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千百年来都是位处王朝东南隅的一个偏远地区，其中心城市广州可能在唐宋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转口港，但夸张点说，当时这个繁忙的港口周围依然荒凉。珠江三角洲一带人口稀疏，直至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大规模开垦土地，才把这里变成一个人口稠密，而且生产力强大的地区。

按照中国政治的常规，没有皇帝会老远从北方的京城跑到这个两千里外的边远地区来。即使在明清两代，皇帝及其管治与这个地区的直接关系，也只是通过地方官员，而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官员的下属体现出来的。王朝的管治看来不过是间接的，且往往是全然不见踪影，而法律则掌握在地方宗族和乡村手中。

直至晚近，华琛（James Watson）才根据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珠三角的香港新界地区听来的故事提醒我们，乡民的看法不是这样的。[2]华琛认为（而我也同意的是），乡村的传说歌颂皇帝的权力和朝廷的显赫，因此村民是自觉到王朝存在于他们生活之中的，尽管“龙”的行为变幻莫测，让他们相信最好还是敬而远之。

我希望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了解皇帝——一个人、一种制度，以及朝廷的措施——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出现于村民的心目中，借以探讨王朝的存在，一如我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新界所做的研究。问题的答案我已经在别的地方说过了，是与乡村生活整合到国家文化——历史、传说、礼仪，以及朝廷和官僚集团的语言中去有关。[3]由于喃呒佬和儒士两个看来对立的传统，其传说和礼仪均让村民自觉到王权的存在，所以我将对它们格外注意。传说和礼仪无疑是文化整合过程中仅有的渠道，而这个过程则可能涉及戏剧、风水、建筑风格、市场行为，以至更多数之不尽的地方文化。我之所以举出喃呒佬和士大夫，而不是其他文化传统的负载者，是基于我对他们的掌握。然而，从这两个传统中可以发现到一些变化，能表明在文化整合过程中起着作用的更为广泛的趋势。

本文第二部分将追寻国家文化整合进乡村社会的历史背景。为此，我把焦点从新界转移到整个珠江三角洲。这个宽阔的视野，让我得以追溯到宗族这个16世纪至18世纪地方组织核心的兴起。珠三角社会格局的这个惊人变化，逐渐浮现成为祠堂制度和族谱编纂。而这也就是宗族意识形态得以补充乡村意识形态、以界定乡村与国家关系的背后原因。宗族礼仪在16世纪的普及，及其与乡村礼仪的并存，因而可以说对于社会士绅化的过程和朝廷管治之进入乡村有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