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认为，乌青、濮院和南浔，显示了“宗族的兴起”的总体倾向。但佛山的例子有些不同：那里的豪强从元以来分布在三个镇，但在明初，有些人被政府饬令移走——而政府的控制是以如此强硬的手段加诸富人，以至大部分长江下游地区的富人都可能不得不遵从里甲制。但是，家庙式的祠堂在16世纪流行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单姓氏村庄可能会把他们的组织集中在祠堂，但包括了所有乡镇的多姓氏聚居地会把庙宇作为组织的中心。在濮院和南浔，我们看到主导的宗族与暴富的宗族之间的斗争，主要是试图控制地方庙宇。争夺庙宇控制的隐性目的，当然不止于地方上的声望，也在于控制地方资源。

在濮院和南浔这两个争夺最激烈的乡镇，政府的力量应该说是最弱的。濮院在明代并未派驻政府官员，而南浔尽管在元代似乎设有一个巡检司，其下有一名部属和18名士兵，但明初之时地方志上并无着墨，可见这股微弱的力量已经消退。[59]乌青是有名的问题之地，盗贼私枭如毛。那里的衙门附属有一支相当大的力量，其中有人员49人、武装力量164人。[60]我不会单凭单一例子作证据，便认为强大的政府力量会削弱宗族的影响，但没有强大的政府力量，必定意味着地方群体的组织越强大、宗族成员的官位越高，便越有可能争取到他们自身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