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在新经济的公司工作的人都相信,除了商业之外他们还有更多收获。对于他们来说,新经济“主要不是一种金融制度,而是一种创新制度,正如绘画和雕刻一样,商界可以成为个体表现自身及其艺术气质的平台。其核心更像一块画布而非一个计算表格”①。然而,还存在其他理解新经济及其修辞主张的方式,金融不被看成是不利于**的,相反它被看成是新经济**的核心,商业的传教士变成了金融的雇佣兵。从另一个角度看,新经济可以被看成走向金融市场的跳板,它为后者提供了原始的叙述材料并滋养了一个投机的资产价格泡沫,而这一资产泡沫正是以不断扩大的金融支持者为前提的。
按照这种思路,新经济可能真正起源于美国互联网浏览器公司——Netscape公司,它现在已经是美国在线服务公司的一部分——它于1995年8月9日首次公开募股,以28美元一股开盘,该公司的股指价格在一天之内就翻了一倍,并在后期持续上涨,这种由互联网引起的迷乱一直持续了5年时间。这种将金融看成是新经济的主要**来源的说法很受追捧,毕竟,新经济许多关键的革新很明显都发生在金融领域,尤其是那些能够专门资助技术革新的风险投资公司,其首次公开募股不断增长(它为一般而言持有股票期权的管理者和成员提供了迫切需要,为企业的扩展谋得了资金,使投资者能够尽快地兑换现金而不必等上十年或二十年之久);股票期权日益成为公司福利;富有进取精神的员工组成的劳动力市场愿意也能够迎接挑战,它形成了一种“灵活的攻击力”,持续地朝着那些极有可能获得成功的项目发动攻击。②
因此,这种金融学的解读在新经济的框架周围形成了一个新的框架;新经济变成了一个精彩的演出,它的剧本(在大量的道具和演技协助下)深得金融支持者的喜爱,以至于他们愿意支付不断上涨的门票费用。换言之,新经济变成了既可以推升股指价格也可以扩大股票所有权的重要场所。
当然,金融领域存在着强烈的对经济资产股权的需求,但是这种需求主要存在于一个相对较小的圈子中,这个圈子由公司的投资人和少数的个人投资者组成。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随着直接或间接的投资者数量的增长,这一需求开始普遍起来。主要由四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投资者数量的激增。第一,最重要的是,养老基金和其他企业的投资者不断增长。①养老基金现在已经占据美国经济的许多关键部门,几乎占据了英国和荷兰经济的半壁江山,实际上,养老基金(占据了超过40%的风险资本资金)大大增加了股票经济中的非直接投资。第二,新的总投资工具不断增长。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公共基金(在英国是单位信托基金),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起,公共基金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增长,以至于到了1998年几乎每个家庭都拥有两个股票账户②,这些基金能够大幅增值的部分原因与第三种因素有关——单个股民的选择。③在美国,这种固定缴费的养老金计划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使得员工们可以把自己的养老金缴款存入一个延迟税收的退休账户中,他们就可以对这些账户的投资进行控制,将它们投入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的账户中。此外,单个股民的数量在没有养老金的助推下依然保持着快速增长。第四,员工股票期权不断增长,以及私有化和其他方式推动的股票所有权不断增长。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发展,员工持股变得更为普及。
金融媒体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推动股民数量的增长和股民选择的增多,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意味着,像新经济这样的叙事可以发展得更加深入、更有影响力。金融媒体可以从四个方面获得其权威性。第一,媒体的建构性角色。对于今天的绝大部分股民而言,媒体代表着市场信息的主要来源,商业报道的范围扩展的极其迅速,且绝大多数都是为了迎合股民的需要,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诸多广播电台的成功,例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金融频道等,它们全天无休地播放着商业讯息,绝大部分都是针对投资者的,它们的事迹在美国如此广为流传以至于:
传统的经纪公司认为,有必要让财经频道在他们经纪人的电脑屏幕下方的角落里持续播放。许多客户会在听到网上有什么消息的第一时间打电话进行询问,这样可以使得经纪人(他们往往忙得没时间看电视)不致看起来落伍。①
对这一新的媒介领域的一种尤为重要的补充就是广告:我们需要对目前的金融广告的规模做一些了解,且不说它的影响力(这一点尚存争议),单是它创建一个新的背景,就使得投资成为一种普通行为的能力很强。
第二,与权威性相关的方面是金融素养的增长。这一点非常显著。希勒注意到②,纽约证券交易所1954年的调查显示,只有20%的美国公众对于什么是股票有所了解。今天,这对于许许多多的人而言仅仅是基础知识,然而,金融学方面素养的增长所带来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发现。“在我看来,可能有一天公众对于金融事务的了解程度并不比专家更少”③,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成为现实。
美国彭博新闻社曾针对什么是现在所谓“耳语数字”现象展开过研究。研究表明,耳语数字指由业余的网站推出的数字,平均有21%的错误率,而华尔街的专业预言者的错误率却是44%。今天,业余人士可以在市场中保持一种平衡的力量是因为,平均而言,他们的精准率是专家的两倍,如果不考虑专家们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操控的话。大公司将信息直接递送到专家手中,而业余人士则依靠雷达来辨识道路。①
第三,与权威性相关的方面是金融建议的普遍增长,从那些著名的媒体分析师给出的意见,如玛丽·米克(Mary Meeker),到经纪服务公司,再到个人财务顾问给出众多金融建议,这些建议产生出一种代理性的金融素养,它完全是针对股权推广的。
第四,事实上,商业利益日渐与股东的情绪挂起钩来。②随着一些实践性评价标准的出现,如股东价值,一个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成为衡量其商业成功与否的关键性标志。于是,这些新的授权过程导致了新经济叙事的一天天的延续,以至于现在公共关系已经变成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方面——从IPO到股东情绪的管理——因此,经济生活与带有时尚、明星和最受喜爱的股票媒体工业日趋一致。
这一改变的重要性不应该被低估。正如库尔茨(Kurtz)所说:
十年前,华尔街沉浮录的读者是有限的,主要由富有的投资商和过度活跃的贸易商组成。然而,随着电视直播的全覆盖和强大到可以影响躁动不安的市场的二手报道的突现,通信革命很快改变了这一情景。这些强大的媒体设备拥有一种使那些记者、曾经默默无闻的市场权威和新的广播电视主管持续地受到关注的能力。现在,财经频道对于金融世界的重要性就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于政客和外交官,正如泰德·透纳的网络,即便仅仅是在播报信息,它也拥有改变事件的能力。这是美国新的国民娱乐,参与这项娱乐活动的主要是位高权重的玩家和教练们,他们的看法透露着诱人的可能性——普通的股迷们能在市场繁荣时共享财富的可能性。①
因此,诸如那些金融类的记者,他们不再仅限于报道,他们也是参与游戏的人(只不过他们的错误不会引来真正的惩罚):
金融行业的专家们进入某种新的奇怪的上层空间中,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金融市场”是一群人竭尽全力想要进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和金融频道、《华尔街日报》“股问天下”节目和英国《金融时报》的列辛顿专栏,在那他们可以将自身狭隘的利益进一步推进。②
用金融机器来运行新经济的叙事,对于许多参与者而言有着巨大的益处:它增加了特定股权的价值(比如,获利的管理者们的收入与股票价值紧密相关),它证实了分析师的价值,也使得媒体明星名副其实,它表现了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等。特别是,如果这个金融机器能够改变新经济所关注的投资策略,那么这一新的叙事将牢牢附着于金融机器之上。到了20世纪90年代,对高科技股和像纳斯达克这样的市场的痴迷,新经济自身就变成了一种投资策略。换言之,新经济的叙事起到了作用,以至于它开始重新描述市场的基本法则了。
济成为一种不可抵制的力量。例如,在英国,尽管许多基金管理公司①试图不卷入技术的泡沫中,却依然遭遇惨痛。养老基金也让它们吃了闭门羹,指标化的增加强化了整体的效果,使得忽视科技股几乎不可能了。②正如曼德尔所说的,新经济事实上吸引着所有类型的投资者进行风险投资。③从这个角度看,它可以被看成是推动创新的唯一方式;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它诱使投资者背上债务。应该谨记的是,在2000年前的5年间,商人和消费者的债务累计共达4万亿美元④,美国2000年的储蓄率仅有0.8%,是67年来的最低值。如此看来,新经济基本等同于垃圾债务类的金融工具。
随着新经济的最典型代表——科技力量的增长,新经济的叙事为互联网的发展增添了一臂之力。互联网作为一种有着积极意义的技术,让人们感觉到通过它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在股票投资方面):
互联网带来的那种逼真而直接的个人感受,使人相信它也应该有着巨大的经济意义。想象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先进成果,要比想象造船技术或材料科学的新成果容易得多,因为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对这些领域知之甚少。
美国公司在1994年收益增幅惊人,依照标准普尔的混合实际收益,该年的收益达36%,接下来的两年间实际收益分别有8%和10%的增长,大体而言,这与互联网的诞生同时发生是一种巧合,但事实上,却与此并无任何关系。相反,有分析家称,这一时期收益的增长得益于从1990年到1991年的缓慢恢复过程,美元的虚弱、外国对美国资本和技术输出的强烈需求,以及美国公司削减成本的意愿。互联网并没有带来收益的增长:幼小的互联网公司还没有赚大钱的能力,他们现在也仍然没有。然而,利润增长的现象与像互联网这样的新技术的出现在时间上的一致性,很容易带给公众一种印象,即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然而,对于股票市场而言,重要的不是互联网那令人难以辨识的革新,而是这种革新给公众带来的印象。公众的反应被互联网所宣传的直觉性的似真性所左右,这种似真性在根本上又受制于人们想到那些例子或论据时的容易程度。如果我们经常上网,那么,这些例子就会很容易出现在脑海中。①
结果,此种印象产生了一些反作用。例如,管理者们开始思考如何使他们的企业加入高估值的策略中去,而极少关心这会引起怎样的长期后果。
然而这些后果却非常清晰。据估计,从1995年至2000年,大约1500亿美元风险资本和公开发行的股票被募集来以支持新经济的叙事,这构成了某些部门的主要收入和盈利的来源,即本章提到的那些部门。②尤其是,巨额资金以咨询费(特别像高德纳咨询公司,弗雷斯特研究公司和丘比特传播公司等专业类的咨询公司)、公关费等形式流入资本的文化回路之中。最显著的就是由公共资金转变为媒体收益的那部分:广告代理费、电视、网络、无线电台、户外看板、报纸和杂志等。其余的盈利部门还包括金融相关部门、投资银行、风险投资家和其他一些投资者(尤其是那些体制内的投资者,如养老金等)。利益受损的是那些购进股票但没有能够在合适的时间抛出的人:公共基金、养老金、一些企业投资者,不可避免的还有大批的普通投资者,尤其是年轻的初入市者。
通过揭示这个新的世界,“新经济”的世界,我们知道了资金是如何获得并花费掉的——巨额资金从何处而来,如何投资以获得更多,以及如何再次支付出去。难怪刘易斯曾论述说,硅谷曾经是“资本主义用巨额资金进行的一个小实验”①。然而,与新的商业印象和敏锐度、新的做事方式、新的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相比,上面我们所描述的内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②
新经济形势下股市的繁荣对于财富的分配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一点不容否认。值得重申一下的是,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金融财富从70亿美元增加至320亿美元,但是,这些增长的财富并没有被平均分配。再比如,2000年约占总人口的1%的那270万最富有的美国人所获得的税后收入的总和相当于,处于最底层的那1亿人税后收入的总和(与此同时,最贫穷的那1/5家庭年收入平均为8800美元,与70年代相比呈下滑趋势)。更需要指出的是,自克林顿政府上台之后(几乎与新经济的增长同时),最富有的1/5的家庭收入增幅是中间1/5家庭的两倍。
但并不止这些,这些数据不包括延迟的收入、股票期权等,这些最终几乎都被最上层的1/5家庭收入囊中。最为显著的是,这些并不包括股票投资组合带来的价值的增长。据估计,85%的股票收益都归最上层的10%的盈利者所有,超过40%归最顶尖的1%的人所有。③
因此,新经济的叙事在全球收益颇丰。然而,如果对柯米萨的话稍作修改,那就是,**产生了金融并使得商业变得吸引人,**之旅到此为止,因为经济的故事通常被证明是关于所有权的,这个故事也不例外。正如上述数据所显示的,新经济这副年轻的面孔掩盖的是依然处于倒退中的社会关系。新经济以与先前的经济形式相同的代价建立起新的关联,从这127个角度看,它是以民主甚至美学冲动为伪装方式的一种精英的经济原则。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