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虽然变革与建构、破与立、路径探索与顶层设计始终贯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然而，在不同阶段，矛盾双方地位的倚重是不同的，因而历史的需要也就不同。改革初期，遭遇旧体制困局严重束缚，又缺少经验，所以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如何破除和变革旧体制，改革方式以“走一步看一步大胆探索”为主。今天，能够提出建构一个全面创新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任务，必定是为了适应改革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即社会变革和转型从改革初期以破为主、“走一步看一步”式的零碎片面的“试错法”探索转入以立为纲、全面自觉设计未来中国发展蓝图和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新阶段的需要。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在客观上破除改革创新中体制机制，解决发展方式等主要矛盾、突出问题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未来发展蓝图已经绘就，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方向已非常明晰；另一方面，主观上执政党不仅富有以往改革创新的丰富经验，把握了发展本质和律动边界理性认识，而且大大提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一切体制机制障碍的理论自觉、思想自觉和实践操控能力，摆脱了原初“走一步看一步”的盲目状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展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加自觉地清晰地谋划未来、构建发展目标体系和实现路径的宏伟抱负与总体纲领。在这一关键转折点上，来自中国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所呈现出的十大转变，多层、多样、多面而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结构，并陆续进入了新阶段。具体来说，提出建立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主要需求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重大转换，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构正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向完善，迫切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国家经济治理体系。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拉开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农村改革到走向城市，从计划到市场，从市场对资源起基础性配置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30多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要求对资源配置起双重作用。一方面需要划清市场与国家作用的各自边界，做到“政企”“政市”分开，充分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国家需要从直接调控转变为边界弹性控制，对于国家治理职能转变、治理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必须通过全国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来协调效率与公平关系，把第一次分配（效率）、第二次分配（公平）、第三次分配（道德）的关系纳入一个井然有序的经济利益调节体系中加以掌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蓝图已然清晰，企业、市场、政府、社会各自地位边界和权责已然明确，因此，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为全面的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现实基础，国家经济治理大厦完全可以建树其上。然而由于历史上“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等传统早期改革的经验化、碎片化思维习惯的束缚，国家层面自觉设计的全面经济规治体系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需要，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因而时代迫切呼唤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推动这一规治体系尽快得以建立和完善。
第二，现代化发展阶段的重大转变，人民群众的期盼从过去的单一因素向综合因素转变，发展的综合性、有机性、整体性关联大大增强，迫切需要对发展的目标和过程做总体性科学把握。各个阶段借以相互区别的，是支配阶段的主要矛盾的特殊性。20世纪，“脱贫”“温饱”和总体小康攻坚初期的主要矛盾是经济问题，主要着力于人民群众期盼的如何将“蛋糕做大”，社会发展的其他因素降到次要地位，或干脆被外在化、边缘化。今天，中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处在库茨涅兹“倒U形”曲线的顶端，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已然从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或“做大蛋糕”到公平分配，人民对生存的公平性、环境、公共产品的获得的均衡性和生活质量安全性等的关注超过了对经济增长的关注。国家治理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切，促使发展目标和标准的根本转变，更加强调经济发展与公平、安全、清廉、持续、生态等因素关联的整体性、协调性、有机性，把发展纳入科学发展的治理轨道。
第三，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重写现代性重写现代性，需要中国重新建构与“中国新现代性”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系。自鸦片战争至今，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历史经历了若干形态、若干方式、若干路径，最终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然而，中国现代化道路始终是在全球现代化背景下出场的，一个奇特现象是：前现代、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后现代和新现代性等西方依次出场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多元化地“共时出场”甚至“倒错出场”。尽管中国第一次现代性（经典现代性）没有彻底完成，也需要同时介入第二次现代性（新现代性），但是中国现代性绝不是西方任何一种形态、任何一种阶段的现代性的跨界平移，而是多元现代性综合创新+中国特色：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新型民主政治等为标志的“中国新现代性”，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注解。没有“中国新现代性”，就没有相对应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如何治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绝不能亦步亦趋地按照西方先工业化（经典现代性）、后信息化（新现代性）的路径，而是用“互联网+”“工业4.0”等信息化平台带动、提升、改造工业化。如何治理中国的城镇化问题？既不能走西方消灭乡村、破坏生态的唯大城市化的老路（经典现代性），也不能完全照搬后现代的反（逆）城市化之路，而是要以人为本、生态化、集约化、网络化、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如何实现以法治国、建设民主政治？既不走西方经典现代性“三权分立”老路，也不是完全照搬后现代直接民主模式，而是根据自己国情，建立共产党领导、以法治国、人民当家做主三位一体的民主政治制度。因此，与中国新现代性相适应，呼唤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重构。
第四，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世界走向中国”到“中国走向世界”，开放环境也发生了从旧全球化到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变化，迫切需要中国重构与世界的关系。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着力冲破封闭状态，大力引进世界先进技术、生产力和资本管理经验，让世界走进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努力使中国以廉价劳力、市场和出口替代物品参与全球WTO体系等国际经济大循环，韬光养晦，以期强盛。今天，日益强盛的中国开放的主题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积极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深度介入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的重建，以“一带一路”和建立“亚投行”来谋划布展周边区域发展大格局。在后反恐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重返亚洲”，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成为美国重点针对、需要强化遏制的对象。虽然“战略机遇期”没有变，但是国际环境更复杂，更不太平，国际军事、政治、文化、外交、民族等方面事务的斗争更剧烈，对大国实现和平发展的掣肘更多，金融危机、美国等西方制裁对国内发展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作为世界负责任的大国需要担负的国际责任和参与的国际事务更多，需要有更强的把握整体开放和治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第五，空间关系与人居环境的重大转变，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道路，谨防美国房地产次贷所造就的全球危机，迫切需要执政党全面提升关于空间生产总体治理水平。世界城市化过程都充满矛盾和冲突。中国革命路径是从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城市和空间治理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对于执政党来说，大规模改变城乡空间关系、为一个十三亿人口重新谋划和塑造满意的新的人居环境仍缺少经验，也面临严峻考验。从原初城镇化低水平条件下（新中国成立初不到10%）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初期25%）迅速扩展到50%以上，30多年来近5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并正在走向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进程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城乡关系与空间关系正在发生深刻转型。中国城镇化与城乡关系的空间改变特点是人口数量庞大世所未见，速度之快世所未见，城乡关系调整的难度世所未见。城乡居民对空间正义空间正义与空间权力的需求急剧上升。住房和生活环境的整体改善，需要国家整体协调城乡关系，消除户籍等带来的城乡差别，城市权力成为首要权力。国家承受的有关解决失地农民、进城农民工、拆迁安置等方面问题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需要走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道路，城乡治理需要科学规划、综合解决。
第六，从同质性社会向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的转变，必须要重新思考社会和谐治理的方式。资本和市场造就了若干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存在，社会分层加剧，阶级、阶层、利益群体、多元的行为体，使社会出现了各种差异。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存在，冲破了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利益的同质性社会，进入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所谓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即与多种产权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对应，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上趋于一致，但是在眼前利益、局部利益、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市场交换利益上出现各种差异和分裂。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既不同于同质性社会，也不同于阶级对抗性社会。在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各种差异性的利益诉求必然要通过经济表达、政治表达、社会表达、文化表达、生态权益表达等途径反映出来，使之要求“差异的正义差异的正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多元表达，差异的正义差异的正义，即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整体利益的最高政治代表而存在，也同时要求在党的领导下依法实现差异性利益主体之间的对话民主和协商民主，消弭对抗，减少冲突，达成和谐。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如何做好制度安排，协商解决与公平地平衡各个差异性利益群体的关系，成为治国理政的一大任务。
第七，从同质性社会的同质性政治向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的民主政治模式转变，需要总体设计和规划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法治国的新型民主政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模式将基于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呈现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模式，也不同于同质性社会更不同于对抗性社会的民主利益表达机制。在同质性社会中，人民的利益只有一致性而没有差异性，因而政治表达一致性可以党的一元化领导方式来代表。阶级对抗性社会当然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阶级对抗采取国家法治形式实际上是阶级统治的权益再平衡，呈现“虚幻的共同体”。而在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才需要也有可能既坚持共产党领导来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和整体利益，也需要在多元差异的阶级、阶层和群体之间通过协商民主、对话，通过依法治国来平衡多元化的利益，建设法治国家。实现网络与社会直接民主与代议制间接民主，实现党的领导、以法治国与人民主体地位的统一，都对国家政治治理提出了新的民主要求。
第八，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的文化表达，出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矛盾，需要国家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新的治理方式。由于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中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因此必然要求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基本经济制度之上的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党、政府和社会的指导思想，构成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而由于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的利益多元化，又形成各种相互差异、甚至矛盾的思想价值文化。思想价值文化领域一元与多元之间的矛盾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矛盾，这一存在将是长期的、普遍的和必然的。有效治理文化矛盾、确保思想文化价值安全和创新繁荣是民族“软实力”强盛的表现，而任由思想分裂、价值冲突和精神萎靡则是亡国之路。我们既不能按照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动辄以专政方式对待思想价值差异，也不能完全忽略和无视差异，新的时代需要国家治理要有强有力的核心价值观的引导能力和对差异性思想价值文化的架控能力。
第九，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时代的转变，人民群众对于生态文明的期盼和维护生态权益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迫切要求国家科学审慎对待生态与文明的矛盾关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切实维护好人民的生态权益、生态安全，走绿色发展道路，为此必须要大力提升国家生态建设和生态治理的能力。
第十，执政党面对的环境发生重大改变：从封闭到开放、从革命到执政、从计划到市场，面临“四大危险”和“四大挑战”，迫切需要纯洁党性、反腐倡廉、提升境界、强化能力建设，推进政党现代性建设。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确保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强大领导力，对于党的建设和领导干部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肌体出现任何微小失误，必然在全局造就严重问题。因此，全面分析党内存在的问题，全面规划党的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道路，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社会变革和转型走到今天，已经进入全面自觉设计、规划、实践和掌控国家改革与发展目标进程的新阶段，迫切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要求，建设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