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维特根斯坦与当代哲学家

一、维特根斯坦与弗雷格

1911年初秋一个阴冷的下午，在德国耶拿城的火车站，耶拿大学数学系教授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正在给维特根斯坦送行。即将大学毕业的维特根斯坦正在为自己的未来设计出路。他读过罗素的《数学原则》,从书的附录中了解到弗雷格在建立严格的逻辑体系方面所做的工作，于是利用假期到德国耶拿专程拜访弗雷格。

这是一幅真实的历史情景。当时已经有一些名望的逻辑学老教授弗雷格热情而又耐心地向前来拜访的年轻的初学者维特根斯坦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认真地听取了这个崇拜者对逻辑性质的一套看法。然而，遗憾的是，弗雷格似乎并没有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想法，因为他认为自己无法接受维特根斯坦希望跟随他学习逻辑的请求，所以就建议维特根斯坦去剑桥找罗素。在等候火车的时候，维特根斯坦随意提到对某个人的言行评价，弗雷格的回应是：“没有弄清自己所使用的语词的含义，怎么能够使用它们呢?”①这是有历史记载的维特根斯坦和弗雷格之间最后一次的个人谈话。因为事实上，这是他们之间唯一的一次见面。随后，维特根斯坦曾与弗雷格有过多次书信往来。但据考证，弗雷格给维特根斯坦的所有信件都被销毁了，由此还曾引起后人对维特根斯坦个人品行的猜疑。因为维特根斯坦是有收藏来信的习惯的，特别是对重要人物的来信更应当是如获至宝。在所有的来往书信中，唯有弗雷格的来信被毁，这就只能留待后人对弗雷格来信的内容进行猜想了。

当然，维特根斯坦并非小肚鸡肠之鼠辈，他非常重视弗雷格思想对他的影响。虽然维特根斯坦关于逻辑性质的看法并没有得到弗雷格的理解和肯定，但他仍然在硝烟弥漫的战壕中完成了《逻辑哲学论》的手稿并坚持转交给了弗雷格一份，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意见。但让他又一次失望的是，在他返回维也纳之后收到的弗雷格的回信中，弗雷格再次表示自己无法理解手稿中的思想。尽管如此，维特根斯坦在为出版而专门写的导言中，仍然明确地把弗雷格的著作看作是自己思想的两个主要来源之一，另一个就是罗素。而且，在书中，维特根斯坦也反复提到弗雷格思想的重要性。

历史地说，弗雷格是带领维特根斯坦真正进入哲学之门的领路人：首先是弗雷格的逻辑思想使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和哲学的性质产生了兴趣；其次是弗雷格让维特根斯坦去找罗素，从而使维特根斯坦有可能在罗素的影响下完全投身于哲学事业；最后是弗雷格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批评，使得维特根斯坦意识到自己看法的局限性。这些都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了20世纪西方分析哲学的历史碑文中。

二、维特根斯坦与罗素

在维特根斯坦的一生中，罗素就像一个影子一样始终伴随在他的左右。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写成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小说——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经历、他们在海牙的见面、他们为《逻辑哲学论》的出版所做的努力，这些都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有趣题材。

在个人关系上，罗素既是维特根斯坦生活中慈父般的长者和导师，又是维特根斯坦思想上的朋友和对手；他既是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的宣传者，又是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反对者；他们在逻辑思想和哲学观念上的相近和分歧，使得他们共同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维特根斯坦清晨的敲门声又多少次惊醒了罗素甜蜜的梦境；维特根斯坦写下的文字，让罗素时而感到悲观，时而感到惊喜。在罗素的书房、在维特根斯坦的寝室、在剑河旁、在小桥边、在咖啡馆里、在国王学院的草坪上，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身影。罗素亲切地把维特根斯坦称作“我的德国人”,而维特根斯坦则把罗素叫作“一个真正的人”。但在他们的所有谈话中，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逻辑以及由此引出的哲学。

在哲学上，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相互影响，但又各自独立；既有逻辑原子主义哲学上的互补，又在许多重要哲学问题上存有分歧。罗素与维特根斯坦共同倡导的逻辑原子主义思想如今主要地被归功于罗素。但实际上，罗素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的启发，远比他的学生从老师那里学到的还要多。至少，他们所共同倡导的逻辑原子主义，与其说来自罗素，还不如说是来自维特根斯坦，因为罗素的思想正是在与维特根斯坦的讨论中形成的，而且他自己也承认，他的逻辑原子主义主要来自维特根斯坦在1911—1912年所写下的《关于逻辑的笔记》。

不过，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他与罗素之间的分歧多于一致。比如，罗素在对数学和逻辑的研究中始终没有放弃追求建立完善的哲学理性大厦的理想，因而他的思想前提是获得哲学的价值；与此不同，维特根斯坦似乎并没有如此大的哲学抱负，他的目的只是弄清语言逻辑的基本结构，以便使我们能够清晰明白地表达我们的思想。而且，在罗素看来，人类的理性能力足以认识和把握外在的世界，因而对我们的认识来说，不存在任何神秘之物；但维特根斯坦却坚持认为，我们的认识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可以认识和表达的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大的部分是我们无法表达的，甚至是无法认识的。在如何理解世界的逻辑构造上，罗素与维特根斯坦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罗素认为，构成世界的基本成分是原子事实，表达原子事实的命题称为原子命题，由原子命题构成分子命题，并最终构成对整个世界的描述；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构成世界的应该是他所谓的“事态”。“事态”与“事实”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世界存在的一种状态，它不包含这种状态发生或发展的过程，而只是当下被表述或被描述的情形，例如“苏格拉底很聪明”;“事实”则是指构成事实要素的关系项之间的活动或过程，它既包含了事态，也包含了不同于事态的关系，如“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

维特根斯坦与罗素之间的这些思想分歧特别表现在，维特根斯坦从一开始就抱怨罗素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思想。无论是在他们的长时间讨论中，还是对罗素后来为他的《逻辑哲学论》所写的长篇导论，维特根斯坦都一再指出，罗素并没有把握他的思想。从罗素对他们之间讨论的多次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讨论往往是以维特根斯坦为中心的，由维特根斯坦提出问题，然后对罗素的回答不断地进行反驳，以求最后得到对问题的澄清。这显然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

三、维特根斯坦与卡尔纳普

维特根斯坦生性多疑，总是处理不好与他人的关系：或者是怀疑他人与他的接触是别有用心；或者是认为他人总在剽窃他的思想，特别是在与其他哲学家的交往中。他与卡尔纳普的关系就是如此。

作为维也纳小组的成员，卡尔纳普参加了对《逻辑哲学论》的每周讨论，并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表示了敬佩。他在回忆录中曾提到与维特根斯坦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1927年夏天，我们三人(指石里克、魏斯曼和卡尔纳普。——引者注)与维特根斯坦见了几次面。在第一次见面之前，石里克再三告诫我们，谈论时不要引起我们在小组中所习惯的那种讨论，因为维特根斯坦这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喜欢这种讨论，甚至提问时还应当极其小心，因为他非常敏感，直截了当地提问容易使他感到不安。石里克说，最好的方式是让维特根斯坦谈，只有在十分需要他作出解释时，我们才可以小心翼翼地提些问题。当我见到维特根斯坦时，发现石里克的忠告是完全必要的。但他的举止并不给人以傲慢的感觉。一般说来，维特根斯坦富于同情心，而且心地也十分善良；然而他过于敏感，容易激动。维特根斯坦的谈话无论关于什么内容总是那么有趣，令人兴奋，而且他所选择的表达方式又总是那么令人着迷。他的观点以及他对人和各种问题、特别是理论问题的态度更像一个富于想象力的艺术家，而不像一个科学家。几乎可以说，他像一个宗教中的先知或预言者。……维特根斯坦给我们的印象是，他的思想是通过天才般的灵感获得的，这不禁使我们觉得，对于它们的任何一种严肃而合理的评注或分析都将成为某种亵渎。”①

在思想上，卡尔纳普自己承认，维特根斯坦是除了罗素和弗雷格之外对他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的最为重要的观念是，逻辑陈述的真只是基于这些陈述的逻辑结构和语词的意义，逻辑陈述应当是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情况中都为真；所以，它们的真独立于世界的偶然事实。反过来说，这些陈述对世界也就并没有任何说明，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事实的内容。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逻辑命题都是同义反复”。(TLP,6.1)卡尔纳普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许多哲学句子，特别是传统哲学中的句子，都是假句子，没有任何认识内容。但卡尔纳普又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这个思想非常接近于他先前在反形而上学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影响下所提出的观点，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不过是更加坚定了他自己的看法。

当然，卡尔纳普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接受从一开始还是有所保留的。随着他们之间讨论的深入，他与维特根斯坦在思想上的分歧就更加明显。从第一次见面起，卡尔纳普就意识到维特根斯坦与他和石里克等人之间的重要区别，这特别表现在他们对哲学性质的不同态度上。正像卡尔纳普自己说的那样，维也纳小组成员大多出身于自然科学，所以他们对待哲学的态度就像科学家一样，但维特根斯坦则更像是艺术家或宗教领袖；而且在对待传统形而上学的态度上，维特根斯坦对形而上学的抛弃与维也纳小组相比是有所保留的，这在他对伦理学、美学以及宗教的论述以及关于神秘的不可说的东西的论述中得以体现。

维特根斯坦与卡尔纳普个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只保持到1928年，到1929年年初，维特根斯坦就明确地向石里克表示他只愿意与石里克和魏斯曼见面，这就正式断绝了与卡尔纳普的个人关系。导致这种分手的重要原因，是维特根斯坦指责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这本书中剽窃了他的思想。虽然从1929年12月到1930年2月，维特根斯坦仍然经常从剑桥回到维也纳参与维也纳小组的讨论，但这时的卡尔纳普已经失去了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信任，更多的是对他的批评和反驳。卡尔纳普对维特根斯坦的评价是：“维特根斯坦的情感生活和理性思维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内部冲突。”①

四、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

在论及维特根斯坦与当代欧洲大陆哲学的关系时，他的思想通常被与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相提并论，两者之间被看作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有人甚至把他们两人的思想归于同一种哲学形式，如罗蒂(R.Rorty)把他们看作是所谓的"教化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从某种哲学倾向上看，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特别是他对基础问题的研究思路，与海德格尔的哲学精神的确有着一些相似之处，比如，维特根斯坦强调对基础问题的研究，这种基础不是指某个学科或哲学自身的基础，而是指人类生活的基础或人类文化的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对建构一座大厦不感兴趣，而是更关心大厦的基础。这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路是一致的。海德格尔认为，解决存在问题的关键是弄清这个问题的基础，认识到存在问题本身对整个本体论或存在论的基础性意义。

维特根斯坦思想中有一条重要线索，这就是关于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前期思想中，他把思想的界限划定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不仅强调了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和世界的界限，而且坚持不可说之物的神秘性。而在后期思想中，他则希望用描述语言游戏的方式“显示”这种不可说之物，并使思想的界限消失在具体的语言活动之中。这种对语言极限的认识与海德格尔对语言的认识是一致的。因为海德格尔在他的后期就竭力表明，抽象的、概念的语言是有限的，有许多东西是无法用这种语言表达的，因而是神秘的。在这种意义上，在某种特定的场合，“沉默”恰好是一种真正的理解。

追求基础的不可怀疑性和确定性，是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他看来，语言游戏中的遵守规则不是一个能够给出理由的行为，因为一旦能够这样，也就意味着我们同样可以对这种行为提出怀疑，而遵守规则行为本身却是不可怀疑的，就是说它是不假思索的，可以不对这种行为提出任何理由或根据。因为，遵守规则就是语言游戏本身。这种对基础的确定性追求，同样符合海德格尔的思想。海德格尔就强调，思想本身是一个无须证明的过程，如果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来解释思想，我们就不会把握思想的真谛。

然而，尽管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都把语言当作他们研究的中心，但他们对语言的理解以及处理语言的方式却是截然不同的，而这种不同恰恰反映了分析哲学与存在哲学之间的根本区别。维特根斯坦前期使用的是逻辑的语言，他的研究方式是明显的逻辑分析；而在他后期思想中，日常语言的使用是他关注的内容，研究的角度已经从静观的分析转向了动态的参与。在维特根斯坦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语言研究不是手段、途径、方法或阶段，而是目的、内容、结果和一切。所以，我们在他的思想中会看到，语言的界限就是他思想的界限和世界的界限。然而，在海德格尔那里，语言被主要地看作是一种手段、途径和方法，语言研究的目的是揭示、展露和显现存在。无论是“语言作为存在的家”,还是“人是语言的存在者”,这些都表明海德格尔把语言看作为存在去蔽的方式这种思想动机。同样，无论是诗的语言还是无言的理解，他都是把语言作为一种道路，人们沿着这条道路会走向存在的深处。

五、维特根斯坦与波普尔

在维特根斯坦的周围，敢于在观点上与他面对面地直接交锋的哲学家为数不多，而波普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与维特根斯坦之间发生的一段短暂的历史性论战，如今已经被BBC的两位资深记者大卫·爱德蒙兹(David Edmonds)和约翰·艾丁诺(John Eidinow)做了详尽的记载，书名叫作《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两位大哲学家十分钟争吵的故事》。波普尔本人在他的思想自传中对这段事实也做了详细的说明。

根据波普尔的记载，他是被剑桥大学的道德哲学俱乐部(也就相当于剑桥大学的哲学系)邀请前往做关于“哲学困惑”的报告的。由于他知道维特根斯坦曾在《逻辑哲学论》中宣布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哲学问题，所谓的哲学问题经过分析都可以还原为或改写为逻辑问题。所以，他在报告开始之前就特意把题目改为“有真正的哲学问题吗?”。他的报告时间是在1946年10月25日晚上8:30,这是道德哲学俱乐部的每周例会时间，通常都会邀请来自不同领域或不同地方的著名学者做一个报告，参加者一般是剑桥大学的哲学教师和研究生。当时担任报告会主席的是维特根斯坦，罗素也参加了这场报告会。在演讲的过程中，波普尔主要分析了当时被看作哲学困惑的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违反了通常的道德规则。在演讲过程中，维特根斯坦曾多次打断波普尔的讲话，认为波普尔完全混淆了问题，因为在他看来，波普尔所说的所有哲学问题都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而是错误地使用语言而已。维特根斯坦一边听波普尔的讲演，一边在用手玩弄着拨火棍。当他听到波普尔提出至少存在某些道德规则时，他随手用拨火棍指向波普尔，质问道：“请你给我一个符合道德原则的例子!”波普尔也不甘示弱，马上回应道：“不要带着拨火棍威胁访问学者!”维特根斯坦听后，扔下拨火棍，扬长而去。波普尔后来说，他在这次报告之后还曾收到不少来信，询问他与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冲突。在随后出现的各种说法中，这次冲突被以各种方式夸大了。①

然而，事隔40多年之后，《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一书却惊人地披露了一些当时报告会参加者的回忆材料，这些材料都在表明“波普尔在撒谎!”比如彼得·芒兹(Peter Munz)写道，维特根斯坦当时并没有威胁波普尔，他只是过于激动，脾气很坏，没有控制住自己；卡西米尔·莱维(Casimir Lewy)则认为，波普尔所讲的故事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彼得·吉奇(Peter Geach)甚至说，波普尔在去世前不久曾给他写信，请求原谅他在这件事情上所犯的错误，但吉奇却明确表示他不能原谅波普尔，甚至永远都无法原谅他。约翰·沃特金斯(John Watkins)具体说明了波普尔故事的错误，比如道德哲学俱乐部在邀请信上并没有明确地说是请他做报告，而只是请他对某些哲学困惑做一个开场白(opening re-marks);维特根斯坦作为会议主席，曾打断过波普尔讲话，而他使用拨火棍只是作为示意，而不是威胁；波普尔被要求给出符合道德规则的例子，他的说法还曾引起了大家的笑声；维特根斯坦是在会议结束之前离开的，但不是扬长而去，而是轻轻掩上了房门。

了结这场历史公案的关键是要弄清，波普尔究竟是在维特根斯坦面前说过“不要带着拨火棍威胁访问学者!”这句话，还是在维特根斯坦离开之后才说的。如果是在之后，就不存在维特根斯坦用拨火棍威胁的说法。波普尔自己后来也承认，他对这个事件的描述有部分夸大的成分，但他并没有直言究竟是哪些部分被夸大了。或许，在维特根斯坦与波普尔之间所发生的这场历史性遭遇，还会成为后来的学者们(但不是真正的哲学家)不断谈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