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隆基，是睿宗第三子。平韦后之乱，奉睿宗即位，以功立为皇太子，寻受禅，在位四十三年。

【原文】 以同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上初即位，励精图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元之请抑权倖，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上皆纳之。

张居正讲评：按照唐朝的制度，一切政务都由中书省裁决，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施行，这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后来，以其他官职担任宰相的，如果品秩较三省长官低，便给予他们三品的俸禄、品级，会同侍中、中书令处理政事，称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即姚崇。在武后时期姚崇就担任宰相，睿宗时仍然为宰相，后因为图谋废黜太平公主，事情败露后被贬。玄宗素知姚崇很有才干，打算任命他为宰相。当时，姚崇担任同州刺史，在京城附近。一天，玄宗到渭川打猎，派遣使者将姚崇召来，当即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玄宗即位时，天下正值韦氏、武氏大乱之后，人心思定，于是励精图治，任命姚崇为宰相后，凡是朝廷事务都听从他的意见。姚崇素有才干，天下事无不了然于心，随问随答，就像回声一样，毫无停顿，在朝的其他官员，都只能随声附和而已。因为只有姚崇才能让玄宗满意，玄宗便将一切事务都委托他处理，信赖有加。姚崇刚刚担任宰相时，也曾以十事要求玄宗，问他是否能够做到，然后才接受任命。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玄宗：抑制权臣、宠臣，使他们不敢触犯律法；爱惜朝廷的爵位、赏赐，不能让奸邪小人也得到赏赐、封爵；群臣在进谏时，能够毫无忌讳，从容进谏；不接受皇亲国戚进献的物品，以堵塞谄媚君上的门路；不要轻慢群臣，以整肃朝廷的礼仪。这些都与国体息息相关，切中时弊，玄宗都一一加以采纳。玄宗重用姚崇所达到的程度，真可谓千古少有。君主任命宰相，从闲散的职位上将他们提拔起来，在群臣相互猜忌的时候任命他们，真可谓是乾纲独断。大臣担任宰相，具有随机应变的才能，辅以拯救时弊的策略，也算称职了。这就是君臣相得益彰的例子，开元之治真可谓有贞观遗风。

【原文】 山东[1]大蝗，民或于田旁焚香膜拜[2]，设祭而不敢杀。姚崇[3]奏遣御史督州县捕而瘗之。议者以为蝗众多，除不可尽；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满山东，河南北之人流亡殆尽，岂可坐视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上乃从之。卢怀慎以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崇曰：“昔楚庄吞蛭[4]而愈疾，孙叔杀蛇而致福。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

张居正讲评：玄宗开元三年，山东各地，蝗虫肆虐，残害百姓的庄稼，百姓认为这是上天降下的惩罚，无计可施，都只在田地里焚香、祭拜，长时间的下跪叩头，祈祷上天免除灾害，而不敢捕杀。于是，宰相姚崇便奏请玄宗，派遣御史到受灾的地方，督率州县官民捕杀蝗虫。具体的方法是这样的，在田边挖出一个坑，夜间在坑里生一堆火，然后将蝗虫四面驱逐到坑里，焚烧以后掩埋了。但有的大臣认为，蝗虫数量众多，担心耗费了大量人力，却不能全部除掉；玄宗心里也很怀疑这个方法的成效。于是，姚崇说：“现在山东地区到处都是蝗虫，将庄稼都吃完了，那河南、河北的百姓怎么生活啊，都将流离失所，四处乞讨为生了，后果如此严重，还不去全力捕杀，难道真想看到百姓流离失所，四处乞讨为生的情况吗？就算人力有限，不能全部消灭，但是能救得一分就救一分，总比全部没有好。”玄宗见姚崇这样说，才准许他的请求。宰相卢怀慎私下里对姚崇说，这蝗虫也算是生命，杀得太多，恐怕有伤天和，反而会降下灾害。姚崇说：“人间的祸福，自有定数，我们只是为民除害而已。以前，楚庄王因为食物中有水蛭，就认为饮食不干净，负责饮食的人员罪责难逃，应当处死，如果不处死他们就有违法度；但是，如果因此处死他们，心中又有些不忍，因此便将那条虫吃了下去，不让人看见，因此他的腹中生病，不能吃东西。正好令尹前来探问病情，庄王就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令尹说：‘王上如此仁德，疾病算不了什么。’不久之后，庄王果然痊愈了。楚人孙叔敖小时候，在路上遇见了一条长有两个头的蛇，于是将它杀死就地掩埋了。回家后，他哭啼不止，母亲问他为什么哭，孙叔敖说：‘我听说遇见长有两个头的蛇的人，必然会死，我今天就遇到了，所以哭啼。’母亲问：‘蛇现在在哪儿啊？’孙叔敖说：‘我怕别人看见它，便将它杀死掩埋了！’母亲说：‘我听说有德行的人，上天会保佑他的，你不会死的！’后来，他官至令尹，享受福禄。由此可见，人生的祸福并不在此啊。如果一味地像今天这样顾虑重重，水蛭也不该吞下去，蛇也不该杀了。况且，现在的蝗灾已经非常严重了，如果不去捕捉，百姓将要饿死，难道不忍心杀死蝗虫，而忍心让百姓饿死吗？如果杀死蝗虫太多，有报应的话，就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吧，不会连累别人。”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就算是昆虫草木，也应该爱惜，但与百姓们的生命比起来，则百姓的生命为重，这些生物的生命为轻了。更何况它们危害到了百姓的生活，如果不早点驱除，怎么能成就好生之德呢？自曹魏以来，人们都因为佛教有不杀生的戒条，往往不敢伤害生物的生命，对于百姓的疾苦，却漠不关心，熟视无睹，而不去救助，真可谓倒行逆施了！姚崇的这些话，虽然是为了捕捉蝗虫，消灭蝗灾而说的，但推而广之，则一切因为自己不爱惜的东西而使自己爱惜的东西受到伤害的，都要以此为戒。

【原文】 或言于上曰：“今岁选叙大滥，县令非才。”及入谢，上悉召县令于宣政殿庭，试以理人[5]策。惟鄄城[6]令韦济词理第一，擢为醴泉[7]令。余二百余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归学问。

张居正讲评：玄宗时，有人上奏说：“现在吏部选拔官员，很多不合格的人也被任用，各地的县令，大多才德不足以胜任，却不被罢黜，对此朝廷应该详加审查。”于是，新选拔的官员入朝谢恩时，玄宗便将所有授命担任县令的官员，召集到宣政殿丹墀中，亲自出题考查他们，问他们如何治理百姓，写出一篇文章来。当时县令所写的文章中，鄄城县令韦济，文辞、道理都好，位居第一，于是就擢升他为京兆府醴泉县令，根据才能予以优待。其余二百余人，文章写得不到位，评定为中等，暂且让他们前去赴任，看他们政绩如何。剩下的四十五人，评定为下等，让他们回家继续学习，因为他们学问未成，则不明白治理百姓的道理，不熟悉政府的运作，不能担任百姓的父母官。县令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如果不合格，一方的百姓就要受苦了，因而力图天下大治的君主，都特别注意县令的选拔。玄宗如此的励精图治，那些县令怎么敢不尽职呢？吏部选拔官员，怎么敢不尽心呢？这就是“开元盛世”形成的原因之一。

【原文】 姚、宋相继为相，崇尚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税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8]送之。及李林甫为相，虽宠任过于姚、宋，然礼遇殊卑薄矣。

张居正讲评：玄宗开元初年，姚崇、宋璟相继担任宰相，姚崇生性通达、机变，在别人都做不到时，他却能委曲、变通地办成大事；宋璟生性刚直，谨守法度，对于人们认为可以迁就的，他却能坚守不移。这二人志向、操行，虽然各不相同，但都一心为国，彼此同心协力，辅佐玄宗，治理天下，使赋役宽松，刑罚减省，百姓生活富足，人口增多，天下堪称盛世。因而，唐朝三百年间能称为贤能的宰相，在太宗时只有房玄龄、杜如晦两人，在玄宗时也只有姚崇、宋璟两人。这是因为，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善于决断，两人一起成就“贞观之治”；姚崇崇尚通达、机变，宋璟崇尚法度，两人一起成就“开元盛世”。其他担任宰相的人，都没法与他们相比。姚崇、宋璟两人担任宰相时，玄宗对他们非常优待，每次觐见时，玄宗都从御座上站起来迎接他们，他们离去时，必定送他们到大殿外，就像接待宾客一样，玄宗对他们的礼遇就是这样的。后来，李林甫担任宰相，虽然玄宗宠爱他，对他的信任超过姚、宋，但玄宗心里却轻视他，不敬重他，对待他的礼仪卑贱鄙薄，与姚、宋比起来差远了！由此可见，君主对于忠臣、佞臣，还是分得清楚的。但佞臣每每顺着君主的欲望，因而君主与他们亲昵；而忠臣却每每阻止君主的欲望，因而君主忌惮他们。亲昵的容易亲近，忌惮的容易疏远，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然而玄宗任用姚、宋成就“开元盛世”，任用李林甫造成“天宝之乱”，尊敬贤臣亲昵佞臣，只在君主一念之间，而天下治乱却有天壤之别。任用宰相应该以此为鉴啊。

【原文】 开元十年。初，诸卫府兵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杂徭，浸以贫弱，逃亡略尽，百姓苦之。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

张居正讲评：这一段是记述唐朝府兵制破坏的原因。男子满二十岁后，就需要服劳役和兵役，称为“成丁”。玄宗开元十年，唐朝政府开始招募士兵充当常备军。太宗平定天下后，在京城设立十二卫，统领地方的兵府，在地方设立六百三十四个兵府，隶属中央的十二卫，百姓每六家出一人服兵役，没事时就照常耕作，只是在农闲的时候练习武艺，每月根据离京城的远近，轮流上京城担任守护任务，一应粮饷装备，都由六家人共同承担。有事需要征发府兵时，中央政府就发诏书到各兵府，命他们多少人某时到某地集合，由该兵府所属的卫的将军统领出征；战事结束后，将军回朝复命，士兵仍然回到地方。国家不需要为养兵支出什么，士兵也没有失业的危险，将军又不掌握军权，而各种权力集中在京师，以关中可以制天下，从这看来这是个很好的制度。但是，百姓从二十岁起就被选拔服兵役，到六十岁时才能免除，中间服兵役长达四十年，但他的家庭隶属地方，一应的赋税都要照常征收，差役也不能免除，于是他的家庭日渐贫穷削弱，服兵役的人，逃往殆尽，百姓饱受府兵制的拖累，非常痛苦。到开元年间，宰相张说建议说：“可以招募身体强壮的人，补充军队中的缺额，不管他以前怎么样、是什么样的出身，只要被招募为士兵，就根据他的表现免除徭役，并以此为定制；这样，那些逃匿的府兵，必然争相前来应募，不费什么劲士兵自然就充足了。”玄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下诏募兵，十天之内，就招募到士兵十三万，将他们分隶于十二卫，称为“骑”，分为六班，轮流到宫中守卫。从此，招募士兵成为惯例，招募的士兵由那些不免税的百姓供养，士兵脱离农业生产，实际上是从这儿开始的，这是府兵制的一大变革。自古以来，各个朝代初期制定的法度，虽然很完备，但几代之后，很少有不被破坏的，不过善于守法的人，却会根据世事的发展补救法律的偏颇、弊端，使它们不偏离当初制定时的本意；全部废弃不用，更定新法，是非常不可取的。唐朝的府兵制度，虽然很好，但到唐代中期，服兵役的人及其家庭穷困不堪，军队战斗力弱，则府兵制已经出现了弊端，需要改革了。但完全废除府兵制，改用招募，这样士兵不是当地人，当兵成了糊口的手段，跟商人差不多，徒有虚名，战斗力可想而知；后来，中央军力日渐削弱，地方藩镇的势力越发强大，这也是改革不当的后果啊。

【原文】 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于是引兵而南。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

张居正讲评：玄宗天宝十四年十一月甲子日，安禄山起兵反叛。当初，安禄山以平卢节度使兼任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河北采访使，掌握了今天河北、山西、辽宁西部一带的军事、财政、民政大权，早有起兵造反的打算；宰相杨国忠又屡次去刺激他。后来，安禄山假托受到玄宗密诏，讨伐杨氏兄妹，起兵十五万反叛，从范阳大举南下。当时，天下已经很久没有战事，百姓安乐，都不知道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一听说安禄山造反，都非常害怕。河北地方，本来就在安禄山的管辖之下，当地官民早已屈服于他的威势，因而安禄山的军队所到之处，大州小县都望风瓦解，不能抵挡。那些郡守县令，要么打开城门投降，要么弃城而逃，就是有与安禄山作战的，几个回合就被安禄山抓住处死了，没有能抗拒的。于是，东京洛阳、西都长安相继失守，安禄山气焰冲天，玄宗逃往蜀中，唐朝几乎灭亡。安禄山之所以能这样，并不是安禄山怎么怎么强大，而是唐朝衰弱。这是因为玄宗末年，沉溺于声色，生活奢侈，信任小人，盘剥百姓，早已失去了天下人心；法令得不到推行，武备废弛。君主应该注意这一点啊，要固结天下人心，整修武备，慎重赏赐，抑制宠幸的人，不可以有一丝懈怠。

注释：

[1]　山东，唐时建都长安，位于关中，自陕县以东都叫作山东。

[2]　膜拜，古代的拜礼，行礼时，两手放在额上，长时间下跪叩头。

[3]　姚崇，即姚元之，因避讳开元年号，改名为崇。

[4]　蛭，就是蚂蟥。

[5]　理人，是治民，因为唐高宗名治、太宗名世民，所以为了避讳，称为“理人”。

[6]　鄄城，即今山东鄄城县。

[7]　醴泉，即今陕西醴泉县，唐代建都关中，醴泉为京兆尹属下的大县。

[8]　轩，宫殿的屋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