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英国人在华开办的《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中国与日本对待爱国青年的不同做法，发表了意味深长的评论：

在北京，有六个年青的改革家为那位残忍暴虐的老太后（迟几天就是她的生日）所杀害，但他们个个都具有杀身成仁的意义。我们常常对中国表示灰心和绝望，但是任何一个国家能产生像这样一些勇士，是没有理由对他绝望的。“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同样地，这六个青年的鲜血也将是新中国的种子。

中国野蛮地谋杀了她的第一批爱国青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她与她的邻邦的一个鲜明对比。在日本，这一类青年是深受欢迎的，被给予荣誉的地位的；……在那个岛国中，他们奔放的热情是有出路的，因而可以变成有利于国家的力量。由于这个缘故，近年以来，日本有很多人得以发展他们的才能，成为强健的政治家。

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因为保举康有为而被逮捕，面临被处决的危险。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声称1897年张荫桓曾代表中国政府参加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庆典，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处决张荫桓将引起严重后果。清政府被迫退让，将张荫桓免于处死，改为流放新疆。

户部郎中兼军机章京陈炽遇此挫折情绪低落，整日借酒浇愁，时而高歌，时而痛哭，患了精神分裂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1900年6月9日），死于北京赣宁会馆，享年46岁。

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被永远监禁，湖南学政徐仁铸（徐致靖的儿子）被革职，永不叙用。

李端棻被革职，流放新疆。

宋伯鲁被革职，永不叙用。不久，朝廷又下令通缉他。宋伯鲁闻讯避祸上海，一度又到日本。因与康梁仍旧保持联系，深受顽固势力的攻击。后来，宋伯鲁回到陕西，陕西布政使樊增祥出于嫉恨，又捏造罪名，专擢呈奏，将宋伯鲁监禁于西安城南皇子坡，时值新任“伊犁将军”长庚道经陕西，约宋伯鲁赴新疆，宋便随长庚道赴新疆为幕僚，一去数年。

六君子牺牲后，要抓张元济的谣传满天飞。张元济却一反常态，天天到总署衙门去上班，而且是早到晚退。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即使自己被抓，也不会在家里让母亲亲眼见到受刺激、伤心。一个半月后，他的处分命令终于下达：“革职，永不叙用。”母亲知道后，宽慰他说：“儿啊，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你这么年轻，又有很好的才学，何愁干不出一番大事业？”为何只受到这么轻的处分？张元济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同年11月，他在南下前夕，去拜别老师廖寿恒时，才在无意中揭开谜底。原来，在朝廷研究给王锡蕃、李岳瑞“革职，永不叙用”时，光绪皇帝特意补充了一句：“张元济也曾上书，妄图国事，应同案办理。”这一动议，明显是掩护张元济免遭更大的迫害。

时隔多年，张元济对康有为的所作所为深为遗憾，甚至认为康、梁好大喜功，不是“任事之人”，其激进行为不但无助于维新，恰恰相反，是干扰、祸及了维新大业。当年，“时诏各省广设学堂，考试并废八股。余劝长素乘此机会出京回籍，韬晦一时，免撄众忌，到粤专办学堂，搜罗才智，讲求种种学术，俟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再图出山，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而长素不我从也。”⑵康有为“接见人士日以数十，户外屡满。夜则代草奏稿，鼓言路，及能上摺者上言。”（康广仁致友人信）“陈奏不已，益急进，遂有八月六日之变。”⑶

在“戊戌事变”第二天，张之洞就向管学大臣孙家鼐发了一封急电，率先痛斥梁启超。报文指出：

康已得罪。上海官报，万不可令梁启超接办。梁乃康死党，为害尤烈。方今朝野正论赖公主持，天下瞻仰，企祷，企祷。窃思如有品学兼优之人，接办官报固好，否则，不如暂停，从缓再议。⑷

在这份电报中可以看出，张之洞对梁启超的态度，与以前判若两人。此时，清廷并没有点名要抓捕梁启超，而张之洞已提前指出，梁乃康之死党，“为害尤烈”，可见，张之洞的政治嗅觉是何等灵敏，行动是何等利落。

不久，一个德国记者采访李鸿章。在谈及戊戌变法夭折的原因时，李鸿章说：“年轻的官员们是有责任的。年长的和有经验的官员们受到年轻官员们的排挤，那些年轻人缺乏任何国务活动的实践。他们就是这样胡乱料理国家事务，终于弄得寸步难行。通过这场危机，年轻人被除掉了。”

曾积极参与变法的蔡元培痛心疾首：“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他清醒地意识到：“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于是，他义无反顾地“抛弃京职，而愿委身教育”⑸，走上了教育救国之路。从此，朝廷里少了一位年轻官僚，中国却诞生了一位教育大师！

注释：

⑴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页。

⑵《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2页。

⑶张元济：《戊戌奏稿?跋》，《涉园序跋集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8页。

⑷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九卷），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759页。

⑸蔡元培：《冷眼观变法》，《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