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司马，名炎。其祖懿，父昭，世执魏政，至炎遂篡魏平吴而有天下。初封晋王，故国号晋，在位十一年。

【原文】 晋初置谏官，以傅玄为之。玄以魏末士风颓敝，上疏曰：“臣闻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放诞盈朝，遂使天下无复清议。陛下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之士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晋主嘉纳其言，然亦不能革。

张居正讲评：晋武帝司马炎接受魏元帝曹奂的禅让即位为皇帝后，广开言路，设置谏官，专门负责纠察朝政得失。群臣中傅玄以刚正不阿闻名，便任命他为谏官。傅玄见魏朝末年教化废坠，士风颓败，就思考如何去矫正，便上疏说：“我听闻，先代的圣王治理天下，首重教化，以礼仪倡导天下，培养礼义廉耻的节操，君上推崇教化，则清议自然流行天下。人人都知道重视名教，畏惧清议，伤风败俗的人自然无地自容，天下兴盛，风俗淳朴，都源于此。近有魏武帝曹操不知教化为治国要务，以法术治理天下，任用的都是精通刑罚的人，于是天下人都崇尚刑罚。文帝曹丕又崇尚宽大，不拘小节，任用的都是浮夸、浅薄的人，于是天下人都以不拘礼法为高明，看不起谨守礼法的人，教化完全废坠了。所以后来朝廷纪纲法度不振，士风**不羁，何晏、王弼之流朝野尽是，遗弃礼法，好谈虚无，天下人争相模仿。因而，名教不值得看重，清议不值得忧虑，教化的废坠，风俗的败坏，已经达到了极点。现在，陛下圣德，接受魏的禅让即位为皇帝，能够力行恭俭，以推广尧舜的教化，可谓抓住了治理天下的关键。但君主爱好什么、厌恶什么，任用什么样的人、罢黜什么样的人，与天下人心的归附以及臣子是否敢于劝谏关系很大，陛下即位以来，没有任命一个清廉有操守、远见，谨守礼法的大臣，以矫正社会风气，也没有罢黜一个浮夸、浅薄的大臣，以警醒那些不称职的大臣，好恶没有彰显，自然没人敢去劝诫，社会风俗又怎么能马上改变呢！我之所以敢于进言，是希望陛下能注意到这些啊。”晋武帝嘉奖了他，并采纳了他的建议，认为很切合当时的形势，但当时积弊已久，风俗早已形成，武帝虽然想改革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后来，东西两晋，南朝宋、齐、梁、陈的士大夫都崇尚玄虚、清谈，行为**不羁，超出礼法之外，国家日益衰弱，最后被隋灭亡。由此可见，教化是治理国家的头等大事，风俗又为天下治乱的关键，而推行教化变革风俗的关键又在于君主。君主提倡于上，为天下表率，天下的风俗自然可以渐渐变革。现在，一开始武帝虽然力行恭俭，不久之后就自恃天下太平，沉溺于游玩、宴会，而忘记了国家的忧患了。虽然想去移风易俗，又怎么做得到呢？因而治理天下的人在一开始就要端正治国的根本。

【原文】 诏曰：“昔在汉末，四海分崩，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1]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仆射[2]山涛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备。”帝不听。及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如涛所言。然其后刺史复兼兵民之政，州镇愈重矣。

张居正讲评：晋武帝太康元年，晋兵攻破建业，吴国灭亡，天下统一，武帝便说太平无事了。回想东汉末年，董卓、曹操等人都曾担任地方州郡的长官，都因为州郡兵马强盛发迹，割据一方，操纵朝廷，武帝便打算革除这个弊端。下诏说：“汉朝设立刺史的初衷，是为了让他们监察郡县官吏，到东汉末年，天下四分五裂，各州刺史就成了地方官，州内的军事、民事一把抓，成为地方的割据势力，朝廷不能节制，东汉因此灭亡。如今战事已经结束，天下统一，怎么能再沿袭前代的弊端？应该收起兵器，偃武修文。刺史仍然按照汉朝的旧历，只负责监察地方官员，州郡兵马全部解散，大郡设置兵卒百人，小郡五十人，都不由刺史统领。于是交州牧陶璜上书说：“交州与广州地域广阔，东西数千里，又与少数民族接界，这两州的兵马恐怕不该裁撤吧，州内兵马空虚，周边的少数民族容易生出侵略我的野心。”那时仆射山涛也说：“不但交、广两州，其他州郡的兵马也不能裁撤。天下州郡的兵马，是国家军力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兵马，一旦盗贼蜂起，用什么去制服他们？恐怕祸乱也会因此而起，都不应该裁撤。”武帝不听，将州郡的兵马全都裁撤了。后来，不过三十余年，到惠帝永宁年间，内有诸王作乱，外有五胡内迁，盗贼纷纷乘机而起，既然州郡兵马已经裁撤，虽有百十人的兵卒，又有什么用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盗贼横行，而无计可施，天下由此大乱，应验了山涛的话。后来，诸州刺史又开始统领兵马，然而州郡的权柄日渐重大，天下又限于分裂，其程度比东汉末年更严重，仅仅一百五十余年司马氏的江山就不复存在了。这都是武帝制定的制度不好造成的。古语说：“天下虽然安定，但一遗忘了战争，那就危险了。”又说：“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谋划，就会有即将到来的忧患。”这说的不正是晋武帝吗？

【原文】 三年，帝问司隶校尉刘毅曰：“朕可方汉之何帝？”对曰：“桓、灵。”帝曰：“何至于此？”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固为胜之。”

张居正讲评：晋武帝太康三年，武帝亲自到洛阳城的南郊举行盛大的祭天仪式。仪式结束后，召见了司隶校尉刘毅，对他说：“爱卿，你觉得我像汉朝的哪一个皇帝？”武帝心里暗想，自己是开创之君，就算比不上高祖、光武，也与文、景、明、章在伯仲之间。刘毅性格耿直，见武帝自从平定东吴后，处理政事消极懈怠，任用外戚杨骏，沆瀣一气，公然贿赂，就说：“陛下与桓帝、灵帝差不多。”武帝大惊，说：“这两个都是昏庸的亡国之君，我虽然没什么德行，但怎么着也不能与他们一样吧？”刘毅回答说：“我所说的并非虚妄，而是有根据的。以前，桓帝、灵帝在位时，虽然卖官鬻爵，但所得的收入都归入国库，花费在了国家公共的事务上；现在，陛下任命的那些贵戚、权贵，一样卖官鬻爵，但所得的收入都进了自己的腰包，为他们个人所有。如此看来，连桓、灵二帝都赶不上了。”武帝听完，大笑说：“桓、灵时期，君主昏庸，朝政混乱，朝中的大臣大都是阿谀奉承之辈，哪曾听到过这样的话？今天你当面指出我的过错，表示有耿直的大臣在朝。君主开明，大臣才敢于耿直，由此可见现在不是比桓、灵二帝在位时强很多吗？”我经常阅读晋史，武帝恭敬、节俭、通达时务，堪称一代贤主，虽然在位末期，他任用了一些奸人，但怎么可以拿他与桓、灵二帝相比呢？刘毅这些话，说得有些过分，有违人之常情，一般人是很难容忍的，但武帝仍能和颜悦色相待，在当时显示出了武帝的圣德，在后世传为美谈。当然，对于卖官鬻爵一事，只字不提，也没有看见他疏远杨骏，抑制豪强，他是因为忌惮什么而不这样做呢？只有纳谏的虚名，而不接受建议，并施行，虽然传为美谈，又有什么用呢？

注释：

[1]　交州，即今天的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一带。

[2]　仆射，全称尚书仆射，属尚书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