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图在16世纪中叶是佛山唯一获认可的集体组织，到了18世纪中叶，降而为一个纯礼仪组织。这个转变应放在佛山的发展和众多外来人的融合（其中只有一些附加在里甲登记之中成为“子户”）这两条线索中理解。八图基本上不能摆脱其建基于土地和户口赋税的形象。这样的话，八图与佛山的贸易面向关系不大。在有需要的时候，或抗贼抗官之时，能够提供帮助的是士绅，这些士绅中，部分是八图的后人。1752年版的《佛山忠义乡志》编修之时，佛山的领导权已显然转移给了士大夫，而这部书记录了一段历程，从中可以看到士大夫透过由个别成员所出力的社会服务得以从16世纪中叶延续下来。

李待问所处的晚明时期是佛山确定其历史性格的关键时刻，而到了陈炎宗所处的18世纪，士大夫的介入已然底定。在冼桂奇赈济1553年的饥荒与李待问1604年中进士之间，地方史所提到的重大公共服务只有1559年霍与瑕和1568年其子的修缮公益桥。[46]记载之所以绝无仅有，一个理由当然是重大事件缺少纪念文章，毋怪李待问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提到该桥之前的多次修缮。但是，不能忽略的是，撰写纪念文章是文人的习惯。在16世纪中叶以前和以降，不少桥经过修缮。[47]这些都没有记录下来，不见于地方史之中。

然而，桥梁修缮不只是一项社会贡献。霍与瑕是朝廷命官佛山人霍韬（1487—1540）的儿子。霍氏的祠堂在邻近的石头乡，霍氏对贸易和房产的生意均甚感兴趣。[48]话说霍韬十分敬重梁焯，每过其墓，必拜祭之。[49]霍与瑕和冼桂奇是同时代人，都是湛若水的学生，而湛若水则是陈白沙的学生；湛的地位与霍韬同时代的佛人庞嵩不相上下。[50]由此可见，道统的承传是16世纪第一代绅士的特点，而从霍与瑕成为一个人物，载入地方史，因为从他开始，参与公共事务开始当成是对乡梓的贡献。陈炎宗强调，他的地方史不是佛山第一部而是第二部地方史，第一部由李待问的一位亲人所编修，得李氏认可。[51]我们也可以从霍韬的例子中看到，外来家庭如何在不能以里甲登记的情况下，突出其士大夫的出身，以跻身佛山的领导层。

因此，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陈炎宗的佛山宗族名单以李氏（李待问）开头，继之以陈氏（陈炎宗）、梁氏（有佛山第一个进士梁焯在内的梁氏；明朝时势力极大，清朝时大为衰退）、冼氏（冼桂奇），然后是霍氏（没有霍韬的亲人）和其他。[52]这个排序与明朝时的排序大不相同。这些宗族的特点就是他们均是佛山早期在位者的后人。

在17世纪，这样的士大夫记录在形成佛山领导层形象的地方史中日见重要。相反，八图由于无助于与官员周旋，名声受损，而即使在其权限之内的地税交涉，也是无能为力。1581年，南海县实施“定弓”，但1616年的豁免赋税却要归功于李待问（李是进士、高官，也编修了当地的《赋役全书》）。[53]八图之不济，见于18世纪的多次赋税交涉之中：1777—1786年间，三个图各自与南海县交涉，要求县丞不得给图添加新的户口，以免增加图的总体赋税配额，并且如邻乡一样，固定县职能的收费。[54]民国版《佛山忠义乡志》提到，八图在1860年仍保有其收税职能，但只及于里甲范围的那些部分。[55]

尽管八图的成员户口也从事贸易和工业，但八图这个组织看来与商业税收事宜均沾不上边。例如，铁税至少从1519年起开始征收，冶铁炉也须政府牌照。[56]一起商业纠纷的案例发生在明朝，时维1635年，涉及一宗政府交易中的勒索。[57]清初，广州仍在藩的控制之下，商业税飙升。藩把赋税权包给私人，其中便有佛山冶铁业的“牙行”，他们则向铁匠索钱。根据1693年一起纠纷的记载，削藩后牙行遭取缔，但后来“非法牙行”重施勒索故技。[58]在这两例中，重要的是内含行业分工的冶铁炉直接提起诉讼。1635年一案，14个自称“铁丝铁锁户”的户口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向南海县请愿，并说明他们是两个不同的“行”。他们指铁钉行的败类勒索，而在广东布政司回复此案的通告中，还提到铁镬匠、铁灶匠和熟铁匠等“行”。1693年一案，请愿者是“铁镬匠李、陈和霍”。李、陈和霍是佛山有权有势的宗族，[59]李待问和陈炎宗即属其中。显而易见，行业分工划分了佛山工匠的共同利益，而重要的是，在这些请愿中他们直接现身，而不是委托宗族的士大夫，也不是附从于八图。

广东布政司1659年的一份通告也颇有意思，这份通告回复了各个窑户和里保禁止石湾陶器私人征费的要求。请愿者并非由士大夫带头。布政司的回复是给窑户、里排主管和所有石湾乡民的，由一群人在一名举人领衔之下刻在石上。在这个例子中，士大夫尽管没有参加请愿行列，却也居于传达王命的崇高地位，或是镇民行为的担保人。[60]两个冶铁业的例子均表明，17世纪佛山的生意人自行与官员交涉，而石湾的这个例子则显示，有些官员已经让士大夫厕身其间。

士大夫在社群政策上的兴起，始自18世纪，而且可以在若干受到政府注意的问题之中寻绎出线索。1731年，有人向南海县请愿，投诉霍氏（霍韬的后人）控制了佛山的主要渡头。请愿书由整个佛山镇的士大夫领袖联名。[61]那个主要渡头风水码头被视为全佛山的公家财产，士大夫领袖也就因此而插手了。不过，攸关社群利益的问题与那些只关系某些商人群体利益的问题，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1739年发生了一起类似的请愿事件，事涉一个由店主和商人建立的渡头；请愿书由两个商人联名。[62]1779年佛山棉贩向广东布政司请愿，也是用自己的名义。[63]1784年，佛山社群联合起来向省政府请愿，要求取缔栅下的硝石厂。此事显然是由一名举人发动的，他的请愿书不厌其烦地分析了硝石厂给佛山带来的祸害。事发翌月，一名里甲中人也提出同样的要求，请愿者自称“里民”。又过了十天，白蜡行、纸行和铁镬行分别请愿，指硝石厂损害生意。这些代表了镇上不同利益的请愿事件，很能代表所谓社群观点。[64]

另一次颇能说明问题的请愿，由上述的同一名举人和21名士大夫，以及四位“父老”推动，他们的目的在搬迁通往风水码头路上的小商店，以改善道路交通。店主抗议，县丞站在士大夫一边，在1787年甚至批准立碑确定有关土地的公家地位。重要的是，1787年的决定清楚表明，与庙宇管理有关的事情、聘任人员、疏浚河道，以及风水码头的租金，都属北帝庙管理人及其所选出的人的权力范围。因此，这些例子十分明确的显示，18世纪之时，乃是以掌管北帝庙掌管佛山的资源，而士大夫在这些问题上有重要的地位。[65]

1790年和1833年的两个文件所载佛山米商的经验，可以用来作为士大夫影响日大的例子。1795年，在这两个文件涉及的事情中间，士大夫领袖建立了佛山义仓，由此佛山的米价便与他们息息相关，[66]而他们完全没参与1790年的事，却在1833年时代表米商而强硬行动起来，也就并非偶然了。

1790年，三名店主代表“佛山镇七市”的所有米商，就可允许的存米量向广州知府请愿。麻烦源于黄鼎司的官员向米商收取储藏费。米商提出，而知府也同意，米店允许储藏不多于200石谷物。没有士大夫领袖参与其中。[67]

1833年，米商与士大夫领袖之间在向政府上报米价的问题上发生纠纷。显而易见，佛山米商的报价被用作广东的标准价。惯常做法是米商按低于市价10～20两报价。1831年，百物腾贵，米价低报了30～40两。负责报价的商人声称，他们受衙门人员指示这样做。可是，“佛镇绅耆”在一份给米商的通告中向他们指出，佛山的米价是按银元上报的，而银元的汇兑价其实高于官方的库平银，他们完全没有低报的借口。通告要求米商日后上报确实的佛山市价，建议“如衙书吏有甚别议，即通知大魁堂司事传阖镇绅士与他理论”。1833年，士大夫领袖建立佛山义仓，他们不但在米商与衙门之间斡旋，而且坚持米价是他们的关注重点。[68]

问题不在于士大夫领袖对诉讼或请愿有独特的影响，而在于他们在整个18世纪地位日益突出。一个原因是功名士子与时俱增，而在此以外，18世纪的镇领导已不再被人视作里甲户。士大夫与里甲之间在掌管北帝庙资金问题上的纠纷，相当明确无误地显示转变已经出现。

这场纠纷大致是这样的，早于1627年，士大夫已经认为他们需要一间会馆，而此前他们一直是在北帝会聚会，也没有提出要有一个永久的组织。于是他们募捐兴建会馆，取名嘉会堂。[69]会馆就位于北帝庙“右方”。[70]

我们应该记得，1513年以来，北帝庙的另一边已经有一间纪念22位抗贼父老的流芳祠。还有，嘉会堂的所在地原来是一间观音庙，1522年起转而用做社学。1624年，学校募款重建，而支持是项活动的正是三年之后在学校内建立嘉会堂的同一班人。因此，嘉会堂的建立是对北帝庙权利的展示，而重要的是，根据纪念社学重修的那篇文章所载，北帝庙之后、两百年前拆迁冶铁炉后空出来的土地，也是嘉会堂的资产。土地属北帝庙所有，因而倘若八图仍有管理权，大概也归由八图掌管。在这些安排之下，纠纷已是呼之欲出。[71]

其后数十年，特别是在1641年和1685年，士大夫都参与了北帝庙的修缮。然而，他们在1720年抨击八图对北帝庙的管理工作。他们在那年向南海县丞请愿，要求归还给资产管理人盗用了的各项资产。县丞准其所求。1728年，某个自谓是流芳祠22位父老子孙的人，无疑是针对此一裁定，向南海县丞请愿。他要求得到一间已经归还给北帝庙的店铺，以供祭祀先人的开销。重要的是，县丞随即召集了士大夫领袖开会，而根据记录，在县丞裁定之前，士大夫领袖已经接受了那个请求。1738年，南海县丞接到一宗案件，案中指里甲管理人在1726年至1735年间伪造开支账目。县丞在回复时要求不要把庙宇的钱浪费在吃喝之上，而应用于一所义学。1739年，八图在北帝庙对面建起了自己的祠堂赞翼堂。他们这样实际上就是让出了他们对流芳祠的特权。最后一次冲击发生在1757年，五斗口的司常裁定北帝庙的钱不用作八图的经常饮宴。主管人据说是一位士大夫领袖，庙宇的钱倘若继续这样乱花，便将由此人接管，因为正如官员所指，北帝庙到底不只是八图的祖庙，也是全佛山的祖庙。[72]

1795年，士大夫领袖建立佛山义仓，此举定必象征着他们直接参与了佛山的福利，而义仓正好具备这种象征意义。义仓原是为补社仓的不足而建，但在饥荒之年却可以提供差不多是社仓十倍的赈饷。义仓的庞大资产包括佛山主要渡头附近的土地、店铺和农地，全归24个铺的士大夫领袖轮流管理。这些士大夫领袖断不会自限于义仓的管理：1790年筹设义仓之时，他们建立了拾婴会；1841年，他们用义仓的钱建了一个军械库。[73]义仓不过是士大夫权威彰显的一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