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曾经说过：《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革命作用的描述，是“对资本的最高褒奖”。的确，马克思对于资本这一历史的生产方式的分析是完全辩证的和历史的。一方面，马克思从历史发生的角度阐释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或“世界历史性作用”，认为只有资本才能摧毁前资本社会的一切旧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撕开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使生产力飞跃发展，使民族成为全球化，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推动着世界不断革命化。但是，由于资本剥削本性使然，一经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滴着血，必然由于其内在矛盾而退场。危机证明着这一铁律的正确性。丧钟敲响！剥夺者被剥夺！外壳被炸毁！历史要翻到后资本社会新的一页！但是，马克思并没有预测到：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资本借助于创新逻辑而实现新的发展。对于低于资本时代水平的民族国家而言，资本依然起着推动世界历史的进步作用。

承认这一世界历史作用的存在，充分利用和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构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的重要环节。由商品交换普遍化而形成的市场经济，将一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和一切经济要素市场化，劳动力、货币、资本、物品、知识、技术等都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市场成为经济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亚当·斯密在著名的《国富论》一书中根据价值规律本性将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机制称为“看不见的手”，即价值规律在价格波动背后起决定作用。市场作用之一是调节要素在各部门之间的配置。利润主要看市场价格与价值之间的高差。而市场受到供求关系影响。某一部门产品供给小于需求，则价格高于价值，就会出现利润，就会吸引要素在这一部门集聚。在市场中，资本的获利空间大小决定了资本的活跃程度。反之，供大于求，则价格跌到价值以下，不仅没有利润，相反会亏损，因而要素就会逃离这一部门。因此，市场就起着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市场的第二个作用就是促进要素创新，包括科技创新、资本创新资本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等。创新会降低成本，个别企业的总生产和商务成本低于整个社会，那么不仅会获得一般利润，而且会获得超额利润。因为商品价格是按照社会平均价格计算的。市场的第三个作用就是不断扩大差异，推动两极分化，淘汰弱势。既然价值规律能够通过市场调节合理完成资源配置，政府就扮演“守夜人”角色，保护市场不受外力破坏就可以了。斯密没有“市场失灵”概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像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是市场普遍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经历货币与商品的交换分离之初就内在地、抽象地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而随着市场被资本普遍占有并成为日益疯狂扩大的形式支配下，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使商品没有办法完全实现价值，因为一方面生产扩大的无政府状态，一方面是资本剥削造就市场购买力的相对不足，结果是造就生产的相对过剩，因而危机就不可避免。“市场失灵”、危机爆发表明资本内在根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无可调和，因而，1929—1932世界经济大危机证伪了斯密教条，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在《货币通论》中，以“充分就业”为标准，根据“需求决定了供给的边界”“产出总量等于消费、投资、财政赤字和净出口四项需求的总和”原理，要求国家通过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来宏观干预市场资源配置，在美国的实践就是所谓“罗斯福新政”，用所谓微通胀、高税收、社会保障、计划生产、补贴限产和举办国家工程等多管齐下的方式拯救危机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西欧相继陷入经济“滞胀”，通胀再也无法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失灵”，使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张对自由市场作用要所谓“再认识”，用所谓“货币数量”来调节和防范危机。知识经济加上创新的资本逻辑通过金融创新杠杆和房地产等消费品资本化手段来促使美国经济一度跨越十年繁荣，走出滞胀，然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又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自由市场的神话破产。马克思关于资本批判的逻辑依然是真理。今天，中国积极引进外资，发展民资，壮大国资，都采取资本形式。一个基本的探索过程是：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思路，我们如何构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依据总是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中产生。

列宁晚年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一个主要顶层设计，就是要积极引进外资，并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交换原则的外壳来帮助年青的苏维埃政权恢复经济。斯大林在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中，深刻地总结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经验，认为在完全国有的大工业企业与集体农庄之间，应当采用商品交换关系来处理其经济关系，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依然存在。毛泽东同志在阅读这一著作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于这一思想大加赞赏、充分肯定。认为这是新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巩固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石。但是，随着晚年跌入“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路线的窠臼，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被视为是“资产阶级法权”而遭到否定。

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商品经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认识指导下，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成为改革的第一个首选目标。然而，计划成为束缚市场的笼子，市场难以真正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杠杆。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革中究竟要不要实行市场经济，学界政界都有争论。针对这一争论，1991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讲话中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都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进一步明确：“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1994年，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正式宣布：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此，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外经济学界围绕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和深度的理论探讨。这一争论也必然影响到学界。质疑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存在着社会主义改革和资本主义改革两条路线、两个方向的争论的，在经济上，到底是完善计划经济还是走市场经济道路，是分水岭。辩护者中则提出了以下几种辩护理论。第一是认为市场和计划都是实现经济资源配置的形式或工具，既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因而，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2]第二是借用转换生成语言学乔姆斯基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深层结构的存在形式，而市场经济是表层结构的存在形式，两者可以相互选择。即同一个深层结构可以选择计划或者市场不同的表层结构为自己服务。[3]第三则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市场能够促进这一过程，那么就可以与社会主义相容。[4]第四种理解则更深度地阐释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采取资本和市场实现普遍交换和合理竞争所能够达成的发展效率。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实现普遍的经济社会股份制形式，因而也是以资本市场普遍化为前提的。[5]当然，批评和质疑这一观点的经济学者也大有人在。卫兴华教授指出：“股份制不是一种独立的所有制存在形式，只是一种资本的经营方式。不能把中外私人资本组成的股份制视作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要混淆所有制的存在形式。”[6]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与一般市场经济有什么差别，这是国内外关注的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大学术问题。西方国家在讨论中国加入WTO申请时的一大问题就是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身份，纠结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属于市场经济。尽管中国最终获得国际认可，但是西方许多学者依然有存疑。国内学界也一直在深度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特色是什么？

国内一些学者不同意在市场经济前面加“社会主义”的前缀。认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无关，也与公有制、私有制无关。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同属于市场经济，但是有不同的经济性质和特色。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独特的所有制结构，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结构，这构成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其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尽管民资、外资和国资都采取了资本形式，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不是放任的，市场和资本的消极作用是受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政治力量的限制的。政府严守资源配置的边界和底线，一旦市场越界则政府会积极加以干预和调控。此外，在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中，社会主义将发挥更大的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通过再分配环节来减缓甚至抵消由于市场带来的贫富差距两极化现象。再次，政府引导市场，发展经济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从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到产能过剩买方市场，从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拉动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都用经济和政策杠杆及时引导市场、驱动市场，创造市场。最后，所有转型和改革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由不断完善的法制保障，在社会保障日益完善及其政府底线支撑的条件下进行的。在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市场经济，无论目的、过程和结果都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都要积极利用资本和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但是也同样不可能自由放任市场和资本的消极作用而无动于衷。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始终是学界关注的最重要的任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这一框架的微观基础。深度讨论如何让一个合格的市场主体进入市场，成为学术研究最有成效的领域。“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方针。多年来，学界关于如何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推动了《物权法》《企业法》《公司法》等10多部关于企业的法律法规的相继问世。建立统一完善的市场体系，主要针对市场交易行为的公平性、交易信息披露的准确及时完整对称性，反垄断性，因此对于企业市场行为的监管则有《公平交易法》《上市公司准则》等。对恶意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则有各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其相应的处罚。建立和完善政府基准调控权力系统也在不断完善。法定规约政府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反对全能政府。在一个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驱动不能缺少政府因素。然而，市场发育长期依赖政府驱动甚至政府主导，所谓“A（政府）+B（市场）模式”也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市场发育早期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这一模式的优点是经济稳定和信用等级高，政府成为市场的底板；市场早期发育迅速；政府部门较为熟悉经济运作。问题是政府权力深度介入市场，引发权钱交易，各种腐败。市场后期发育受阻，政府无法超脱，容易造成行政性垄断公司的大量存在，对于其他市场主体的自由竞争产生机会不公平。因此，当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是通过渐进性改革、走一步看一步时，在某个阶段因为行政性权力的过度介入或没有及时退出而更容易造成行政性垄断，甚至使利益固化，成为市场化改革、市场化体系要进一步加以完善的严重阻碍。因此，全面深化改革，主要改革对象就是这些由政企不分的行政垄断性及其固化了的利益结构。此外，大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市场化竞争带来的风险后果限定在一定的网中，以减少社会两极分化带来的整体动**，保持社会稳定。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预见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需要实行市场经济。重建个人所有制主要依靠国家来达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恩格斯晚年对通过和平手段夺取政权后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改造虽然有若干设想，但是却缺少实践。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属于非社会主义常规举措。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虽然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仅仅将其限制在很小的范围。旧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始终以畸形或扭曲方式存在着。新中国成立后，先实行供给制，后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制度。只有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才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与发展的主要任务。各种市场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探索。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现象也都不可能完全避免。特别是国内市场随着开放进程的加速，与国际市场联通，受各种国际市场波动、国际资本变化传导而来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就对我国经济的运行产生强烈冲击。WTO、TPP、TIPP等都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完善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的一大重要任务，就是要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个大局。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始终需要强化党的领导，大力推进法治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经济、规约经济。

经济学界更多地还深入探索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所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所谓“转型经济学”。从农村出现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开始，1984年进入城市企业经营模式的改革，我们进入了市场主体建设的破冰。放开部分物价、促进商品市场的迅速形成起始到统一价格体系和严格市场交易监管，我们进入了市场培育序列。回城知青自谋职业、放开农村进城务工，城市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大学生毕业不包分配自主择业，劳动力市场开始起航。股份制企业上市和股票交易逐步扩大，金融债券不断试水，资本市场日益形成。技术转让和服务逐步市场化，形成了技术市场。进出口贸易日益繁荣、保税区和各类开发区、园区、高新区全国布点，直到自由贸易区和各种跨境交易自由贸易平台的建立，与国际市场逐步接轨。中国的经济学界研究聚焦问题的领域跨度是史无前例的，内容包括：从国企改制到混合所有或股份制的建立，到各个要素（劳务、资本、技术专利、物品、人才、信息等）市场的形成，从市场规治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政府宏观调控到市场边界的划定，从股票市场信息有效披露到上市公司准则的制定和操控监管，从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从空间产业布局到开放区域和形态（自由贸易区、开发区、高新区、关税保护区、跨境电商贸易区、边境贸易区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开创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成功运用市场经济的先河，是把马克思关于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市场、资本作用的原则思想在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