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五月，为寻访战国时期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庄周的故里，我曾有豫东之行。那天，到了商丘市民权县，由当地学者陪同，在老颜集乡唐庄村和顺河乡青莲寺村分别看了传说中的庄子故里遗址和墓地。初夏日长，离天黑还有三个多小时，文友们建议，不妨就便寻访一番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的遗迹。
民权地处古代的济阳考城，公元444年，南朝宋元嘉二十一年，江淹出生在此间的程庄镇江集村。这里离老颜集乡不远，我们上了车，路经北关，很快就来到了程庄镇，一条笔直的大道又把我们引入江集村。
原来，江氏在这里是一个望族，在南朝，除了江淹，他的族侄江革，以及江总、江子一、江祏、江谧等，都在正史里有传。只是毕竟已经过去了一千五百多年，于今，村里除了几户江姓人家可以视为承祧的余胤，还有那句“江郎才尽”的成语家喻户晓以外，其他任何有关江淹的遗迹都已**然无存。好在墓地还在，我们在东道主的引领下，赶往几公里外的岳集。和庄子的庐墓所在存有诸多争议不同，江淹墓地所在板上钉钉，确凿无疑，一向为史家所公认。据说，原来的墓园十分壮观，现在仅存一个不高的圆形土冢，旁边立有一座字迹斑驳的残损石碑，为明成化年间旧物，上面写有“齐醴陵侯丞相江公讳淹之墓”，从字迹看，当是由今人翻刻的。
当地民众对于江淹十分敬重，有些上了年纪的读书人，还能背诵几句他的诗文辞赋。他们听说我从东三省远道来访，非常兴奋。他们告诉我，江淹有两个头衔，一个是出色的文学家，一个是著名的清官。江淹年少时即因擅长辞赋诗文而声名卓著，后来走上了仕途，历经宋、齐、梁三朝，晚年担任过高官，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江淹不避权贵，直言敢谏，对贪官污吏从严惩治，绝不手软。到了五十九岁这年，江淹对子弟说：“吾本素宦，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吾功名既立，正欲归身草莱耳”。于是，江淹称病致仕，回到原籍养老，三年后因病去世。梁武帝亲自为江淹素服举哀，馈送葬钱三万，布五十匹，加封谥号“宪伯”。
乡亲们概括得很准确，江淹确实有“两个头衔”。应该说，江淹的官当得还不错，官声甚好。早在江淹担任御史中丞时，宋明帝就曾予以他很高的评价：“宋世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大概因为这个评价，尽管江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十分显赫，后世史家修撰《南史》《梁书》为江淹立传时，却并没有将他纳入文学范畴。当然，这和中国历来的“官本位”意识也有直接关系。这令人想起了诗仙李白。李白一生中最高的官职不过是翰林待诏，而且为时甚短，原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于世的。可是，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连李白的好友魏万也不能免俗，在为李白编辑诗文时，仍然要标上《李翰林集》。李白算得上哪家的翰林？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古人与今人不同，他们把“立德”“立功”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同样是“立言”，却一向看重以经国济世为旨归的奏章、策论，而把诗词歌赋当作“余事”，所以，韩愈有句云：“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扬雄说的就更直白、更加露骨了，《扬子法言》一书中自作问答：“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如何看待江淹的从政与为文，算是头一个话题吧。
二
第二个话题是江淹的文学成就。作为辞赋大家，江淹的《恨赋》《别赋》在中国骈文史上树起了两座丰碑，是令江淹巍然挺立于六朝文坛之上的两块重要基石。《别赋》堪称江淹的代表作，它运用铺陈排叙、环境烘托、情绪渲染、心理刻画等艺术手法，以浓郁的抒情笔调，通过对戍卒、富豪、侠客、游宦、道士、情人别离的描写，生动具体地反映出南朝社会的动乱，着意表达了下层读书士子的悲凉失意情绪。《恨赋》同样也是六朝抒情骈赋中的名篇，全赋着意渲染一个“恨”字，刻画了从得志皇帝到失意士人的诸多哀伤怨恨，概括了人世间各种人生幽怨与遗憾。按照钱锺书先生的解释，《恨赋》的题旨应该是：“恨者，本欲为而终憾未能为”。所以一开篇江淹就说：“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在江淹那里，恨与别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钱先生所说：“《别赋》乃《恨赋》之附庸而蔚为大国者，而他赋之于《恨赋》，不啻众星之拱北辰也。”后世词人辛弃疾有句云“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同样把恨和别锁在一起。
江淹辞赋有一个重要特色：用词造句十分考究，富于声律之美，艺术价值颇高。与其诗“善于摹拟”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的辞赋以“奇崛”见长，风韵清标，戛戛独造。说到奇崛，人们当会记起《恨赋》中“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这个名句。《孟子·尽心》篇曰：“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按照习惯句法，应该是“坠涕”“危心”，“危涕”“坠心”则有些费解。可是，江淹却偏要把它们颠倒过来用。《别赋》中也有类似的例子，“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最后的“心折骨惊”实际上是指心惊骨折的精神错乱、悲痛异常的状态。看得出来，江淹已经习惯这种写法了，诚如李善在《文选》注中所言：“江氏爱奇，故互文以见义”。
这种事例，在后代的诗文创作中屡见不鲜。比如，杜甫的《秋兴》诗第八首中“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原本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可是，他偏偏要倒过来说。这么一颠倒，变叙述句为描写句，突出了香稻与碧梧这两个主体，使审美意义与节奏意义大于语法意义，不同凡响。再如，杜诗中有“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一联，就语序来看，也似乎不顺，可是，若从体物深细，引人注意“绿垂”“红绽”后文的角度来思考，又确实觉得高明。它们都体现了杜诗“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崛沉雄为贵”（明人王世贞语）的特点。
当代国外文艺理论家有所谓“陌生化”的说法，就是使审美对象陌生化，触发艺术鉴赏中的理性激动，从而延长审美感知的过程。一切熟知的事情，人们往往以为理所当然如此，因而轻忽了它的存在，放弃了深度理解。所以，文艺理论家提出：“要把熟悉当作陌生，要把习俗当作不可思议，要把平常当作惊异！”当然，江淹也好，杜甫也好，他们构造奇崛的句子、沉雄的意境，出发点不只是标奇立异，引人注意，也反映了他们胸中存有一种郁勃不平之气。
三
说到“江郎才尽”，后世更是聚讼纷纭，争议不休，主要集中在江淹是否真的“才尽”和如何看待“才尽”这两个焦点上。这就进入了第三个话题。
现在来看，江淹的那些名篇力作确实产生于青年时代，特别是遭到贬谪期间；中年以后，随着名位不断增高，官声日益显赫，文学创作便逐渐走向低潮。《南史》本传中也是这么说的：“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那么，原因何在呢？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它说得很神秘。最早给出答案的，是与江淹同时代而稍晚的南朝梁文学批评家钟嵘。钟嵘在《诗品》中提到，有一天晚上，江淹夜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江淹听了，便从怀中取出五色笔来，还给了那人，“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这种说法影响颇大。到了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撰写《南史》还把它收入江淹传里，并且踵事增华，添枝加叶，又塞进去另外一个故事：江淹曾“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江淹从怀里掏出几尺残锦还给他，“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
庙堂之上富贵安逸的环境，盘根错节的矛盾，使得江淹专注于仕途经济，而于诗文创作着力无多，自然就佳作见少了。他在齐武帝永明初年所作的《自序》中，已经流露出满足于荣誉、地位而不思精心创作的情绪：“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后之名哉！”清代文学家姚鼐认为，江淹并非真的才尽，而是后期“名位益登，尘雾经心，清思旋乏”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我觉得，这也是很自然、很正常的现象。即便是诗仙李白，尽管有天纵之才，如果一直在朝廷里出任高官，安富尊荣，封侯佩印，恐怕也会诗才大减。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这样说过：亏得李白政坛失意，所如不偶，以致远离魏阙，浪迹江湖，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出尘的隽影，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会因为失去这颗朗照寰宇的明星，而变得无边的暗淡与寥落。这该是何等遗憾、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明末文学家张溥同样不以“才尽”论为然，他从一个新的角度予以阐释：“江文通遭逢梁武，年华望暮，不敢以文陵主”，“而蒙讥‘才尽’”。意思是，江淹入梁之后，遇到了博学多才、文学天赋很高却猜忌心重的武帝萧衍，不得不有意识地韬光养晦，收敛锋芒，并非真的“才尽”。宋代诗人徐钧写过一首七绝：
生际河清献颂文，尤工乐府丽春云。
人言才尽何曾尽，深恐名高上忏君。
虽说是题咏鲍照，实际上，与之齐名的江淹何尝不是如此！后人这么猜度，并非全无凭据。宋孝武帝时，王僧达文才超众，声名显赫，孝武帝便找个借口将他除掉。沈约原为梁武帝的得力重臣，曾经协助他篡夺齐祚，可是，由于有人告发沈约与武帝比赛学问时故意认输，武帝觉得丢了面子，勃然大怒，甚至要杀掉沈约。
稍后于张溥的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则认为江淹“脉脉自持”，以清标独赏，“不屑尽其才”，与时人争一日之短长：“文通于诗，乃至不欲取好景，亦不欲得好句，脉脉自持，一如处女，唯循意以为尺幅耳”。还有人认为，江淹的诗作遒劲古峭，跟永明体的诗风相隔甚远，致令当时评判、鉴赏者感到不习惯，遂有“才尽”之讥。
当然，支持“才尽”论者也大有人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明代著名学者、文艺批评家胡应麟。胡应麟反对那些惝恍迷离的传说，而是从生理学的角度做出解释：“人之才固有尽时，精力疲，志意怠，而梦征焉。”光绪年间进士江云龙同样认为江淹晚年真的是“才尽”了，只不过找个体面的说法，有诗曰：“郭仙雅意怜才尽，早索江淹彩笔还。”张协（字景阳）和郭璞，都是两晋时代著名文学家，郭璞又是道学术数大师和知名的术士。江云龙的诗说索还彩笔体现了郭大仙——实际是《诗品》作者钟嵘——怜爱江淹的一番雅意，一篇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