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人都知道，1465年、1526年和1537年三次对“猺”用兵，并不如表面所见那么简单。例如，1537年的那一次并不仅仅是由于岑猛无力控制局面。对“猺”用兵是一个借口，以振朝廷对大藤峡土官的天威。在这次战事中立下军功的翁万达，倡议向安南王炫示明朝的军力。这番炫示相当成功，不久之后安南即称臣，明朝未费一兵一卒。[22]

主理军务的将领受到推崇，而征讨之策也被说成为地方太平奠定隆基。1526年田州“猺乱”后，霍韬呈请表彰王阳明，他强调广西获胜对广东的重大意义。他特别指出，早期的用兵耗费达50万两，阵亡无数士卒，而王阳明则不用分文，也没有动用半点兵力。霍韬提到1465年韩雍战胜换来了五十年太平（并非实情），暗示王阳明也会带来同样的效果。他列举出王阳明的八项功勋，其中之一便是王能够利用他在田州收编的包括田州和思恩土官在内的人马，转作进攻大藤峡之用。霍韬最后还提到王阳明平定了正德十四年（1519）的“宸濠之变”而从未获得表扬，可能是由于为杨廷和所忌，而杨廷和自“大礼议”以后一直是霍韬的对头。[23]因此，这份奏议不仅仅是一篇颂词，更凸显了那次对“猺”用兵的意义，而且把王阳明归到了霍韬的一边。[24]

众所周知，那次并没有打胜仗。据田汝成的《炎徼纪闻》（须知此书乃在1558年即王阳明用兵后三十年始刊行），广西父老提起王阳明之事，无不叹息再三，而在王阳明弥留之际侍立在旁的翁万达，则听到王阳明说：“田州之事非由衷所愿。累代以后，其谁知我？”知王阳明者，田汝成也；田并且提出了他的理由。荐任王阳明的，是在“大礼议”中名声甚著的桂萼。[25]桂萼想打一场胜仗，但不是对田州，而是对安南，并希望王阳明到广西勘察形势。田汝成认为，派遣王阳明前往，也可能是因为传言岑猛未死，正在联合安南，准备来袭。封地在桂林的靖江王一家，闻谣言而大惊，正打点行装他迁。皇帝接到上奏，抨击广西巡抚姚镆无能，龙颜震怒，于是私下罢了姚镆的官。这时桂萼才上奏荐任王阳明。王到广西后，向叛党卢苏和王受让步，然后把他们的兵力转向大藤峡。王阳明呈请任为田州知府的岑猛儿子，其时不过十四岁，大权于是落入卢苏之手。王阳明不久即死去，但他的措施仍为朝廷所接纳（尽管不情不愿），而且由他的后任和指派人林富在广东推行。[26]

倘若对当时的情况还有什么疑问，那么从卢苏、王受与王阳明的谈判中，便可清楚看出，明朝充其量只能以和局收场。下文清楚描述了广西人记忆中的事情：

公已定议招抚，遣人说卢苏、王受投降，凡数四往谕。方听命，复生疑沮。公不得已，许带甲来见。既薄城下，复要郡倅为质，且请军门牙卒，咸易田州人。公又不得已，悉许之。酋遂拥众入，甲马几填市巷。酋更与其众约，即事不测，各放炮反。酋既入见，公命发门外杖之百。行杖者皆田人，微示数而已。众闻杖酋，愕不省何谓，遽鼓噪放炮，炮三爇不发声。会闻酋杖亡恙，众遂定。方鼓噪时，公坐厅事，佯为不闻，唯命牙兵速毕杖。[27]

因此，与“叛党”的谈判无异于为朝廷争面子。为了使其接受谈判结果，王阳明同意由他们控制大藤峡。田汝成清楚知道，除了象征式的贡赋之外，后患无穷。在韩雍打败“猺民”之后数十年，曾经批评软弱无能的巡抚陈金，也同意让“蛮人”征收漕运盐税。后来，这些“蛮人”威胁会杀死不缴税的商人。大藤峡沿河的征税点，收入必定相当可观。当王阳明报捷之时，那些新头目便以平息大藤峡“猺乱”为口实，收取他们的战利品了。[28]

韩雍之役比王阳明早六十年，其背后的政治斗争并不了然，但在许多方面都令人瞠目结舌。要了解这次用兵的意义，便必须了解，任命第一个统军对付“猺民”的指挥官王翶，显示了朝廷政策的重大转变。

王翶获兵部尚书于谦举荐出任指挥官。于谦在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后力挽狂澜，赢得后世景仰。在“土木堡之变”中，正统皇帝被蒙古人掳去，在不可一日无主的情况下，于谦助景泰皇帝登位。于谦这样做，使他成了朝中一派的骨干分子，这一派的利益与景泰皇帝一脉的延续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当于谦积极支持以景泰皇帝之子代替正统皇帝的当然继承人（后来的成化皇帝）的时候，他已经踏上了不归之路。正统皇帝回来后，于谦被处死。[29]

与宦官对抗，令人想起陈白沙，这倒不是因为他写过什么著作，而是因为他提到江西吴与弼是他的老师。吴在1440年和1450年曾多次获荐出仕，但终于还是回乡执教，此后尝有言道，唯有宦官与佛徒尽去，世道始可恢复。[34]陶鲁支持丁积和陈白沙是清楚不过的，但刘大夏私下也为陈白沙所认识，而且支持陈在新会崖门建庙奉祀宋帝昺的母亲。陈白沙是那群在16世纪20年代声名鹊起的高官的老师，他的门生不但包括来自珠江三角洲的湛若水和霍韬，也包括一位后起之秀吴廷举，吴廷举是广西人，曾在广东三水附近与“猺民”作战。他也是在陈白沙生前第一个为他刊行著作的人。与刘大夏相似，他因得罪了宦官刘瑾而下狱。至于霍韬和方献夫，他们声称与陈白沙关系密切，在思想上接近王阳明，而且在政治上支持王（这在霍韬于田州之事后就王阳明的功绩所上的奏章中可见一斑）。[35]

那么，明人把韩雍和王阳明在大藤峡的功绩相提并论，也就不足为奇了。韩雍本人与陈白沙并不相识，但他的后任朱瑛则不然。而正是在朱瑛和陶鲁治下，陈白沙和丁积所传授的正统愈显重要。尽管他们在哲学上有差异，陈白沙的门生在官场上仍支持王阳明。王阳明的思想无论如何必须取胜，以便配合在“大礼议”事件中支持嘉靖皇帝的一派。王阳明现象和陈白沙现象的出现，都非偶然，也不纯粹是思想运动。那是与一个具有强大南方关系的政治集团的得势齐头并进的政治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