚，脚，脚，脚，头，脚，脚，脚——如果你不习惯这种排列组合，又碰巧抬头瞟了一眼，可能会觉得疑惑。

那时家里已经装了第二部电话，于是我就可以跟我的男朋友们打电话聊天，或者以聊天的名义消磨时间，同时避免惹恼我的父亲——他认为通电话应该尽量简短并言之有物。行李间的门就在电话机旁边。我打电话的时候喜欢把那扇门关上，不然我就会看到那颗人头透过黑暗盯着我，它的嘴角还滴着血。那油亮的黑发和很短的下巴让它看起来像是漫画里刚跟人打完架的领班。同时它似乎又在恶意地关注我，仿佛要把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听进去，并对我的动机做出不良揣测。

在行李间隐居了一段时间之后，那颗人头移居到我妹妹的扮装衣箱里。那时我已经十五岁，妹妹四岁。她仍然是个很容易焦虑的小孩——甚至比之前还焦虑。据母亲说，妹妹没办法一觉睡到天亮——她会醒来五次或六次或七次或九次或十次或十一次。虽然我的房间就在她的隔壁，但我从没听到过她凄厉的呼唤和吓人的哀哭。我像是被下了药一样，睡得可香了。

但是，我们听人说过，熟睡中的母亲会听到自己孩子的哭声。她们没办法听不到，这是研究证明过的。我的母亲也不例外：在无梦的沉睡中，她会听到一个细小声音的呼唤，她会在半梦半醒之间跌跌撞撞地走进妹妹的房间，机械地安抚她，给她喝点水，重新帮她掖好被子，然后回去继续睡，直到再一次，然后又再一次，随后再再一次被唤醒。过去四年里她越来越消瘦，她的皮肤苍白，她的头发枯涩变灰，眼睛大得不太正常。

事实上，母亲从我们强行送给妹妹的宠物仓鼠身上感染了一种甲状腺疾病，我们本来是希望这只仓鼠每天夜里在滚轮上一圈圈跑动时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能够安稳妹妹的心神，但是事与愿违。母亲的瘦骨嶙峋和眼睛凸出就是这种病导致的。确诊之后，就很容易治愈。但是日后叙述这段经历的时候，这个细节往往被我母亲和我忽略不提。一个天使——就是那种跟正常小孩不太一样，需要特殊照顾的小孩——用夜行动物一样的奇怪表现耗尽了母亲所有的精力——这个主题比仓鼠传播甲状腺疾病所蕴含的趣味性大多了。

我妹妹看上去确实有点不正常。她的个子很小，梳着金色的小辫子，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还总是像兔子一样咬着下嘴唇，好像是要防止它颤抖一样。她接触周围的一切时都小心翼翼。新的食物、新的人、新的经历都会让她紧张：她站在它们的旁边，伸出一根手指，战战兢兢地触碰，之后往往会转身跑掉。不要是她很早就学会的一个词。在孩子们的聚会上她不愿和大家一起做游戏；生日蛋糕让她呕吐。她对于门和可能从门外进来的人尤其感到不安。

所以，我父亲扮成狗熊吓唬人的玩法可能真不是个好主意，虽然之前他这样逗过我们两个大一点的孩子，而且还挺成功。我妹妹对这个游戏也很着迷，但她的兴趣点截然不同。她并不理解扮熊的游戏是为了好玩——好让大家有个机会大笑着尖叫着四处奔逃。相反，她想躲在熊看不到的地方偷偷观察它。所以她才会在母亲的落地窗帘上与她视线齐平的地方剪了两个小洞。她会躲到窗帘后面，透过那两个小洞向外窥视，在一种几近麻痹的恐惧中等着父亲回家。他会是一头熊，还是一个父亲呢？而且就算他看起来像父亲，他会毫无预兆地变成一头熊吗？她永远不能确定。

我母亲发现窗帘被剪了洞之后很不高兴。那是打着褶的窗帘，那些褶皱都是母亲亲手折叠并缝好的，并不是因为她喜爱缝纫，而是因为自己动手能便宜很多。可她也没别的办法。有这么一个孩子，惩罚是毫无意义的：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已经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吃了不少苦。她的反应永远大大超出事情本身的严重程度。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特别是总在半夜惊醒这个问题，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妹妹被带去看过医生，但医生也无能为力。“她长大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他只能说这些；他没说具体什么时候能好起来。

由于我妹妹太敏感，抑或是由于母亲已经精疲力竭，很多家里绝对不允许我做的事情，妹妹做就没人管，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吃饭的时候她可以不用坐在靠近餐桌的椅子上，而是一直待在桌子底下，还把大家的鞋带都绑在了一起。

“还记得鞋带的事吗？”我对她说，“我们一直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讨厌坐在餐桌旁边，”她说，“我觉得那样很无聊。其实我根本没有兄弟姐妹。我更像个有两个父亲和两个母亲的独生女儿。二加二，然后就是我。”

“但为什么要绑鞋带？”

“谁知道呢？可能就是开个玩笑。”

“你那个时候并不爱开玩笑。”

“我希望你们两个喜欢我。我想表现得有趣点。”

“你很有趣啊！我们都很喜欢你！”

“我知道，但那时候不是。你们都不怎么注意我。你们总是在聊大人们的事。”

“这么说就不太公平了，”我说，“我可是花了不少时间陪你。”

“你是不得已，”她说，“是他们非让你那么做的。”

“他们觉得我和你关系不错，”我说，“所以他们才经常说：‘你跟她总是相处得很好。’”

“有前途，弗雷德，你个蠢货！”我的妹妹说道，“你看见了吗？根本没人打转向灯。是啊，反正，他们算是解脱了。”

“我还给你做了苔藓花园呢！”我辩解道。那对她来说是很特别的事情：我在一个沙箱里布置好一切，有苔藓做的树和灌木丛，小木棍做的尖桩篱笆，卵石镶边的湿砂小屋和花瓣铺成的小路。她津津有味地在一旁看着：她的脸色明快起来，她变得很安静，仿佛在倾听着什么。真正的花园对她也有这样的效果。那时正是花园最繁盛的时期。她站在鸢尾花和罂粟花中间，一动不动，仿佛被施了魔法。“苔藓花园，”我说，“还有那些有小贝壳的花园——你很喜欢它们。那些也是我做的。”

“但那又不是在餐桌上，”她说，“别怕，绿灯亮了，你可以走了！更何况晚饭后你总是躲进房间，把我关在外面。”

“我得学习。我不能一直跟你玩。”

“你只是不想让我弄乱你的东西。反正你根本没有一直在学习，你在读《梅森探案集》和试口红。然后你就离开了家，我八岁那年。你抛弃了我。”

“九岁，”我说，“我没有抛弃你。我二十一岁了！我离开家，找了份工作。大家都是这样的。”

“六点之前不能左转，弗雷德，你个混蛋！我真希望能有台照相机。问题在于，”我的妹妹说，“我搞不清楚你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妹妹有一个跟她很像的朋友——另一个安静、羞涩、焦虑、有着一双大眼睛的天使。我妹妹皮肤白皙，她皮肤偏黑，但两个人都像瓷娃娃般脆弱。她叫利奥妮。她们都坚持穿着荷叶边的裙子，而不穿牛仔裤。她们都选出《十二个跳舞的公主》[3]作为她们最喜欢的故事。她们都期待我用扮装衣箱里现成的东西帮她们打扮：我帮她们盘起头发，涂上口红，戴上我的耳夹式耳环。然后她们踩着我的高跟鞋，拎着过长的裙摆，一本正经地踱步，一直保持着她们的红唇。

“还记得那件割绒衣服吗？”妹妹问道。我们又在她的车里，又在去看望母亲的路上。我们愿意一起去。外漆剥落的破败房屋，野草遍地的旧时花园，我们日渐衰老的母亲——我们在一起时能够更好地面对这一切。我们都带了湿漉漉的葡萄干松饼，装在纸袋里，还有外卖咖啡，装在有害的泡沫塑料杯里——我们给自己买零食作为犒赏，我们需要给自己加油打气。

“她根本不该把那件衣服给我们，”我说，“她应该自己留着。”

那件割绒衣服是一件晚礼服，黑白银三色相间，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产品。母亲为什么把它给了我们？她为什么丢弃了这样的宝贝，仿佛从她之前的人生——她作为一个年轻女人快乐而充满冒险的人生中全然退出了一样？我们轮流欣赏着这件礼服；我们也轮流在欣赏的过程中毁掉了它。

“我们肯定不会那么做，”我说，“不会暴殄天物。”

“对，我们不会。我们会很自私。把垃圾扔在后座上就行，我在后边扔一堆垃圾是为了防止有人偷车。”

“我倒不会称这种做法为自私。”我说。

“其实也不会有人想偷这个生锈的破铁壳子。我就是囤积癖。我们会变成他们在堆满报纸、泡菜坛子和猫罐头的房间里找到的那类老太太。”

“我不会。我对猫罐头没兴趣。”

“上年纪真是糟透了，”我妹妹说，“那件衣服的割绒我还留着一块。”

“真的吗？”

“你那条有大朵红玫瑰图案的裙子我也留了一部分。还有你那条蓝色锦缎的晚礼服。我觉得那件礼服太迷人了！你无论怎么穿都很迷人。弗雷德，你是混蛋吗？！你看见她怎么别我的车了吧？”

“那条粉色的薄纱呢？”

“我想妈把它当抹布用了。”

“倒算不上是巨大损失，”我说，“它看起来像块蛋糕。”

“我觉得很好看——我当时还想着，长大以后也要有一件一样的。可是我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没人去参加正装舞会了。”

我的妹妹和利奥妮一起优雅地玩着过家家的游戏，游戏里的人生很愉快，人们彬彬有礼，相当讲究，日常生活按部就班地进行。她们钟爱微缩模型：插着小花朵的小玻璃花瓶，玲珑有致的小茶杯、小茶匙、小盒子——任何小巧精美的东西。她们全神贯注地给毛绒兔子们开茶话会，给洋娃娃们穿衣打扮。然后，最奇怪的是，她们发现了行李间里无头骑士的那颗头，并把它从鞋架上拿了下来，收养了它。

于是，它被安排坐在垂耳小白兔和“金光闪闪”的橡胶洋娃娃之间，对眼、嘴角滴着血，它如今的生活与曾经属于我时相比，风险大得多，也更不体面。那颗人头看起来像是被放错了地方，但又很舒适——她们想尽一切办法让它感到宾至如归。她们在它残存的脖颈上系了一条餐巾，又以水代茶装在茶杯里，连同假想中的曲奇饼干一起端到它的面前，好像它有身体一样。更厉害的是，你跟它说话，它还能回应——它说，“非常感谢你”和“我能再来一块饼干吗？”，小白兔和娃娃问它是否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它也做了回答。有时她们还会让它点点头。如果聚会太累了，她们会把它放在娃娃们的**睡觉，还把一条钩针编织的被子盖到它越来越短的下巴上。

有一次，我发现它被安置在我妹妹的枕头上，脖子上围着一条母亲最珍爱的亚麻洗碗布。在它周围摆着过家家用的盘子，里面放着碎曲奇，还掺杂着从刺莓树篱上摘下的浆果，仿佛是拜神时献祭的贡品。它头上戴着一个花环，是我妹妹和利奥妮从花园里摘下的胡萝卜叶子和金盏花编成的。花朵已经枯萎，花环也歪七扭八。这个场面的堕落程度令人震惊，仿佛是一位**的罗马皇帝为了寻求极致的性刺激，在某位少女的闺房里砍掉了自己的身体。

“你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它？”我问我妹妹和利奥妮。我对那颗头仍然有点兴趣：它毕竟是我的作品，虽然现在看起来，我创作它的时候确实还很不成熟。我用批评的眼光端详着它：这个东西实在是难以服人。鼻子和下巴太小，头颅太方，头发太黑，我应该做得更好。

她们抬起头，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我。“我们不喜欢它。”我妹妹说。

“我们在照顾它。”利奥妮说。

“它生病了，”我妹妹说，“我们是护士。”

“我们要让它感觉好一些。”利奥妮说。

“它有名字吗？”我问。

两个女孩对视了一眼。“它叫鲍勃。”利奥妮说。

我突然觉得很好笑，但我尽力忍住：我不能笑话和我妹妹有关的任何事情，不然她一定会生气。“人头鲍勃？”我说，“那就是它的名字？”

“你不应该嘲笑它。”我妹妹委屈地说。

“为什么？”我说。

“因为那不是它的错。”她说。

“什么不是它的错？”

“就是它没有……它没有……”

“没有身体？”我说。

“对，”我的妹妹用一种受尽折磨的声音回答，“那不是它的错！它只不过就是那个样子！”这时，泪水已经从她的脸颊上滑落。

利奥妮愤怒地瞥了我一眼；她抱起那颗人头，拥抱了它。“你不该这么坏。”她告诉我。

“我知道，”我说，“你是对的，我不该这么坏。”但我不得不赶紧回到房间关上门，因为我再不笑出来就会呛到自己。

可是有时候她们俩却要求我做坏人。她们没完没了地纠缠我，因为她们想跟我玩一个叫作“怪物”的游戏。我要当那个怪物——我要把胳膊和腿伸直，像僵尸一样在房子里和院子里四处寻找她们，用沉闷的声音呼喊：“你们在哪儿？你们到底在哪儿？”而她俩手拉着手，藏在灌木丛后面或者家具的缝隙里，躲避我的追捕，吓得浑身打战。我放学回家后她们已经在等着了；她们会抬起精致的小脸蛋，用可怜巴巴的眼神望着我，乞求我：“当怪物！当怪物！”她们没完没了地要我扮演残暴的怪物；只要她们两个人在一起，手拉着手，她们就能坚持到底，就能逃跑，就能战胜我。

有时我回家后只有妹妹一个人在。这里的“一个人”是指利奥妮没在，因为母亲肯定在家。但她没多久也不在家了：我刚到家她就抓空跑出门，比射出的子弹还快，奔向杂货店或者其他似是而非的目的地，让我留下充当临时保姆。她真的想到街上去；她要的是速度和运动，还有她自己的思绪。她想要摆脱我们——我们所有人——哪怕只有一小时也好。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好了，”我会说，“我得写作业。你可以在那边玩一会儿。你去给娃娃们开个茶话会吧！”但我刚摆好书本准备学习，妹妹就开始闹了。

“当怪物！当怪物！”她会说。

“我觉得这可不是个好主意。利奥妮不在，你会哭的。”

“不，我不会。”

“你会的。你每次都哭。”

“这次我不会！求你了！求你了！”

“好吧。”我会说，虽然我很清楚结局会是怎样的，“我数到十，然后就要来抓你了。”后半句话我是用怪物单调的声音说的。等我数到十的时候，妹妹已经把自己关进了前厅存放冬衣和吸尘器的衣柜里，并且隔着门含混不清地喊：“游戏结束了！游戏结束了！”

“好吧，”我会用理智但仍然奇怪的腔调说，“游戏结束了。你可以出来了。”

“不！你还是怪物！”

“我不是怪物。我是你姐姐，出来吧，没事的。”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游戏了！”

“不玩什么了？这不是游戏啊！”

“不玩了！不玩了！”

我不该那样。是假装成怪物的姐姐，还是假装成姐姐的怪物？解读这个对她来说确实过于复杂。小孩子都难以分辨模糊的边界，而我妹妹在这方面比绝大多数孩子都更有困难。即使我用伪装的声音说话时，我也非常清楚后果会是什么：先是啜泣和歇斯底里，几个小时之后变成噩梦。夜半时分，妹妹的房间会传出恐惧的喊叫声；我的母亲会从混沌中惊醒，漠然迟缓地下床，穿过走廊去安抚她，让她平静下来，而从始至终我都像一只淹没在啤酒里的鼻涕虫一样酣然大睡，逃避我罪行带来的后果。

“你对她做了什么？”母亲外出购物回来后会这样问。我的妹妹会仍然躲在前厅的衣柜里，抽泣着，不敢出来。我则坐在餐桌旁，平静地写作业。

“没什么。我们在玩怪物抓人的游戏。是她想玩的。”

“她多容易受到惊吓，你是知道的。”

我就会耸耸肩，笑笑。我热心帮忙总不该被怪罪吧。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我的理由——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能说服我自己的理由——就是我只不过是在配合我妹妹的迫切要求。我是在迁就她，我是在溺爱她。我现在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妹妹要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这种要求。她是否相信她最终能够直面成为怪物的我，并用她自己的方式去应对？她是否在期待我最后——终于——总会变回我真正的原本的样子？

*　*　*

“你为什么喜欢玩怪物的游戏？”我问她。

“我不知道，”她说，“去死吧你，弗雷德，现在是红灯。你想先吃午饭再去看妈妈，还是看完她再吃？”

“如果先吃了，咱们就会因为之后没什么盼头而沮丧。可我又很饿。”

“我也是。我们去‘路边沙嗲’餐厅吧。”

“或者也可以去‘闲聊’餐厅。他们家的汤很好。”

“我在家经常做汤。我想吃沙嗲餐厅的花生酱了。我这红头发染得可以吗？我长了好多白头发。”

“很好看，”我说，“很显眼。”

“这种红色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我说，“只要你喜欢就行。我不适合红色，但你可以。”

“奇怪了，因为按照颜色对照表来看，咱俩都是黄橙发色。”

“我知道。你也能染酸橙绿，但我染了就显得没有血色。你以前总是跃跃欲试地要玩那个怪物游戏，可游戏一开始，你就立刻把自己关进前厅的衣柜里了。”

“我记得。我记得那种完全被吓坏了的感觉。温暖的羊毛，吸尘器的味道，恐惧。”

“但你还是一直想玩。你是觉得你能玩出不一样的结果吗？”

“那就像是在说：‘明天我要早起锻炼。’结果到时候你就是起不来。”

“母亲曾经认为那是她的错。”我说。

“什么是她的错，我藏在衣柜里吗？”

“嗯……还有其他事情，”我说，“全部。还记得当初你非常诚实的那段时间吗？”

“怎么，我后来不诚实了吗？”

“呃，不是。我是说我自己从来没做到过——完全的诚实。我更愿意撒谎。”

“哦，但你也没撒过太多谎。”

我没接话。“总之，你是中学上到一半的时候决定要诚实地对待一切的。你要告诉爸妈嗑药的事、逃学的事，还有你们那么大的孩子上床的事，因为你觉得爸妈对你保护欲过强，对你管得太严。”

“嗯，他们的确是那样，”她说，“我跟他们说了一部分。我把吃致幻剂的事告诉他们了。”

“他们说什么？”

“爸爸假装没听见。妈妈问：‘吃完是什么感觉？’”

“我都不知道你吃过致幻剂。”

“我只吃过一次，”她说，“感觉不是特别好。就像是一次开车走了好久的旅程。我一直在想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说。

在我妹妹十六岁、我二十八岁那年，父母把我叫回了家。这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这是一种紧急呼救。他们越来越束手无策了：我妹妹的各种情绪中又增添了愤怒。她仍然经常哭，不仅因为绝望，还因为愤怒。不然她就会陷入一种浓重的、沉默的愤怒，像重重黑雾笼罩在每个人的头顶。在全家人团聚的圣诞晚餐上我亲眼见过——我现在都会尽量回避这种场合。

我的父母坚定不移地相信我和妹妹的关系特别好——比我那个从不把闹情绪当回事的哥哥强多了。母亲告诉我，他们两人肯定也不太擅长和她相处。他们希望她快乐——她是那么聪明，有很大的潜力——但又那么不成熟。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我们生她的时候年纪太大了，”母亲说，“我们也搞不懂这些事。我像她那么大的时候，就算不开心，也会自己忍着的。”

“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我说，“他们都这样。是荷尔蒙的作用。”

“你十几岁的时候就不这样。”母亲还没放弃。

“我更会瞒着你。”我说。我没继续告诉她，她其实根本不知道我当时什么样，因为当时她自己都整天浑浑噩噩的。我做过很多她不知道的事情，而且我现在也不打算跟她坦白。“她全都表现在明面上了。”我说。

“她肯定是。”母亲说。

父母希望我回家是因为他们有个机会去欧洲——跟团旅游，费用不高——他们还从来没去过欧洲。他们想去看看那些城堡，他们想去看看苏格兰，还有埃菲尔铁塔。他们兴奋得像小孩似的。但他们不放心把妹妹一个人留在家里：她心思太重，而且正在经历一段情绪低潮期。（“因为一个男孩”，母亲略带鄙视地说。她年轻的时候宁可下油锅也不会承认自己会为了某个男孩而伤心欲绝。当年时兴的是一个女孩同时拥有很多男友，但对他们每个人都微笑着不屑一顾。）

父亲说他们只会离家两周。“还要多几天”，母亲带着愧疚和焦虑纠正道。总共是十八天，算上来回路程是二十天。

我知道我无法拒绝他们。他们已经老了，或者说我觉得他们已经老了。他们已近花甲之年。他们可能再没有其他机会去参观城堡了。于是我答应了。

那是个夏天——多伦多的夏天，炙热而潮湿。我的父母一直觉得没必要装空调或者风扇——他们并不特别在乎身体的舒适——所以白天房子里越来越热，直到午夜才凉爽下来。当时我妹妹已经住进我之前的卧室，于是我就住进了她那间屋子。

我们开始按照一种奇怪的规律过日子，其实就等于毫无规律。我们觉得想起床的时候就起床，就寝的时间也不固定。我们在房子里的各个地方吃饭，脏碗碟在厨房的餐台上堆积如山之后才去收拾。有时候我们会把午饭拿到地窖里去吃，因为那里更凉快。我们读侦探小说，买女性杂志，一页一页地翻阅，重塑自己的形象，哪怕只是在理论上。我累得做不了其他事情；或许不是累，是困。大中午的我就在长沙发上入睡，陷入空洞的梦境，然后在晚饭时惺忪地醒来，感觉像是宿醉。我平时从不午睡。

偶尔，我们会进入烈日灼人的花园，按照父母留下——但我们并未遵循——的详细指示给花园浇水，或者拔掉疯长的杂草，致命的夜来香藤、牛蒡和苣苦菜；或者从即将爬满篱笆边缘的刺莓树篱上剪掉一些枝杈。天蓝绣球属的植物都在绽放，大丽花属和百日草属也是：各种颜色让人眼花缭乱。我们费了很大劲用那台已经很旧的老式手动割草机修剪草坪。我们开动割草机的时间太久，刀片被碎野草和碎苜蓿堵住了。

“或许该让他们进入二十世纪，买一台柴油割草机了。”我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整个花园里的草都割了，”妹妹说，“把它铲平。”

“那样的话，这儿就全是草坪了。以后就有更多草地要割了。咱们还是先把篱笆修剪一下吧。”

“何必呢？太费事了。我渴了。”

“好吧。我也是。”于是我们就进屋了。

在一些突如其来的时刻，我零星地听到了很多关于那个男孩的事情，他叫戴夫，是个鼓手，很难追。故事总是一样的：我妹妹爱上了戴夫，戴夫不爱她。或许他曾经爱过她，或者已经开始爱上她，但后来出了一些事情。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的人生被毁掉了。她永远不可能再快乐起来了。没有人爱她了。

“他听上去像个软蛋。”我说。

“他不是软蛋！本来我们关系特别好！”

“我只是从你跟我说的这些来判断。我没听出来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总之，如果他对你没兴趣，那他就是对你没兴趣。”

“你他妈的总是这么有逻辑！”我妹妹开始讲脏话的年龄比我早很多，并且讲得非常流利。

“那倒没有，实际上，”我说，“我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都让你占了，好事都让你占了，”妹妹说，“什么都没留给我。”

这句话深不可测。“你什么意思？”我小心地问，“我占什么了？”

我的妹妹擦拭着眼中的泪水。她需要想一想，从泛滥的悲伤中挑拣出点什么来。“跳舞，”她说，“跳舞都让你占了。”

“跳舞是没法独占的呀，”我说，“跳舞是你要去做出来的事情。你想做什么都能做。”

“不，我不能。”

“实际上你完全可以。阻止你的并不是我。”

“或许我就不该来到这个星球上，”我妹妹凄凉地说，“或许我就不该出生。”

我觉得自己仿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摸索着穿过荆棘。在此之前，一筹莫展只不过是一种表达方式，但现在它描述了一种具体的现实：我能够看到我的智慧像一个线团一样不断被抽出来，一段又一段地释放，每一段都很快败下阵来，腐朽般地断裂，直到这根线被用完的时刻，之后呢？在真正的父母回来接管，让我能逃回自己的生活之前，还剩下多少天需要我来填补——而且是要认真负责地填补呢？

或许他们永远不会回来了。或许我只能永远留在这里。或许我们两个人都只能永远留在这里，被困在我们此刻的年龄里，长生不老，而花园会长成一片森林，多刺浆果树篱会蔓延成一棵树那么高大，挡住窗口的光。

近乎恐慌的我向妹妹提议，我们应该出去走走。闯**一番。我们应该去基齐纳镇上看看，坐灰狗巴士去。只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基齐纳镇上有一些可爱的老房子，我们可以用我的相机给它们拍照。那段时间我拍了很多建筑物的照片——十九世纪安大略的建筑。那是我的兴趣，我说——并不完全是撒谎。有点意外的是，我妹妹同意了这个计划。我以为她会拒绝的：太复杂，太费事，何必呢？

第二天，我们带上橙子和消化饼干出发，并平安无事地抵达了汽车站，坐车全程也相对平静。然后，我们在基齐纳到处漫步，观光。我给老房子拍了照片。我们买了三明治。我们去了公园，还看了天鹅。

公园里有个老太太问我们：“你们是双胞胎吗？”

“是的，”妹妹说，“我们是！”接着她又大笑着说，“其实不是，我们只是姐妹。”

“哦，你们看起来像双胞胎。”那女人说。

我们的个子一样高。我们的鼻子长得一样。我们穿着相似的衣服。我明白那个女人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估计她有点近视。这个想法让我惊觉：在那一刻之前，我看到的只是我们之间的差别。现在我才意识到，我们俩比我想象中还要相似。我只是多了几层伪装，薄纱般的伪装。仅此而已。

妹妹的情绪发生了变化。现在她几乎兴高采烈。“看那些天鹅，”她说，“它们是那么……它们是那么……”

“优雅，那就是天鹅般的优雅。”我说。我几乎感到眩晕。午后的阳光给天鹅浮水的池塘镀上一层金色；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甜蜜的朦胧。弥漫，我想。那就是我的感觉。或许我们的父母是对的：或许只有我拥有那把魔法钥匙，能够打开锁着的门，把我妹妹从关押她的地牢中解救出来。

“到这儿来真是太棒了。”她说。她的脸庞发着光。

但是第二天，她比以往更不快乐。之后更是每况愈下。我自己或其他人曾经认为我拥有的某种魔力现在看来都失效了。她正常的时候越来越少，情绪也越来越差。年复一年，越来越糟糕。没人知道为什么。

妹妹坐在我家楼梯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咬着手指甲哭泣。她不是第一次这样了，已经有过很多次。“我干脆离开吧，”她说，“我应该直接离开。我在这儿毫无用处。太吃力了。”她指的是度日。

“你有过开心的时候，”我说，“不是吗？还有很多你喜欢的事情。”

“那是一段时间之前了，”她说，“那还不够。我厌倦了玩游戏。这不是我应该在的地方。”

她指的并不是我家。她指的是她的身体。她指的是地球。她眼前的景象。我同样能够看到：那是悬崖的边缘，是落差陡峭的桥梁，是终点。那就是她想要的：终点。像一个故事的结局。

“你并没有一无是处，你不应该离开！”我说，“明天你感觉就会好些的！”但这就像是隔着一大片荒野，向远在另一端的人喊话。她听不到我的声音。她已经转过身去，低头向下看，向下看，准备向着黑暗处飞去。

她会迷失。我会失去她。我离她太远，无法阻止。

“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说。

“没有别的出路了。”她说，“别担心。你很坚强。你能应付。”

我们转过一个街角，又转过另一个，经过一棵柳树和一棵垂枝桑树，把车停在母亲家的车道上。“看看那个弗雷德，”妹妹说，“把车停在马路正中间。如果我是一台铲雪车，我会把他直接铲到灌木丛那边去。”

“是这么个劲儿。”我说。我们爬出车子，这对我来说越发困难。我的膝盖有些问题。我站在那儿，一只手扶着车，一边抻腿，一边打量着荒芜的花园。“我得弄一下那棵紫杉，”我说，“我忘带剪枝工具了。那上面都是非常有害的茄科藤蔓。”

“何必呢？”妹妹直言不讳，“妈也看不见。”

“我看得见，”我说，“其他人看得见。那个花园以前多让她骄傲啊！”

“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我以前真的是个可怕的小孩吗？”

“根本不是，”我说，“你特别可爱。你有蓝色的大眼睛和金色的小辫子。”

“据说我小时候经常哭闹。”

“那不是哭闹，”我说，“你的神经系统很敏感。你对现实的反应更强烈。”

“换句话说，就是经常哭闹。”

“你希望世界变得比现在更好。”我说。

“不，那是你。是你的希望。我只希望世界可以对我更好。”

我没接话。“你情感充沛，”我说，“你对事物充满感激。你比其他人更懂得感激。你实际上是处于过度喜悦的恍惚中。”

“但我现在好了，”她说，“感谢上帝带来了制药厂。”

“是的，”我说，“你现在没事了。”

她每天吃一粒药来治疗她天生的化学失衡。一直以来，就是这个原因。这就是让她每天遭罪的原因，根本不是因为我的恶行。

大部分时间里，我是这样相信的。

我们来到门前。物质的经久不变让我惊讶不已。还是同一扇门——我年复一年，穿着日常的衣服，或者以各种装扮和伪装的形象进进出出的那扇门，我完全没有想过，有朝一日我还会和头发花白的妹妹一起，站在这同一扇门前。但是所有经常使用的门都是通往来世的门。

“我找不到那颗人头了，”我说，“无头骑士的那颗头。还记得它住在行李间的时候吗？还记得那些靴子，还有射箭的装备吗？”

“隐约记得。”我的妹妹说。

“我们得把那堆东西整理一下，你知道。到时候我们得把它们处理掉。”

“我并不希望那个时候的到来。”妹妹说。

“它到底到哪儿去了？那颗人头？你把它扔掉了？”

“哦，还在下面的某个地方。”妹妹说。

[1]　西方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一说他骑着马，将自己的头颅夹在腋下；一说他骑着马寻找自己丢失的头颅。

[2] 美国作家约翰尼·格鲁尔（Johnny Gruelle，1880—1938）绘本中的主要角色，是一个有着红色头发和三角形鼻子的破布娃娃。

[3] 《格林童话》中的一个故事：一个王国的十二个公主每天早上醒来鞋子总是破的，众人十分疑惑，于是国王发出通告让大家找出原因。后来一个老兵意外发现，公主们总是在夜间趁众人熟睡后与地下宫殿的王子们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