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事业的基础是一种小型的知识革命。①

19世纪中期，近代史学要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就迫切地需要一个定期、及时的交流渠道——学术期刊，以促进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推动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为写作和批评确立规范和标准。专业的期刊

是在17、18世纪刊物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17世纪的期刊，大多致力于传播科学实验的成果；18世纪，各种地方和区域性的学术团体一般都有自己的出版物。专业期刊的发展，有助于明确界定学科的意义和主体性，在众多的从业者之间建立一套等级和评价体系，将首都与外省优秀的教学、科研机构联系起来，用学术的态度呈现当今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1859年，亨利希·冯·济贝尔(Heinrich von Sybel)在慕尼黑创办《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这是至今尚存的首个历史专业的学术期刊。②该刊物以19世纪的兰克主义为指导原则，主张历史是一门严格的科学。法国、英国和美国也受其影响，很快出现了类似的刊物，如《历史评论》(1876)、《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886)、《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895)。这些出版物都很相似，其原创性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文献和史料的分析非常扎实，学术评论文章按主题进行分类，各种简评针对129的是具体的作品，此外还有不少有趣的专业公告。每一个主流的全国性刊物，都有一个杰出的主编和咨询委员会，主要关注的是国家的政治史和外交史——这是主导意识形态和爱国价值观的体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二十年里，布洛赫经历着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所必备的专业训练；这个阶段学术期刊的数量，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有了显著的增长，其中还出现了不少专业的出版物，研究领域包括各种具体的时段、方法论、不同学科的划分等。一些刊物体现了新兴社会科学的发展，如影响力颇大的《社会学年鉴》;另一些刊物则试图打通国家的界限，扩大历史的研究范围，如《社会与经济史季刊》(Viertel jahrs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等；还有一些先驱性的刊物，如《综合历史评论》等，主张从宏大的视角出发，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这些新兴的学术期刊，对传统的出版物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使它们在版式和内容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①

布洛赫与未来的合作者费弗尔从编辑的立场出发，审视维达尔、涂尔干和贝尔等精神导师。他俩抱负远大、斗志昂扬，所写的宣言热情洋溢，但学术争论有时也针锋相对(经常取决于其影响力和职位)。作为年轻的历史学家，他们既是合作者，也是竞争对手，存在不少分歧。他们各自暗暗较劲：谁的文章更有特色，谁的评论更具批判性，谁在回击“德国人的质疑”时更能代表法国史学的声音。①

1929年1月，正值《历史杂志》创办七十周年，布洛赫和费弗尔抵130达斯特拉斯堡十周年之际，他们共同创办了一本全新的杂志《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该刊物的名称虽几经变化，但一直延续到今天。②其实，他们在刚到斯特拉斯堡任教不久，就有意创办一本专门研究社会和经济史的杂志。当时，法国传统的历史行业和期刊，具有很浓的实证色彩，而且大多有政治倾向，无法对战后的经济、财政、社会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充分的考察和分析。1918年之后，法国的社会科学似乎陷入了困境，没有人能继承维达尔和涂尔干的衣钵。经济学家大多局限于学院内部，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贝尔所开创的历史综合的方法，还需要进一步发扬和推广。③

《社会与经济史季刊》是《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学习的榜样，也是一个竞争对手。这一刊物成立于1903年，是一本具有国际特色的杂志，编辑分别来自法国、奥地利、德国和瑞士，顾问团中也不乏瑞典、英国、意大利史学家的身影。然而，该刊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排斥法国主题和作者的倾向。①其中的一个编辑和主笔贝洛，比布洛赫大二十八岁，是一名优秀的中世纪史和经济史专家，不过他具有狭隘181的民族视角，而这正是《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主编们想要超越的。②

1921年，布洛赫和费弗尔决定创建一个国际性刊物。他们征询皮朗的建议，并邀请他担任主编一职。然而，他们敬爱的导师疲于写作和教学，而且也不想不劳而获，因此拒绝了这一职务。③

1923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费弗尔向经济史部提出这一想法，很快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争论，其中德国历史学家的热情尤为高涨，但他们却被皮朗排除在专题讨论会之外。荷兰人在这次讨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试图为新刊物赋予一种“真正的国际特色”;波兰人则在形式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④费弗尔的提议颇具争议，大会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不过里面并没有德国人。他们主张在四年内完成这一目标，但最终还是流产了。作为领军人物的皮朗没能使国际联盟对这一项目产生兴趣，却在委员会上一味攻击那些认为政治史高于比较史的成员。①

1925年的洛迦诺(Locarno)公约，反映出法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衰182落。这不仅表现在长时间的法郎危机上，而且也渗透到知识的王国里，法国已经全方位地落后于英国和正在复苏的德国。费弗尔对此有些沮丧，试图前往巴黎寻求解决方案。真正落实杂志计划的是布洛赫，他对刊物进行重新定位。1928年，他和费弗尔决定放弃原先国际化的路线，改为创办更具民族特色的刊物。②

当年夏天，布洛赫前往奥斯陆参加第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做了两次发言，主题分别是中世纪社会的比较史和法国的农村制度，受到了参会人员的好评。③此外，他还携带了不少小册子，发布《年鉴》的成立宣言：“具有国际精神的民族评论性刊物。”由于皮朗的强力支持，布洛赫在委员会上表示放弃创办国际期刊的计划。他在会上代表刚刚起步的杂志，与一些潜在的合作者有过面对面的交流，与法国和欧洲的一些潜在竞争对手进行了磋商。①

布洛赫对奥斯陆会议本身有些失望，这也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届大会。布鲁塞尔会议已过去了五年，然而这个热衷于世界主义的组织并没有消除历史行业中各种武断、狭隘的派系。在奥斯陆会议上，很多人讨论的问题非常狭隘，几乎没有人关注重大的主题。史学坚持“以问题为中心”,将严谨的学术研究与对当今社会的观察相结合，探求更宏大、更重要的问题。布洛赫希望通过《年鉴》杂志，恢复战前被破坏的“友好关系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即为了历史专业更好地发展。会后，他们顺路前往斯德哥尔摩参观，皮朗对布洛赫的建议发人深省：他们的参观应该从新落成的市政厅开始。他解释说：“如果我是个古玩家，就会一直盯着那些古老的东西，但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②

对布洛赫和费弗尔来说，《年鉴》创办过程中的各种实际工作，是对其才智与耐心的一大考验。最终，他们以切身的行动表明，自己完全能胜任这份工作。他们对出版社非常警惕，深怕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为此他们选择了阿尔芒·科兰出版社(Armand Colin)。该社还出版过《地理学年鉴》和其他重要的人文、艺术、社会科学书刊。社长马克斯·勒克莱尔(Max Leclerc,1864—1932)是一个坚定、苛刻的领导，他被称为“皇帝”,虽然有一些鲁莽，却是个现实主义者，非常注重细节，也懂得通权达变。他像布洛赫和费弗尔那样，也怀有一种使命感，生前几乎介入出版过程的方方面面。①

为什么是“《年鉴》”?因为勒克莱尔坚决主张使用一个简洁、精练的名字。他们避免与举步维艰的《社会与经济史评论》发生直接冲突，也拒绝将二者合并的任何可能性。布洛赫和费弗尔很乐意与地理学家共享《年鉴》的名称，当然，这还要感谢他们的朋友、未来的合作者——《地理学年鉴》的编辑阿尔贝·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对一些人来说，“《年鉴》”这个名称有些讽刺的意味，它很容易让人以为是未经加工的编年纪事；另一方面，这个名字比“《评论》”更符合创办者的意图。它如同一个不断更新的工作手册，用当代的散文体写成，偶尔带有挑衅的文风，是与读者进行沟通的工具和知识交流的平台，是他们进军历史学科的方向标。相比于模糊的“《经济学年鉴》”,皮朗更认同“《经济史年鉴》”的名字。历史在人文科学中即使不占主导地位，也应该被看作是统一的因素。“社会”一词是后加的，是对《社会与经济史季刊》的颠倒，以此表明虽然新刊物对广泛的社会问题有一定的兴趣，但这都是次要的；尽管如此，它与社会学仍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本质上说，它具有跨学科性。②

编委会的人员选择，体现了布洛赫和费弗尔的志向所在。他们致力于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藩篱，在历史行业内部建立一种联系。此外，这也体现了勒克莱尔避免刊物“太学术化”的主张。除索邦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德芒戎(1872—1940)外，最初的八人编委会成员包括：斯特拉斯堡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经济学家、法国央行前副行长、巴黎法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夏尔·里斯特(Charles Rist,1874—1955),著名政治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巴黎政治大学教授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1875—1959),以及四个不同领域的历史学家，斯特拉斯堡大学古代史教授安德烈·皮加尼奥尔(André Piganiol,1883—1968),法国文献学者、外交部档案馆荣誉馆员乔治·埃斯皮纳(Georges Espinas),索邦大学经济史专业唯一的法国教授亨利·豪塞，还有唯一的外国成员皮朗——其研究兴趣是从欧洲中世纪史到比利时近代史。这些人几乎都已事业有成，1929年时他们的平均年龄是56岁。除了德芒戎外，他们都与其他刊物保持着重要的联系：皮朗是《社会与经济史季刊》最早的编委会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又参与创建《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哈布瓦赫帮助《社会学年鉴》重新恢复活力；里斯特是《经济与社会史评论》的编委会成员；皮加尼奥尔和豪塞是《综合历史评论》的顾问。一般来说，编委会往往都比较被动，但《年鉴》的编委会却有所不同，它更像一个帮助杂志定位的工作组。除里斯特和西格弗里德外，他们都为刊物写文章和评论，并135负责招募新作者。①

布洛赫和费弗尔以斯特拉斯堡大学为阵地，招聘了不少职员。他们之前的学生勒依罗已具有斯特拉斯堡大学历史和地理学科教师资格，成了刊物的秘书。“忠诚的勒依罗”在日常工作中多才多艺，还撰写了大量的书评。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一些主要合作者包括：法国大革命研究专家乔治·勒费弗尔、古罗马史专家欧仁·卡韦尼亚克(EugèneCavaignac),以及地理学家亨利·鲍利希。此外，两个负责人还大力借助他们在巴黎的关系。费弗尔在巴黎高师的朋友阿尔贝·托马斯(Al-bert Thomas)——国际劳工局(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的首位负责人，为刊物寻找了不少技术写作人员。①

毫无疑问，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历史学家担任秘书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尤其是他还要组织诸多同事和校外人员撰稿。布洛赫和费弗尔也想方设法用各种“有趣的”主题和想法四处网罗人才，还计划邀请一些专家撰写各自领域之外的东西，他们经验老到、准备充足，对自己的判断力、资源储备、领导才能、沟通和协作能力充满自信。②

刊物的两个负责人志存高远，跃跃欲试。1928年年底，布洛赫和费弗尔在第一期刊物发行之前宣称，他们有资格当选为法兰西公学院的院士——这绝不是偶然。③虽然《年鉴》诞生于被收复的东部边境，但它无疑向巴黎的知识界发出了一个信号，传达了刊物革新者的想法。毋庸置疑，斯特拉斯堡的资源储备、教师队伍和学术氛围，哺育了他们对于刊物的很多创意和目标。相对于既有的体制和国际合作理念，他们的合作方式在某些方面具有开创性。④布洛赫和费弗尔在阿尔萨斯生活了近十年，对斯特拉斯堡的地方主义非常失望。他们远离了首都的图书馆、档案馆、书商、出版社、基金会、政府资助、精英团体、精英知识分子，以及为巴黎文化生活增加异域色彩的外国人，他们为此焦躁不安。在很大程度上，刊物体现了一种联合的战略——它没有指向“霸权”或“优先权”,而是直接体现了他们的职业素养。这两个天才历史学家，为回到所向往的乐土做着充足的准备。①

布洛赫与费弗尔在学术和私人方面的关系，是《年鉴》发展史上的一个主旋律。②这两位学者在十五年间有大量通信，详细记录了他们诚挚、深厚的友谊，这在当代甚至在历史上都极为罕见。他们为了共同的事业通力合作，为《年鉴》注入了血液，使其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从一开始，两个创始人在生活、工作和性情上虽然若合符契，但也泾渭分明。

费弗尔生于南锡，比布洛赫年长八岁。他出生时，普法战争结束还不满十年，法国尚未能走出它的阴影。费弗尔的父亲生于弗朗什—孔泰地区，毕业于巴黎高师，在一所中学担任法语语法的教授；他叔叔是一名历史学教授。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费弗尔少年老成，很受宠爱。他的孩提时代和早年教育，都在洛林地区(当时已割让给德国)一个偏僻的军事小城度过。18岁时，他离开这里前往巴黎，在路易大帝中学毕业后，服了一年兵役，于1899年进入巴黎高师——比布洛赫早了五年。当时，德雷福斯事件正处在风口浪尖，而且改革前的巴黎高师，知识分子十分活跃，政治上非常激进。费弗尔在这里最好的朋友是心理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亨利·瓦隆(Henri Wallon,1879—1962)。除几个历史学家外，费弗尔的亲密朋友包括：哈布瓦赫、地理学家朱尔·西翁(1878—1940)、心理学家夏尔·布隆代尔、德国研究专家欧内斯特·托内拉(Ernest Tonnelat,1877—1948)、语言学家朱尔·布洛赫(Jules Bloch,1880—1953),以及文学史和思想史学家保罗·阿扎尔(Paul Hazard,1878—1944)。

费弗尔选择历史的道路有些曲折，他反对“根据1870年的战败”来界定历史，拒绝阿尔贝·索雷尔(Albert Sorel)和埃米尔·布儒瓦(Emile Bourgeois)谨小慎微、按部就班的纪实写作，抵制“索邦人”瑟诺博斯所写的修正性作品。费弗尔原本痴迷文学，后来才选择了历史，他说这是由于古斯塔夫、莫诺、普菲斯特等教授对自己的冲击和启发。与布洛赫相似，费弗尔深受维达尔、涂尔干、梅耶以及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吕西安·列维-布吕尔(Lucien Lévy-Bruhl)的影响；皮朗不少朴素、睿智的构思，尤其是贝尔的“综合精神”,开阔了他的视野。费弗尔的职业训练在某些方面要早于布洛赫，他于1920年通过了历史和地理教师资格考试，后来获得梯也尔基金会的奖学金(1903—1906)。不过他并没有去德国留学，而是在家乡附近的巴勒迪克(Bar-le-Duc,1902—1903)和贝桑松(1907—1912)中学教书。此外，布洛赫是巴黎人，费弗尔则坚称自己是乡下人——深深地扎根于法国东部文化和历史的土壤之中，虽然没有在“库尔贝(Courbet)、巴斯德(Pasteur)和蒲鲁东(Proudhon)的土地上”出生，却来自那里。

1911年，33岁的费弗尔获得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菲利普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地区的历史、地理、经济和社会状况。一年后，他到第戎大学文学院任职，他的同事、法国大革命研究专家阿尔贝·马迪厄(Albert Mathiez)同样来自弗朗什-孔泰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几乎四年半都在前线服役。他的履历和布洛赫相似，都是由中士升为上尉，不过他指挥的是一个机关枪连队。他们的相似之处还包括，138两人都受过一次伤，荣获过四次嘉奖和军队的骑士荣誉勋章。①

1919年10月，新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聘请费弗尔为近代史所终身教授——当然这要归功于他与普菲斯特的交往。两个月后，他在首堂课上问了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在一个废墟的世界上”,历史是什么样子?费弗尔把自己定义成一名精力旺盛的“斗士”,他提倡一种“有用的”历史观，反对盲目地收集毫无价值的事实。他认为历史不应该为政治、意识形态或民族事业服务；人们也不能为了“实现综合的目的，就不做分析的工作”,仅仅按照虚假或“错误”的原则对历史进行编排。他告诫在座的听众，永不满足的批判性思维是“捍卫我们民族理想、民族文化和国家独立最好的后盾，是实现和平与自由最坚实的保障”。②

费弗尔在阿尔萨斯生活了十四年。在他前往巴黎之前，如果这里还有什么让他留恋的，那应该就是斯特拉斯堡的优美环境了。1921年，43岁的费弗尔结婚，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费弗尔在学校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一名演讲者和教师，他想象力丰富，感染力十足，偶尔还带有一点夸张和刻薄的成分。他亲自设计近代史研究所的课程，不仅包括16世纪文坛巨匠的作品，还包括对当代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家、音乐史家、语言学史家和宗教学史家的研究。他的课程内容体现了思想与经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以及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张力。①

费弗尔与布洛赫的友谊始于1920年，双方从中收获很大。他们拥有一些共同的学生和校务活动，办公室和住所相互毗邻，交流的机会比比皆是。这种密切关系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使命：撬动老一辈人的权力杠杆，从而提高历史的技能，打破各种人为的障碍，消除迂腐的学问卖弄和时间错误，实现历史的主要目标——“理解”。他鼓励年轻的同事布洛赫，继续从事《国王神迹》和《法国农村史》的研究。在他的帮助下，布洛赫重新恢复活力，并协助他实现了创办杂志的夙愿。

然而，费弗尔毕竟是年长的一方。他与老一辈学者联系密切，职业素质更高。虽然他兴趣广泛，改革热情很高，但研究领域却非常“专”,很少偏离他所擅长的16世纪；而且与年轻的合作者相比，他几乎很少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或开拓新领地，也没有效仿皮朗将研究范围从中世纪扩展到现代。虽然两人都对历史研究中的比较法感兴趣，但布洛赫真正发展了这一方法；虽然两人都对涂尔干学派的作品很熟悉，但布洛赫对经济现象、社会群体和制度的关注要更持久，也更精通；此外，他还严厉地批判了社会学领域中的非历史化倾向。他们都没有撰写过严格的叙事史作品，都把过去作为一种独特的说教方式。他们反对枯燥乏味的学术研究，经常会像艺术家那样流露出机智和才华。他们喜欢以提问的方式揭示过去的人类现实，作品中包含进一步研究的各种建议。他们都会批评一些学者的不足之处，但与博学的布洛赫相比，费弗尔往往将其作为研究的起点。例如，费弗尔于1928年出版140的广受好评的作品——有关马丁·路德的评传，是对天主教史学家海因里希·德尼夫勒(Heinrich Denifle)神父的批判，他反对神父对宗教改革家所做的初步心理分析。后来，他有一部深入分析拉伯雷的专著,针对的是阿贝尔·勒佛朗(Abel Lefranc)1922年出版的一本书。在勒佛朗看来，拉伯雷是一个无神论者，费弗尔则对此进行反驳，作品在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和成形。①布洛赫和费弗尔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接受的教育，当时注重的是文学素养、语言技能和笛卡尔式的逻辑。然而，费弗尔很少在档案馆做研究，其批评分析的基础是复杂的——经常是直觉性的——人类意识。他的搭档——历史学家之子布洛赫则更为博学，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很感兴趣，在作品中往往旁征博引，夹杂着各种各样的引文。

由于双方的共性和差异性，他们必然会对彼此有所影响。其实在《年鉴》诞生前夕，他们似乎就各自的研究重点交换过意见。费弗尔在完成有关马丁·路德的作品后，几乎放弃了对地理学的关注，转而重视心态史。同样，布洛赫在完成《国王神迹》之后，开始致力于研究法国的农村地区。②然而，这种说法是一种化约主义，过分强调了费弗尔与布洛赫之间的交情和著名的“斯特拉斯堡精神”。事实上，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各自收集过一系列重要的课题，培养了不少新的研究兴趣。费弗尔之所以从事思想史研究，很可能是因为他年轻时对哲学和心理学的热爱，再加上贝尔和瓦隆等朋友的影响——这与见证批评(布洛赫始终不曾放弃的研究领域)的具体特征几乎毫无关系。布洛赫对法国农村地区的关注——包括农民解放以及土地的分配和利用——可以从他的博士论文和有关法兰西岛的研究中找到一些蛛丝马141 迹。虽然他们有一些共同兴趣，研究中存在不少交会点，也互相认可彼此的特长，甚至偶尔还会为对方妥协，但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他们丝毫没有委曲求全，更不曾因此而对自己的全面发展做过任何重大的调整。

布洛赫与费弗尔在性格上相得益彰。他们的表达能力强，有良好的修养，充满了自信和活力，拥有传统资产阶级的趣味、举止和外表。虽然战时的兵役中断了他们的学术生涯，斯特拉斯堡偏远的地理位置让他们始终面临着创作的压力，但是真正阻碍他们远大抱负的却是：他们对规模日益壮大的家庭所肩负的责任，对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忧虑，以及偶尔的疲惫和倦怠。他们在为全新的事业奋斗时，始终具有一种很强的公平意识，不断地协调和平衡各种因素，从而突出双方共同的努力。①

他俩都有拳拳的爱国之心，但并非沙文主义式的爱国者，而是“政治中立派”。他俩都是教授的儿子，所从事的职业与法国和欧洲的政治密切相关；都是退伍军人，担任教职，身为人父；都非常关心政治。他们虽然对当代的领导人不感兴趣，却与饶勒斯事件、德雷福斯事件和共和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几乎每一名法国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强烈的乐观精神，在表现对祖国的忠诚和社会的责任时会有所流露，这也是《年鉴》创刊的基础。布洛赫和费弗尔都不喜欢传统的政治史和外交史，而是热衷于“新兴的”社会史和经济史，这反映出他们相似的战争经历和共同的愿望：一名优秀的公民应该具备良好的学识，为当权者指明方向，从而消除社会不公、阶级冲突和毁灭性的国家对抗。

在《年鉴》的第一期上，两位主编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使命。①既然法国、欧洲和世界上已经存在大量的刊物，他们为什么还要创办一个致力于“经济和社会史”的全新刊物?两个历史学家在宣言中开诚布142公，向广大读者阐明了他们的三重宗旨。其一，他们试图弥合世纪初以来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分歧，为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和途径提供一个宣传平台。其二，他们努力打破或削弱历史学科中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代史的分野，消除“原始”与“文明”社会的人为区分。其三，他们在“合法化分工”的基础上，旨在弱化学科之间的壁垒，为人文科学建立一个交流的空间——这对经济史和历史自身的发展都必不可少。两个负责人最后总结道：“我们的共同事业体现了我们所信奉的高贵美德——正直无私、尽职尽责、根深蒂固。”这也可以看作杂志头十年的基调。

《年鉴》问世的头十年——1929年至1938年，正值欧洲和世界极其黯淡的时期，期间经历了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意大利攻击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奥地利覆亡和斯洛伐克独立。此外，在印度和中东爆发过宗教、民族和反殖民主义的暴力冲突，苏联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斯大林的大清洗，意大利、纳粹德国和东欧一些地区发生过政治和民族压迫事件。由于长期的经济危机，大大小小的民主政体逐渐丧失了希望和信心，开始在内部出现分裂，或多或少地破坏了团结的假象，国际联盟在这个背景下成立。法国虽然极力维护1918年代价昂贵的胜利成果，然而随着德国的复兴，一切都付之东流。第三共和国由于缺少盟友和人力资源，加上财政资源短缺，国内很难再现和谐的局面，其强国的形象也无力维系。在这动乱的十年里，它的总理一换再换——从庞加莱换成了达拉第(Daladier),然而法国却依然举步维艰。

在这个多事之秋，布洛赫和费弗尔虽然有些与世隔绝，但依然受到了乱世的冲击。他们在个人和共同事业上历经起伏，有过成功，也有过挫折，有过融洽的合作，偶尔也有过摩擦。虽然他们不断进步，事业蒸蒸日上，但《年鉴》在他们的个人和职业生活中依旧占据着中心地位。刊物的出版耗费了他们大量的精力，为此，他们的杰作——布洛赫的《封建社会》(Société féodale)(1939—1940)和费弗尔的《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1942)——完成时间一拖再拖。或许，这是他们这段时期所做的最大的牺牲。①但另一方面，人们逐渐认识到，《年鉴》的头十年构成了20世纪历史研究里的重要篇章。②

杂志发行的第一年——1929年，是一个很好的检验机会。虽然国内外很多作者尽心竭力，热情的支持者皮朗也积极响应，但两位主编还是对一些作者和文章感到失望。他们在斯特拉斯堡和巴黎之间往返，不时处理编辑工作和员工事务，此外还要面临苛刻的出版商——阿尔芒·科兰出版社的严格审查，以符合其编辑方针和出版规范。在一个有限的、充满竞争性的市场，财政问题越来越突出，他们需要更多的出资人和订阅量。于是，他们不得不在纯学术圈之外寻觅一些能从《年鉴》的视角中获益的读者，如档案保管员、图书管理员、区域史和地方史专家，以及一些有修养的非专业人士。①

当年年底，布洛赫和费弗尔对杂志进行重估，在定位、方针和形式方面做了重大的决定，其主要特色也因此得以确立。《年鉴》关注的重点是经济史，时间跨度非常大——从古到今。刊物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当代议题的关注。在那个年代，无论在大学讲堂还是各类期刊，世144界当代史一直受到排斥，或只占很小的位置；银行家和商人也很少阅读学术期刊，因此《年鉴》几乎每一期都以当代问题为主。关注时事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实用主义，当然更不是某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这反映出两位主编信奉的理念：现在与过去密不可分，确切地说，这是“研究历史的主要原因”②。

费弗尔和布洛赫很清楚，要找到一些研究和撰写当代史的优秀人才，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们对同行们还是有过不少批评，因为这些人经常会犯时代错误。布洛赫告诫那些即将从事当代史研究的人，不能仅仅因为拥有“大致相似”的祖先，就将过去和现在机械地糅合在一起。“个案研究法”在军事史领域很受欢迎，也逐渐被新兴的商业史所接受。然而在布洛赫看来，这种方法非常危险，以此为基础的研究往往平淡无奇；最坏的情况是，它往往误导人们进行各种错误的类比。这种方法完全无视一句老话——历史是一门变动的学科。③布洛赫和费弗尔坚持学者的独立立场，主张积极介入社会。他们既不忽视当代问题，也无意扮演导师的角色，只是希望历史能够变得深刻、有用。①

《年鉴》的经营管理是一项共同的事业，一开始的挫折打击了两位主编的热情，费弗尔开始动摇。但是，布洛赫对两人的合作和肩负的使命充满自信，劝他不要退缩。②布洛赫认为，杂志要想获得生存和进一步的发展，必须突出自身的特色。如果是经营“改版后的《历史评论》”,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索邦的负责人能从最优秀的学术文章中挑选，有选择性地青睐某些评论家，发表该专业领军人物的作品。然而，《年鉴》的规模很小，又是一个全新的地方性刊物，编辑们只有四处宣传，才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声誉。布洛赫和费弗尔并没有妄自菲薄，他们一直渴慕杰出的作者和有趣的话题。布洛赫准确地预见到《年鉴》的精髓——其灵感来源和生存基础，不仅取决于他们灵活的编辑方针，而且在于推出一些有特色的专栏和话题。③

《年鉴》的第一年有些摇摇欲坠，在年底时它的栏目被调整为六个：传统的栏目和创新性的栏目各占一半。一方面，文章的数量被大幅削减，而且局限于原创性研究，其中有不少长书评(关于历史事实和研究方法的问题)和短书评(批评性导论),运用简练的现代散文体，指出研究对象的长处和不足，具有宏大的国际视野。不过，《年鉴》的重点却另有所在，它们分别是涵盖专业动态的“科学界”("La vie scien-tifique”)——并非原始的年表和归类文档，而是经过了简化和整合，加入了各种评注；布洛赫发起的定向“调查研究”(“Enquêtes”)——分布在很多期里；以及简短的评论文章“总体问题”(“Problèmesd'ensemble")——这成为《年鉴》批评职能的核心部分。①

在第一年里，《年鉴》像一些经营多年的刊物那样，非常注重平衡146性，每期的17篇文章中涵盖了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和当代史，作者里既有国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也有一些非专业人士。之后，刊物有了重大的调整。每一期文章的平均数量减少到11篇，古代史几乎阙如，中世纪史有所下降，重心转移到了近代史，尤其是当代的欧洲史和世界史。1929年至1932年，《年鉴》上有三分之一的文章由外国人所写，其中包括美国和英国的社会科学家、国际劳工组织的官员、布洛赫和皮朗招募的中世纪史和近代史专家。1933年之后，知名作者的数量开始减少，国际化程度也有所下降。《年鉴》上有大量原创性的研究，作者包括法国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银行家和殖民地的官员。②

《年鉴》上的大多数文章都是标准长度，含有脚注、附录和参考文献，完全符合传统期刊的学术规范。但是，研究当代史的文章往往篇幅较短，并非由历史学家或学者所写，在形式和表述上也不太符合规范，它们几乎占了版面的40%。这种鲜明的对比使《年鉴》独具特色，也在布洛赫和费弗尔之间维持了某种平衡——布洛赫喜欢旁征博引，费弗尔却讨厌卖弄学问。此外，《年鉴》摒弃了出版原始文献的传统样式，比大多数期刊包含了更多的表格、图示、曲线图，极大地增加了生产成本。①

在头十年的上百篇文章中，有不少值得称道。法学家罗贝尔·贝尼耶(Robert Besnier)对“私有财产”的概念进行了梳理，讨论它从古罗马时期到现在的各种变体和局限；国外学者皮朗和弗里茨·罗利格(Fritz Rorig)(《年鉴》唯一的德国学者),对中世纪的商业史研究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罗伯托·洛佩斯(Roberto Lopez)专门探讨热那亚资本主义的起源；G.I.布勒蒂亚努(G.I.Brǎtianu)对巴尔干和拜占庭的农奴制进行了深入考察。1933年，布洛赫勾勒了修正主义的货币发展史，直接提到了当前的世界危机，呼吁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为发展关于中世纪货币的“信”史奠定基础。②

几乎所有考察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这一时间段的文章，都在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变，如工业和农业、汇率和信用、银行和股市、铁路和运河的修建等。它们涉及的地域范围极广，包括北美、南美、非洲、中东和亚洲。美国经济史学家厄尔·J.汉密尔顿(EarlJ.Hamilton)记录了16世纪卡斯蒂利亚地区(Castille)惊人的价格革命。豪塞呼吁人们研究银行在现代欧洲早期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在布洛赫详细考察农村的个人主义之前，勒费弗尔就法国大革命对法国农村的冲击进行重估。安德烈-埃米尔·萨尤(André-Emile Sayous)重新审视第二帝国时期斯特拉斯堡的经济和城市发展。萨尤是一个多产的经济学家，也是《年鉴》的忠实支持者。①

后1914年时代，有很多文章涉及人口统计学、社会学和人文地理148学：哈布瓦赫发表过两篇有力的批评文章，分析“大柏林”和“多元种族的芝加哥”的城市结构。②在讨论主要的经济、财政和政治问题时，有不少作者采用一种非理论的现代民主主义者的论调。在经济大萧条前夕，莫里斯·博蒙(Maurice Baumont)分析魏玛共和国显著的工业复苏，指出了其优势和不足之处；德芒戎分析了建立欧洲联盟的体制和经济障碍；国家劳工组织官员乔治·梅奎特(Georges Méquet)准确地指出苏联的人口和农业问题；移民学者弗朗茨·博克南(Franz Borkenau)和卢西·瓦尔加(Lucie Varga)各自研究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德国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根源；金融家雅克·乌达耶(Jacques Houdai-lle)对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和美国罗斯福新政的成果进行评估；以费弗尔对1931年国际殖民展的暖昧态度为信号，不少行政人员和学者立足海外，就法国的中东、北非和苏丹研究写过不少翔实、睿智的文章，但大多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①

1933年是《年鉴》的一个高峰，出现了不少精彩的文章和一些积极的投稿人，之后刊物开始衰退。皮朗不堪重负，博蒙、哈布瓦赫和勒费弗尔等坚定的支持者也开始关注自己的出版事业。①当时的政治环149境比1929年更为紧迫和险恶，然而两个主编却据此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布洛赫竭力为《年鉴》寻找优秀的史学文章，网罗更年轻的作者，讨论的主题也更宽泛。他征稿的人群包括自己的学生、斯特拉斯堡的同事、档案管理员以及一些区域史专家。然而，费弗尔具有不同的看法，他更喜欢简短、随性、易引起争议的文章，于是在名单中加入了一些不是历史学家也不在大学里的作者。当时，费弗尔在巴黎的法兰西公学院任职，担任《法国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francaise)的主编，而且依然与《现代历史评论》、贝尔的《综合评论》和国际综合研究中心有联系。费弗尔比布洛赫拥有更多的人脉，肩负着更大的职责，有更多施展抱负的平台，因此他看待《年鉴》的视角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