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定国事诏》颁布了整整半个月，也就是五月初八（6月26日），光绪皇帝下发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诏谕：“前因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倡，特降谕旨，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回同议奏，即着迅速复奏，毋再迟延。倘再仍前玩愒，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

光绪怎么能不火？如果从光绪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1896年3月4日）官书局成立，就把建设京师大学堂列为工作计划算起，到这一天，时间已过去了二年多，可是，总署是一拖再拖，京师大学堂建设毫无进展。

进入光绪二十四年，全国维新士气高涨，正月初十（2月11日），御史王鹏运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光绪皇帝准奏：“京师大学堂……详细章程，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署王大臣，妥筹具奏。”而总署却以“事属创始，筹划匪易”为借口，“尚未就绪”。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明定国事诏》将创建京师大学堂明确列为维新“天字第一号工程”，可是，仍然未见总署有什么明显动作；随后，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奏《请开学校折》，对京师大学堂进展缓慢表示不满：“京师议立大学数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而观万国。夫养人才，犹种树也。筑室可不月而就，种树非数年不荫。今变法百事可急救，而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

老虎不发威，你以为它是瘟猫？光绪皇帝发火后，军机大臣、总署大臣们“跪诵之下，悚惧莫名”。于是，马上放下架子，去求康有为帮忙起草《章程》，康有为整日足不出户，忙得天昏地暗，编写书籍向光绪皇帝进呈：五月六日（6月24日），进《波兰分灭记》；七日，进《法国变政考》；《德国变政考》《英国变政考》则计划在八月进呈，正忙得天昏地暗，不可开交。军机大臣、总署大臣找上门后，康有为让梁启超参考英国、美国、日本的大学章程，进行起草，并特意嘱咐：《章程》中一定要写明京师大学堂的实权归总教习所有。于是。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拟订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分8章52节。与此同时，张元济又奉命来找康有为，请他代总署起草回复光绪皇帝的奏折。康有为从草稿、剪报、图书构成的“城堡”中伸出头来，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很给面子似的帮张元济支了几招。

五月十四（7月2日），经过一个星期的忙碌，由礼亲王、军机大臣世铎领衔递上了《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并附录《京师大学堂章程》。《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主要谈了四项举措：一是宽筹经费，二是宏建校舍，三是慎选管学大臣，四是简派总教习。在慎选管学大臣一节中提出：“简派大臣中之博通中外学术者一员，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即以节制各省所设之学堂。”在简派总教习中，明确写道：“总教习综司学堂功课……非请皇上破格录用，不足以得斯宏才。若总教习得人，分教习皆由其选派，亦可收指臂之效。”而在《京师大学堂章程》第六章也明确写道：“设总教习一人，不拘资格，由特旨折用。”很显然，康有为深知即使皇上再信任自己，再破格提拔，也不可能让他一个七品尚未到任的工部主事去当位高权重的管学大臣，于是，他便以退为进，舍虚求实，从法规上把管学大臣架空，而借《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和《京师大学堂章程》巧妙地设计一经一纬，经纬交叉，满朝文武百官，唯有他最有资格担任总教习一职。

当天，光绪皇帝接见了军机大臣、总署大臣，当场拍板：“即着照所议办理。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办理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奏派；至总教习综司功课，尤须选择学赅中外人士，奏请简派。”“所需兴办经费及常年用款着户部分别筹拨”；“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着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随后，军机处将“会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开办详细章程折、单一件，又奏复御史杨深秀等奏请设局译书片，拟请俟发下后，再降谕旨。谨将原折、片、单恭呈慈览。”并得到了慈禧的首肯。

由此可知，“光绪的体格虽然不大强健，但他的智力却是非常的高”⑵，他的确是一个头脑清醒、富有主见的皇帝。且不说他是否一眼就看穿了康有为设下的圈套，单是“办理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奏派、至总教习综司功课”这两条，就预防了以后管学大臣与总教习因职责不明而可能发生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