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象亨《陈林械斗纪事》一文讨论了潭冈乡重建以前械斗的情况，总结说：

但是，尽管如此，各姓的维持会不少人固真心实意为桑梓做事。但是有些人却假公济私，又在澳门借救济□乡名义，成立什么公司之类，包揽祖尝田地批租等项，造成不少是非纠纷，这也是械斗后出现的令人伤心之事。[68]

从这段话看来，集体管理土地在潭冈周遭乡村的重建过程中，并不是潭冈乡所独有，而可以想见的是，集体管理权的主张并非毫无争议。但是，倘若就此便以为公私利益必定是清楚分开的，那么也未免过于轻率。

从1945年以后恢复的会议记录中，可以看见乡会的会议结构，从中可见那二十年间潭冈乡在政治上发生过什么事，可以用来做对照。会议记录由1945年在潭冈乡举行的乡民大会开始。会议分为三节，第一节的出席者是父老，即60岁以上的男子；第二节的出席者是保长、甲长和壮丁，大概是指保安队队员；第三节的出席者则是年轻男子。乡会一直是乡的一部分，世德一直是董事局主席，而董事局则一直是在香港开会。只是，董事局的其中三名成员是在潭冈乡的。

乡民大会本身以及潭冈乡居民获委为董事，看来都表明外来社群不再有全权指挥乡务管理。而与1919年第一次会议所做的决定距离最远的，则是财政安排。

乡会失去了私人土地的集体管理权后，只能控制乡里的公产。公产分为两个部分。大多数的农地、墟市和一些捐献，都以一位共同祖先的名义放在一个祖尝之内，其余的则存放于另外一个祖尝。祖尝所得的收入如何运用没有决定，但会议记录中说明另外一个祖尝的收入用于支付办事所的开销。有一项估算并不归入拨作办事所开销的祖尝，那可能是向私人土地征收的税项，但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付之阙如，意味着大多数这些税项都已经消失。乡会的产业以祖尝的面貌出现，而办事所的角色必已大减。[69]资源的集中管理，效果不彰，传统的分散管理格局又再回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