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指导。然而，正是在这一领域，理论却是付诸阙如的。在借鉴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系列论断逐渐在我国经济活动中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传统的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其社会主义部分只讲计划经济，很少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则始终为空白。因此，如何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过程中原创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大使命。

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要全面深入地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恩格斯曾经这样来评价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意义：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政治经济学也就产生了”[1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的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对于资本运动的历史和规律，对于后资本道路的经济学和历史观的预见，都对于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有直接的理论指导作用。根据林岗、张宇的见解，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至少有五个方法论命题对于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至关重要的：“1.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2.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3.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4.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5.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11]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上，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从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阐释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教科书，都成为我们今天的理论来源和思想资源。

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要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积极理论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开始走到今天，一直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存在和发展起来的，有着十分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细致的理论视域。无论是关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也无论是制度经济学派、交易经济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等等，也无论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还是穆勒、李斯特，无论是萨缪尔逊、斯蒂格利茨还是曼昆、弗里德曼，都用各自不同的经济学立场和范式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宏微观结构和经济问题做了有深度和有价值的探索，获得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从而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最为重要的是全面、深入地总结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和实践经验。列宁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12]习近平指出：“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是研究和揭示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的科学，是在长期的经济发展实践中，初步形成的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需要在全面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把实践成果转化为构建理论的基本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概括地说，转化为构建理论的基本内容，就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的原则。从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至今，百余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一直在深化。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的第一力量的原理，不仅仅从马克思开始。早在马克思之前，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费·李斯特在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争论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这一被恩格斯称为“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中，就认为经济社会最为重要的不是财富（资源）的分配（配置），而是生产。生产力是决定经济社会水平的第一要素。

马克思批判地汲取了这一观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由表现形式转变为发展的桎梏，因而社会革命就要到来了。[14]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从根本上决定社会发展状况的原理。列宁曾经评价说：“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经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15]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6]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是解决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手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的历史过程，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目前我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7]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本原则和最终目标。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8]“共同富裕”就是要在制度上不断消除两极分化、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仍然造就的是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但是基本公平、共同富裕的进程是不能逆转的，必须从制度上防止两极分化。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之一。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19]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提出和规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目标和本质要求。后者是前者的经济学理论表达形式。

第二，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巩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主体内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何存在、存在基础和条件、怎样存在以及如何运行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没有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它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另一方面又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实践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既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指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合理方法和手段，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牢牢守住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底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意味着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制度中引入市场机制才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我们逐步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华丽转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有三个原则：其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二，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其三，社会主义国家要从宏观层次上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以减少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要用“看得见的手”引导“看不见的手”。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为主体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按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

第三，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在“十三五”乃至今后较长发展时期的战略指导思想。这是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经验、反思发展问题而创造的新发展理念。依靠“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价劳力）维系经济的高速增长的路径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色发展之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之一。中国的创新理念必定成为具有当代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支撑。经济学的“绿色化”也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重点引入的关键思想之一。绿色GDP、GNP、绿色价值、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经济等已经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道路需要借鉴世界经验，但是也有自己的创造。例如，中国不可能复制西方“经济零增长”或消极地隔断人与环境的“环境保护”策略，而是要探索在中高速发展进程中、在人口大国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环境下的绿色发展之路，需要我们提出“环境支持”战略。中国的发展的转型升级必须要依靠更高水平的开放才能实现。因此，不仅要更完善“请进来”的市场机制，更要在影响全球、引领世界的战略谋划中“走出去”，利用好国际市场，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世界经济共同繁荣。我们的发展是包容、共享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走共同富裕道路。我们积极推进世界的共同繁荣和共享成果。这些内容，都是当代中国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实践贡献，也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最新鲜的经验。问题在于：如何用专业化的经济学原理表达这些内容。

第四，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经济增速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转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是我国进入新常态的三个显著特征。这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总趋势、总规律。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竞争加剧而有机构成提升会导致利润率有不断下降趋势。从世界范围看，随着经济总量和资产基数增大，发展速度将会从高速向中高速甚至低速转变；为了取得市场竞争优势，资本将不断更新固定资产，提升有机构成，向更高、更新技术攀登，因而创新是资本的必然行动。随着有机构成和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的形成，经济结构也必然优化，低效高耗弱势的传统产业必然在于高新技术产业竞争中不断败北而退场。新常态当然更具有中国必然特色。中国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因而传统高速增长模式也不可持续，必须要转向创新驱动、优化产业—经济结构。这些内容，都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中国为这些内容增添了自己的特色和经验。

第五，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主要由产业经济学、空间经济学集中讨论产业结构、工业布局和城镇化空间结构问题。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等都具有中国独创特色，成为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基本要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方的工业化、信息化是分离的两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美国进入工业化制造业的高端，“福特生产线”就是标志。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美国进入所谓后工业文明时代，“后福特时代”信息化才真正开始发力。目前的德国工业4.0、美国的3D制造等都是在信息化高端对工业化的新技术改造。而中国处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复杂现代性语境中，在工业化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信息化同时出场、甚至先于工业化出场。因此，如何抓住信息化机遇来完成新型工业化，用信息化带动、改造、提升工业化，不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就成为中国新现代性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发展正在走这样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用《工业制造2025》、互联网+、工业4.0、多D制造来实现中国的高水平工业化。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也是如此。西方空间经济学用产业和人口群落聚散理论来解释城镇化的空间布局结构。西方的城镇化经历了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三阶段，之所以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主要是被人与自然关系、产业布局与人口集聚关系、城市与乡村关系三个方面牵扯。初期的经典现代性主张人征服自然、远离粗野的自然，所以城市化远离乡村、自然和农业；而后现代化崛起，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亲近自然，远离拥挤不堪、闹哄哄的城市，因此人们追求逆城市化。而新现代则重新定位人与城市的关系，将城市重新改造成为人与自然和谐、人际亲情交往、产业布局合理的家园。中国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可能走西方先消灭农村、破坏自然、单纯发展大工业和城镇化的老路，而是走大中小城市并举、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并举、城乡一体化、产城结合、产乡互动、人与自然和谐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道路。空间经济学关于产业和人口、经济要素集聚的原理在中国得到了新的发展。

第六，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经济与社会事业应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点上。同时，我们党确立了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基本国策，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主要包括以下原则：一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二是强调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三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

第七，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论。西方经济学、政治学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论汗牛充栋。罗尔斯《正义论》关于分配公平的正义理论，阿马蒂亚森关于自由与反贫困的理论，瑞典学派关于社会保障的理论，米勒关于分配正义的独特见解，桑德尔关于多元正义的理论，等等，都对于中国的分配正义理论有借鉴意义。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过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20]；二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将实行按需分配原则。低级阶段则要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从以下三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上述分配原则：一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二是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

创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表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的标志。正是在这一领域，目前学界正在深度研究，期望在近期有重大成果问世。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 参见皇埔平：《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载《解放日报》1991年3月2日。

[3] 参见黄少安：《所有制结构及其与市场经济关系的一般分析》，载《山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4] 参见吴敬琏：《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回顾与前瞻》，载《东岳论丛》1994年第4期。

[5] 参见谢韬、辛子陵：《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6] 卫兴华：《关于股份制与重建个人所有制问题研究》，载《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6期。

[7] 参见李克强2016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8] 新华社北京2016年3月4日电：《“让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在民建工商联委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9] 参见李克强2016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11] 林岗、张宇：《〈资本论〉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方法论命题》，载《当代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

[12] 《列宁全集》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13] 《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3日。

[1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15]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116页。

[17]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载《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19] 习近平：《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6月18日。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