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平定不到一年后，被唐廷倚为干城的仆固怀恩居然反叛，这让代宗非常难堪。仆固怀恩叛乱固然有其蕃部渊源因素，但这些因素仅仅构成了其叛乱的可能性。在促成仆固怀恩叛乱的过程中，河东的蕃部结构与政治变化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诚如彼得森所指出的，“反仆固怀恩的军事集团迹象明显”,对他的攻击更多“出于政治动机”。③可以说，外部因素是仆固怀恩叛乱的首要因素。

关于反仆固氏诸蕃部的家世渊源，仆固場之死的记载提供了重要线索。广德二年(764)二月，仆固怀恩之子仆固場在榆次因部下兵变被杀，《旧唐书》记载是“朔方兵马使张惟岳等四人”所为④。《资治通鉴》所记更详，称军士焦晖等因仆固場“党胡人”而哗变杀之，驻军沁州的朔方都虞候张维岳(即张惟岳)闻讯前往汾州，“抚定其众，杀焦晖、白玉而窃其功”,及郭子仪至河东后“怀恩之众悉归之”。⑤榆次兵变恐非偶然的哗变，至少在此事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内，朔方军中的主要力量对此持观望保留态度。据《旧唐书·李光进传》记载：“李光进，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父良臣，袭鸡田州刺史，隶朔方军。光进姊适舍利葛旃，杀仆固場而事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光进兄弟少依葛旃，因家于太原。”①据此来看，榆次兵变其实由两个步骤组成：先是下级军士焦晖、白玉等哗变杀主帅仆固場,再由朔方军高级将领张惟岳等攘功善后。此事起于朔方军中对胡人的仇视，所谓“党胡人”即暗通、偏袒九姓胡是安史之乱后社会普遍仇胡倾向影响下一种常见的兵变借口，后来张光晟同样以类似因由处死一众回纥人。②焦晖等人只充当了兵变的急先锋，始终隐在事件背后的内附蕃部才是真正推手。舍利葛旃杀仆固場之事，并见于两《唐书》李光进、光颜兄弟本传，暗示出阿跌、舍利两部在榆次兵变中反仆固部的立场，而具有私家撰述性质的“三李碑”则进一步揭示出两方之间非比寻常的政治关系。

所谓“三李碑”,是对阿跌部内附并获赐李姓的两代蕃将李良臣、光进、光颜父子三人碑志的合称，保存了其家族不见于正史的若干重要史料。③据《李良臣碑》记载：“太保讳良臣，其先……世世为大人，号阿跌部，遂以为氏。至太保王父讳贺之……太宗文皇帝已即大位，公遂率其所统南诣灵武，请为内臣。……拜为银青光禄大夫、鸡田州刺史，充定塞军使。”④按：元和八年(813)秋阿跌部方得“赐姓李氏，列于宗籍”⑤,为论述方便这里一并以赐姓指称。王永兴指出，阿跌部凡两次内附唐朝：

第一次在贞观二十一年(647),诸部并未南迁，而是以“唐制试行于大漠以北敕勒诸部族”,在阿跌部领地设鸡田州，以其酋长为刺史；第二次在开元初，阿跌部随铁勒其他几部共同摆脱默啜统治，越过大漠南迁，唐廷在回乐县侨置鸡田州，仍以其酋长为刺史。①结合代际更迭与贞观以降北方民族形势考虑②,《李良臣碑》所述良臣祖父阿跌贺之于贞观初年迁至灵武附近之事，显然是将开元之事误植于国初，而碑中所谓获“赐车服器用”,“筑城邑以居，始有宫庙官属之制”,更像是第二次内附后的情形。

与开元四年(716)入居大武军北的仆固部相比，阿跌部代居朔方，两部地理悬远，应无过多交集。更为重要的是，阿跌部与突厥汗室阿史那部的关系远较仆固部密切。阿跌部北返之后一度成为突厥坚决打击的对象，《阙特勤碑》北4～6行记载在九姓乌古斯背叛之后，突厥与其“一年中交战五次”,其中第二次“在库沙曷与阿跌人交战”,在阙特勤的指挥下“阿跌人在那里遭败绩”。③其中第6行的?lti直译为“杀死、消灭”,也可理解为“被打败”④,可知阿跌部经此一战元气大伤，此后应即臣服于突厥。如果细审突厥诸碑，可以发现在《阙特勤碑》篇首南1～2行与《毗伽可汗碑》北1行均有“右边的诸失毕官，左边的诸达官梅禄官、三十姓(鞑靼)、九姓乌古斯诸官”的说法⑤,而在《毗伽可汗碑》东1行则变为“六薛、九姓乌古斯、二姓阿跌诸重要官员”,与此前相比增加了“二姓阿跌”⑥。学界普遍认为此两番称谓中，前者是毗伽可汗的口气，后者则出自新汗登利之口。①由于毗伽可汗即位后致力于统一铁勒诸部②,因此阿跌部在登利可汗统治时期跻身突厥核心政治集团，这与法藏敦煌藏文文书P.T.1283号关于8世纪中叶“默啜十二部”包含阿跌(Yan-ti)的记述相合。③

在这种背景下，阿跌部与突厥汗室进而产生了婚姻关系，《李良臣碑》载其“少为阿史那可汗所重，以其贵女妻之”。按：李良臣生于开元十六年(728),当年以降的突厥可汗依次为毗伽可汗(717—734)、伊然可汗(734)、登利可汗(734—740)、判阙特勤(741—742)、乌苏米施可汗(742—743)、颉跌伊施可汗(741—744)及白眉可汗(744—745)。④其中毗伽卒时李良臣年仅七岁，伊然在位不足一年，登利幼年嗣立，判阙特勤仅以左杀僭政，未得称汗⑤,而白眉称汗的天宝三载(744)汗国已然覆亡，诸人均可排除。存在嫁女可能的，只有乌苏米施和颉跌伊施两汗，然而此二人及其各自集团恰是势不两立的。天宝元年(742,马年),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三部共“推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而突厥余众则针锋相对，“立判阙特勒[勤]之子为乌苏米施可汗”,这就是回纥汗国早期碑刻中反复提及的“乌苏米施特勤做了汗”。唐廷立即意识到这是瓦解突厥的绝佳时机，在谕令内附未果后，时任朔方节度使的王忠嗣“盛兵碛口以威之”,同时“遣使说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使攻之”,迫使“乌苏遁去”,突厥汗室主体内附，成为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史称“突厥遂微”。①天宝二年(743,羊年),回纥可汗磨延啜举兵远征逃逸的乌苏米施可汗，六月初六俘获可汗及可敦，“突厥人民从那以后就灭亡了”②。

在这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唐朝利用了突厥汗国中久已存在的部落矛盾③,回纥在突厥覆亡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第二突厥汗国末期的核心力量之一，阿跌部与回纥之间的关系多有不睦。P.T.1283号文书载：“其山后，有‘阿跌’(Hir-tis)两小部落，与回鹘时战时和。”此部落名王尧转写为Hir-tis,译为"阿跌"。森安孝夫则认为由于该部北方有“另一部落，眼如水晶，头发火红”的记载，与《新唐书·回鹘传》中关于“黠戛斯”的记载类似，因此转写为Gir-tis,译为“黠戛斯”。④不过“黠戛斯”在古突厥语的拉丁转写中作qirqiz,属后元音，据此来看，文书中至少前一处H(G)ir-tis对应“阿跌”的可能性仍更大一些。结合《毗伽可汗碑》“二姓阿跌”的说法分析，8世纪前半叶的漠北草原显然存在不止一支阿跌部落。①与回纥(鹘)“时战时和”的阿跌未必就是李良臣所在蕃部，但阿跌部亲阿史那而疏远回纥的立场，则基本可以确定。综合上述因素分析，李良臣所娶应为乌苏米施可汗之女。

除与汗室联姻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前引《旧唐书·李光进传》的记述中，获知阿跌部与舍利部及其首领舍利葛旃之间存在深刻关系。作于贞元六年(790)的《舍利石铁墓志》记其先世“北方人也。曾祖并本蕃豪杰，位望雄重。父葛逻旃，往因九姓离散，投化皇朝，授蕃州刺史”②。志主生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其父葛逻旃当生于开元初，这里的“九姓离散，投化皇朝”显然不在开元四年(716),而是天宝元年(742)汗国覆亡之际，葛逻旃年方二十余岁，率部随突厥汗室附唐。“葛逻旃”中“逻”之r音在唐人运用中常予省去，如《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第12行“葛禄与吐蕃连入寇”语③,《郭晞墓志》亦有“从讨葛禄”之说④,因此《舍利石铁墓志》中的“舍利葛逻旃”,即正史中记载的“舍利葛旃”,并据《李光进碑》知其获赐姓名为“李奉国”⑤。贞观二十三年(649)“诸突厥归化，以舍利吐利部置舍利州”⑥,此后长期聚居于朔方县，而骨咄禄之父也“本是单于右厢云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领”①,《舍利石铁墓志》中“本蕃豪杰，位望雄重”固非虚言。

李良臣之女嫁与舍利氏，是阿跌氏与舍利氏交好的集中体现。综合“三李碑”与正史记载，知李良臣有三子光玳、光进、光颜及一女，其中光进、光颜分别生于乾元元年(758)及上元二年(761)。②长子光“为朔方都将”而“不幸早夭”,良臣在安史乱前统其部于鸡田州，属内附蕃部，未归入朔方正式军队，其子更无从为朔方都将。因此，光玳当在至德元载(756)七月随父良臣往灵武谒肃宗后被编入朔方军队，当年良臣二十九岁，光班最多十四五岁。③至德二载(757)十月复两京后，李良臣得授鸡田州刺史，当有一段返家时间，李光进正孕于此时。

至此，我们可以将阿史那氏、阿跌氏及舍利氏三家的婚姻关系，仆固氏与回纥汗室的婚姻关系，以及第二突厥汗国末期主要蕃部间的政治关系。

我们可对第二突厥汗国灭亡后与仆固部相关的诸蕃部之间的关系进行大致归纳。从婚姻关系上来讲，仆固氏与回纥汗室存在姻亲，而阿史那氏、阿跌氏、舍利氏三部存在姻亲。①从政治关系上来讲，阿史那、舍利、阿跌是突厥汗室集团的领导者或坚定拥护者，拔悉密、回纥、葛逻禄由于暂时的政治利益结成同盟，而在这场对立中持骑墙立场的仆固部在突厥灭亡后进一步亲近回纥。因回纥而亡国的内附汗室阿史那氏、突厥异姓贵族舍利氏，以及重要政治成员阿跌氏，无论从婚姻关系还是政治关系来讲，对仆固氏的亲回纥立场应该极为不满。

应当指出，“三李碑”均由当时与李光进兄弟交好的朝中重臣撰写，具有浓厚的私家性质。其之所以不提舍利葛旃与杀仆固場一事，或因毕竟系外姓舅氏行状，与家传无关；况且榆次兵变终归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因此也不排除为尊者讳的考虑。①不过如前所考，李光进兄弟幼年投靠舍利葛旃以及两个家族的密切关系，是无法否认的。仆固怀恩借兵回纥，为国和亲，从表面上看位望崇重，其实这种地位及朝廷对他的信任有相当一部分建立在他与回纥的特殊关系上。然而与仆固部不同，回纥时已建立汗国，与唐为两国之交。故当肃代之际唐纥关系趋于紧张之后，怀恩在内附蕃部中就立时变得孤立无援。对于唐廷来说，仆固怀恩嫁女与回纥可汗，复引其兵屯据河东，猜疑之心在所难免。而对于河东内附诸蕃部来说，其在第二突厥汗国末年与回纥的旧怨尚存记忆，而他们在进入河东后，作为唐王朝的臣属，已日渐融入河东军政体制，因此在榆次兵变这一关键事件上，以阿跌、舍利等为代表的蕃部选择了保留观望的立场，甚至不惜落井下石，这恐怕是仆固怀恩当初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