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代文宗、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宋代几位同在“八大家”之列的文学巨擘各有说法。

以雄视百代之宏才主盟文坛的东坡居士称颂韩愈“文起八代[1]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苏轼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八代”也好，“天下”也好，都是把韩愈之文作为中华古代文明瑰宝的极品，放到“古今之变”的最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来考量，从而确立其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还是这位眼空四海的大文豪，曾经断然说：“唐无文章，唯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云：‘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

无独有偶，宋代另一位文坛盟主、发现并拔擢苏轼的伯乐——欧阳修，也曾以韩文作为学习楷模。欧阳修在应进士试落第之后，曾两次取出韩文研读，发出了“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的赞叹。

苏轼的老父亲苏洵则评论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

上面说的是韩愈之文，那么他的诗呢？欧阳修有言：“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清代著名诗评家叶燮在其名作《原诗》中说：“杜甫之诗，冠绝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唯韩愈、苏轼，其才力与甫抗衡，鼎立为三。韩诗无一处犹人，如太华削成，不可攀跻”，以其境界独辟、才力充沛、想象雄奇、不甘蹈袭前人，成为“唐诗之一大变”。现代著名学者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对韩诗有如下论断：“从创作实践来看，韩愈主要是继承李白的自由豪放和杜甫的体格变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传统，独立开拓道路。”当代著名学者孙昌武指出：“对韩愈诗文风格的总评价，一般归结为‘雄奇’、‘奇伟’、‘奇诡’等，甚至说‘奇者极于韩’（清朱彝尊语）。……韩愈尚奇，首先决定于他的思想意识。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郁结下的愤懑之气无可发泄，加上他又具有学奇好胜、不安凡庸的个性，这都促使他在创作中形成奇崛不凡的美学特征。”（《韩愈选集·前言》）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历代名家赞颂韩愈诗文的宏言谠论，是想说明一件事。“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古人中求，为敌盖寡”（唐刘禹锡语），号称“文章巨公”“百代文宗”的韩愈，竟然在科举考场上屡试屡挫——四应礼部进士试只一得，三试于吏部博学宏词科竟无一成，求仕之难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啊！说来让人感到疑惑，又颇为气闷和感伤。

二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韩愈离开宣州，赴京师长安应举求官。当时，韩愈从其他举子那里了解到进士试的程式、命题的方法，又看了往年礼部所试赋、诗、策等试题，“以为可无学而能”，并没有太当一回事。韩愈办了县、府两级甄选手续，获得乡贡资格之后，便于贞元四年投身礼部春闱进士考试。韩愈万万没有料到，竟然连续三届皆未得中，与原来想的“一战而霸”大相径庭。在愧愤交加之下，写下了五古《县斋有怀》，有“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蹉跎颜遂低，摧折气愈下”之句。贞元八年（公元792年），韩愈第四次应礼部进士试，多亏遇上了爱才识才且“长于辞翰”的兵部侍郎陆贽权知贡举，才被录取。在此次中第的二十三名进士中，韩愈名列第十四，是年二十五岁。

其实，若论入仕的话，进士只是取得了一个资格。唐时选官，考中进士只是取得了“出身”，若要“释褐[2]”，亦即得到朝廷的正式委任，还须应试吏部诠选。于是，韩愈便“趁热打铁”，在当年初冬又应了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试卷的赋题是《钧天乐赋》，诗题是《中和节诏赐公卿尺诗》。韩愈看过，觉得信心满满，势在必得。事实上也是如此，韩愈的试卷经吏部核审即予铨定，岂料，报中书省复审时竟遭否决。接下来，韩愈于第二年、第三年连续赴考，全部落第。

“官门”在望，咫尺天涯。韩愈在怅怀失意之余，把登仕的希望寄托在权臣或名士的引荐上。期间，韩愈曾多次上书求荐。贞元八年，他到凤翔节度使邢君牙府上参谒，奉上《与凤翔邢尚书书》，渴望得到他的推举。谈到“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诚悦阁下之义，愿少立于阶墀之际，望见君子之威仪也。居十日而不敢进者，诚以无以为荐，惧阁下以众人视之，则杀身不足以灭耻，徒悔恨于无穷。故先此书，序其所以来，阁下其无以为狂，而以礼进退之，幸甚，幸甚！”可是最终也未得一见。

贞元九年，韩愈曾给韦舍人写了一封信，即《应科目时与人书》。写道：“天池之滨，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盖非常鳞凡介之品汇匹俦也。其得水，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其不及水，盖寻常尺寸之间耳，无高山大陵旷途绝险为之关隔也。然其穷涸，不能自致乎水。为獱獭之笑者，盖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穷而运转之，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然是物也，负其异淤众也，且曰：‘烂死于沙泥，吾宁乐之。若俛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视之若无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当其前矣，聊试仰首一鸣号焉。庸讵知有力者不哀其穷，而忘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而转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鸣号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实有类于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说焉，阁下其亦怜察之。”结果同样一无所获。

最令人伤情以至气愤的，是贞元十一年春三次上书宰相。韩愈从正月二十七日开始，给当时在相位的贾耽、赵憬、卢迈写信自荐，申诉自己“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的窘况，情辞极为恳切，希望得到提携，求得任用，以便实施自己的抱负。但未获理睬。于是，过了十九日，韩愈又写了第二封信，自喻“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疾呼而望其仁之也”，相信宰相不会“有可救之道而终莫之救也”。岂料仍然置之不理。过了二十九天，韩愈又第三次上书，申明自己不是贪图富贵，而是“忧天下”，不愿独善其身。依旧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虽然韩愈考中了进士，但由于三次吏部选试均未能过关，最后不得不到地方担任节度使的幕僚，以便寻觅机会，登朝入仕。韩愈先到汴州董晋幕府中谋得一个观察推官的微职。直到贞元十八年（802），才被正式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样一个职位不算很高的学官，韩愈竟苦苦奔走了十六年才到手。

三

总体上说，唐代科举制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相比，由限定门第出身到不经察举自由报名，参加统一考试，是个很大的进步。但中唐以后，统治集团腐败，朝政混乱，内部斗争加剧，有理想、有抱负的新进之士难以容身；而“贡举猥乱，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的不公正、不合理现象，时有发生。考试过程中，主司把学识以外的因素掺杂进来，有的以个人好恶作为去取的衡量标准。

具体到韩愈身上，上述情况当是其多次落选的首要原因。其次，朝中无人举荐，虽经奔走呼号，也无人施以援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三，韩愈个性狂傲，矜奇尚异，耻于趋附流俗，也是一个原因——过去不是有“不求文章中天下，只求文章中试官”的说法吗？在《答崔立之书》中，韩愈曾对应吏部试所答试卷进行反省：“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夫所谓‘博学’者，岂今之所谓者乎？夫所谓‘宏辞’者，岂今之所谓者乎？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这也就是孔夫子所说的“行己有耻[3]”吧？以之立人、修身，当然难能可贵。可是，抱持这样的观念去应试，岂非“缘木求鱼”“南其辕而北其辙”乎！

韩愈上书无人理睬、遭到冷遇，初看确实不可理解，甚至无法容忍。可是唐代有个特殊情况，开科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需要名士或者公卿推荐。考生奔走权门，奉书自荐，投献作品[4]习闻惯见，甚至每天都会碰上几起。除求贤若渴、以进才擢士为己任的贤明长者会认真对待外，普通官吏“有眼无珠”，弃置不顾，恐怕亦是常事。

当然，在唐代考取进士着实不易，更不要说还有吏部铨选一关。据记载，有唐一代约三百六十个州（府），下辖一千五百多个县，历年参加进士考试的在一千五百人左右，而录取率不过百分之一二，仅有十几人到二十几人。“僧多粥少”，竞争激烈，三四次落第十分正常，连考十几次的也不少见，而终身不第的则居大多数。诗圣杜甫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之句，非常自负，可是应“制举”试却遭落榜，只好“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哀叹“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最后靠给皇帝献上《三大礼赋》才得待制集贤院。诗人罗隐久试不第，嗒然为诗：“病想医门渴望梅，十年心地仅成灰。早知世事长如此，自是孤寒不合来。”而诗仙李白则毅然拒绝赴考，远离科场，结果无缘魏阙，浪迹江湖。这样也好，博得个身心自由，率情适意。

可以说，一千余年的科举史，就是由这些落第者与及第者以眼泪与欢笑书写的。而才人的落拓失意，则为文学史增添了丰富的内涵。这里只概略地列出两个有规律性且相互关联的课题。

“古来才命两相妨”，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这一名句，高度概括了历史上才大如海的杰出人才总是命途多舛的悲剧现象。人们常以才高命短的贾谊、王勃、李贺为例，说一个人的才华与命运常常是相克相妨的。杜甫就曾悲吟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古来材大难为用”，“终日坎壈缠其身”。

由此，又得出另一个耐人寻味的课题——诗文与命运的关系。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中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欧阳修亦有类似见解：“诗必穷而后工。”当代著名学者傅璇琮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文中指出：“唐人以科举为题材的诗篇，还是以写落第的作品最好。”验之以韩愈，亦然，大量传世名文都是困顿、穷愁期间写出来的。

四

不管怎么说，人们对于这位“百代文宗”蹭蹬蹉跌几十载的仕途经历，还是抱着无限同情、痛惜的态度，意有不平，“于心有戚戚焉”。当然，如何看待韩愈汲汲求仕，学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观点认为他求官心切，“热中躁进”，“不善处穷”，不理解他何以苦苦追求，简直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程度。也有人认为，既然李白与其父亲韩仲卿交谊甚深，在所撰《武昌宰韩公去思颂碑》中对韩仲卿赞美备至，那么，晚辈韩愈何不学学李白的远避尘俗、超然物外呢？由此再深入一步，责其“逢迎权贵”，俯首乞怜，更有甚者说他丧失尊严、丧失人格。

这里有一个如何读史，如何对待古人的问题。读史，贵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法国史学家布洛赫说过“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通心，首先应能设身处地地加以体察，也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去进行考察。南宋思想家吕祖谦有言：“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研究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苛责前人，率意做出评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而换位思考，理解前人，却是一切治史以及读史者所必不可缺的。

韩愈属于正统的儒家学派，尽管他十分推重李白，但在处世、进取上，他们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李白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而韩愈则以孔孟学派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孔子说：“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行义以达其道”。孔子特别强调读书士子应该具有推行和弘扬“道”的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孔子本身就是这样做的，周游列国，席不暇暖，渴望入仕以达其道。与春秋之世不同，唐代是大一统的王朝，不存在周游列国的条件，那么，要实现行道、救世的宏伟抱负，就只有参加科考，以求及第，进而为官。韩愈在《与卫中行书》中说：“其所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

韩愈奉行儒家“兼济”与“忧天下”的思想主张，并不赞成走“独善自养”的道路。要“行乎其志”，“兼济天下”，则必须入仕、当官。春秋时，论德才，商鞅无法和孔子相比，可是“商鞅能教令必行”，原因就在于他身居高位、手握重权；而孔子则无职无权，所以只能悲叹“手无斧柯，奈龟山何”。

至于上书乞官，逢迎权贵，这里也有具体原因。前面说过，唐代取士，考试成绩是一方面，公卿权贵与知名人士的推荐也很重要。因此，士人纷纷奔走于名公巨卿门下，这是普遍现象。即便是超脱、清高如李白，不也是写过自荐信《与韩荆州书》吗？李白信中说过：“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投书自荐关键看怎么写。李白的信写得不卑不亢，韩愈也是如此。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一开头就说：“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是故布衣之士，虽甚贱而不谄；王公大人，虽甚贵而不骄。其事势相须，其先后相资也。”在《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中，韩愈以周公为标杆，对时宰说：“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周公求之如此其急，唯恐耳目有所不闻见，思虑有所未及，以负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岂尽除去？四海岂尽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其所求进见之士，虽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于百执事，岂尽出其下哉？其所称说，岂尽无所补哉？今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握发，亦宜引而进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连珠般地质问，义正词严，哪里显现一丝奴颜媚骨？

五

韩愈为人行事，可贵之处是不忘初心。

初心之一是“行乎其志”，也就是为国为民行道、做事。宋人杨万里写过一首以山泉为喻的讽刺诗，有句云：“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做得许多声。”说的是某些为官者，在还没有入仕或政坛失意之时，踌躇满志，雄论滔滔，满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牢骚，或者侈谈一些治国理政、致君泽民的宏伟抱负。可是，一旦入朝执政，权柄在手，便全然忘却当初的承诺，或者尸位素餐，毫无建树，或者学乖弄巧，缄口不言，唯恐触犯时忌，心安理得地做起“太平官”来。韩愈可不这样。《新唐书》本传上说韩愈“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韩愈在国子博士任满之后，升调监察御史，终于获得进谏机会。关中一带大旱，民众纷纷饿死道旁，但官府仍肆意聚敛，京兆尹李实竟然向朝廷谎报“今年虽旱，而谷仍好”。韩愈知道后，遂上书数千言，请免徭役赋税。结果触怒了当朝，被贬为阳山县令。韩愈二十来年辛勤谋得的官位，仅仅两个月就弄丢了。两年后，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韩愈历经几年贬官生涯，回京任中书舍人，时值蔡州藩镇吴元济谋乱，宰相裴度巡视诸军，力主以武力制伏，与权要李逢吉等意见相左。韩愈遂上书皇帝，奏言：吴元济“以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也。然所来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致使“执政不喜”，改任太子右庶子。后来，韩愈参与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役，在行军司马任上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升迁为吏部侍郎，算是真正进入了上层统治集团。两年后，韩愈又因上表谏迎佛骨，引起宪宗震怒，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结局却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左迁蓝田示侄孙湘》）。此时，韩愈年已五十又二，五年后便辞世了。

初心之二是爱惜人才。在韩愈看来，选拔人才是一种“深思长虑”，是“为国家树根本之道”。对于选拔、培养人才，韩愈有一套高明的见解。他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杂说》）

韩愈曾说过：“余尝观于皇都，每年贡士至千余人，或与之游，或得其文”（《送权秀才序》），目的就在于发现、培养、选拔与推荐人才，终生乐此而不疲。韩愈曾向礼部员外郎陆傪推荐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沈杞、张苰、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待十位俊秀之材。这些人后来都陆续进士及第，得到长足发展。《新唐书》本传说韩愈“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比如，后来成了名家的李翱、皇甫湜、张籍、李绅、贾岛等多人，就都曾受惠于韩愈的奖掖与扶持。韩愈亲访神童李贺，针对当时过分强调避讳以致影响李贺考取进士的社会风气，著文《讳辩》，予以有力的批驳，传为千秋佳话。“穷究经史，章通句解”的樊宗师，韩愈先荐于宰相郑余庆，又荐于故相袁滋，最后又拟状荐于朝廷，一而再，再而三，呕心沥血，期于必成。诚如清代著名史学家、诗人赵翼所言：“昌黎以主持风雅为己任，故调护气类，宏奖后进，往往不遗余力。”

对于这位“百代文宗”来说，除了震古烁今的文学成就之外，上述两个方面同样是他生命历程中的辉煌的闪光点。

[1]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

[2]脱掉粗布衣服，换上官服。

[3]一个人行事，凡自己认为可耻的就不去做。

[4]当时称作“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