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材料匮乏，仆固怀恩是否暗通河北成为一桩长期聚讼无果的公案。王寿南曾在《唐代人物与政治》中专列“李抱玉等疑仆固怀恩‘有贰心’辨”一部分，指出“给予降将之封赏与安抚”属于唐朝中央的既定方针，客观上又与当时“财政的困难”有关，是以“中央政府急欲早日结束战争”。

仆固怀恩是代表中央执行这一政策，并非结党自固。①这种结合情理的推论终究缺乏确凿的实证，不过我们在金石墓志材料中发现了仆固怀恩与河北藩镇之间暗通的迹象，兹试论述。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广德元年七月”条载：“怀恩将朔方兵数万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場将万人屯榆次，裨将李光逸等屯祈[祁]县，李怀光等屯晋州，张维岳等屯沁州。”②这段文字提供了怀恩当时势力的大致分布范围。据此来看，其已对太原形成半包围局面，东南直逼泽潞。这自然会引起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泽潞节度使李抱玉的极大敌意。但辛、李最为忌讳的，是仆固怀恩在处理河北安史降将事宜上的态度。《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宝应元年十一月”条载：

于是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洺、邢四州降于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降于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抱玉等已进军入其营，按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无何，仆固怀恩皆令复位。由是抱玉、云京疑怀恩有贰心，各表言之，朝廷密为之备；怀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辛巳，制：“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③

然而怀恩是否果有养寇自保的企图，单凭这段材料尚无法证明。作于大历四年(769)的《张奉璋墓志》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证据，为便于论述，兹以较大篇幅录其主要内容：

公讳奉璋，其先清河人也。……初，国家西蕃有事……诏授部州柔远府左果毅。岁余，转洮州安西府折冲，兼摄本州别驾。……稍迁右威卫中郎将。收黄河九曲，转授左司御率府率，充关西十将。泊天宝十四年，属胡竖安禄山构凶徒，窃据河洛。……时有诏诏公充河东招讨团练等使兼节度都虞候。增秩云麾将军。公于是领所部之众，拒井陉之口，固我汾晋，直摇燕赵。……至德中，改授特进、左骁卫大将军、经略副使。自讨邺旋施，稍加骠骑将军，封清河县开国男，充承天军使。其城即公之所创也。……迁开府仪同三司，试鸿胪卿、清河县开国子，充河东节度右厢兵马使。其年秋八月，改授太常卿，封清河郡开国公。永泰元年，属仆固扇逆，晋人恂惧。东连涂水，南跨介山，兼乐平数城，欲为应接。公乃分奇兵，绝粮道，冒死格战，苦彼一军，唇齿俱亡，首尾不救。是以怀恩父子旋有榆次之祸。改封文安郡王，前后食封三千余户。……大历四年七月廿有五日，薨于晋阳之第，春秋六十有五。①

志主张奉璋史书无传，但在安史之乱的记载中曾有出现，同时《金石续编》收有刻于大历元年(766)的《承天军城记》②。通过上述几种材料，我们对其生平可以有较为充分的了解。

承天军城的修建是张奉璋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事件，而担任承天军使也成为他仕途上的重要起点。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曾对承天军的设置沿革进行考证③,最近高濑奈津子复撰专文对上述两种史料进行分析④。关于承天军的始建时间，严耕望依据《大清一统志·平定州卷·关隘目》所引《旧唐书·地理志》的说法，结合李光弼任期，认为应建于唐乾元元年(758)。⑤高濑奈津子结合《承天军城记》与《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至德二载正月”条的相关记载，从河东唐军与河北安史叛军的战争形势入手，认为“张奉璋在至德二载二月稍后修建承天军城的可能性更大”①。贾志刚结合《册府元龟》与《张奉璋墓志》相关记载，指出“河东承天军城是至德二载(757)张奉璋奉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之命在井陉故关修筑”②。这些看法颇有可取之处，但在一些关键细节上仍需再加考证。

墓志中称张奉璋“自讨邺旋施”后方“充承天军使”。但至德二载(757)实无讨邺之事。所谓“讨邺旋施”,指乾元二年(759)九节度围攻邺城而溃败一事。然若据此认为承天军建于乾元二年(759),则又与史实不合，因为史书有至德二载(757)六月将军王玄荣抵罪而“于河东承天军效力”的记载③,说明其时已有承天军。按：该城系张奉璋禀“元戎蓟公”李光弼之命而建，《承天军城记》称“城成”而肃宗“锡号承天”,《金石续编》编者指出“蓟公”系“据筑城时言”④,而李光弼在至德二载(757)十二月以后就已改封郑公，故承天军只能建于至德二载(757)。

那么如何解决墓志中上述抵牾之处呢?高濑奈津子曾据史书及墓志材料列出了张奉璋的仕宦经历：“节度都虞候—经略副使—承天军使—右厢兵马使”⑤。细察志主的官阶，可以发现其在安史之乱初起之时，秩级为云麾将军，随后约于至德二载(757)“改授特进、左骁卫大将军、经略副使”。①这个级别距任一军之使尚有较大距离，不可能在当年又立即升任承天军使。《承天军城记》碑末保存了大历元年(766)该军的主要军将，排在第三、第四位的是“副使节度经略副使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试鸿胪卿上柱国陈遵峤、杞梓”②,与张奉璋至德二载(757)前后的职级类似。③据此推测，张奉璋应是以经略副使的身份主持了承天军城的修建，时间在至德二载(757)。而乾元二年(759),张“自讨邺旋施，稍加骠骑将军，封清河县开国男，充承天军使”,这个秩级和职任才是比较相符的，也与实际晋升的情形更为吻合。故其于乾元二年(759)升任承天军使的可能性较大。

墓志随后“迁开府仪同三司，试鸿胪卿、清河县开国子，充河东节度右厢兵马使”的记载似有谬误。据《承天军城记》“故先太尉李公，司空王公，御史大夫管公、邓公，今相国辛公……咸表上闻，累迁河东节度兵马使、开府仪同三司”①的记载，知张奉璋历获拔擢，最终在辛云京节制河东后才升任河东节度兵马使、开府仪同三司，此官职、散阶均与墓志所记相同，可知两者为一次授予。而墓志这则升迁记载前没有年份，疑系将后来的事误移至前。为何会出现这种差错?我们注意到，墓志随后有“永泰元年，属仆固扇逆”的话。仆固怀恩的势力“东连涂水，南跨介山”,涂水代指榆次，介山泛指汾、晋、沁三州，与前引《资治通鉴》所述范围相同，显然是指广德元年(763)的河东形势。墓志作“永泰元年”

(765),此系怀恩卒年，其乱随即平息。颇疑志文将“广德”误记作“永泰”。其后有“怀恩父子旋有榆次之祸”语，榆次兵变在广德二年(764),时间顺序可为印证。既明乎此，颇疑墓志是将永泰元年(765)升迁的材料误移至前文。如前所证，奉璋升任兵马使系由辛云京拔擢，而云京节制河东是在宝应元年(762)建寅月，在时间上相符。广德二年(764)九月，辛云京加同平章事，次年(765)拔擢张奉璋，是合于情理的。《承天军城记》作于大历元年(766),其中并有“方将运陶钧、秉旄钺”之语，表明这是在张奉璋甫获荣升时所作，与上述考证相符。我们据此判断，张奉璋是在永泰元年(765)“迁开府仪同三司，试鸿胪卿、清河县开国子，充河东节度右厢兵马使”;至于改封文安郡王，应在此后，具体时间不得而知。高濑奈津子将迁任右厢兵马使一事系于乾元二年(759),封文安郡王系于永泰元年(765),似疏于考证。②

经过以上考证，可以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即仆固怀恩于广德元年(763)构乱时，张奉璋正任承天军使。这样一来，墓志中仆固怀恩“兼乐平数城，欲为应接”的记载就尤其值得我们注意。这个动向，是旧史不曾提供的。据《旧唐书·地理志》:“武德三年，分并州之乐平、和顺、平城、石艾四县置辽州，治乐平。……天宝元年，改为乐平郡。乾元元年，复为仪州。”①《承天军城记》所列军将中有“管乐副使特进太常卿太原县开国子王丕”,位列第二，仅次于时任承天军使的张奉璋。官职中所缺的那个字，以往研究者付诸阙如②,我们认为正是“平”字。从上引《旧唐书·地理志》,知乐平屡为此区治所，地位特殊。副使兼管乐平，是因为承天军正在乐平东北方，两者休戚相关。乐平数城控承天军、井陉关，东邻河北强藩成德军驻节地恒州，当时由安史降将李宝臣(张忠志)控制。而张奉璋“分奇兵，绝粮道，冒死格战，苦彼一军”,利用承天军的地理优势，扼死了仆固怀恩与成德方面的联系，致其“唇齿俱亡，首尾不救”,最终使得“怀恩父子旋有榆次之祸”,因兵势穷蹙而招致兵变。《张奉璋墓志》为仆固怀恩与河北藩镇的勾结，提供了可信的证据。

有一点需做补充，即墓志并未明确涉及成德方面，很可能是为了避讳。该志作于大历四年(769),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仍健在，而朝廷方事怀柔，自然不能提及。同样地，志主张奉璋最后被刚上任的河东节度使王缙擒杀③,而墓志讳为“薨于晋阳之第”,恐怕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