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分析的时候，这种生产方式才刚开始。马克思那样研讨，以致其研讨所具有的便是预判性的价值。他回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关系那里，对它们那样展示，以至由它们可以推知，今后能够相信资本主义将会怎样，以至不仅能够相信资本主义将让无产者越来越严重地受剥削，还能够相信资本主义最终将带来那些使资本主义本身被废除成为可能的条件。[B1]

推翻上层建筑比推翻下层建筑的变革缓慢得多，半个多世纪以后生产条件方面的变化才出现在所有文化领域里。事情究竟是以怎样一种形态发生的，如今终于被陈述。在做这些陈述的时候，会有一些预判性的要求被提出来。但与这些要求真正相称的论纲，不是关于夺取权力以后无产阶级的艺术的论纲，更不是关于无阶级社会的艺术的论纲，而是关于当前生产条件下艺术发展趋势的论纲。其中的辩证法，在上层建筑里也能清楚地看到，就像在经济领域里能清楚看到一样。所以，要是低估了这些论纲的战斗价值，那可就犯了错误。它们要把一堆流传至今的概念——如创造、天才，又如永恒价值[B2]、奥秘等——扫除，这些概念会被不受控制地（目前也确实很难控制住）利用，对和法西斯有关的事实材料进行加工。接下来新引进到艺术理论领域里的概念，则与这些较常见的概念有分别，因为它们对于法西斯的那些目的来说完全用不上。它们其实也是能用得上的，能有助于把艺术政治方面的革命要求说得很清楚。

译者注[B1]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里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6]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总第51章“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里，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括为两个特征。其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因为“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其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马克思指出，“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进而在考察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时，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上面怎样建立起一种为资本主义时期所特有的生产方式。这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特殊形式，不过，这种劳动社会生产力是作为与工人相对立的资本的独立

力量，因而直接与工人本身的发展相对立”[7]。

马克思在第51章最后一段里指出，“……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8]。

本雅明在构思、写作《巴黎：十九世纪大城市》《技术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过程当中，确实对《资本论》有所关注。他在1935年6月10日的信里提到，当时正在“翻阅”《资本论》第一卷。[9]拱廊街遗稿里（尤其是X卷）有不少关于《资本论》的摘抄，大多是科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所编的版本。比如N卷编号N4a-5，就是对马克思为《资本论》第2版撰写的“跋”所作的摘抄——“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0]。

译者注[B2]

本雅明的德语用词是Ewigkeitswert。本雅明遗稿里有一个片段，在谈康定斯基的时候谈到了它，且与Zeitwert一词并置。该片段内容如下——“使艺术作品对后来的时代产生影响的媒介，与使艺术作品在其所在时代产生影响的媒介永远不会一样。在比后来还要后来的时代里，当然还是以前那些作品，可媒介还是会出现变化。但这个媒介会越来越成比例地变薄，与使这些作品在其所出现的时代里对当时的人产生影响的媒介相比。康定斯基是这样来进行表达的，以至他说，艺术作品的永恒价值（按：德语是Ewigkeitswert）总是更为鲜活地让后来的时代看得到，因为它们不能够好好地感受这些作品的当时价值（按：德语是Zeitwert）。不过，用永恒价值的概念也许并不能够把这层关系很好地表达出来。真该研究一下，究竟是作品的哪个方面（不说什么价值），出现在后来人面前的时候，要比出现在当时的人面前更加清楚”[11]。就此一片段而言，需要说明的是，德语原文有一处文字是auf das，从上下文来看似应理解为durch das——英译本也是这样处理的。[12]

《本雅明全集》编者指出，该片段写作时间应在1920年年初，所涉应是康定斯基《艺术里的精神的东西》（über das Geistige in der Kunst，通常译作《艺术里的精神》）1912年版第66页及以下内容——也就是说，本雅明所说的“永恒价值”，应指康定斯基所说的“纯粹而且永恒的艺术性的东西”及“永恒艺术”。[13]康定斯基谈到了艺术家的三重身份——艺术家首先是创造者，把“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德语是das ihm Eigene）表达出来，这就有了艺术里的“人格元素”（德语是Element der Pers?nlichkeit）；艺术家又是“所在时代的孩子”，把“属于时代的东西”表达出来，这就有了艺术里的“风格元素”（德语是Element des Stiles）；艺术家还是“艺术的仆人”，要把“属于笼统艺术的东西”表达出来，于是就有了“纯粹而且永恒的艺术性的东西这一元素”（德语是Element des Rein- und

Ewig-Künstlerische）——“艺术的主要元素”，它能够“穿越一切人、一切民族、一切时代”。[14]

康定斯基还进一步指出，只有第三个元素是“永远鲜活的”，哪怕“时间流逝，它也不会失去力量，反倒不断地在收获力量。一件埃及雕塑今天带给我们的震撼，肯定要比给它的同时代人带来的震撼多得多。它出现在当时的人面前，他们会过多地看重当中那些鲜明的时代痕迹和人格痕迹，便会由于那些而被稀释。我们现如今则从它这里听到了永恒艺术的朴素的声音”[15]。

值得一提的是，本雅明《技术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还有别的地方也提到了“永恒价值”。1936年法语版、全集第二稿都在第八节里有所论述。在全集第三稿、批判版第五稿里，该节内容被删去（诚然，有小部分内容被转移、融入其他章节）。就批判版第五稿而言，在其第六节“自照相起，展览价值彻底地压制住了崇拜价值……”，与第七节“19世纪关于绘画、照相在作品艺术价值方面的争论，对于现在来说简直混乱而且糊涂……”之间，原本还有一整节内容（全集第二稿第一节，在全集第三稿、批判版第五稿当中变成“前言”，加上又被删去一节，所以全集第二稿的第七节、第九节便成了全集第三稿、批判版第五稿的第六节、第七节；至于1936年法语版的第七、第八、第九节，何以又与全集第二稿基本对应，则是由于在最终发表的法语版里，投稿时法语版的第一节固然已被删去，却又把投稿时法语版的第六节拆成两节，在最终发表的法语版里成为第五节、第六节）。被删的这节内容如下：

希腊人只知道两种对艺术作品进行技术复制的方法：浇铸和压印。铜器、陶罐和钱币，是他们能够大规模生产的全部艺术作品了。其他所有

事物都是一件性的，不能依靠技术进行复制。所以，它们一定都是奔着永恒而被制作出来的。希腊人由于他们的技术状况，就只好在艺术里把永恒价值生产出来。这一状况也使得他们在艺术史上占据了那样显著的一个位置，后来的人要依据他们的位置，才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毫无疑问的是，我们的位置是在与希腊人相对立的极点上。艺术作品以前是技术可复制的，却不曾像如今这样大规模、宽范围。由电影，我们便有了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艺术特点第一次自始至终地为可复制所规定。将这种形式连同其具体细节与希腊艺术进行对比，大概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但真要这样做，在一件事情上是富有启发性的。也就是说，由于电影，有一个性质对艺术作品来说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希腊人那里恐怕最多只能得到允许，甚至很有可能只被当成最不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容易优化（按：德语是Verbesserungsf?higkeit）。最终成形的电影根本不是一次就成功的创造，它是由许许多多的画面以及连续画面剪辑形成的，剪辑者要做挑选——就连画面本身，从一开始拍摄时起到最后获得使用，可以随便进行优化。为了制作出那部3000米长的L’Opinion publique（按：卓别林电影《巴黎一妇人》，指胶卷长3000米），卓别林要拍125千米那么多。这样说起来，电影是最容易优化的艺术作品。它的这个容易优化，同它激烈地取消了永恒价值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从反证也可看出这一点来：对希腊人来说，既然他们的艺术就是把永恒价值生产出来，艺术的顶峰便是那种最不容易优化的艺术，也就是雕塑，雕塑都是从一块东西里创造出来的。雕塑在可剪辑艺术作品的时代里的倒掉（按：德语是im Zeitalter des montierbaren Kunstwerks），也就不可避免。[16]

霍克海默在1936年3月18日写给本雅明的信里，对本雅明投给杂志的法语版当中的“永恒价值”一词有所谈论。霍克海默写道：“我还想说一

句话，关于‘永恒价值’。这个地方（第18页，第9行），我们在那里曾经谈起过，翻译成法语，也是会引起误解的。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错误，就好像您本人是相信永恒价值的，这样一个错误，又不是文章到了最后就能够彻底清除掉的，所以我们就建议，把valeurs éternelles（按：法语，永恒价值，即德语词永恒价值的法语翻译）的引号划掉。要是您不能够表示认同，我们倒是也可以同意保留下来，只是觉得这个地方会特别麻烦。”[17]霍克海默所谈的其实就是法语版第八节里的“永恒价值”。有意思的是，在最终发表的法语版里，第八节里的“永恒价值”一词全都有引号。[18]也就是说，本雅明没有采纳霍克海默的建议——或许还可这样来理解，正由于霍克海默只是建议（而不是通知），所以本雅明就没有采纳。

就霍克海默这封信而言，霍克海默作为《社会研究杂志》的负责人，还随信发来了一些关于本雅明文章法语版的校改意见。内容如下：

第1页、第2页（第一节）应该完全划掉，因为所谈内容很容易被看成一种政治性的告白。

第10页（第五节）第8行、第7行，括号里的simultanément avec la montée du socialisme（按：法语，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也崭露头角）应保留。

第21页（第十节）第4行，“réactionnaires”（按：法语，反动）一词应换成“conservateurs”（按：法语，保守）。

第32页、第33页（第十四节）自第2行起都是明显具有政治意味的表述，应删去。此外，极权国家的主题，这是第29页及以下已经谈到的，在文章的最后一个章节里还作了进一步展开。

第41页（第十七节）第11—13行，连字号里面的那些话，从tensions（按：法语，张力）到critique（按：法语，批评）应删去。

第45页（第十八节）注释2，最后一行，“contre l’ordre social actuel”（按：法语，与实际社会秩序相对立）这个内容，应换成“pour un ordre vraiment humain”（按：法语，为了一个真正的人间秩序）。

第49页（第二十节）第3行，“Le fascisme”（按：法语，法西斯主义）应换成“L’état totalitaire”（按：法语，极权政体）。第7行，“ont un droit”（按：法语，他们有一个权利）应换成“tendent”（按：法语，他们争取）。第8行，还是“Le fascisme”应换成“L’état totalitaire”。第10行，同样。第12—14行，整句话，连同里面的那个注释，应删去。注释1第3行，“guerre”（按：法语，战争）应加上“moderne”（按：法语，现代的）。

第50页第3行，同样。第10行，还是“le fascisme”应换成“L’état totalitaire”。

第51页第10行，“impérialiste”（按：法语，帝国主义的）应换成“moderne”（按：法语，现代的）。第14行，“la guerre impérialiste”（按：法语，帝国主义战争）应换成“cette guerre”（按：法语，这场战争）。第6行，“le fascisme”应换成“la théorie totalitaire de l’état”（按：法语，极权主义式的政体理论）。

第52页，第3行、第4行，“le fascisme”应换成“les doctrienes totalitaires”（按：法语，极权主义学说）。第4行，“Le communisme”（按：法语，共产主义）应换成“Les forces constructives de l’humanité”（按：法语，建构性的人间力量）。[19]

由这些校改意见可知，本雅明投给《社会研究杂志》的法语版，原本有二十节。由于第一节被删，最终发表的法语版便是十九节——自第1—19节。

假如法语版被删掉的第一节就是全集第二稿的第一节（全集第二稿第二节与法语版第一节高度吻合），并且又由于全集第二稿的第一节基本就等于全集第三稿或者批判版第五稿的“前言”，便可进一步推知，本雅明应该是在法语版发表以后，将被删的第一节改成“前言”。顺带要说的是，刚才说霍克海默信里所谈的“永恒价值”一词属于法语版第八节，其实是就最终发表的法语版而言。以霍克海默所收到和谈论的法语版而言，显然是第九节。

霍克海默提到，“从tensions（按：法语，张力）到critique（按：法语，批评），应删去”。全集第二稿第十六节的第三段第一句话是一个长句，与1936年法语版第十六节第五段第一句话高度对应，但德语原文里的连字号之间的内容，即Spannungen, die in kritischen Stadien einen psychotischen Charakter annehmen，并没有出现在法语版里。不难看出，该内容就是法语翻译“从tensions到critique”的德语原文。这便又是一个切实的证据，进一步表明全集第二稿——又或者一个与之高度相近的德语版本，确实应被设想为本雅明投递出去的法语翻译的德语底本，也就是1936年发表的法语版的底本。

在校改意见里，“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用语都被改换掉。批判版第十六卷编者指出，霍克海默办刊非常谨慎，担心“研究所以及杂志会由于一些刺激性的字词而被看作一个‘共产主义小天地’（按：德语是kommunistische Ecke），会卷入政治纷争，以致威胁到研究所在美国的生存”。霍克海默的杂志给争鸣当中那些对立的立场提供的活动空间，从最开始时起就是很有限的，但用语上的这些校改，全集第三稿、批判版第五稿并没有接纳。[20]换言之，本雅明在法语版可以（或已经）发表以后，又继续对德语版进行修订，恐怕就是想找一个地方，可以不做这类删改就能发表。遗憾的是，他没有找到愿意发表德语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