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边镇新兴势力普遍崛起的历史背景下，粟特人掌控幽营军政，其实也是玄宗朝中期以来中央不断调整东北边疆军事结构所导致的结果，这是安史之乱得以发生的直接因由，也将是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论述的问题。玄宗朝前期，幽营军队中多有契丹及奚族将领。粟特人虽然入居东北，但在军队中不占据主要地位。事实上西方汉学界最初是将安史之乱视为契丹等东北民族的一次叛乱①,从安史军队的将领构成来看，这种说法无疑是片面的，但它表明学界其实一开始便注意到契丹与奚在幽营胡化及安史之乱爆发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8世纪初，唐朝重建了幽营地区的秩序，玄宗即位后在营州建立平卢军，同时接受了契丹与奚的归顺，双方通婚并建立朝贡边贸关系，加上突厥的没落和渤海国的亲唐立场，从而“使东北开始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②。
契丹与奚的崛起不仅迫使唐朝将边防重心逐渐转向东北，也使幽营二州的内部军事结构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在张守珪到任之前，“契丹及奚连年为边患”,而“赵含章、薛楚玉等前后为幽州长史，竟不能拒”。③抗拒契丹与奚失利，成为幽州接连易帅的直接原因。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在于对幽州旧有军事权力的调整，表现为朝廷屡次试图解除前任幽州节度使在当地培植的势力，加强中央对幽营的军事控制。这一历程从开元中后期开始直至天宝初年，是一个持续十余年的整体进程，其间有三次重要事件，兹考论如下。
发生于开元二十年(732)的赵含章案，揭开了幽州持续的军事调整的序幕。开元二十年(732)六月，时任“幽州长史赵含章坐盗用库物，左监门员外将军杨元方受含章馈饷，并于朝堂决杖，流滚州，皆赐死于路”①。此案之缘由在颜真卿撰写的《宋璟碑侧记》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开元末，安西都护赵含章冒于货贿，多以金帛赂遗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其后节度范阳，事方发觉。有司具以上闻，元宗切责名品，将加黜削。公一无所受，乃进谏焉，元宗纳之，遂御花萼楼，一切释放。”②赵含章的问题，主要在于其节制安西时期，遍赂朝官以求进取，而从他迁至幽州来看，显然其贿赂起到了作用。所谓玄宗“切责名品”,是要树立朝廷的威信，正如杜牧所说，“纵有功劳，不赎罪犯”③,而宋璟在此事的化解中产生的作用，绝不仅限于简单的进谏。杨元方史书阙载，南衙诸卫将军员外置员者，一般会实任军镇之经略使。“馈饷”一词在唐代大致有两种含义，一指军队粮饷，一指财物馈遗，杨元方所受之“馈饷”当属后者。按照《唐律》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所谓“监临主司，谓统摄案验及行案主典之类”。④
赵案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于其幕僚杜孚的墓志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开元中，幽州节度赵含章特相器重，引摄渔阳县兼知判营田。属林胡不庭，皇赫斯怒，而幽州称天之罚，绝漠以讨，乃总徒率驭，负糗束甲，熊罴万族，辎骈千里，爰征假护，见推才略，遂转授公静塞军司马假绯鱼袋，始筹运帷幄，终折冲垣翰，卒使东胡歼夷，北虏穷逐，赤地草翦，黄沙骨铺，虽任专将帅，盖力展稗辅，斯则公之效也。而赵将军凯奏未毕，诽书纵横，功归庙堂，身系下狱，对主吏以魂夺，援征骖而骨飞，尸僵路隅，名削勋府，部曲且死，占募何从。岂任安独存；逝虞卿偕去，适免所假，遂安初服。感栾生之义，哀赵氏之孤，拉血无依，吞声莫辩。怏怏终日，将成祸胎，悠悠苦思，奄缺中寿。虽生死恒理，诚今古所难，知己之分，未之有也。春秋五十一……以开元廿年十一月十日属纺。①
志主杜孚为京兆人，生于永淳元年(682),此前任仙州西平尉，开元十八年(730)赵含章受任节制幽州后征为幕佐，摄渔阳县令，兼知节度营田判官。据《旧唐书·北狄·契丹传》记载，开元十八年(730)秋“幽州长史赵含章发清夷军兵击奚，破之，斩首二百级”②,随后的开元二十年(732)三月“信安王祎与幽州长史赵含章大破奚、契丹于幽州之北山”③。据墓志知杜孚先后以节度营田判官、静塞军司马之职参与了上述两次对奚及契丹的作战，其中开元十八年(730)对奚作战时杜孚负责后勤军需，有效地保障了前线作战，即墓志所谓“总徒率驭”、“辎饼千里”。开元二十年
(732)征讨两蕃是更大规模的战争，由信安王祎亲自督战，杜孚时已擢任静塞军司马。静塞军驻在蓟州城内，其兵力在幽州辖下仅次于节度使直属的经略军及营州的平卢军④,其地复密迩范阳，为此次军事行动的重要力量，从“始筹运帷幄，终折冲垣翰”、“力展稗辅”等语来看，杜孚不光在战争初期随赵含章坐镇幽蓟出谋划策，还在后期随军出战。从以上经历来看，杜孚无疑是赵含章的心腹力量。
然而开元二十年(732)征讨两蕃后不久，赵含章就于当年六月“坐盗用库物”而流放滚州，并“赐死于路”,《杜孚墓志》称此次政治变故为“诽书纵横”,其间真相已难考知。不过从墓志接下来的记载来看，都是与正史记载相吻合的。六月六日忠王浚、信安王祎均以功受封，当月十九日赵含章被廷杖流放，与墓志“功归庙堂，身系下狱”的说法非常切合。赵含章在流放途中被赐死，即所谓“尸僵路隅，名削勋府”。上述史实的勘合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杜孚墓志》较为忠实地反映了开元二十年(732)幽州的内斗情况。既明于此，墓志随后“部曲且死，占募何从”两句记载就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据此来看，朝廷不光以“盗用库物”之名加罪于赵含章，而且对其任内培植的亲信力量进行了根除。其中“占募”明确指涉以杜孚为代表的征辟幕佐，至于“部曲”,虽然可以泛解为武将亲信，但如下文即将论证的，此处很可能是特指亲近赵氏的幽营蕃部。墓志中“感栾生之义，哀赵氏之孤”之语，暗示杜孚或曾在东窗事发时试图掩护赵含章的子胤，也可见赵案绝非一般的作奸犯赃之事，而更像是一次政治诛灭。杜孚回到河南后便于当年十一月中寿而卒，虽不能确定是否获罪，但赵案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于此可见。
幽营军事结构的第二次调整，发生在开元二十一年(733)九月至次年二月。在此期间，新任节度使张守珪对当地实权派蕃将进行了诛除清洗，并对以安禄山为代表的粟特胡人势力予以大力扶植。开元二十一年(733)闰三月，契丹进犯，史载：
幽州长史薛楚玉遣副将郭英杰、吴克勤、邬知义、罗守忠率精骑万人，并领降奚之众追击之。军至渝关都山之下，可突于领突厥兵以拒官军。奚众遂持两端，散走保险。官军大败，知义、守忠率麾下遁归，英杰、克勤没于阵，其下六千余人，尽为贼所杀。诏以张守珪为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以经略之。①
① (后晋)刘晌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契丹传》,5353页。《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载：“闰月，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等讨契丹，为所败于都山之下，英杰死之。”(199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二十一年闰三月”条载：“闰月，癸酉，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战于都山，败死。时节度薛楚玉遣英杰将精骑一万及降奚击契丹，屯于榆关之外。可突干引突厥之众来合战，奚持两端，散走保险；唐兵不利，英杰战死。余众六千余人犹力战不已，虏以英杰首示之，竟不降，尽为虏所杀。”(6801～6802页)
张守珪调任幽州，本传及墓志均只记载在开元二十一年(733)①,熊飞考证在闰三月或稍晚②,速水大考证在当年九月，并指出此次唐军惨败成为幽州节度更替的直接原因③。无论如何，从传世的各类史籍记载来看，张守珪到任后的首次军事捷报，已经迟至次年六月。④而关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夏至次年夏这整整一年中幽州方面的动向，传世史料均付之阙如。所幸出土墓志填补了这一空缺，并为我们了解当时幽州的内部实情提供了宝贵史料。先看平卢军使高钦德的墓志：
公教人数年，亦可以即戎也，自宁远将军制兼幽州副节度知平卢军事。才可为裨副冠首。公讳钦德，字应休，渤海人也。曾祖瑗，建安州都督；祖怀，袭爵建安州都督；父千，唐左玉钤卫中郎。公即先君仲子也。……先君身死王事，鸿泽酬汲，赠一子官，解褐拜陶城府果毅。……以开元廿一年九月十有九日，终于柳城郡公舍。
守珪大破林胡，遣使献捷。”(136页)这是张守珪到任幽州后见诸史籍的首次捷报。《册府元龟》卷三五八《将帅部·立功十一》载：“张守珪为幽州长史、河北节度副大使，开元二十二年发兵讨契丹，斩其王屈烈及其大臣可突千[干]等，传首东都。”(4245页)《册府元龟》卷四三四《将帅部·献捷一》载：“张守珪为幽州节度副大使，开元二十二年，守珪大破林胡，遣使献捷，择日告庙。”(5158页)《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载：“二十二年十二月，幽州长史张守珪发兵讨奚、契丹，斩其王屈烈及其大臣可突于阵，传首东都，余叛奚皆散走(立其酋长李过折为契丹王)。”(11586页)据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开元二十二年(734)张守珪针对奚与契丹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六月捷报应属首战报功，斩屈烈等则在下半年的行动中。
春秋五十有七。①
志主高钦德生于仪凤二年(677),其曾祖、祖父均为建安州都督。据《旧唐书·地理志》,建安州都督府与其他等共十四处羁縻州并隶安东都护管辖，“凡此十四州，并无城池。是高丽降户散此诸军镇，以其酋渠为都督、刺史羁縻之”②。虽然志文对志主的族属仅以“渤海人也”含混而过，但通过其姓氏、代居当地、曾祖两代任羁縻州都督③以及《旧唐书》的规定来看，其无疑为高丽降户。高钦德卒前的官职为“幽州副节度知平卢军事”,且“终于柳城郡公舍”,知其以节度副使的身份实际担任平卢军经略使，并长驻柳城。
另外一位翟选时任幽州经略军副使，相关志文如下：
公讳选,辽西柳城人……解褐授右卫中候。……袭父之故，授冠军大将军、行左屯卫翊府中郎将。……迁左威卫将军，封辽西县开国男，又进封辽西郡开国公，余如故。属天骄尚梗，河朔未清，以公为经略军节度副使。庙堂算远，金鼓气雄；遭时不遇，王师小衄，贬授左威卫中郎将……夫人开元廿一年岁次癸酉十二月七日终于蓟邑之第，春秋册有三。公以廿二年岁次甲戌二月十八日终于幽郡之第，春秋五十有七矣。④
志文部分文字残缺，但可根据前后信息补正。志主的郡望，文中虽称“汉高陵侯方进之派别”,事实上从其封辽西县男、郡公来看，所缺之字补充后正是“辽西柳城人”。《旧唐书·地理志》载：“柳城，汉县，属辽西郡。”①此处或以汉时郡望称之。②志主在其卒前已官至幽州经略军副使，所谓“遭时不遇，王师小衄”,正指开元二十一年(733)闰三月唐军的溃败。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志主翟选因此“贬授左威卫中郎将”,但撰写墓志时仍使用了此前的“左屯卫翊府中郎将”一职，与称最后官职的墓志惯例不同。由此推测，翟说之贬官可能正是在张守珪到任之后。
我们综合上引两方墓志，可以看到在开元二十一年(733)九月至次年二月这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平卢军使高钦德、幽州经略军副使翟选这两位掌握当地核心军事力量的将领相继谢世，更为蹊跷的是，他们的夫人也在同一时间内先后故去。③两相比照来看，颇疑张守珪到任后对幽州内部的旧有格局进行了大幅度的深入调整。
幽营军事的第三次调整，发生在开元二十九年(741)至天宝三载(744)。以安禄山相继受任平卢、范阳节度使为契点，标志着粟特胡人对幽营的主要军事权力基本实现了掌控。《曲江集》及《全唐文》中保留了八封张守珪到任幽州后朝廷所下敕旨，是研究安禄山早期升迁的重要史料。但这些敕书不署年月，且并未严格按时间顺序排列，为我们推断其书写时间制造了很大障碍。其中最关键的一封内容如下：
敕张守珪、安禄山：两蕃自昔辅车相依，奚既破伤，殆无遗憔；
契丹孤弱，何能自全?复闻突厥征求，欲有逃避；传者纵其未实，此虏终已合然。借卿运筹，徐以计取；况禄山义勇，武用绝人，谋帅得贤，裨将复尔，以讨残蓑，势若摧枯。……今者又云遇贼，略有艾夷，乘其数穷，日向歼尽，其灼然有功效者，可具以状闻。……边事烦总，无乃为劳。冬初薄寒，卿及禄山并诸将士已下，并平安好。①
蒲立本注意到该敕未提到次年夏“对敌(契丹)作战的胜利”,“似与其前一封单写给张守珪者及后两封致降奚及契丹诸部者同时发出”。这四封敕书均提到了奚已降服而契丹仍旧反叛，奚在732年归顺，此后734年年初再次反叛，“直至契丹归降”②,据此他断定这封信写于开元二十一年(733)秋，并进而认为安禄山是张守珪从河陇带来的心腹故将，因为“在当年(733)四月前任幽州节度使(按：指薛楚玉)宣称对契丹作战胜利的一份加急公文中并未提到安禄山。如果他在张守珪到任前一直身在河北而默默无闻，则不会在当年年底就突然获得如此令誉”③。蒲立本的这一看法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前所述，《曲江集》中的敕文并未按时间顺序排列，该封敕书中的“奚既破伤”、“契丹孤弱”是否就当时东北的总体战局而言，未可完全坐实。唐人往往将契丹与奚并称，且不乏省略之例，如《学海类编》本《安禄山事迹》有“二十四年，禄山为平卢将军，讨契丹失利”④的记载，而《资治通鉴考异》所引《安禄山事迹》则记为“讨奚、契丹失利”⑤。据此来看，似未便单纯根据上引文字未提到奚而断定其具体年。况且熊飞从张九龄丁忧推断该敕更可能作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十月①,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安禄山是由张守珪自河陇带至幽州的心腹故将。
张守珪掌政幽州期间刻意扶植东北边境新兴力量，成为安禄山迅速晋升的直接原因。在营州胡复杂的构成中，粟特胡人无论从数量还是势力上都不占优势。为了铲除高丽—契丹种胡人在幽营军事中形成的深厚根基，加强中央控制，唐朝官方对幽营胡人中的弱势群体进行了刻意培植，安禄山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登上唐中期的政治舞台。开元二十四年(736),安禄山升任平卢将军，由于对契丹作战失利，引发了玄宗与宰相张九龄之间的严重争执。在此之前，安禄山只是一个互市牙郎，关于他与张守珪间的最初关系，有一则众所周知的典故，即他因“盗羊奸发”将被杀，危急之际大呼获守珪赏识。这则真伪混杂的传说背后隐含着相对确定的事实，即张守珪到任后，安禄山与史思明同为其捉生将，禄山“后为守珪偏将”,因作战勇猛而被守珪“养为子，以军功加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②安禄山由捉生将升至衙前讨击使，这一转变发生在开元二十一年(733)至开元二十四年(736)间。开元二十四年(736)他升任平卢将军，至开元二十八年(740)为平卢军兵马使，并于次年任平卢军节度使知左厢兵马使。不到十年时间，安禄山从几近白衣效力的捉生将，升为平卢军经略使，这样迅速的升迁，与张守珪的态度密不可分。
张守珪掌政幽州的局面随着中央的政治斗争而于开元二十七年(739)终结，但安禄山并未受此影响。张守珪东窗事发后，家属受到牵连，家道中衰，以至于在复两京后不久的乾元元年(758)三月，“取承宁坊张守珪宅置”司天台③,连家宅也被没收。但安禄山非但未受牵连，反而更加受到朝廷的重用，并在天宝初年最终获取幽营地区军政大权，成为幽营军事结构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变动。经此变更，以安禄山为代表的粟特胡人取得了对幽营军事的控制，标志着河北胡化第一个阶段——幽营胡化的基本完成。目前尚没有史料直接表明此次变革经历了流血冲突，但我们仍能寻到若干蛛丝马迹。据出土的《士如珪墓志》,志主“解褐授幽州临渠府别将”,此后一度转任潞州，张守珪节制范阳后“别表授平卢军司马”,据有营州重要权力。士如珪“以天宝二年四月廿九日终于范阳郡蓟宁里”①,卒因不明，但这一时间值得关注。当年正月，时任平卢节度使的“安禄山入朝”,史称“上宠待甚厚，谒见无时”,而禄山因得奏言：“去年营州虫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祇，愿使虫散。’即有群鸟从北来，食虫立尽。请宣付史官。”②这一事件的背后，是安禄山对营州的完全控制。作为张守珪提拔的平卢旧僚，士如珪卒于随后的四月。据此来看，不排除当时的幽营发生过军事冲突，也再次印证了我们此前的观点，即安禄山的腾达尽管离不开张守珪的拔擢，但根本原因在于此间唐朝对幽营军事结构的持续调整。这正是为什么同样作为张守珪旧僚的士如珪却在此次政治变动中成为牺牲品。
经过上述三次军事结构调整，幽营二州实现了政治意义上的胡化，以安禄山及粟特胡人为主导，兼统其他内附蕃部及汉将，形成了明显有异于其他边镇的特点。事实上，唐朝最初任命胡人的目的，仍在于最大限度地掌控边镇军事力量，胡人只是不次拔擢的边将中的一部分，至于有粟特背景的杂胡安禄山登上历史舞台，则更是开天之际政治变动的产物。时人盛传的射虎将军裴旻，正反映了这种趋势。史称“开元中，山戎寇边，玄宗命将军守北平州，且充龙苑军使，以捍蓟之北门”,最终使得“胡人服艺畏威，不敢南牧，愿充麾下者五百余人”。①唐朝最初的构想无疑是以最为经济、省事的方法提升边军战斗力，而不会是像后世史家所说的那样，因李林甫的私欲而提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