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特拉斯堡，法国须比德国更胜一筹。①我们是勤恳的匠人……[但我们是]合格的公民吗?②

斯特拉斯堡处于宗教、政治和语言反复冲突的前沿地带，是西欧的历史交汇节点。1681年路易十四占领以前，斯特拉斯堡是一个自由的帝国城市，曾是宗教改革几大斗争的战场，此后天主教徒、路德教徒和加尔文教徒各自聚居，与古老的犹太社区共享此地。经过一个世纪的法国管辖，斯特拉斯堡逐渐成为法国大革命的边陲重镇，《马赛曲》在此谱成，一批阿尔萨斯人——包括布洛赫的曾祖父——艰苦跋涉，从这里开赴沙场。1621年，新教徒建立了斯特拉斯堡大学。波旁时代，该校安然无恙，但在1793年被迫关闭，到1808年才由拿破仑重建，并将其纳入法国的中央高等教育系统。虽然历经几次大的政治与经济动**，但纵观19世纪，这一莱茵河下游中心的城民们大都保留着本土的语言、习俗和宗教，创造出一种独立于“内陆地区”与阿尔萨斯大区的文化。①

德国的统治令斯特拉斯堡改头换面，德意志军人、管理者、商人和教师大量涌入该地，多种法律、工业和文化设施方兴未艾。城市建80设如火如荼，旧城土墙被拆除，在外围建起了更为宽阔的新式城墙、大片绿意盎然的宽阔郊区居住地，以及面目一新的现代大学和医学校。德国人翻修了一座市政府和大学共享的图书馆，该馆藏书逾50万册，是当时世界上馆藏最多的图书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才被哈佛图书馆超越。②德国人试图令当地人信服德意志的物质和精神的优越性，在多次的徒劳无功后，德意志帝国的代表们才如梦方醒，尝试展现其对斯特拉斯堡文化的尊重，以赢得本地人的拥戴。但斯特拉斯堡从未成为一座德国城市。到1919年，这里仍然只是一座拥有167000名居民的中型莱茵河城市，保留着其传统的独立性，各种方言、信仰和政治类型在此汇集。①

1918年11月22日，法军进驻斯特拉斯堡，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历经四十余载，这片德意志土地终于回归法国管辖。当地的主要学术机构——斯特拉斯堡威廉大帝大学(Kaiser-Wilhelms-Universit?tStrassburg),也重归法国控制。②战争初期，法国政府已经开始筹备将阿尔萨斯-洛林的机构与母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机构再次统一。1915年，外交部和国防部共同委任的调查小组提出方案，建议在斯特拉斯堡新建一所法式大学，以促进对阿尔萨斯的再融合，保障法国知识和文化在欧洲地区的领先地位。1917年年末，隶属于国防部的阿尔萨斯-洛林事务局(Service d'Alsace-Lorraine)组建了一个小组委员会，成员包括七名巴黎教授，负责制定两省的高等教育方案。布洛赫的启蒙老师、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普菲斯特概括了委员会的讨论成果，写成一份长达90页的报告。在战争结束前几天，两部门共同审核并通过了该报告。①

普菲斯特在报告中呼吁，新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应配置教员，代替此前的德国队伍，并与莱茵河对岸的各个大学抗衡。该大学将延聘部分阿尔萨斯教授，保留神学系，以承担重整之“特殊使命”。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由爱国者(七名委员中的四名来自阿尔萨斯)组成的战时委员会，特别强调斯特拉斯堡大学应成为一所法国大学，其中的一切标准和课程设置都应与内地保持一致。报告中并未提及任何建设国际性大学的实验，也未暗示会在这块新获自由的土地上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在普菲斯特的计划里，文学院的教师规模与德国大学相当，但他同时要求将研究重点转向现代语言与文学，他还希望能保留心理系教职，并尝试设置法国首个社会学系。②

1918年12月7日，法国当局下令关闭斯特拉斯堡威廉大帝大学，结束了该校四十六年的光辉历史。除了阿尔萨斯的教师外，大部分教师被遣散，一个月内即被驱逐至莱茵河对岸。①与此同时，法兰西第83三共和国教育部(French Ministry of Public Instruction)组建了一个17人学者委员会，由物理学家保罗·阿贝乐(Paul Appell)担任主席，12月中旬抵达斯特拉斯堡的普菲斯特也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为防止最优秀的阿尔萨斯学生流失，阿贝乐领衔的委员会促请尽快成立一所法国大学。②在巴黎，法国政府正在筹备和平会议，教育部遂决定推迟大学正式重开的日期，但同时也在主要领域开设了少量课程。1919年1月16日已经开课。最初的教员规模很小，由从其他院校借调的临时教授、从德国大学接收的阿尔萨斯教师和驻守当地的军官组成，其中便有布洛赫上尉。③

临时的行政安排导致此后教育状况的混乱，斯特拉斯堡和巴黎之间的距离使之更为加剧。1919年3月，总代表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走马上任，改善了上述格局。米勒兰身处斯特拉斯堡，直接向首相汇报，并有权立即下达权威决定。④

休战期间，布洛赫一直在情报部门任职①,他为能从僵硬的军队职责中解脱而欢欣鼓舞，也为能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职而倍感喜悦。3月13日复员后，他结束了在亚眠中学的学期，以正式休假的形式离开了该校的教师队伍。布洛赫最初的教学任务包括初级法语，因为在当时的800名阿尔萨斯学生中，仍有部分学生未能掌握法语。学校设备的状况参差不齐。布洛赫遭遇了昏暗不明、供暖恶劣的房间，而中世纪史的图书馆内几乎没有收录任何法国史，甚至连一部库朗热的著作都没有。②

在米勒兰的领导下，新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在设施和人员上逐渐成形。时任代理教务长的普菲斯特负责文学院常任职员的聘任。经其举荐，布洛赫被任命为中世纪史课程助理讲师，自1919年10月1日起生效。③

结束授课后，布洛赫即刻赶回巴黎，在7月19日与西蒙·维达尔(Simonne Vidal)喜结连理。四天后，宗教婚礼仪式在比福路(rue Buf-fault)的一座礼拜堂举行。①1894年，西蒙在迪耶普(Dieppe)出生。其父保罗·维达尔(Paul Vidal,1869—1929)任公共事务部下属桥路总长(Inspecteur-Général des Ponts et Chaussées),他毕业于综合理工学校(Ecole Polytechnique)与桥路学校(Eclole eds Ponts et Chaussées),是法国首屈一指的内河航道专家。他的儿子和女婿均为政府工程师，分别来自法国南部和阿尔萨斯。1895年至1912年，维达尔主持了波尔多港的现代化改造，战时则负责塞纳河(Seine)的航道管理，保证物资供应到巴黎。1919年，第三个孩子嫁给布洛赫后，维达尔从政府离职，转85而在桥路学校任教。1923年2月鲁尔占领时期，维达尔主动请缨，回到岗位组织各通航水域内复杂的航路调配工作。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期间，除了在巴黎研究时的住处，位于第十六区莫扎特大街三号的维达尔寓所就是布洛赫的家。②

西蒙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务，她于1914年至1918年帮助囚犯和难民，并获颁勋章。所有人都认为，她是一名睿智有谋的女性，在音乐和外语上颇具天赋，婚后更兼任丈夫的私人秘书、研究助手、旅行伴侣和挚友。她与布洛赫志趣相投，遍阅布洛赫的文字，也将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这成为布洛赫幸福生活不可分割的一环。③西蒙带来丰厚的嫁妆和大量的仆人，她自己也是一名精明节俭的主妇。

布洛赫夫妇育有六个子女，都出生于他们在斯特拉斯堡生活的十来年间，他们分为以下三组：长女爱丽丝(Alice,生于1920年7月7日)、长子艾蒂安(Etienne,生于1921年9月23日)、次子路易(Louis,生于1923年2月26日)、丹尼尔(Daniel,生于1926年3月11日),还有年少的让-保罗(Jean-Paul,生于1929年8月25日)和苏珊娜(Suzanne,生于1930年10月15日)。作为母亲，西蒙无微不至，虽不及丈夫严厉，但却为家庭的健康、教育和福祉尽心竭力。

布洛赫一家居住在斯特拉斯堡，与夫妻双方在玛尔洛特和巴黎的祖父母、婶、叔、姐、弟、表亲等人往来密切，假日里多有团聚。除女方一名祖母外，布洛赫家人基本没有再保持与犹太正统的联系。布洛赫家的“假日”只有圣诞节、复活节和几个传统法国节日。布洛赫虽然会给年长的孩子们朗读《圣经》,但他们并未接受宗教教育，并且和他们的父亲一样，在一个完全同化的法式家庭成长。1922年3月16日，布洛赫长兄路易罹患癌症，英年早逝。紧接着，1923年12月3日，布洛赫父亲逝世。布洛赫成为家族之首，照料着母亲、两个年轻的侄子和一个守寡的嫂嫂，还有他自己在阿尔萨斯日益壮大的家庭。①

1919年秋，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正式开课。10月15日，七大院系聚集一堂，选举各自的院长和大学理事会代表。①11月上旬，学校开始授课。11月22日早9点，正式的开幕典礼举行，此时适逢法军进驻斯特拉斯堡一周年。这是一场光鲜亮丽、充满爱国热情的盛会，出席者包括总统庞加莱、前总理乔治·克列蒙梭、费迪南·福煦元帅以及大量的法国和国际学者、政治家。典礼以《马赛曲》开场并结束。典礼过程中，新成立的斯特拉斯堡艺术学校(Strasbourg Conservatoire)演奏了塞萨尔·弗兰克(César Franck)、夏尔·卡米尔·圣-桑(CharlesCamille Saint-Saens)和乔治·比才(Georges Bizet)的交响作品来活跃气氛。新任校长塞巴斯蒂安·沙莱蒂(Sebastien Charléty)、欢欣自豪的普菲斯特院长、德国占领时期的亲法学生领袖皮埃尔·布歇尔(PierreBucher)和庞加莱分别致辞，四人均强调了德意志帝国的失败、法国人对卓越的追求和斯特拉斯堡的特殊使命。②此后三天都笼罩在浓浓的欢庆气氛中，各类宴请、话剧演出、音乐表演、参观游览和荣誉学位的授予仪式轮番上演。代表索邦出席的古斯塔夫因为法国的胜利和儿子的新职位而备感欢愉。③

斯特拉斯堡不失为布洛赫开始大学教学生涯的理想之地，这里有联系一个光辉传统的精神纽带。19世纪60年代早期，库朗热——布洛赫父亲的模范、普菲斯特的老师和偶像——出版了《古代城邦》(Lacité antique),开创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比较研究之先河。①约二百五十年前，斯特拉斯堡大学校长让·若阿基姆·岑特格拉夫(JeanJoachim Zentgraff)研究过法国国王施行的治疗仪式，成为布洛赫《国王神迹》一书的先导。②

33岁的布洛赫并未取得博士学位，但他被任命为中世纪历史研究协会(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s Ages)会长，该研究协会取代了此前的德国“研讨会”(“Seminar”)。③布洛赫支配着充足的经费，坐拥一座规模尚可但他希望扩建的图书馆，并能随意取阅学校保存的大量文件、期刊和历史文献。④普菲斯特亲自组建的文学院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学改革。为将法国学者的研究发扬光大，普菲斯特的小组申领了津贴，用于出版通讯和专著系列。夏季课程很多，也有慷慨的补助鼓励教员授课、写作、参加国家与国际组织，还有出访，特别是进行国际访问。①也有专门的项目邀请外国名人来校，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的皮朗便受邀开设两门课程，进行一场公开演讲，并和文学院各教师讨论他正在进行的经济史研究。②

学校也提供赴莱茵河对岸交流的机会。布洛赫本人便经大学下属部门的安排，在莱茵河对岸的克尔(Kehl)向法国军官面授法国史。③1921年，应法国驻莱茵兰高级长官之邀，文学院在美因茨成立德国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s Germaniques),为法国军官、记者和公务员专门开课。布洛赫不是常任教员，但也在美因茨授课，更两次担任学位外审。1930年，法军撤离莱茵兰，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帮助重建了该研究中心。④

斯特拉斯堡大学成为法国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并以“综合精神”而闻名。⑤亨利·贝尔令人钦佩地首先注意到了文学院充足的师资，较低的师生比例，在研究中投入的热忱和时间，以及致力于打破传统历史学科的人为分野的全新研究中心。与法国多数大学不同，五大院系(文学院、法学院、罗马天主教神学院、新教神学院和许多自然科学系)的教师都居于大学宫(Palais Universitaire),使跨学科研究成为可能。①相对于法国学者各自为政的习惯，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教授们在这几年里聆听同行教学，更合作开设课程。他们的合著、专著颇丰，宛若知识疆域的拓荒人。

1920年1月，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院发起礼拜六聚会。②聚会最早只是语言学和宗教史研究所的非正式黄昏讨论会。历史系加入后，实行了三周轮换制，并逐渐有了更为统一的形式。教员们或陈述自己的研究内容，或就各自领域的最新研究展开讨论，随后是有关文献、方法和理论的提问和探讨。古斯塔夫·布洛赫和亨利·皮朗等人都曾以宾客身份参与讨论。③在这些气氛热烈的跨学科聚会上，布洛赫结识了一批最为德高望重的前辈同僚：地理学家亨利·鲍利希(HenriBaulig,1877—1962),宗教史家普罗斯珀·阿尔法里克(Prosper Alfar-ic,1876—1955)、阿尔萨斯罗马语言学家欧内斯特·厄普夫内(ErnestHoepffner,1879—1956)、考古学家阿尔贝·格勒尼耶(Albert Greni-er,1878—1961)、德国研究专家埃德蒙·费尔迈尔(Edmond Vermeil,1878—1964)、心理学家夏尔·布隆代尔(Charles Blondel,1876—1939)、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911945)、法学家加布里埃尔·勒布拉斯(Gabriel Le Bras,1891—1970),还有布洛赫近代史学研究的前辈，也是其隔壁的邻居和未来的合作者吕西安·费弗尔。后者从第戎大学(University of Dijon)离职——很可能耽误了他在巴黎的前程——以便能为斯特拉斯堡大学服务。①

为了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谋得一个稳定的职位，布洛赫必须取得博士学位。他从政府为照顾战争老兵而设立的特别项目中受益，得以提交简略作品而取得学位。布洛赫迅速达标后，并于1920年12月4日重返索邦。下午一点，布洛赫在博士厅(Salle du Doctorat)就其主要论92文和附属论文进行答辩，高级教授夏尔·瑟诺博斯担任了六人答辩委员会主席，布洛赫受到了最高的评价——“非常优秀”①。

附属论文的要求较为宽松。布洛赫提交了业已发表的作品 —1912年的文章《古代封建效忠仪式破裂的形式》。基于原文中对仪式存在和性质的假说，布洛赫呈交了他称之为“第二版”的作品：该版本增加了新的资源索引列表和方法论阐释。②大约二十年后，在布洛赫关于封建社会的权威研究中，领主和封臣纽带仪式破裂再度出现，成为决定性因素。③

布洛赫的主要论文《国王与农奴》在索邦大学的资助下迅速发表，奠定其研究中世纪的专家的地位。④该文与布洛赫的设计初衷相去甚远，他原本希望研究法兰西岛的农村人口和农奴废除问题。由于“各种条件大大拖后”了布洛赫的宏伟计划，他只能退而选取单个典型事件，抽丝剥茧，深入研究细节。布洛赫承认研究的缺陷，也表达了未来研究整个巴黎地区农奴制度的愿望。⑤

在《国王与农奴》一书中，布洛赫选择了两个法令进行讨论，即1315年路易十世和1318年菲利普五世的法令，从这两个法令中发展出了几个历史传说。布洛赫依赖其证据考察的功力，论证了二者颇为相似的著名前提——人“生而自由”的说法——其实并未体现王权对自由的认同。相反，它们只是老生常谈，但也反映了中世纪政治理论的深层矛盾，即自然平等的理想与等级制度现实之间的矛盾，后者更有人类堕落观念的支持。布洛赫揭穿了由最后一代卡佩王朝解放所有封建农奴的谎言。实际上，这些耳熟能详的政令只在两个地区施行。最后，布洛赫对这些政令的首创性表示质疑。早在此前一百年，君主便已经着手解放农奴。1315年和1318年颁布的两个法令实际上以老好人菲利普三世的政令为蓝本，后者早在1302年便下令保障农奴能享有更广泛的自由。①

《国王与农奴》与附属论文一脉相承，预示了布洛赫此后的主攻方向：研究王权、王室官员的职能及角色，还有扑朔迷离的普通人的历史。虽然篇幅有限，但本书却勾勒出农奴制度的本质属性，初步得出了法兰西岛城乡范围内王权、神权和领主解放的模式，并涉及卡佩君主的历史，他们与此后四百年间的继位者们别无二致，都只考虑眼前利益而不计未来。布洛赫将王权解放运动(该运动最初进展缓慢、十分谨慎，只有相对自由的条款，而最后几个穷兵黩武的卡佩王朝君王——这些“坚定贩卖自由之人”——更是把这些条款转换成固定的收入来源)与农奴的自由运动结合。12世纪，封建纽带日渐衰弱，地主不断增收苛捐杂税，整体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城乡居民联系日益紧密，这些条件都促成了农奴自由运动的兴起。文字虽然书写的是君主王权，但农奴的境况才是字里行间的主题。①

布洛赫的风格和方法在《国王与农奴》中一览无余。书中完全没有94叙事成分，取而代之的是布洛赫如法庭审查官般展开对文档的研究，提出坚实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又生发出其他问题),并且时常对证据本身进行尖锐的批判。他在好几处都引入了比较的例子，填补源头的空白，为研究王室政策提供参照。《国王与农奴》代表了布洛赫日后的发展方向，即熟稔地结合法律、政治、社会、经济和心理因素，提供一个更为全面、客观的历史版本。本书也揭示了布洛赫对经济状况的重视②、对形式和仪式的兴趣③,以及将现代思维同中世纪思维区别的敏锐意识。④对于这幅宏大且还在不断发展的图景，《国王与农奴》只能勾勒其形，但本书成为连接布洛赫战前研究与斯特拉斯堡生活的桥梁，如今他可以尽情地扩展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

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教员学术成就斐然，但他们在教学改革方面的成果却十分有限。与绝大多数同僚相比，布洛赫是法国僵硬体制的严肃批评者，这种体制擅长培训学生参加综合性考试，迫使教授依照教育部的既定课表授课。①虽然与内地大学相比，斯特拉斯堡大学开设的课程更加丰富，但是无论年轻的后辈，还是资深的教员，仍要一丝不苟，花大力气，只为满足主要由巴黎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所设立的学士学位和教师资格证考试。人为的障碍——古代、中世纪、现代和当代的分野——限制了历史教学；很多老师则继续研读“学术”手册，而它们最多只是教师资格课程的提纲读本。②另一方面，即便是斯特拉斯堡最坚定的改革者也清楚目前的困境。斯特拉斯堡大学只是一所省级地方大学，学生的视野和能力有限，老师的评定不仅要看他们的学术能力，也要看他们在法国传统学术圈的舞台上所取得的成就。③

布洛赫从一群睿智雄辩的教员中脱颖而出。他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职十七载，有机会开设类型众多的中世纪课程。学生们一致认为，布洛赫的课程组织细密、方法系统、知识详实、批判得力，并且时而加入篇幅宏伟、引人入胜的评述来丰满教学——类似他的写作风格。

布洛赫是一名严格的老师，对学生的报告要求很高，尤其讨厌缺乏视角或僵化的文章。有的学生认为布洛赫“冷若冰霜”、尖酸刻薄、吹毛求疵。布洛赫的教学方法十分传统，但作为新晋教授，他凭借对文献的掌握、对相关学科的了解，他那高超的语言技巧和独特的洞见，奠定了在学生心中的地位。①

布洛赫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不论是种族的、经济的、等级的还是环境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之一便是多提问题，而不是仅仅展示超验的真理。他常表示，历史学家既不是神学家也不是道德家，他们的角色并非谴责或开脱某一特定情况，而是去理解造就如此现象的原因， 96找寻现象背后的目的。②

布洛赫教学的独到之处在于，紧抓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穿越时空，直至得出阶段性结论，再提出新的问题。他乐于展示探索的方向。有时，为了激发听众的兴趣、批判的精神或反思，抑或他自己也不确定的答案，布洛赫便坦然承认自己的“无知”(他也经常指责他人避谈无知的行为)③。

布洛赫的教学方式与德国古典思想中的育人理念、知识总体、全面发展(Bildungsideal,the alles wissen,alles tun)等差异明显。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这些思想建立了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均衡了对个体自主、修养的理想追求，怀有综合情结的学者已经习惯于消极地服从这一普遍现实。布洛赫把教育看作是一种自我追寻，寻找自身与无法把握之整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个体需要训练心智，发展批判思维和锻炼分析能力，也要学会逻辑抽象、普遍归纳和明智判断，同时得保持开放的姿态，接受全新的观念。布洛赫认为，这一过程本身便意义不凡，事实的搜集远比不上事实的质量和事实的评判。此外，布洛赫教给学生的历史是一种伟大的精神游戏(jeu d'esprit):一项充满乐趣、富于人性的挑战。①

世界主义是布洛赫引以为傲的立场，他对时间或空间的分隔深恶痛绝。他喜欢扮演顽固的文献审查者，如一名学生所说，布洛赫总是尝试“证反”。他的课程代表初步的论断。他既不提出任何“方法”,也没有任何“宏伟计划”,坚持每个人都需要发展出各自理解文本的方式。部分学生认为布洛赫的教学令人泄气，尤其是他列出了长长的书单，其中不乏外文书目。而布洛赫更坚持学生通读全文，力求精准，加以批判。一名学生承认，他常常因为有这样一个“开放”的老师而深感挫败。学生也很容易在布洛赫加诸的自由里“迷失”。但此后，布洛赫这个苛刻的老师也会安慰学生，告诉他们虽然个体无法遍阅群书、无所不知，但个体却能发展一项技能，使视野得以“兼顾左右”②。

布洛赫擅长对现象进行开放、具体和公允的研究。一次，他带领班级到阿尔萨斯野外考察具有北欧特色的狭长敞田。这片区域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易北河(Elbe),与南欧的不规则地形形成反差，法国(“不幸!”)因此被一分为二。布洛赫鼓励学生修习德语，他十分关注德国当时推行的奖学金政策，但也强烈谴责其中的民族主义色彩。他嘲笑那些把圆屋村看成“斯拉夫式”的德国中世纪研究者，认为他们忽略了法国南部的类似建筑，论证极不严密，还犯了时代错误。

在年轻学生的眼里，布洛赫令人生畏：他温文尔雅，举止得体，难以亲近。受邀去布洛赫家里喝茶的学生，在老师家中舒适优雅的环境中，只能心生敬畏。①但是面对自己指导的学生，那个冷漠、揶揄、刻薄的布洛赫化身为心胸宽广、体察入微的老师。他对学生生活和家人的关心，丝毫不亚于对他们学业的关注。②布洛赫热爱农村历史，引导学生在资料可靠、问题实际的领域从事研究。然而，他的指导从未演变成任何形式的对研究和思想的控制。

由于布洛赫和费弗尔共同的兴趣、友谊和长期的合作，两人一直被认为是杰出、强大的团队，他们推开了阻隔中世纪和现代研究的大门，为历史研究的发展摇旗呐喊。他们把通常只需两年即可获得的历史学“学士学位”变为了三年，坚持认为学生首先得有“过硬的历史学背景”③。他们公开谴责过于怯懦而不敢逾越既定界限的“传统主义者”,有时甚至非常激烈。布洛赫内敛、年轻，费弗尔活跃、年长，二人的性格差异明显。然而，这一杰出的二人组魅力无穷，互相补充，给阿尔萨斯年轻的历史学家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①

与半个世纪前的德国人一样，新兴的法国教授们并未融入当地社区。教员们通常在大学附近聚居，住在德国建筑师修建的美丽郊区房屋。布洛赫与他不断添丁增口的家庭在罗巴特绍大街(Allée de la Rob-ertsau)有两处房产，这是一条宽阔、美丽的林荫大道，从斯特拉斯堡大学宫通往橘园(Orangerie),道路两旁是成群的19世纪末别墅。另一个住处位于自由大道(Avenue de la Liberté),这里离大学更近。学术圈内部的社交活动频繁，但和当地的联系无疑少了许多。

在精神和政治方面，他们也与当地保持着距离。不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斯特拉斯堡的教职员都赞成国家统一。作为爱国主义者，他们既不同情阿尔萨斯战后的“痼疾”,也不同情之后由学生和当地人发起的自治运动。②除少数法律、神学教授和文学院留任的阿尔萨斯人之外，多数教员对当地的政治漠不关心。普菲斯特一派因为亲德雷福斯、反教权、左倾和国际主义导向而被贴上“雅各宾派”的标签。讽刺的是，这些法国人道主义者和他们的德国前任一样，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建立一种卓越的国家体制，而不是成为地区的典范。③

德语被完全摒弃，如同第二帝国时期的法语。费尔迈尔拒绝用德语教授任何文学课程。阿尔萨斯方言也被忽视。①尽管布洛赫和哈布瓦赫拥有阿尔萨斯血统，但他们从不研究当地问题。②在这样一群持怀疑态度的同事面前，区域问题专家弗里茨·基纳(Fritz Kiener)不得不为自己的学术声望和对阿尔萨斯独特性的拥护作辩护。③

也有一些同化的尝试。文学院对学生糟糕的法语非常痛心，特别开设了夏季语言课程，并采纳了布洛赫的建议，向学生提供奖学金和补助，送他们去法国内陆，用一年的时间强化法语。④为加强同当地100社区和老师之间的联系，一些教员开设了流行的公共课程，参与了学校的衍生项目和巡回授课，并为布歇尔的温和周刊《法属阿尔萨斯》(L'Alsace Francaise)撰文。布洛赫只在1930年3月于周刊上登载过唯一一篇文章，这期是纪念库朗热百年诞辰的专刊。①

在某种程度上，阿尔萨斯这些特殊措施强化了某种海外殖民地标签的感觉，也明显影响了局外人。1921年，布洛赫动情地称他一岁大的女儿为“阿尔萨斯小胖孩”。孩子们入读当地学校后，他们需要尽力适应规定的宗教课程和各式习俗。②20世纪20年代中期，“洛迦诺精神”(“spirit of Locarno”)刺激了当地的德国戏剧、音乐和艺术的复兴。1926年后的斯特拉斯堡逐渐成为更加激进的基督教和阿尔萨斯地区，使非宗教和法语人士感到不安，也令布洛赫等以国家首都为基准定位的人感到担忧。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知识分子大体分为三类。在持左派和右派理念的学者和活动分子之间，以布洛赫为代表的一派或出于信念，或出于个人需要，属于不介入派(nonengagé)。历经德雷福斯事件和四年堑壕战的折磨，这一派疲惫不堪，退到了国家政治的边缘地带。受朱利安·邦达(Julien Benda)理想主义的影响，他们守护自己的原则，成为不偏不倚的学者，超然于各个政治派别的纷争之外。①宏观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似乎已尘埃落定，斯特拉斯堡的雅各宾派与更为保守的同僚站在一起，共同谴责政治介入行为。他们和内地的爱国者保持一致，每晚阅读《时报》(Le Temps),定期投票，但避免就重大公共问题发表意见。①

布洛赫声情并茂地描述了他这一代人：

我们从上一场战争中重生，我们疲惫不堪，经过四年的斗争，四年的精神懈怠，我们只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归合适的职位，重拾我们扔在凳子上听任锈蚀的工具。我们已然落后于我们的研究，所以我们不惜冒着消化不良的危险，狼吞虎咽……

我们许多人早有思想准备，意识到凡尔赛和鲁尔的外交策略实际是一道深渊，威胁着要将我们吞噬。我们完全知晓其带来的两重后果，一是将我们和同盟者卷入其中，二是使我们重新回到与宿敌公开、血腥的争斗，而我们在不久之前，就在不久以前，才击败这个敌人……在一个贫困、人口相对稀少，仅能实现很小工业产能的法国，我们不会愚蠢到认为，他们设计出的这种政策是可取的。②

自打布洛赫定居斯特拉斯堡以来，他很早便意识到了战后赔款问题的危险。它使法国需要与雨果·斯廷内斯(Hugo Stinnes)等顽固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展开不平等的较量，进行毫无意义的争论，在选择货物、黄金还是一文不值的德国货币偿付一事上互不相让，同时也让美国疏远了此前的盟友。但在1923年，法国入侵鲁尔区索赔时，布洛赫保持了中立态度。私下里，布洛赫认为武力行为可能(确实)引起了德国的反击欲望，但他拒绝公开反对政府，或发表任何形式的支持言论。不管是国家政治还是教育改革，他都反对让当地的退伍军人(Ancienscombattants)组织牵涉其中。①

矛盾的是，斯特拉斯堡大学活跃的知识氛围，反而增强了教授们远离党派立场的趋势。十年来，饱经苦难的法国改变了政策，避免与之前的敌人或盟友正面冲突，转而发扬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的防御策略。斯特拉斯堡大学明哲保身，成为一个封闭、自足的专家机构，其后果之一便是公众对历史和广阔世界的无知。布洛赫发现，英法两国统治阶级的教育程度如今不及德国，难以面对民主的各类挑战。①

布洛赫之后解释说，在学生中存在着“一种宿命论”,教授们则被禁止“采取个人行为”,“我们习惯了在社会和自然中起强大作用的非个人因素。海底潜流的牵引力如此普遍和强大，让人无法抗拒，在它面前，几个落水水手的挣扎又算得了什么?”②

1940年，布洛赫愤然回首，分析法国陷落的原因，他指责学者应103该为此负责。他相信在现代文明中，历史自我意识不断发展的一个有机环节便是“个体意识”持续、有效地与“普遍意识”互动：

个体若要对社会需求形成鲜明的看法，并广泛传播自己的观点，就要在普遍观念中加入一粒酵母。如此，他为自己争取了一个机会，能在某一很小的层面上改进普遍观念，并最终对事件的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这些事件归根结底都受人类心理的左右。我们这些教授的真正问题在于，太沉浸于日常的工作。我们大多能证明自己是勤恳的匠人，但我们能同样把自己称作合格的公民吗?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