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在叛乱前，究竟实际掌握着多少权力，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姚汝能在《安禄山事迹》中最早提出其“总三道以节制”的观点，并注出三道谓其先后担任的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②《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均沿袭了这一说法。③然而如果我们对安禄山叛乱前夕的权力予以客观分析，会发现安禄山并未掌握如史家所称那样大的权力。安禄山的叛乱与此后历次藩镇问题一样，其实质在于藩镇内部权力结构的更替。
从史源学角度来说，与安禄山同时期的文献中并没有关于其兼制三道的看法。以“三道”之类的方式统称所辖区域，是唐后期处理地方事务时的常见称谓，是一个产生于藩镇行政体制时期的词语，源于朝廷对一些地理紧邻、政治密切的州道之间协同统筹的总称。例如，宪宗《上尊号赦文》中有“郓曹濮、淄青、沂海等三道百姓，久沦寇境”④的说法，又如，宣宗曾下诏“淮南、宣歙、浙西三道今年贺冬及来年贺正所进奉金银钱帛，宜特放免均融”⑤,再如，懿宗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于潭桂”⑥,其中淄青三道、浙西三道，都是唐后期行政、经济有密切关联的地区，并称之例颇为多见①。在安禄山叛乱之前的唐朝，一人统辖数镇的情况极为少见，要么是人事调整过渡期行政交接期间的临时现象，如张仁愿长安三年(703)年初一度身兼幽、并都督，要么则是权高位危之际政治斗争的一时妥协，如王忠嗣天宝四载(745)统辖四镇。②黄永年注意到早在玄宗朝中期，幽州节度使便兼领了河北采访处置、营田海运诸使，“成为权力前所未有的河北全道最高军政长官”③,不过从行政演进上来说这并不是当时的常态。张国刚指出：“采访使如果没有掌握一支强大的军队，即行政权若不与军事权合二为一，是不可能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的。天宝年间采访使与节度使的区域划分并不完全吻合，二者也是分开设置的。”④故从经济上来讲玄宗朝末期更不会有三道合论的观念。综上而言，所谓安禄山“兼制三道”至少不会是天宝年间唐朝官方的看法，甚至也不大像是当时民间的观念。姚汝能很可能是用晚唐的习语来指涉安禄山叛乱前权力之大。
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对安禄山在叛乱前夕的实际权力进行逐一分析。首先来看安禄山对河北道的控制。对于开元中期以来幽州重要性的显著提升，学界长期以来认为这一现象与契丹和奚所谓“两蕃”的崛起和威胁密切相关。玄宗朝后期，随着第二突厥汗国的没落，东北部的契丹与奚逐渐成为唐朝的主要边患。随着开元初年默啜败亡，东北边疆奚与契丹的威胁日益严重。杜佑指出“开元二十年以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灭奚、契丹，翦除蛮、吐蕃”⑤这一事实，可见东北方面与奚、契丹间的矛盾已日益突显。陈寅恪最早注意到唐代东北方的问题，指出“高丽废而新罗、渤海兴，唐室对于东北遂消极采退守维持现状之政策”,认为“斯诚可谓唐代对外之一大事”。①黄永年将杜佑的“二统”说予以发挥，认为随着第二突厥汗国“到开元初默啜败亡，势复浸衰”,肩负抵御奚、契丹责任的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则日见重要。②这种解释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它过分夸大了两蕃在当时的实际力量，并刻意将幽营地位的提升与安史之乱的爆发联系起来。事实上，分析这一时期唐朝的边疆局势，仍然离不开对整个北方战略的宏观把握。如果我们细审当时玄宗的诸道相关诏书，会发现对于两蕃的遏制，其初衷仍在于对抗唐朝当时的头号劲敌突厥。无论是经略幽营还是控遏两蕃，根本目的都是最大限度地孤立和肢解突厥汗国。
在天宝后期，安禄山对其幽州节度辖下的河北道进行了刻意的人事调整。安禄山起兵后沿河北一路南下，要理解这种局面的出现，就必须深入分析其幽州节度任上对河北道所做出的各种安排。李碧妍认为“虽然安禄山在天宝九载获得了河北道采访处置使的身份”,但“控制范围其实主要还是在边境地区”,对幽州以南的河北道并未“实施过有效控制并产生太大的影响”。③安禄山对幽州以南河北道的控制，主要是荐举幕僚和笼络州郡长官，控制重要战略据点。我们既没有必要夸大他在这一地区的权力，也不能无视这种影响。在颜真卿所撰《东方先生画赞碑阴记》中，曾提到其“去岁拜此郡(平原郡，亦即德州),属殿中侍御史平公冽、监察御史阎公宽、李公史鱼、右金吾胄曹宋公謇，咸以河北采访使东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真卿候于境上”④。颜真卿系正常官员迁转至德州，政治背景较为雄厚，安禄山采取了笼络与巡察相结合的方式试图控制，而派遣前往的平冽等人，则均为安禄山的心腹幕僚。除此之外，史料所见经安禄山举荐表请而得升迁者尚有多人，如柳郡长史梁令直经“仆射安公奏充节度支度陆运营田四蕃两府等判官”,“又迁文安郡司马”①,战后被奉为忠义典范的甄济也是经“采访使安禄山表荐之”而得“充范阳郡节度掌书记”②,至于前面提到的一代英烈颜杲卿，实际正是经由安禄山的举荐才得以以幕僚身份一路升迁并摄理常山。无论是笼络的州郡官员还是拔擢的身边幕僚，并不是所有人都完全投靠安禄山，上述诸人中有不少幕僚在叛乱前夕设法逃离，至于河北道辖下众多的地方官僚，从叛乱后的反复立场来看③,虽然不都会像平原太守颜真卿那样明确抵抗，但恐怕对于幽州方面更多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认可和服从。
其次，应当注意到安禄山与河东的矛盾。安禄山所兼制的三道之中，最晚获得的即为河东。其对河东的控制到底达到何种程度，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安禄山虽兼有河东节度使之衔，但基本未得染指河东军政。天宝十载(751)“二月二日，遂加云中太守兼充河东节度采访使”④,事实上其并未实际控制河东。要探寻安禄山兼制河东的历史背景，仍然绕不开忠王党及发生在天宝六载(747)的王忠嗣案。天宝“十载，(李)林甫兼领安西大都护、朔方节度，俄兼单于副大都护”⑤,这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因为也就在同一年，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史称“禄山奏请户部侍郎吉温知留后事，大理寺张通儒为留后判官。云中之事一委吉温，禄山甚重之”⑥。吉温是安禄山在朝廷中的亲密盟友。《旧唐书·吉温传》则记作“十载，禄山加河东节度，因奏温为河东节度副使，并知节度营田及管内采访监察留后事”①,进一步说明安禄山只是名义上兼制河东，而实际控制河东的是吉温，等于是双方结成的一种政治阵营而已。吉温此后不久即因丁忧而停职，天宝十三载(754)冬“河东太守韦陟入奏于华清宫”,“托于温结欢于禄山”,被杨国忠发觉后“召付中书门下，对法官鞫之”,韦陟、吉温被贬官，此后吉温赃事进一步暴露，天宝十四载(755)八月死于狱中，三个月后安禄山便于范阳起兵，以至于“人谓与温报仇耳”。②这说明直至叛乱爆发前，唐廷始终牢牢控制着河东。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来看，安禄山实际控制的可能只是与幽州地理相近的代北几处军镇，而这种控制也并不牢固。究其原因，一则在于天宝末期获得玄宗器重的朔方将领郭子仪实际控制着三受降城及单于都护府一线。叛乱爆发后，代北成为最早的战场，但它也是战局最早得以明朗的地区。早在天宝十五载(756)二月，郭子仪麾下军队就在代北取得优势。随着高秀岩的战败和归降，燕政权实际上很早便放弃了代北地区。另一原因则在于玄宗朝后期，随着第二突厥汗国的覆亡，铁勒诸部大量入居代北，相应的蕃兵部落也逐渐建立，客观上对幽州方面形成有效抵制和威胁③,而且他们与以粟特胡人为主力的幽营方面关系似乎并不密切。
再次，应辨析安禄山与平卢军之间的关系变化。尽管幽州是河北胡化最初的发源地，但幽、营二州之间在政治上并非如人们印象中那样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日益强烈的分离趋势。《唐方镇年表》将至德元载(756)邓景山任青齐节度使作为平卢军建制的开端，这是就平卢南下后的统辖范围而言的。①与其他节度使相比，范阳与平卢的关系较为特殊。
开元七年(719)年初设平卢节度使，但实际运作中隶属幽州管辖，至天宝元年(742)复从幽州辖下析出，由安禄山担任节度使。②学界很早就注意到了双方这种微妙的关系。冯金忠指出“玄宗在幽州、平卢二镇态度上是十分矛盾的”,两镇间“离析并合情况十分复杂”。③而安禄山染指平卢军事的时间，则可以提早至开元二十四年(736)任平卢将军时。当年，围绕安禄山讨契丹失利是否应处斩一事，唐朝高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安禄山与身平卢军事近二十年，但他并非平卢自始至终的实际控制者。最晚从天宝十一载(752)开始，平卢就被史思明实际控制了。安禄山在叛乱前夕，已经丧失了对平卢的有效控制，相应权力被史思明取代。
平卢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它此前虽仅为一军，但规格与级别却有类节度使。平卢系藩镇是近年新提出的一个观点，主要关注平卢南下后对中原藩镇造成的影响，得到中日学者的较多关注。④据《安禄山事迹》记载，开元二十九年(741)安禄山任平卢军使时，其完整职衔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节度使，知左厢兵马使，支度、营田、水利、陆运使副，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顺化州刺史”⑤。我们从此前所提及的《高钦德墓志》可知，在张守珪清洗东北边疆之前，平卢军使一般身兼幽州节度副使①,军力远在其他东北诸军之上②,是时人墓志所称道的“裨副冠首”③。安禄山掌政东北后对张守珪的整治策略遵行不替，即削弱平卢的独立倾向，兼掌幽州、平卢，并安排亲信实际掌控平卢军事。但这一策略实际上恰恰提升了平卢的地位，这也正是开元末年平卢不得不升格为节度使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安史之乱的爆发，事实上也始终贯穿着幽州与平卢之间激烈的斗争。这一变化在玄宗朝末期安禄山所担任的职衔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天宝八载(749)安禄山加封东平郡王时，其职衔为“开府仪同三司、兼右羽林军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御史大夫、范阳大都督府长史、柳城郡太守、持节充范阳节度经略支度营田陆运押两蕃渤海黑水等四府节度处置及平卢军河北海运并管内采访等事、上柱国、柳城郡开国公”④。这个职衔的实质，在于以范阳长史持节幽州、以柳城太守节制平卢，但事实上这样的职任是无法兼得的。
在这种情况下，史思明作为天宝朝平卢军事的实际掌握者，逐渐对安禄山的权力构成潜在制约与威胁。甚至可以说，幽州与平卢之间这种日趋显著的分离倾向，是安禄山发动叛乱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叛乱爆发前夕，安禄山实际已失去了对平卢的有效控制，这一转变大致发生在天宝八载(749)至十一载(752)间。从开元二十九年(741)到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任平卢节度使长达十五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始终实际掌控平卢。由于东北方面史料缺乏，我们难窥其详，不过若干存留于唐中央的文件记载仍透露出这一变化的种种迹象。其一，是安禄山本人的职任及封爵变化。如上所述，范阳长史与柳城太守事实上是不可兼得的，安禄山以营州杂胡的出身发迹于平卢，即从开元二十四年(736)任平卢将军算起，他实际控制平卢至少十年。也正因此，他被封为柳城郡开国公，这一封爵明确指出了其出身特点。然而正是天宝八载(749)这次看似荣耀的擢升，却暗示着安禄山事实上已与平卢没有太多直接关系。①其二，是安禄山亲信高尚的职任迁转。史载高尚“天宝元年，拜左领军仓曹参军同正员”,天宝六载(747)经安禄山奏为平卢掌书记，十一载(752)迁屯田员外郎。这次迁转值得注意。在此之前，高尚是在平卢军中供职的。其三，是史思明的职任升迁。史思明天宝元年(742)以将军知平卢军事，随后“迁大将军、北平太守”②。按：平州于“天宝元年，改为北平郡”,是卢龙军驻地③,《唐六典》规定“横海、高阳、唐兴、恒阳、北平等五军皆本州刺史为使”④,知史思明应该同时兼任卢龙军使。及至天宝
十一载(752)由“禄山奏授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史思明已经事实上掌控了平卢方面的军事。高尚在同一年升任屯田员外郎，离开平卢全职来到幽州，成为安禄山的心腹顾问。其四，从安禄山起兵前的心腹成员也能看出幽营分离的趋势。无论是《安禄山事迹》还是两《唐书》禄山本传抑或是《资治通鉴》相关部分，安禄山的心腹中均未提到史思明。《李休烈墓志》称其“本望赵郡，因官北徙，今为密云人”,实际长于幽州，先后任“宁远将军守恒王府典军、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充范阳节度经略副使兼节度都虞候，转平卢节度副使兼都虞候。每自出师，皆知两节马步。……至天宝九载九月十一日遘疾，终于平卢官舍，春秋五十五”①,当为史思明心腹。我们据此来看，史思明在天宝后期已经在平卢培植起了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
唐朝前期东北疆的衣粮供应和转运模式，使得营州严重依赖辽海转运，经济上与淄青的关系远较幽州密切。营州是东北海路转运的主要对象，庞大的军事需求使其成为河北道的财政负担，为其弃置和南迁埋下了隐患。随着开元后期江南普遍折租纳布，河北道得以留贮更多的粮食以充军用，对于营州这样僻居东北的前沿重镇，衣粮破用即由隔海相望的清河等州郡随近支给，计入河北道转运预算。这种特殊的支给方式既有地理上的原因，也与自古以来的经济传统有关。敦煌发现的P.2507开
元二十五年(737)《水部式》残卷76～77行规定：“安东都里镇防人粮，令莱州召取当州经渡海得勋人谙知风水者，置海师二人、拖师四人，隶蓬莱镇。令候风调海晏，并运镇粮，同京上勋官例，年满听选。”王永兴指出“都里镇乃安东都护府下的军队单位”②,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又作崔瑞德)援引《元和郡县图志》“大人故城，在(蓬莱)县北二十里。司马宣王伐辽东，造此城，运粮船从此入，今新罗、百济往还常由于此”③的记载，指出蓬莱与辽东间的密切关系。④杜甫《后出塞》之四有“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的名句，仇兆鳌注曰：“辽东，南临渤海，故曰辽海。”朱鹤龄进而解释道：“盖隋唐时，于扬州置仓，以备海运馈东北边。禄山镇范阳，蕃汉士马，居天下之半，江淮挽输，千里不绝。所云‘云帆转辽海’者，自辽西转馈北平也。”①后人也多从其解。②这种解释并不准确。在唐人的文本和语境中，“辽海”往往与幽州对称，特指营州都督府。③杜诗此处用了互文手法，需要上下文合起来理解，即东吴粳稻经辽海转运抵达平卢。据殷亮所撰《颜鲁公行状》载，在平原起兵后，清河客李华曾向颜真卿建言：“国家旧制，江淮郡租布贮于清河，以备北军费用，为日久矣，相传为天下北库。”④平卢对于辽海转运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传统可能在开元十八年(730)以前已经形成。⑤平卢衣粮并非由淄青直接供给，但它却严重仰赖辽海转运，从而密切了其与淄青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安禄山在玄宗朝后期的权力经历了从平卢到幽州这样一个迁移过程。在叛乱爆发前夕，他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对平卢的有效控制。这一结果与其说是东北独有的特例，倒不如说是玄宗朝以来藩镇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日趋普遍的现象。
最后，我们有必要对安禄山的马政权力予以辨析。欧阳修认为：“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唐，唐廷降旨称其“或辽海贵族，或阴山宠裔”,即以辽海代指高丽。[(唐)玄宗：《赐高丽莫离支及吐谷浑等大首领爵赏制》,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一，247页。]《全唐文》卷四八《宥李忠臣诏》载：“远自辽海，首拔全军，拥义勇之师，徇邦家之急。”(527页)《全唐文》卷二六五《左羽林大将军臧公神道碑》载：“救河曲兮走朔方，解辽海兮振渔阳。”(2694页)由此知辽海常代指营州而与幽州并称。《全唐文》卷二二三《为建安王让羽林卫大将军兼检校司宾卿表》又记：“灭犬羊于辽海，卷旌麾于燕蓟。”(2248页)这里的建安王即武攸宜，据《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契丹传》记载，孙万荣叛乱时“清边道大总管、建安郡王武攸宜遣裨将讨之”(5351页)。唐时东北疆幽、营对称，这里以“辽海”对“燕蓟”,很明显是指营州。
而卒反。”①加上粟特人与唐代马政之间本身存在的密切联系②,使得学界普遍认为安禄山因担任陇右群牧使、楼烦监使而获得了马政大权。事实上这个观点尚有较大的商榷余地，理由要可如下。其一，按照唐马政发展的趋势，安禄山于天宝末年担任的陇右群牧都使，在当时已经不是全国马政的实际掌控者。③安禄山的马政职衔，《安禄山事迹》记载较为详细，其于天宝十三载(754)正月“加闲厩、苑内营田、五方、陇右群牧都使、度支营田等使”④,为了便于探讨，先就这一职衔略做解释。所谓闲厩使，即负责宫廷仗内仗外厩马事宜；苑内营田使负责苑内营田事务；“五方使”当为五坊使，是就仗内马政而言的⑤;陇右群牧都使是玄宗朝后期全国牧监的最高长官；度支营田使指陇右群牧度支营田使，负责陇右牧财政屯田事宜。从他当月随后又加封苑总监来看⑥,他要求同时兼领仗内仗外马政和陇右群牧事宜。这一职衔看似权力颇大，实际上只是特殊时期对功臣或重要将领的荣宠待遇，并不会将马政权力完全交给一人。安禄山这种兼统厩牧与监牧的职衔，在唐前期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几次，就目前所见到的史料来看，有斛斯政则、嗣虢王李邕、平王李隆基诸人。例如，禁军宿将斛斯政则曾于显庆二年(657)以右监门卫将军“检校腾骥厩，兼知陇右左十四监等牧马事”①,实际是加强禁军力量的一种配合举措。②又如，景龙四年(710)嗣虢王邕曾以“金紫光禄大夫行秘书监、检校太尉、殿中监知陇右三使仗内诸闲厩”③,亦非真正掌控陇右三使。④再如，景龙四年(710)六月平王隆基曾任陇右诸牧监使⑤,但史书记载其正式职衔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兼押左右万骑”⑥,着眼点仍在于禁军权力。安禄山在天宝十三载(754)获得的马政职衔，其实也类似于上述诸人，是唐廷对于荣宠之臣的特殊礼遇，不能据此认为其实际控制全国马政。
据《唐会要》载：“(天宝)十三载六月一日，陇右群牧都使奏：‘臣差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群牧副使、平原(按：当为平凉)太守郑遵意等，就群牧交点……’”⑦天宝十三载(754)时任陇右群牧使的正是安禄山，作为群牧判官的张通儒位列副使郑遵意之前，成为实际负责马政者。从目前所见史料推测，安禄山在河东的权力仅限于对楼烦监马政的掌控。张通儒是安禄山的重要心腹，在控制河东及马政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安禄山对河东政治及群牧的插手，事实上正是通过判官的方式来实现的。《旧唐书·安禄山传》载其“既为闲厩、群牧等使，上筋脚马，皆阴选择之，夺得楼烦监牧及夺张文俨马牧”①。值得注意的是，禄山攘夺楼烦监牧及张文俨马牧之事并不见于《安禄山事迹》,后者仅保留了他任闲厩使、陇右群牧都使等职的记载。从管理机制来说，天宝末年的陇右群牧都使已经不直接管辖陇右牧，实际事务由副使一应负责，所以安禄山与吉温只是政治同盟，闲厩、陇右牧诸事，其实都由居于副职的吉温负责。吉温归根结底仍是朝中一员，他在天宝末年党争中最终失败，说明这一时期马政也由唐廷掌控。安禄山借助陇右群牧都使一职实际获得的，仅是河东境内楼烦监的马政。
至于张文俨，他的名字除此之外仅曾出现过一次。据《新唐书》记载：“(开元十八年六月)拜忠王浚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仙先副之，帅程伯献、张文俨、宋之悌、李东蒙、赵万功、郭英杰等八总管兵击契丹。”②上述诸人中，程伯献时任左金吾大将军③,宋之悌当年年底接任太原尹兼河东节度使④。按：《旧唐书·玄宗纪上》不记各总管姓名，且记为“十八总管”,与《新唐书》所谓“八总管”不同，未知孰是。不过《新唐书》中打头的程伯献是正三品的金吾大将军，第三位的宋之悌时任剑南节度使，从级别上看，这几位排在各路总管前面，是没有问题的。据《唐会要》记载：“河东节度使，开元十一年以前，称天兵军节度。其年三月四日，改为太原已北诸军节度。至十八年十二月，宋之悌除河东节度，已后遂为定额。”①知太原以北诸军在开元前期统归天兵军节度使管辖，直至开元十八年(730)年底宋之悌任河东节度使后，才首次纳入太原方面管辖。宋之悌此前为剑南节度使、益州长史，而张文俨
位居第二，在其之前。唐代私营畜牧业颇为发达，高级官员、王公贵族乃至内附酋长都可能拥有大量私人马牧②,而官员勋贵之间的马牧攘夺，实质上是关于养马的私田的财产纠纷③。所谓安禄山夺其马牧，很可能只是一桩官员之间的个人土地财产纠纷案件，在编纂《旧唐书》时与其掌控楼烦监事混淆编入。以往研究者认为安禄山“进一步篡夺中央系统马政大权”,对其发动叛乱起到了直接作用。④结合史实来看，这个观点可能还是有待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