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一种现象，即商业机构总是影响着人们对商业实践的认知，它们不仅传授知识，而且试图对之进行编码和改进，并因此产生新的行为模式。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起，这一过程随着商业知识机构相互结成一个正式运行的“资本主义文化回路”而开始加速。①资本的文化回路能够带来持续的语言和实践上的改变，以强大的力量塑造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并且，它有可能带来一种更广泛的文化模式，以此来影响人们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的确，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曾经在世界广大范围内对人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进行全方位的改造，现在已经传递给了文化回路。这些瞬息万变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就是资本主义的代表。

然而，我们不能停留于此。因为这个世界的语言和实践的原则正在逐渐与国家行动交织在一起，产生着新的政府行为，并更新着对合格公民的定义。换句话说，与管理者和劳动者相称的那种主体地位现在正在逐渐等同于公民的主体地位(也许还包括其他行动者，如移民劳工)。在这些原则更容易被付诸实践的世界性城市组成的网络中，这一点更是如此。②

反之，我们也开始看到今天全球性公司是如何发挥其威力的。通过资本文化回路的转译，国家政策的话语风格与企业的话语风格越来越趋近一致，它们共同的期待就是这个世界如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展开自身。然而对此，我们应当持更为谨慎的态度。资本文化回路的相关成果倾向于将这个世界看成是变化迅速的、不确定的、难以预测的，总是处于危机的边缘的，这种思维结构对于统治权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那些作为对资本主义文化回路的弥补的各种“计算”中心(如果“计算”这个词最为恰切的话),也许最应该被看成是政府权力移动的聚集，这一权力通过严格的短暂性描述和归因而得到增强。它是一系列永恒变动的事物的聚集(经过文化回路语言和实践的影响而筛选出的事件的原材料是其沃土),并持续地产生着新的变动。

我们想在德勒兹的意义上使用“聚集”这个词，以表示我们不希望将这些计算中心看成是同质的和紧密交织的结构，或者甚至看成是松散连接的构造，而是将之看成能够对特定的人口、领土、情绪、事件等轻易地产生影响的“功能”。因此，它们不会被看成是主体，而被看成是“某些在发生的事物”①。“聚集”不同于结构之处在于聚集由共同发挥作用的“共生性因素”组成，这些元素之间也许迥然不同(但是，却拥有“便利协议”),它们同其他聚集体共同进化，并最终变成为双方所共建的某种形式。因此，它们并不是在某种严格因果模式的影响下发挥作用的。

“聚集”概念的变化转而为空间留出了相当大的余地。“聚集”的运作方式会根据当地的环境变化而产生巨大的差异，这不是因为这一概念的主导性结构能够不断地适应特定的环境，而是因为这些表现本身就是“聚集”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资本的文化回路使得适用于不同环境的知识能够更加畅通无阻(也更加迅速)地进行传播，对于先前受限于某一个地方的知识而言，它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它正在适应这种由数不清的地点和特殊的路径所组成的传播方式。

在本章中，我们将集中关注其中一个地方，它曾经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商业知识的一个“世界性的校舍”,即新加坡，一个拥有390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一个资本主义文化回路和国家共同企业利益快速发展的实验室。但是，尽管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它所开辟的轨迹——朝向一种充满活力的乌托邦——却是许多西方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例如，印度和马来西亚),在很大程度上想要竞相模仿的对象。在这个国家，政府通过游说使人民成为它的优质资产——一种反思性知识类型的人民宝藏(在矿藏的意义上),因此积累也就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

因此，包括引言在内本章共分为五个部分。在第二个部分，我们将继续对资本的文化回路进行探讨，主要聚焦于作为这一回路的关键节点的商学院所扮演的角色。第三部分，我们将新加坡看成是一系列已经在文化回路中进行传播的观念试验场，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这些观念的源头。第四部分关注的是资本的文化回路与国家之间的现实的协调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从1998—2000年，新加坡正式建立了一系列的世界级顶尖的商学院。最后，对于新加坡的管理经验的未来方向，我们提出了一些推论。因为，本章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旨在一个更宏大的目标——为将新加坡转型成为“企业的生态系统”打下基础，这不仅仅是为了新加坡，而且是为了整个亚太地区。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