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描述了资本的文化回路是如何与国家建立联盟，并因此日益卷入全球地缘政治干预中的。这些干预产生了新的统治形式，给予知识和进取主体的大规模生产以特权，这些主体能够同时最优化他们同自身和工作之间的关系。我们特别关注了新加坡，新知识引入新加坡的目的在于创造出“一种新的类型的新加坡人”,他们将更具进取精神，与世界的关联更紧密，且如政府所希望的那样，依然致力于为“我们最好的家园”而努力。此外，这些新的政府策略旨在使本土的和专业性的移民能够通过一个持续的“提升”过程来规训自身，并鼓励本土大学重构，同时将新加坡“打造”成适合于“国际性人才”的中心。

就新加坡而言，引进资本文化回路的策略同政府一起，作为一个相对不松散和机会主义的集合，很显然希望成为“重建新加坡”的关键因素。它的成功将使新加坡从东南亚地区脱颖而出，使之踏上自身国际化的运转轨道。

梅耶尔说：新加坡以及周边地区(包括马来西亚的新山市和印度尼西亚的巴淡岛)的地理优势正在被削弱，新加坡正受到来自中国、越南和印度部分地区的挑战。换言之，地理上的邻近性已经不如曾经那样有价值，有什么来代替这一点呢?就新加坡政府而言，一个策略正在形成中——将新加坡“迁出该地区”。因此，我看到，发展模式主要集中于使新加坡重塑为连接东京、旧金山和慕尼黑的卓越中心，而不是成为其所在区域的服务中心。这是个好主意吗?我不确定，我很难判断，但是，我的确看到了这一政策的进展，很明显这是一个很大的赌注，也是政府管理所追求的顶峰。

当然，正如梅耶尔所说，任何政策都是有风险的。其中一个风险就是，这一吸引资本的文化回路策略可能太过成功，某一种或另外一种新的形式的教育机构不断堆积可能会超出新加坡将之传递出去的能力。确实，2002年9月，经济评论委员会建议新加坡成为另外“100万自费的国际学生和100万国际企业管理者培训”的“国际性校舍”①——这一政策无论对国家还是对资本的文化回路而言都是一种挑战，说得委婉一点的话。另一个风险是，对国外大学的学术自由的非正式协议将受到检验，正如在新加坡的那些外国媒体时不时会受到检验一样。再者，这个小岛国的经济部门之间可能会出现冲突，这也是风险之一：一个是为员工提供服务的服务性部门，对生活质量有着较高的要求，与之相对的是另外一个迅速增长的化学药品部门，它日渐排放越来越多的有害物质到沿海的大气层中。面对上述任何一种情况，这些精英商学院都可能会搬到更好的地方去，此时这一亚洲猛虎就会发现自己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猛虎可能会像那些曾经陈旧的管理观念一样被抛弃。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系列集合(与“将具有读写和计算能力的大脑变得更具创造力和生产性”相关)的未来和可行性都要被充分地进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