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管理学话语的霸权带来了四重影响，每一重都令人不愉快。首先是那种曾经被称为的“实质性的影响”——其结果可以被痛苦、心碎和破碎的生活来形容。采用了管理学话语的商业组织通常会直接“缩小企业规模”,包括削减劳动力，尽管这将导致这些雇员生活上的痛苦。这可能会引起整个公司的震惊，因为如此大量的“多余的”中层管理人员被剔除，当然也少不了职业金字塔底层的员工，他们总是被裁的对象。商业组织也可能会进行大量间接的“缩减规模”,例如，通过剔除掉数目可观的中间商，企业将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伙伴的网络。企业变革还会带来多方面的紧张和压力，这一点也不可小觑，其中包括从50岁的管理者变为业余的咨询顾问，再到必须降低职业理想的应届毕业生。换言之，公司的这种新的实践形式并不必然比先前的要好；说得好听一点，精益求精可能仅仅意味着吝啬，学习可能意味着要饿肚子。管理永远都是双刃剑：经济成功的代价也永远都是劳动力，劳动力的所失等值于企业的收益。新的管理学话语中的焦虑感来自中产阶级，也是为了中产阶级，这都与工人阶级无关。

除了上述的影响之外，新的管理学话语还有一重影响。尽管这一话语承诺的是一种开放的主体性观念，在实际中，它所设定的人的观念(以及行为模式)多半是狭隘的。它预示着对管理者和劳动者双方过度的剥削：对于管理者而言，他们被期望着对组织贡献自己的全部；对于劳动者而言，现在他们也被期待着将他们的具体化的知识贡献给企业以充当其认识论的资源。换言之，它的实际效果可能在于简化关于人的丰富概念和行为举止，而这些简化后的人的概念和行为模式则将被传递，或更糟的是，要被转移至生活的其他领域。①

新的管理学话语还有更深层次的影响。如果这一点先前还需要说明的话，那么现在已经越发清晰了，知识分子已经不再与别的群体相分离——知识分子拥有解码世界的权力，其他团体只能无知地追随。如鲍曼所言，知识分子已经从世界的立法者的角色转变为仅仅是世界的诠释者之一。②随着全球商界独立见解和分析能力的增强，以及作为知识界和商界观念的有力传播者和交易商的媒体的增长，国际知识界和商界之间的关联随着二者交流的递增而增强(比如，作为管理学教育的增进和知识观念在管理中的不断增强应用的结果)。

新的管理学话语还有一重影响。它揭示了一个问题，即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不是，或者不能够成为共谋的。正如海德格尔的理论可以为集权主义话语提供某些要素一样，极端的不确定性的概念可能会带来任何结果，且这些结果并非都是单纯令人愉快的。然而，这正是话语的主要特征：它也许包含了理论的某些要素，但是，它却并非理论。话语是以实践为导向的规则，为构造可持续的社会网络的任务而服务，且根据该任务的变化情况而不断被重新定义。

可以确定的是，且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我们所知的新观念，无论是否在知识界和商界被发现，都需要一种形式上的改变，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内容上的改变。我们必须从安慰剂——我们能够用理论包裹住世界——中跳出，并同时意识到这些理论不仅是关于探寻新的知识的理论，而且也讲述关于这个不确定的世界的故事，这些理论能够带给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以一种稳定感，并使之看起来更为确定。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如“后现代主义”这类流行的说法，它们常常被看成是将矛盾一扫而光的一种方式，并因为在我们不熟悉的风景中增添了几个我们熟悉的路标。旧习难除，试图寻求能够诠释一切的控制理论(正如本章所描述的理论)的旧习最难改变，如人类存在的证明，假如我们需要这种证明的话，必须能够抵御不确定性：

焦虑将会减少，张力得到缓和，形势整体上而言更令人愉悦——令人眩晕的丰富性多多少少减少了，世界变得更加单一化，突发事件也更多重复，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更加明确和相互分离。换言之，世界上的事情更容易预测，事物的有效性或无效性都更加直接和明确。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基本配置”使他们对一个摆脱了神秘和惊奇的井然有序的世界更感兴趣。同时，他们自身还对明确的定义有着浓厚的兴趣——让他们的内在可能性为他们预测方向，而不是成为困惑和压力的原因。①

国际学界和商界都明白这一想法的含义。我们必须学着承担某些后果，同时努力阻止这些后果转变成资本主义的新的传统。

在这一点上，柔性资本主义本身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帮助。柔性资本主义，同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一样，充满着张力和矛盾。其中有三点给我很大的感触。第一，伴随着柔性资本主义的崛起而产生的是劳动力市场新的对抗形式及这一市场瓦解的可能性，而这都与电子电信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共识的出现有着特殊的关联。①第二，柔性资本主义的许多实际原则被它们的后果破坏。例如，当企业“扁平化”“缩减规模”“重组”的时候，企业内部的信任将难以建立。

1994年，美国企业裁员达51.6万人，而那一年的业绩增长了11%。裁员最厉害的公司包括一些“赚钱机器”,如摩尔比石油公司、宝洁、美国家用产品公司和莎莉集团。这样大规模的裁员对建立“信任”几乎没有任何帮助。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老板们承认，重组整体上而言降低了员工对公司的信任。英国电信今年在企业内部展开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1/5的员工认为管理者们的话值得信赖。②

第三，管理者们的动力问题。管理者们被教导成为自我反思的，被教育成为愈发重视企业责任伦理，被期望为了保持企业文化而通宵达旦地努力工作③,然而，他们可能并且的确变得对工作懈怠、疑心重重，甚至其希望已经幻灭了。④因此，在这些管理者中间，开始有一种倾向于“包含共同感、互通性、情感、安逸和对环保的关注”等的价值⑤,而这些价值有助于发展成为新类型的经济实践。

与先前那种非正统的经济实践不同，这种实践主要来自对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而基于上述价值的实践类型是实践性的批判，它来自为了产生新的形式的经济制度而进行的实际尝试，这些经济制度要求既是直接可行的也是彻底民主的——通过引入新的行动者而拓宽民主的范围，通过为不同的声音开放新的渠道而深化民主的内涵。①重要的在于，这些新制度常常包含了寻求新价值的商业管理者们极为重要的思想成果，同时他们时常使用新的管理学话语。

新的实践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在此，我只描述其中三种。第一，新的类型使得企业所有权更加分散，如“超级证券”这样令人激动的想法，以及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红利。②第二，社会投资的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始，社会或伦理的投资现在已经日渐成熟。即便是英国这样不在欧洲大陆而最充满活力的国家，针对伦理和环境标准，其国内的个人和企业的储蓄金也超过9亿英镑。第三，社会储蓄的积极性，其中有不同种类的金融动机，包括社区发展银行、社区开发贷款基金、信用联盟、社会交换系统以及小型贷款基金。③当然，这些可选的类型并不一定总让人心动不已，但是，这些类型因包含了一种逐渐增强的一种开启反话语的企图而与时代的主题相一致。“排他主义”虽是其中的一种，但依然越来越“走向世界”。至少，它们试图通过使用柔性资本主义的程序和语言而对柔性资本主义进行排斥，以达成其他目的。这当然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