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新经济的观念已经稳固下来，信息与通信技术正在浮现的影响所产生的强烈非通胀性的增长，以及经济活动相关领域的重建，都是新经济的组成部分。所有其他特征都可以，也通常被看成是与以下核心定义相关联的。例如，小型高科技公司不断成长，可塑性强且具有越发重要的高技术人才，进取精神突显，以及风险资本集中性强。对评论者而言，制造宏大的修辞，诸如商业循环的死亡或几乎无限的增长等，几乎是他们的第二天性。貌似可以肯定的是，新经济不仅是一种描述，同时，它也是对普通未来的构想，比如，现在所有的国家、城市和地区都期许能够成为新经济的一部分。

然而，这一观念来源于何处，谁是它的最初版本?“新经济”作为一种114描述最先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还没有形成一种清晰的经济模式。向前发展是必然的，这项工作主要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新经济的谱系当然可以被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在媒体、学界，最重要的是人们在自己家里，随着个人电脑以及相应因特网和万维网的出现，这一经济模式被持续了下来，因此，万维网于1993年11月首次问世，Mosaic浏览器则于1994年2月开始面向公众。然而，相当数量的人们直到1997年才对网络有所了解，并非完全巧合的是，同期纳斯达克股指加速上涨和未知领域市盈率不断变动。

看起来可以肯定的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经济已经以稳定的修辞形式在商业和政府工作中被普遍应用，并渗透到通俗文化之中。事实上，新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标志，它凝聚了一种新版本的资本主义所能拥有的吸引力和奖赏。

因此，一个平淡无奇的短语如何成为资本主义的关键词，以至于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金融时报》也宣称自己是“新经济的报刊”?我认为，新经济的优势和扩散的速度是现存五种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助推的结果。对于它们而言，最重要的无疑就是那个曾被我称为“资本的文化回路”的机制，这个回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就成为商界精英们生产和传播知识的机器。①

与新经济有关的三个主要知识生产者分别是商学院、管理咨询师和管理学大师。商学院首先成立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然而，除了一小撮精英之外，商学院在美国的主要扩张阶段要晚许多，在MBA课程的支持下才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盛行起来。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商学院建立得非常缓慢，但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商学院在欧洲，随后在亚洲，开始开设并扩展开来。今天，商学院是广阔的国际管理教育市场的王冠上璀璨的明珠，其产生的价值约占国际管理教育市场每年逾120亿美元总产值的1/4。②

管理咨询师也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管理咨询师们通常被看作未被承认的立法者，他们给商业提供广泛的建议，以至于在一个案例结束之后他们简直已经成为公司的一部分。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重要的生产者和商业知识的传播者，他们能够提取观念并将它们转译至实践中，同时在实践中总结新的观念。①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探讨的：

无论产品是什么——裁员、增长或别的——咨询顾问销售的都是观念。问题在于，咨询所销售的观念并不一定是新的，当然也不总是前沿性的。咨询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因为它的知识的建立是以客户的实际经验为代价的，从一个更严格的角度来看，毫不夸张地说，咨询公司通过吸取客户的经验对之进行整合，并以其他形式重新销售给别的客户(有时也并不进行深度的包装)来获得巨大的利润。②

最后，管理学大师大致是20世纪晚期的一种现象，由各种类型的学者、咨询师和商界管理者组成，他们的理念已经成为他们自身独特的标志。尽管存在着一种谱系，现代管理学大师主要起源于彼得斯和沃特曼合著并于1982年出版的《追求卓越》一书。大师们侧重于发展适用于管理的普遍模式，并出于修辞的考虑而降低不同境遇的影响。

商业知识的生产者对新知识必然抱着一种如饥似渴的态度，这正可以使他们所从属的那个机器正常运转起来，因此，他们并不仅仅从自己的内在生产出知识来，他们同时也不断地猎取外界新的知识，适应并引进这些知识。于是，几乎人类方方面面的知识都可以被吸纳进来，且很大一部分管理学大师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③

这些生产者创造一系列不同种类的商业知识。严格地说，这种知识拥有三种功能。第一，它为商业人士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普遍的准则——这样做，不能那样做——即某种商业的绝对命令。第二，它作为一种启蒙书，指导管理者们如何达到既定目标。第三，它拥有聚集知识的功能——关涉到商业实践如何开展。换言之，被生产出来的是一个无限的、坚韧的和持续不断地对现状的批判。①

这三种生产者如果抛开他们与媒体的共生关系就无法以现有的方式生存，因为媒体宣传并散播着他们的产品。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察媒体的作用。第一，通过标准媒体的生产，如书籍、杂志、报纸、互联网，以及电视来考察媒体的作用。记者作为商业观念转译者的重要性，以及媒介作为展示这些知识的生产者的思想平台的作用，都在这些媒体的应用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②第二，从专业化的商业媒体规模的不断扩大来考察媒体的作用。从专业的工业杂志到能与《哈佛商业评论》一争高下的新咨询类杂志[如《策略与商业》(Strategyand Business)],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一系列新经济杂志纷纷面市，无论是印刷本还是网络形式[例如，《英文虎报》(The Standard)]。首次出版于1995年的《快速公司》(Fast Company)所提供的模式被证明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并引发了一大批杂志争相效仿③的结果，《快速公司》的模式又被复制回主流的商业杂志之中，如《财富》。第三，媒体的中间环节的发展——出版商、广告咨询师、设计咨询师、广告代理机构，等等——这些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商业观念越来越像品牌。第四，各种会议、研讨会、实验室等的持续发展使得面对面的聚会被重构，这些活动既是新的商业知识的传播者，也是动力燃料。

没有文化回路新经济不可能腾飞。然而，并非只有这一类利益相关者，政府也是其中之一。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的政府都紧抓住新经济的观念，并试图通过一系列的报告将之内化。尤为活跃的是一些政府间的组织，如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和欧盟，对于它们而言，新经济不仅提供了一种证明其自身存在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新的认证方式①。各国政府都积极参与旨在以某种方式为未来作准备并创建新经济——它实则已经存在。“无重量的”新经济对于政府的吸引有许多原因：与商业日益接近的关系、政府工作中对新经济观念的使用、一种迫切的危机感、政府干预的新理由、对青春活力的追索，等等。通常被看成为管理者们议会②的年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典型。我们希望信息技术能使资本主义这一猛兽被赋予一丝人性化的色彩。

另外一类相关者是非商学院的教师，尤其是经济学家。最初，经济学家比较难以接受新经济，尽管他们的观点(例如，内生性生长)时常被新经济大师们引用③。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认真研究起新经济来，并通过经验性的学习和详细阐述来为之提供确证，从而成为重要的立法者④。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们开始生产出一套知识系统，它可以作为更一般也更变化多端的商业知识的严格证明。在他们的手中，新经济获得了重量。

此外，还有另外一类相关者，即管理者本身。管理者们通过各种方式为新经济带来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对于经验丰富的管理者而言，他们应该与新经济保持关联。对于尚且欠缺经验的管理者而言，他们应成为新经济的一部分。新经济除了纸上谈兵之外，还要真刀真枪地做。它既为生产商业财富提供修辞框架，也为商业行为及管理本身提供观念来源。

还有最后一类相关者，就是信息与通信技术本身。信息与通信技术现在已经勉强算是拥有了自己的机构。该机构可以分为四个独立的方向。第117 一，就是沉没成本。大笔资金已经拨给了信息与通信技术部门，尽管最初这笔钱的使用效率是非常低的，但是它必须被花费掉。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许多成果都出自这些大量的，甚至过度的经费，它将世界引导至一个特殊的方向

上。第二，它产生了对此种使用的期待，附带着它自身的道德观：“好”公司拥有并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第三，它提供了对世界的新的理解方式，尽管通常并非如人们最初所期盼的。①第四，软件行为的规则被制定出来，信息化的形式等同于墙和路障、道路和通行税、交叉路口和十字路口等形式，它们拥有同等效力。

这五类利益相关者提供的动力为人们的行动和期望提供了一种框架、一套新的市场规则和尺度。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框架的建立也依赖于对外界的洞察。相比之下，“旧经济”就是重工业的、官僚主义的、普遍缺乏进取心和经济活力的。这一对立面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经济的负面，即事情不能也不可能成为那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