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是前语言，它指导人类如何以人的方式进行生活。沟通和表演的巨流是它最好的表达。这些沟通和表演通过谈话和文本的方式汇入运动之中；通过书籍、视觉影像和其他媒体形式，话语一次次聚焦；受着各种规则和风尚的引导；被某种特殊的主体位置或情绪状态——二者树立了话语直觉性的文化的重要性，并使之开始发挥作用——深深地影响。①

纵观西方过去两千年的文化发展史，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话语系统，尽管它已经尘封、衰落，并随着历史习俗的发展而改变了自身，但它依然保留一套核心信条，它就是乔伊特(Jowitt)所说的“约书亚话语”②。这一话语是以单一的、无误的、神目的先验理性的理念为基础的，这一理性超越了人类的思维模式，并将世界看成是“中央集权的、界限分明的、对无法穿越的界限极其关注的”③。这一话语通常包含了一套相互关联的、自足的信条④,比如：灵魂是独立于肉体的；理性是一种独立于实体的现象。情绪没有任何概念内容，却是一种纯粹的力量。

意义以真理和指称为基础；它关涉的是能够表象真实世界中的事物的不同符号之间的关系。符号本身毫无意义，除非能与世界上的事物关联。

我们所使用的范畴是独立于世界的，只有诸范畴的内部特征能够定义范畴，从事范畴划分的人的天性则与范畴的定义无关。

但是，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随着奥斯丁、梅洛-庞蒂和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兴起，约书亚话语开始走向衰落。接下来，来自另外一些知识性的实践团体，如认知科学家、女性主义者和社会理论家给予它更致命的打击。新的话语开始确立自身的地位，它对目的理性的可能性提出了挑战。在这种理性之外，还有很多理性形式，它们都具有如下特征：

与身体结合的，以身体的本性为基础。

与情绪相关联的，因为情感已经被概念化了，概念化必然包含着情感。

以这样一种意义的概念为基础——与符号相关联的意义不仅是世界的镜子也是其基础。事实上，表象的过程要以我们产生影像、存储不同层次的复合物的知识并进行交流的能力为基础。①

以范畴为基础，这些范畴并非独立于世界的，相反，它们在一个提升的过程中被定义，比如，隐喻、转喻和想象。这意味着并不存在对现实的客观正确的描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客观世界是不存在的，而意味着来自世界之外的观点并不享有特权)。

这些观念带来的是与纯化的约书亚话语非常不同的世界观，②我们也许可以跟着乔伊特①和塞尔②将之称为“创世记话语”。在这种话语系统中“边界并不是最重要的；地理的、意识形态的、事件的界限都已经变得淡薄、模糊、混乱”③。它将知识看成是无序的、波澜起伏的、嘈杂且混沌的汪洋中拥有认识的稳定性的群岛。在“约书亚话语”中，秩序即规则，无序则是例外；在“创世记的话语”中，无序是规则，秩序则是例外。结果，“更为有趣的是转变和分岔，狭长的边沿、峭壁的边缘、边沿、园边、光环、疆界……从一个海岸引向另一个海岸，从无序的海洋引向有序排列的珊瑚礁”④,

显然，这种世界观会引发一系列的影响，其中有两种尤其重要。第一种，备受青睐的认识论的立场，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它“既不是经验论也不是唯识论”。这一说法听起来是相互矛盾的，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有限的而非相对的论断，它表明不同的个体以不同的、非连贯的方式来理解相同的经验领域，这也是知识形成的必要条件。⑤因此，即便是最公正的分析师也是社会中的一员，任何基于认识论特权的先验性的声明都是不可能的。第二种，知识不再被看成是某种疆域扩张的形式，对这种形式的“一个颇为有力的批评是，这种形式将边缘的每一个点都与中间的点连接起来，就像自行车轮子一样。掌握中间的核心点就相当于掌握世界”⑥。在莱科夫(Lakoff)看来，知识顶多是“发散性的”⑦，真理的真实性就在于经验的前概念结构和通过语句表达的概念结构之间的直接的吻合。然而，我们听、说、读、写的绝大部分语句，并不具备表达真理的能力。这类语句所包含的概念不是过于宽泛就是过于具体，或者太抽象或者是隐喻性的、转喻性的，或者表达的是与经验的直接构成相关联的其他种类的“间接性”。不是由于它们缺少真实性，而是它们无法提供核心案例。①

话语产生权力关系。在一个话语系统的内部，不断编撰出来的故事赋予特定的结构、主体地位、情感状态等以相较于他者的合法性地位。约书亚话语的神话和寓言尤其充满力量。具体而言，其中四个故事在这个特定的、被称为“现代的”世界的产生中曾起到相当重要的影响。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再也无法感觉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或者在描述这种差异性上我们所投入的力量。这些神话中的第一个就是启蒙的“老一套”——总体性知识的神话。无论怎样我们都能够对所有发生的事情进行把握，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能力。蚂蚁的每一个举动和树叶的每一次沙沙作响，我们都能够将其捕捉到并对之做出解释。每一个人类文明都可以被审查和记录。每一项实践技能都可以被分解为最细微的环节并被超越。这一神话

支撑着第二个神话——世界是以某种方式建构的以至于世界是秩序化的、同质化的，其多样性仅在于量的差异。单一性、一致性、整合性都是对世界的定义。反过来，这类定义又作为理念地图使得纯化了的理论秩序可以施行于其上并散播开来。第三个神话是，一个实体性的世界可以与想象的世界、象征和符号的世界分离开来。因此，实体之间相互作用构成彼此的那个世界是无意义的，其中“客体、实体、行动者、事件发生的过程等都是符号的效果”②。第四个神话与个体性相关。这一神话指——知识是源自一个类似神的注视的结果，这一注视产生于一个个体性的焦点。因此，人类的能力可以被看成是每一个个体接受概念后所获得的内在的禀赋的结果。换句话说，个人不是被理解成不断调整的结果，因为人类的各种能力来自：

一个呈总体性发展的体系的应激特性，该体系最初通过个人在更大范围的联系中，最重要的是与其他人的联系中，由所处的个人处境构成。简言之，在社会关系中，而绝非在分离的个体之间微弱的勉强的关联中，每一个个体独立地参与社会合作或热心的行动，组成了这一特殊的人类生存展开的土壤。①

所有这些神话都常常被编织进有关我们现在的状况的那个终极神话中：关于“现代性的”神话。然而，至少在西方，人类的生活已经转变成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性的空间，其中一切都与往常不同，都是现代性的。尤其是，“现代性”被看成是一种超速前进和暂时性的状况，它的主要特征碰巧与上述勾勒的四个神话相一致。第一，企业被卷入一种信息不断地聚集带来的旋涡中，并逐渐转变成为一种控制性的系统——监督和规训之“铁笼”。第二，此类组织由工具理性所支配，这种理性认为世界可以被捆绑成圣诞火鸡那样，不留丝毫余地。第三，令人哀伤的是，此类组织可以将社会性排除出去，世界无可选择地变成了一个系统化的铁笼。第四，世界也因此将充满道德感缺失的、坚强无比的个体，他们拥有各种类型的非社会性的生存技能。当然，不可一世是要付出代价的。不久之后，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在现代性所努力朝向的那个顶点——通常包含了由科技，或军备竞赛，或大众传媒导致的失控性的灾难②——无论以任何方式，人类的主体性都将被毁灭。

现今，约书亚话语所带来的这些神话和寓言正在被重新塑造。因此，总体性知识的神话正在被新的神话所取代，即知识是有偏好的、有区别性的。同质性的神话正在被定性的混乱状态的神话所取代，“最好的综合只发生在存在最大的差异的领域”①。取代第三个神话的是与金属材料捆绑在一起的实践中学习的神话。被设定的个体的神话被一种社会所塑造的“个体”概念所取代，新的个体不停地诉说关于自身的故事。结果就产生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即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上不停地进行信息生产和存储的机器②。也就是说，通过持续艰辛地建构转译和亲缘性的网络，世界才能不断呈现新的内容。

目前，这些不同的神话和寓言同时存在。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对当前的世界经济的解说或多或少地屈从于约书亚话语。

因此，对世界经济的第一种解说是末世论。这是一种对历史变化的自然反应③,这一解说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柏林墙的倒塌看成是千禧年的证据。加上诸如“历史的终结”④和世界末日等字眼，这一解说就为如目的论和末世论等知识论的旧说辞提供了惬意的家园，同时也满足了人们对颇具**的戏剧感的需求。

第二种对世界经济的解说，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柏林墙的倒塌看成是新的类型的现代性的标志。无论是“超现代性”“晚期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超级现代性”或者类似云云，这些对新型现代性的解说无不带有旧式的现代性的痕迹，最显著的无外是短暂性、碎片化和混乱的感觉，但是无论哪一种称谓都没有加深这些感觉，⑤或者给它的定义增添新的组成因素。⑥如上解释工作为那些试图给这个世界冠以宏伟解说的社会理论家们提供了一个休憩之处，而对于那些想要给当今世界提供更多解释的社会理论家们，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①。然而，即便是这些不同称谓之间最细微的差别，在人类学角度上看也没有什么价值。任何将世界看成是一个持续变化，从而人类也被一次又一次重新定义的观点，都是一种冒险——夸大了当今时代与之前时代的差异。

第三种解说，即对世界经济的创世记解说。它虽然认可诸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柏林墙的倒塌此类事件的重要性，但是却将它们看成是它的核心原则的升华和阐明。第一，获得对人类各项制度的持久掌控是非常困难的，它们经常会在顽固又持续不断的创新中化为泡影，因此，也存在一种试图绕开已经确立的秩序——如民族国家——的趋势。第二，我们为了避免复杂性而命名复杂性。因此，如“资本主义”和“市场”等系统，在经历了上述两个历史事件之后展现了显而易见的繁荣，现在，它们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发展成为由形式各异、类型多样、不同类型的体制所组成的综合体。不存在唯一的资本主义或者唯一市场，而是一系列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和市场形式，它们不能被化约为一个平均值。因此，尽管资本主义和市场被看成是强大的，但并不意味着其中的每一个皆是如此。第三，有必要把历史看成是尚未完成的演变，各种事件的集合，“拥有最多的问题的最小的空间”②。我们不能将历史看成是巨大的自然力的相互对抗——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潮汐冲扫着人类的海岸。历史只能被看成是一系列更适度的、更复杂的和确定的“行动者网络”③——其实践规则使人或物能够被归入拥有不同程度的持久性的、能发挥力量的实体——或者，换言之，被看成是一系列复杂的系统；

在不同的境遇中，看似对我们都如此重要的复杂系统模型，似乎构成了我们的肉体组织、团体、工作环境，以及我们整个世界的基础。然而，这一模型本身对于“一个基础对应一个结构、一个原则对应一个解释”等观念，一概否认。于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内在相互联系的复杂世界，似乎想要暗示我们，这一复杂系统模型以及其内涵都与现实的本质相吻合。变化无处不在，规则总是暂时的，没有任何事物是独立存在的，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没有哪一个系统能够必然地永远掌控世界。①

尽管这种构成主义的解说方式看起来似乎非常可信，这部分是因为讲故事的结构被废弃，这种讲故事的结构给予了那些缺乏沟通能力的人参与进来的机会，但是，权力关系恰恰是从其中产生出来的，明白这一点是重要的。没有比高度实践的国际商业领域更能说明这一点，在这一领域中，身体和精神都不得不持续不断地投入对现今时刻的诸多忧虑之中。在这一领域，正如在知识领域，创世记的话语已经逐渐替代了约书亚话语。也正是在这一领域，这种替代以牺牲一些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给予某些群体以权力②。拥有更高学历的管理层就是一例，其中包含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女性。换言之，正如福柯经常提到的，没有任何一种知识是中性的，没有一种知识不处于“权力—知识”的双向关联中。谁是受益者的问题永远都有待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