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ya Markovich的自述

我生在巴尔干的一个可怜的小城——（蒙德尼格罗）——里。小孩时，我进了乡村的小学，在那里修了业之后，我便跟家人一道在田里工作。

大战起时，不幸就降落在我们身上：我父亲被迫上前线去打仗，受了伤回来；我们的牲畜也被无理的没收去了，所以我们常常挨饿，不能挣得一些小钱，耕种的方法又十分的退步，可说真是没有一点办法的。这次的战争给我很深的印象，但我当时一些也不能说明它的原委。对这种恐怖的解释，我也听人家说是“为了祖国”或“为了基督”的缘故。

在一九一四年，我的一个叔父从俄国回来；他生在本乡，但从小就往俄国去了的。战争爆发后，沙皇政府命令他回国来参与战争，所以他便回来了。他公开的对农民宣布：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为了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而战的战争！他的宣传，达到了蒙德尼格罗的政府，政府马上派了侦探，追踪他，秘密的暗杀了他，而却宣言说他是自刎了的。

战争终于到了一个结束，但它的血图却深印在我的记忆上，永不能拭去；并且，新的灾难还是缠绕着我们。蒙德尼格罗被并入了塞尔维亚，于是我们便在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和王朝的统治之下了，因为蒙德尼格罗人与克罗特人，斯拉夫人，大尔马底人，马其顿人一样，是该作为民族的少数的。民族的少数是该受压迫，并且也非常的穷困，所以才有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一九二二年的农民暴动发生。但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政府，遣发军警来屠杀革命的农民，放火焚烧乡村的农舍，把参加暴动的亲戚也捉来坐牢，给以虐待，暗杀，这些，在我们心中，燃起了愤怒的火焰！

当其间（一九二一年），我另一个叔父，武加星·马可维其博士，从苏联回来了；他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所以他一到，便教导农民，为什么和怎样去作战。因为他的宣传，敌人欲得之而甘心，幸而他逃避了，窜入森林，遂成了一位游击队员。许多农民都拥护他，和反动军队时常作战。因为我叔父和兄弟都参加了游击队，所以警察把我们全家下狱，他们用严刑来拷打我，想从我口中得知这些共产主义者的匿处，但都无效果。后来，我决定越狱；一自由之后，我立刻拿了来复枪，加入游击队，和这些资本家的保护者和奴隶们奋勇作战。从一九二一年的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的五月止，这七个月里我一直不间断的在游击队里服务。直至最后，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我们五个同志与五百军警打了一仗，我和我十七岁的弟弟，都受重伤，遂被逮捕。他们叫我们披锁带链，送我们进牢监去，严密的囚禁起来，监狱的情形真是不堪，非常的可怖：肮脏的粗劣的食物，还加以拷打和虐待！我们被关了三年又半的辰光，不曾审过一次，直到一九二五年的十一月，方才开审，结果是，我们被每个都判处十五年的徒刑。

判决令一下之后，我就开始一个新的越狱的准备了——这次是假装作一个警士。这预备费了我两个月的工夫，那些看守我的宪兵，天天检搜我，也找不出什么破绽。我在外的兄弟又给我拿进了一双靴子，和一套衣服。所以到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那天，一切都弄妥了，我便从牢狱中逃了出来。不过只有十五天的自由，我立刻又被捕了，被放入同个牢里去。这次审判的结果是：我与弟弟都改判为二十年的徒刑。判决后，我立即被送往克罗底的阿克拉牢狱里去，我弟弟被送往波司尼亚。可怜他现在还在那里憔悴着，只日日盼望革命的到来，去恢复他的自由呀！

我在阿克拉牢里，过了十五个半月，这期间，逃亡的盘算占据了我的胸膛，但我却不能与同志发生关系。直到最终，我终于由秘密通信的方法，得与我另一个自由的兄弟发生关系了；他跑到牢狱里来，为我商议逃狱的方法。在一九二七年的八月十二日，我终于重得自由，我跑向苏联去了。

到苏联时，我生着病，几乎是瞎去了，因为在这资产阶级暗牢中的五年，把我完全毁坏了，使我几至不能动弹。幸尔苏联的同志，和赤色济难会帮助了我，送我去休养，所以我在一种友爱的无产阶级环境中，完全恢复了康健，我现在可以研究读书了。

在这短短的，一千多些字的小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多末勇敢的女子：她受苦，她作战，她逃狱，并且她思想！这是新时代妇女的典型。译者因为看见中国的妇女，只知抹脂涂粉，只知华衣美食，只会唱《毛毛雨》，比之这位斯都霞，不知要惭愧到如何地步啦！所以我不管这篇文章的简朴，没有文学气，就大胆的把她译出来。为的是要请中国的妇女也来看看别人，想想自己。英译文载维也纳出版的《国际通信》（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第九卷，二十九号上。

译者附记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

（原载1929年11月20日《列宁青年》第2卷第4期，署名徐白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