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在张力：生态文明何以可能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等五大建设任务，其中生态建设、实施绿色发展和成就美丽中国就是一个全新挑战，需要在本土实践基础上创新理论，创造中国话语。美丽中国需要构筑一个人类全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生存方式和价值形态，即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本质上是一个人类正在走向的、全新的、正在生成中的文明形态，它至少涉及四个维度：技术（科学与认识论）、经济（资本批判和产业再造）、制度（公共治理体系和社会组织形态变革）以及生活需要—价值观变革。在以往实践的和哲学的双重意义上，生态文明都是一个反讽（自相矛盾语）。传统生态是野生的自然景观。它具有自然性而非人为性，野生性而非文明性，自在性而非自为性。相反，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历史，作为文化的发展成果，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利用史，开启了著名的人与自然对立的历史。

近代以来，工业资本和文明造成了生态与文明之间的激烈冲突和历史对立，造成了环境危机。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个胜利，自然界都无情地报复了我们。联合国环境计划署近年来报告表明：世界环境和生态退化程度远超过GDP增长速度。自然异化现象日益严重，正在加剧灭绝人类和地表生命。但是，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不是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帝国主义”的产物，而是在资本逐利冲动下驱使人类盲目创造需求并发展技术满足无限需求的产物。工业资本不断疯狂扩大再生产的“生产逻辑”，从物质匮乏时代到产能过剩时代，都不是为了满足人的真正需要而是满足资本逐利的本性，追逐利润，因而无限榨取自然资源和生态破坏、造就人与自然对立。如鲍德里亚所说，甚至“环境保护”和“生态产业”本身就是一种新的资本话语，或者说，就是资本创新资本创新的产物。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表明：对立模式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有摒弃对立模式，走生态与文明统一的发展道路，人类才能最终获得解放。

生态文明的创新性还表现在必须弥合生态（主客体关系向度）与文明（主体际向度）存在着实践和理论上的断裂。弥合这一断裂的意识形态表达反映在从“浅绿”到“深绿”、从世俗到宗教、从“绿红”到“红绿”、从技术思维到政治批判等各种林林总总的阐释之中。然而问题本身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要求“哲学走向荒野”，“深生态学”以“生态中心”（主张人不过是所有物种平等一员）来替代所谓“人类中心”，创造一种新的文明，结果都是如此。因为人依然是行动主体，需要承担起呵护所谓生态系统平衡的责任。高兹、阿格尔、佩珀等“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对资本造就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异化批判和主张生态的社会主义，但是如何将马克思关于人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观与生态中心论的立场相互协调呢？因此，生态与文明，两者始终是对立的。

生态文明虽然是对大工业资本时代在场方式的某种超越，但是背后仍然可能隐藏着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的故事。在以大工业资本为主导地位的旧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曾经是反生态的，资本疯狂逐利曾经是造就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然而，以后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资本创新资本创新以各种节约型、高科技、生态化产业为主导，表现为一种生态资本主义。生态领域绝不是阻挡资本逻辑深度进入的天然屏障。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必将成为推动生态建设的强大历史动力；生态产业成为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的必然产物。绿色资本主义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全球现实。深绿思潮是生态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生态社会主义预言“生态是资本主义天然屏障”的判定是对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的严重误读。但是，生态发展的最终目的与资本的生态逻辑之间依然存在着本质上的深刻对立。我们需要全面历史地重新反思生态文明与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

虽然“红绿对话”双方关于生态破坏根源的认识有差异，但是双方都难以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大工业资本主义存在着内在的生态矛盾，现存的、为了追逐利润而无限制地扩大再生产、盲目再生产、盲目消费甚至对不可再生资源采取掠夺性再生产的资本主义是造就生态破坏的原因。差别在于：生态主义着力将破坏生态的原因笼统归结为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的“工业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并仅视为一种认识态度和价值观。在生态主义者戈德·史密斯看来，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传统自由主义，也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基于追求不断满足大众需要的物质财富增长为前提的，因而是“工业主义”的。[1]生态主义整体超越了工业主义、生产主义逻辑、消费逻辑和物质财富增长逻辑。与之不同，生态社会主义明确将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奥康纳认为：第一，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冲动不断造就无限扩大的生产主义逻辑，背离了真正的需求，不仅造就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而且也造就了“第二种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的自然物质前提的生态恶化，不可避免导致人与生态的矛盾。第二，为了摆脱区域内的危机，资本不断扩展全球化空间，扩大市场、转嫁危机，从而也破坏了生态的地方性或社群主导原则。第三，资本主义生产为了牟取暴利，不断滥伐森林植被，改变自然空间，造就各种污染，破坏环境，成为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的主要推手。

其实，红绿双方都没有意识到：工业主义和与之相伴的“人类中心主义”，都是资本在特定历史中的外在表象。资本作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其本性就是无限地追逐利润。为了逐利，资本必然不断采用最先进的生产力。当年，大工业是最先进生产力，因而是资本赢利的最主要路径。

资本出场的工业化路径立即造就了三个相关的衍生后果：第一，资本的启蒙效应，人们借助于资本化的机器大工业，初步完成了人对自然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在一百多年间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历史上的总和还要多。资本借助大工业手段，迅速扭转了前资本时代物质普遍匮乏的状态，使之转变为相对于市场购买力而言的过剩经济。人的智力不断被资本挖掘出来，充当战胜自然的武器。自然地位从高高在上的神灵变成葡匐在人的脚下被支配的奴隶。大自然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被各种资本化的大工业撕成分门别类的原料碎片，成为被任意奴役的对象。人真正成为万物的尺度，“人类中心主义”在资本条件下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启蒙意识形态。第二，资本的城市效应。后现代生态主义批判视野中的所谓“中心性”，不仅体现在人类中心主义，更体现在为了大工业的集聚效应，按照生产集中、市场集中、居住集中的“城市三要素”，造就了一个又一个资本大工业城市，取得了对乡村的绝对统治权力，造就了城乡二元的现代分割与城市中心性地位。资本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拥挤、资源破坏的严重后果。第三，资本的全球化效应。全球化是流动的资本现代性。资本因不断扩大资源、廉价劳力和销路而在世界到处生产，到处销售，到处扎根，因而成为全球化的。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工业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正是资本在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当年马克思面对的就是资本大工业崛起并扩展为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如果说，大工业生产方式造就了“人类帝国主义”、城市对乡村的统治、西方对东方的统治，那么这无非是资本在特定历史时代的在场方式。在造就生态破坏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因为看到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外壳作用就断然否认资本的灵魂作用，像生态主义那样；也不能同意生态社会主义的观点，即因为洞见资本灵魂的作用因而就否认大工业生产方式外壳的历史作用。进而言之，资本的大工业化，也是资本周期性危机的阶段性根源。资本危机爆发表现出的不可持续性不仅表现在社会内部，而且表现在社会与自然之间。资本的本性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不仅表现在疯狂扩大的产能与相对不足的购买力之间的脱节矛盾，更表现在疯狂的生产主义逻辑迅速破坏了再生产的自然前提，造就人的存在自然基础和无机身体的退场。不仅如此，大工业文化与人的自主性形态还是资本意识形态的抽象化表现。越是表现为超阶级、超历史的意识，越是资本的物化意识。

工业资本造就了不断疯狂扩大再生产的“生产逻辑”，不是为了满足人的真正需要而是满足资本逐利的本性。从物质匮乏时代到产能过剩时代，资本都在不断挖掘潜力扩大再生产，追逐利润，因而无限榨取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造就人与自然的全面对立。为了降低成本获得利润最大化，如果能够因减少防治污染而节约成本、增加1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如果无序砍伐和榨取资源能够带来20%的利润，资本就会趋之若鹜；如果竭泽而渔地榨干所有地球上不可再生资源而能挣到30%的利润，那么，资本就会不顾一切；如果能够带来300%的利润，资本就会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和涉及生态的一切良知。资本化大工业无序生产带来了人与自然的尖锐冲突，即“资本主义生态矛盾”，造成了发展前提的崩溃。

资本的工业主义外壳的崩溃和被炸毁基于多个标志性事件。从著名的英国伦敦的“毒雾”，到核爆发和核泄漏引发的世界恐慌；从日本企业排放超量汞等重金属所造成的“水俣病”，到世界雨林被大量被砍伐和大气中工业污染粒子的超量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等等。环境生态事件严重破坏着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成为资本大工业反人类的标志。全球人类生存环境和整个生命体系都遭受到威胁。因此，不仅遭遇全世界公共舆论的强烈抗议，也遭遇各国有良知的企业家的抵制。从资本中率先分化瓦解出来的“自觉资本主义”，就成为反思和摆脱粗鄙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通过技术创新和资本创新资本创新来实现“绿色资本主义”的先驱。20世纪60年代卡森《寂静的春天》就是这一反思的奠基作，由此引发了绿色反思的巨大浪潮。在这一意义上，生态主义对工业主义的反思批判，是对资本一个特定时期出场路径、方式和形态的表象批判。这一批判，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摧毁了资本的工业主义外壳。

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还必须超越传统单一的、甚至是消极的“环境保护”模式。消极“保护环境”思路解决生态与文明矛盾的基本方案，就是希望用“封山育林”和各种动植物“保护区”方法，斩断人类伸向自然生态的黑手，用隔绝自然与人类活动的方法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使生态得以自然修复。这一举措依然保持着生态与人类文明的对立状态和断裂状态，是以生态与文明二重分裂、二重对立和二重冲突为前提的。如何是生态的又是文明的，依然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未解之谜。

因此，生态文明是一种尚未实现的新型文明。其基本要点是：人的充分发展与生态系统改善的自觉的和谐统一。生态文明要求将人的主体性发展与生态持续改善的可能性辩证地统一。生态化路径不是重新回到前工业文明时代，而是在更科学、更充分发挥人的自主、自为、自觉状态前提下，通过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实现生态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统一。同样，人只有在自觉帮助生态优化条件下才能使人类自己实现解放，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人的发展与生态优化相互支撑、相互强化、良性互动，呈现和谐共赢、互为条件的同向性、同构性和同态性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因此，这就需要深度研究生态文明的内涵和特点，以及相关的生产形态、生活形态和价值形态的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