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生态文明必须是人的实践主体性造就的当代文明进路与生态改善积极成果两者之间内在走向的一致性状态，那么，在技术实践上，生态文明就不可能完全采取消极的环境保护方式，将人与自然、文明与生态隔绝，而是需要采取一种将人的自由自觉实践发展和生态改善高度一致的方式，这就是“生态支持”。

所谓生态支持，就是人按照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改善高度一致的要求，用自己积极的实践而不单纯依靠自然自发修复方式不断改善生态环境，最终使生态不断改善并为人的发展和幸福提供优质服务，成为文明发展越来越主要的支撑因素。在这里，人的主体性（人类中心）不但不是霸权主义的祸根，相反是生态环境改善的积极的前置条件和主要动力源泉。生态实践造就的生态效益，不仅可能产生积极的生态产业，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生态的生活价值、环境价值、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多方面影响着人类的健康生活和社会和谐。这是一个同向性活动状态，一个合力共赢的格局，一个需要在技术上、经济上和政策上需要不断探索的实践状态，一种全新的理念和生产-生活方式。从传统消极的环境保护到积极的生态支持，是一个重大的哲学态度的转变。生态支持是造就生态文明的最重要的技术基础。没有生态支持的实践形态，生态文明就难以建立。

生态支持与以往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的实践主体性根本区别在于：这一新启蒙不再是对自然的统治，而是按照生态规律和生态要求来改善生态。人的主体性体现在对生态规律的自觉把握，对多物种权益的科学呵护，对生态价值的责任担当，对生态环境的积极的建设和改善，按照生态美的规律来造型。生态支持是对以往人们对自然榨取、统治、奴役等实践态度的摒弃，也是对以往资本化逐利生产生活方式（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夸耀性消费）的摒弃。人的生产和生活是绿色的、生态的。

在生态支持基础上，人们在采取绿色生产—生活体系中将自己重新纳入一个与自然生态良性互动的完整体系中。人们可以让绿进沙退，改善荒漠；人们可以抚养濒危物种，以大量繁殖来抵御物种消失的厄运，积极保护自然生物多样性世界；人们可以按照生态规律改善生活环境，使天蓝地绿水净气清。人们可以不断利用基因工程，使千万年前自然灭绝的物种复活，不断再现大自然所不能的过程。人们可以在所有生态化的实践中发展人类事业，并让人类得到最好的享受，成就新的幸福生活。人类只要向生态化方向释放自己的实践潜能，就可以积极推进生态文明。

生态支持表明生态环境效益对人类回报的积极性。生态支持的回报性就是生态服务。我们需要一个越来越大的生态支持和服务。这一支持和服务不仅是宜居、审美的，也是产业和经济的。只有越来越大的生态支持和服务才能可持续地激起人类投入越来越多的生态实践的热情，形成良性循环。但是越来越大的生态支持和服务也只有在积极的生态实践投入基础上才能获得。不再竭泽而渔，生态支持一定是建立在生态实践基础上的良性循环系统。人类在何种部门和地区建立生态支持和服务系统，人类才能进入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境界。而只有主要部门和地区建立生态支持和服务系统，人类才能建立生态文明。因此，就必然需要资本，也无可回避地产生资本。只要我们还不具备为全球人类不断增长的生态需求提供无限的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那么，生态产业的资本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就依然需要依赖资本形式的支持。

生态的资本化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第一，有利于改造资本、尽快摧毁资本旧外壳，促进资本创新资本创新。只有资本转向绿色的通道畅通无阻，旧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资本外壳才能不仅被外部社会打破，而且也会被资本从内部通过创新而自我否定。资本内部自我否定的力量往往表现为一种资本的自觉和自律，其否定和批判破坏生态的资本旧形式的能力大于外部的压力所产生的效应。我们对自觉资本主义的生态转向或资本的自我创新应当表示谨慎的欢迎而不是全盘拒绝。第二，有利于加速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生态的资本化将会引发更强烈的冲动，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生态建设过程需要借助于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驱动，淘汰落后产能，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只要有政府公共政策扶持，有市场需求，有利可图，资本就乐意从事生态建设，成为“生态自觉的资本”。第三，有利于大量积累生态成果和生态财富，为最终完成生态文明建设奠定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生态的资本化在创新逐利的同时就会以强力冲动来积累和增加生态成果、生态财富。这些成果和财富的积累是为未来超越资本的局限、走向真正的生态正义提供物质基础。

因此，生态的资本化趋势并不如生态社会主义所言，其结果都是消极的。在其生态产业化语境中，我们依然可以读出具有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意义的新故事。

生态文明构筑了一个人类全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生存方式和价值形态。它至少涉及四个维度：技术（科学与认识论）、经济（资本批判和产业再造）、制度（公共治理体系和社会组织形态变革）以及生活需要—价值观变革。在上述各个方面，我们都将遭遇生态资本化的历史形式。没有生态的资本化，我们没有强大的生态产业和生态服务，就没有可能在技术上形成生态支持。没有生态的资本化，我们就不可能加速推动资本旧外壳的批判改造，完成生态文明建设工程。没有生态的资本化，我们在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上就难以提供一套与历史和市场相匹配的可行的公共政策。没有生态的资本化，我们就没有用生态消费价值取代旧的消费社会，转变生活方式的可能。生态产业与消费的资本化，在新的历史基础上依然起着推动世界历史进步的杠杆作用。

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的建设一定要优先发展生态支持系统。生态支持和服务系统当然在不同部门和地区有不同差异。我们需要认真探索其基本系统的要素和标准。但是，这些要素和标准只是一个大致的框架，而不是真正可以高效率运行的实践操作系统。

生态文明绝不能单纯归结为技术问题。环境改善的单纯技术乐观主义是一种技术乌托邦。同一技术可能成为生态的，也可能成为反生态的。关键取决于谁用、使用目的和用法。只有将生态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文明。然而，生态支持系统的推进往往遭遇其他因素的严重干扰。比如，资本要素。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本性。为了赚钱，它既可以罔顾生态破坏、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也可以因生态产业利益丰厚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参与生态产业和生态生活的投资建设。资本有最敏锐的嗅觉。只要利润合适，资本无处不在。只要有政府公共政策扶持，有市场需求，有利可图，资本就乐意从事生态建设，资本创新资本创新可能会成为生态产业和生态消费发展的强大动源，成为“生态自觉的资本”。创造新的生态产业，恰好是资本创新资本创新的一种普遍形式。因此，生态产业，也有可能是资本创新资本创新的产物。资本也有可能将生态产业变成过度生产的部门，比如在全世界迅速变成产能过剩的光伏产业和风电产业。生态生产和消费的发展与克服资本造就的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只要将生态建设道路变成是有利可图的，资本就一定会被吸引。利用和驾驭得当，资本可能成为生态建设的同路人。利用和驾驭资本需要有政治和制度等一系列刚性边界条件制约。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意识形态需要既反左又反右。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佩珀、后马克思主义者如鲍德里亚等人看到了资本逐利而“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对生态建设道路的偏离和伤害，因而根本否定和拒绝资本参与生态建设的可能性，表现为“左”的偏颇。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过分夸大资本产业转型的无限自由性和选择性，抹杀资本存在着的消极作用和最终破坏作用，表现为右的偏颇。超越“左”与右，我们应当按照马克思当年历史地、辩证地、二重性地看待资本的方法，既要看到资本创新资本创新参与生态建设的可能性和重大历史意义，又要看到资本本性与生态建设道路的根本差别以及可能发生的消极作用。超越“红绿对话”的各自偏颇，我们需要审慎地看待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的历史作用。资本的生态化与生态的资本化遵循着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对于传统的大工业文明形式的资本外壳是一种否定和超越，但是绝没有从根本上完全摆脱资本的逐利本性。生态资本尽管是不断生产生态产品的资本，成为社会生态产品的供给者，与大众社会生态需求具有领域的一致性。但是，只要仍然是资本，其最终目的和根本目的必然与大众不尽一致。在保持赢利这一点上或在此范围内，资本可以起推动生态建设的积极历史作用。当生态破坏严重、生态产品稀缺时，由于市场价值的调节，生态资本的投入甚至是非常高的。然而一旦资本为了逐利而导致某种类别的生态产品大量过剩而无利可图，那么，资本就会立即抽逃，甚至导致新的生态产业危机，而与大众之间有关生态目的性矛盾就会立即暴露。利用好和驾驭好资本为生态建设服务，全面防止资本的叛逆和“另类牵引”，全面提升“与狼共舞”的水平。

因此，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的历史作用依然是双重的，我们必须要坚持马克思当年对于资本两重性作用评价的辩证视域。

一方面，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当年所指出的“具有非常革命的作用”和“伟大的文明作用”的特征。为了摆脱危机与更多获利，资本创新资本创新是其本性的必然选择。资本创新资本创新或通过更新技术、管理、市场，或转换主导产业与资本外壳，来实现自己灵魂的生命再生，同时就开辟出一个新的产业领域，新的生产发展的形式，新的利润扩展的空间。周期性的创新，体现出资本的革命性，从而成为推动世界历史进步的杠杆。一旦资本形成生态化逻辑，就必然摆脱大工业外壳而转换为生态产业外壳，就成为生态产业、生态建设的强大动力。为此，我们不可能避免利用资本来发展生态产业、促进生态事业、推动生态建设。尤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在生态力仍很不发达的条件下，自觉引入和利用资本，走环境支持的生态建设之路，应当是无可置疑的路径。生态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发展与克服资本造就的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另一方面，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尽管穿上生态产业外衣，有了绿色的外壳，但是既然逐利本性没有变，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没有变，生态资本与生态正义之间的矛盾一定会不时地爆发，最终导致对生态正义和生态文明本质的偏离和异化。周期性的扩张使资本创新资本创新更大获利，也在更新的层级上孕育着剧烈的固有矛盾。我们一定要警惕资本为了逐利而偏离生态建设道路，甚至重新回到破坏生态以图利的老路，也一定要防止资本为了逐利拼命扩大生态产业，造成生产过剩。即便是所谓生态产品和生态消费，一旦被资本利用，都有可能出现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问题。一旦过度，就从根本上偏离了生态文明的轨道。资本创新资本创新可能会成为生态产业和生态消费发展的强大动源。只要将生态建设道路变成是有利可图的，资本就一定会被吸引。资本会按照有利可图和生态建设同轨线路强力推进生态建设，而且一定有将生态产品和消费不断扩大的冲动，一直到无利可图为止。利用和驾驭得当，资本可能成为生态建设的同路人。资本仿佛是生态建设圆周边沿上的切线。我们既要看到两者同路并被资本强烈推动的可能性，积极吸纳并巧妙利用好资本的推动力量，又要驾驭和制约资本，防止资本为了逐利而脱离生态建设正常轨道而变成渐行渐远的直线。利用和驾驭资本需要有政治和制度等一系列刚性边界条件制约。

生态产品的消费（生态消费）也是整个社会产品消费的一部分，尽管占比会越来越大。虽然“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但是发达国家消耗了全球资源和能源的绝大部分，人均享受着更多生态资源，也是长期污染环境的主要肇事国，也更有能力有条件进行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理应承担更大的生态保护和修复责任。生态正义和责任体系建立应当公平。社会差异也表现在居民占有和享受生态产品和消费的权益的不公平上。城乡差别之一在于乡村污染比城市更严重、治理能力更弱、受害更甚。生态资源和产品的有偿性服务，破坏了生态的公共性，使资本占有在其中建立了自己的阶级差别系统。身份政治有了生态学符号和标志。生态系统最初只是在全面污染的大地上如园林或盆景一样星点布展，而且伴随着资本的投入和占有。生态正义和公平是一个需要发展生态支持和服务能力基础上才能逐步实现的过程。每一个时期，生态正义总是呈现某种差异性，是差异的正义差异的正义，需要采取基本公平+比例公平的原则。基本公平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国民普遍享有的生态权益，比如享受阳光权，清新空气权、洁静水权和公共空间权等。但是在初级阶段这些资源总是十分有限的，“低水平广覆盖”原则也同样适用于百姓的生态权。而超出这一基本公平范围，就有可能受市场价高者得之的原则支配，按照比例实现公平。

生态文明目标体系需要生态建设来逐步实现。生态建设需要有一个总体规划和分阶段实施计划，用科学技术进步以促进生态生产力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以发展绿色经济、优化完善体制机制以促进绿色公平、创新转变价值观以促使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生态建设是一个全面朝向生态文明目标不断迈进的绿色实践过程。生态建设内在各个方面的推进暂时可能是不太均衡的，但是生态文明是一个自洽自足的目标体系，其实现一定是均衡和全面的。在生态建设过程中发生的任何重大因素和方面的缺失都有可能导致生态文明系统难以运行，因而遭到失败。

生态建设当然是生态修复和生态发展并举的过程，也是生态支持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生态修复是对以往遭遇破坏的生态状态的恢复，是在人实践积极干预下的自然状态朝着原有良性循环方向回归过程。生态发展是在原有生态环境下的进一步优化，是生态的进一步前进过程。两个方向形式上似乎是相反的，但本质上恰好是一致的。生态修复是生态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生态修复，就谈不上生态发展。而生态发展是在生态修复基础上进一步的优化，没有优化就没有积极的生态支持，也就没有生态文明。人类总是想通过生态发展来最终达到生态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