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如何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百余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必然存在着从当年到当代的时代化转换。通常，“时代化”被指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建设、发展、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结合以及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这固然不错，但是不够全面深刻。因为时代之所以转换，就外部世界环境变化而言，经历了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转换；从中国自身来说，在新旧全球化转换催生下，从革命时代转向建设、发展、改革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题从研究“革命的逻辑”转向建设逻辑、改革逻辑和发展逻辑，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和文化，探索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语境也发生重大变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也因此成为一个重大时代任务。因此，时代化实际上包括了以下几个内容。第一，时代场域发生新旧全球化时代的根本变化；第二，马克思主义对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理论阐释也出现与时俱进地创新；第三，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当代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探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的主要使命；第四，马克思主义在与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后现代思潮、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等对话中超越性地实现创新发展；第五，马克思主义创新文化的时代形态。

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时代化的系列挑战。在经历了世纪之交一系列重大事件：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工业社会的洗礼、“911事件”和反恐战争、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国崛起、全球生态危机、工业4.0和“互联网+”知识经济以及后现代思潮冲击之后，马克思主义，还能够被认为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旗帜”（萨特语）吗？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詹姆逊语）的充分实现，当真是由西方来重新制定“跨国惯例”及全球秩序，宣告“历史的终结”（福山语），而共产主义“乌托邦”（诺齐克语）不正在现实中被“消解”“解构”（福柯语），“边缘化或零碎化”（哈桑语），从而成为“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语）吗？在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奋力开拓征途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从“中国特色”走向“后中国特色”，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原创自己的理论话语并走向世界？

马克思曾经深情地说过，真正的哲学总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科学理论都将自己的理论思维深植于专属于自己时代的问题谱系或时空结构中。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她是问答逻辑。时代提出问题，理论解答问题，理论成为时代问题的解答录。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与穿透力，就在于她总是能够不断地正确指认时代本质，及时解答时代问题，科学拓展时代视野，总体把握时代方向，从而“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

21世纪，人类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深切关注与科学指认当代问题谱系与时空结构的过程中，在与后现代思潮对话并作批判性超越的实践中，充分展现“交往实践观”的张力，构筑新的理论地平线。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定走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原创着中国理论。那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时代化问题上究竟关注哪些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场域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

要科学指认马克思主义当代视野、问题谱系和理论主题，首先必须科学指认“自己的时代”。世纪之交，“全球化”成为全球关注的首要问题。众所周知，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的奠基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就曾经从“世界普遍交往”观出发，系统论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近代资本主义借助工业文明、商品与武力等交往实践征服世界，促使世界普遍联系，使“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即全球化。交往实践到处打破闭关锁国的民族和国家的壁垒，使全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使生产社会化、国际化，它造就世界市场、世界经济、世界文化和世界民族。“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使分工的规模已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

时至今日，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新时代。正如本书第二章曾经提及，与20世纪相比，今天一个令人瞩目的重大事实是：全球化时代的性质、结构和趋向正在出现重大转折，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比较这两种全球化时代的差异，是我们科学认识与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时代主题的一个非常重要而深刻的基础。那么，新旧全球化时代的本性、结构与特点之差异何在呢？

第一，产业轴心不同。直至20世纪中叶，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时代的产业经济基础主要是机器—电力大工业，轴心即工业文明。西方国家凭借先进的工业文明，在全球建立起对落后国家的统治。旧全球化时代的轴心是工业文明对世界的统治。而20世纪末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后工业社会”，其产业经济基础已从工业文明转向以信息与通信技术、电子、空间技术、海洋科技、生命科学等新科技为轴心的后工业文明经济体系，或曰“知识经济”体系，并经过20年的结构调整，已基本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后工业文明的经济—政治—文化控制体系的过程。

第二，结构构成不同。以工业文明为基础，旧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建立了以“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的“中心—边缘”发展格局。作为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极，而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欠发达国家则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边缘极。边缘国家要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内容，即所谓现代化，就是完成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当年，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全球化基本特征所做的深刻分析，列宁就帝国主义阶段的全球化中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做出的阐明，其“全球化”格局都是建立在一个两极格局基础之上：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普雷维什及阿明等人的“依附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刘易斯在《增长与波动》中对“世界两极经济格局”的分析，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中所指认的全球分裂结构，如此等等，均以“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全球化发展的轴心原则是工业文明原则。而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轴心原则是后工业文明原则。其基本结构是“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完成了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变，以知识经济、后现代主义与全球互联网为标志，形成了后工业（后现代化）社会。丹尼尔·贝尔、托夫勒、奈斯比特、罗伯逊、斯克莱尔、海纳兹、亨廷顿、詹姆逊、利奥塔等人所论述的正是这样一幅变动的社会图景。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则进入了工业文明的中期。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工业文明的衰落与新兴工业文明国家及地区的崛起，全球化体系曾经在工业文明平台上出现了发展的多极化、多元化格局。然而，在不到30年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向后工业文明转变的完成，一个新的全球化格局即“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已经基本形成。多极化被新的两极化所取代。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在全球扩散路线图，使这一体系暴露无遗。与以往不同的是，它是在全球多元化的格局中实现的。全球化时代的实质和主要矛盾已经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格局转到“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结构平台上来。毫无疑问，这一新格局既成为促进中国30多年抢抓机遇实现自己初期快速发展的宏观条件，也成为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要转变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以摆脱陷阱的前提。大批制造业向中国转移，正成为中国大发展的机遇。中国迅速成为新的“世界工厂”，然而这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支配的、以“代工经济”“装配车间”形式出现的制造业大国。以“三高两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价劳力、低端制造业或高端产业中的低端环节）模式为代价创造的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位，不可持续。印度、孟加拉、越南、非洲等十六个新发展国家和地区正在取代中国的原有产业地位。中国如果不能在发展方式上争先进位，转向创新驱动，那么步入陷阱是必然的。

第三，全球化时代的内在张力发生重大转换。旧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主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点、以大一统的抽象理性与殖民主义为工具来实现的“全球一体化”，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一个模式、一个范式、一个标准来剪裁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内在张力十分有限。反之，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则是以跨国公司与多元文化为基点、以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为媒介所形成的“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例如，跨国公司——超越国界的无冕之王，是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但是任何跨国公司都不能无视各民族国家与地区的差异，因而他们的策略大多是所谓“全球化战略、本土化执行”，两者之间保持相当的张力。欧盟、东盟、北美等各种经济共同体间的差异与碰撞显而易见，一体化与多元化并行不悖。同样，在全球政治—文化层面上，既存在着日益紧密交往、对话与合作，又存在着差异与冲突。两极张力密切相关。多元的现代性格局，使中国自主地走自己的道路成为可能，中国重写现代性重写现代性成为必然。

第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发生重大转换 在旧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时代，其主要控制方式是实体性的，通过商品、资本与武力，来建立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而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极对全球的控制方式主要是通过人才、信息、科技、政治、文化及大众传媒，造就“后殖民主义”与“后帝国主义”。全球互联网、话语生产、知识经济及其文化传播，成为其借重的主要手段。全球冲突将越来越从实体层次向信息文化层次转变。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体系的重建》，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展示了这一全球图景。全球化软实力的比拼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激烈，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对全球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然而，中国影响世界的方式，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产品和人民币等硬实力，更要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对全球发出自己的思想、文化、价值的声音，创造和传播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中国思想、中国理论、中国话语、中国科技。

第五，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即从旧全球主义转向新全球主义。所谓旧全球主义是旧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它是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它依靠启蒙理性，即抽象的、同一的、唯一的、整体的理性，将西方的启蒙思想奉为唯一的真理，将西方的工业文明视为唯一的文明，并以此为尺度来剪裁和规范全球化结构。它成为全球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在托夫勒看来，这也是工业文明社会的逻辑。“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集权化”，成为其现代主义统治的精神特征。反之，与后工业文明相对应，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是后现代的，它在深刻变革旧全球化时代实践结构的同时就深刻变革了旧全球主义，造就出一种本质上是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它主张多元文化而反对单一文明，强调差异政治而否认单一正义观，指认断裂而蔑视同一整体，消解思维等级和中心性而主张“平面化”，解构先验的理性或本体意义的决定论、唯一论而推崇全球话语的众声喧哗。差异、断裂、冲突、矛盾，这些在福柯、德里达、亨廷顿、贝尔及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学者笔下的词语，越来越经常地成为新全球主义的理论范式，进而成为21世纪的思维向度。

总之，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根源在于资本创新资本创新，是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的全球表现。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在深刻改变人类全球实践结构与生存方式的同时，深刻地变革着人们的全球化观念，从而构成马克思主义当代视野、问题谱系与时空结构：在超越旧全球主义的单一主体性及其“主体—客体”模式时，我们必须面临一个重大任务：发展或重构马克思主义关于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理论，将一个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念推到历史的前台。新全球主义需要并且呼唤新的理论反思，这就是作为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本质、核心和基本特征的交往实践观：这一观念，直接构成马克思主义当代视野的轴心。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就是交往实践的时代。因此，马克思主义只有在理论上关注与反思交往问题，使之凸显其21世纪理论主题的地位。交往实践观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把握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本质的主导范式。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把握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本质的深层逻辑？

如本书第二章所言，马克思批判反思资本本质的过程中，就以交往实践观来深刻阐释全球化的结构。交往实践观也因此成为我们科学把握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本质的理论逻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交往实践观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把握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发展总趋势的基本理念，成为时代精神的高度体现，不仅源于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客观需要，而且还由于交往实践观的科学视界使然。交往实践观可以科学界说、深刻阐明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概念的本性及基本特征。

虽然“全球化”观念伴随着世界历史进程而生，具有较悠久的历史，但是对全球化的系统研究却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问题”，经过80年代全球发展理论的中介，直到90年代才真正受到全球的普遍关注。在当代，研究全球化观念的理论范式，存在着从现代主义经后现代主义到交往实践观的转向，交往实践观成为这一转向的回归点。

现代主义全球化观念 全球化原本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运动的产物。近现代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以现代主义为轴心建构的全球化观念，即旧全球主义。如上所述，旧全球主义是以启蒙哲学为基础，强调单一主体性、单一中心性和单一尺度的全球化观念。这一观念，既是旧全球化时代的精神支柱，也是其基本的精神象征。至今它依然以传统的理论力量和各种不同类型的观念方式存在于各种研究之中。概言之，其理论倾向，存在以下几种类型。

其一，以国家为基础构筑全球化图景的“基础主义”。在旧全球化时代，现代化与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宗主国或帝国主义疆土的极大扩张，或将原本分裂的民族国家整合到一个被列强瓜分的世界历史版图。“日不落”大英帝国的出现，两次世界大战硝烟烽起，均与旧全球主义将国家作为全球化的基本单元这一观念有关。在当代，这一基础主义全球观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全球发展理论中，如普雷维什的“依附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等，都以国家为基础，将世界视为一个由国家间发展关系构成的全球体系。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虽然在变革“依附论”理论范式时提出必须改变整个世界结构，而不仅是边缘地位，但是其重建地球家园的基础依然是国家。

其二，以启蒙哲学为思维基础，将“全球化”等同于“全球一体化”，即认为超越国家主权的全球一体化关系正在主宰着世界。这一理解包含着以下几种重要的含义：（1）在我们居住的这一星球上，随着发达的交通和通信技术覆盖世界，跨国公司遍布全球，世界空间正在缩小，“地球一村，世界一家”，国家、民族已难以成为阻挡偶发事件蔓延的绝对屏障和“防火墙”，任何一人、一事即“星星之火”都可能引发全球性事件。（2）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市场和全球互联网等“第三种力量”已从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多方面大大超越了世界各国的国家主权，世界体系的划分正在按照超越国界的全球性结构来组建。全球体系正在变成一种“跨国惯例”（斯克莱尔语），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层次都有自己的代表性制度和惯例结构。“文明的冲突”、生态环境保护、打击毒品与走私、和平、全球发展、反贫困计划等全球性问题需要联合国等全球性组织来干预和协调。如此等等。

其三，以线性决定论思维方法为基础，将全球化概念限定于更狭窄的“经济全球化”范围，而相对无视文化、政治对于全球化的关键作用。Y.弗里德里希斯在《全球化——概念与基本设想》一文中认为：“全球化被理解为世界范围内经济活动的网络联系。”曼纽尔·卡斯特尔斯在《欧洲城市，信息社会与全球化经济》一文中也强调：“我们把全球化的经济理解为在真实时间内，在这个星球范围内统一运作的一种经济。这是一种在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传输、原料提供、管理和组织等方面实现了国际化、完全相互依赖的经济。”显然，他们用这一概念来指称由超越国界的一系列经济因素——自由化国际贸易市场、世界金融体系、跨国公司及其各种经济联合体等所组成的经济一体化。1999年1月28日至2月2日，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了“世界经济论坛”第29届年会，主题是“负责任的全球化”，这一议题涉及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因而受到联合国、各国政府、企业界、金融界和新闻界的普遍关注。这次会议的主题也仅限于“经济全球化”问题。可见，国际社会关注全球化问题的焦点和基本视界，在于经济层面；同时，关注经济全球化内涵的主要着力点在于“经济一体化”。

其四，统一的制度—规范体系。沃勒斯坦以“经济的世界体系”来解释全球化的基本规范结构，晚年又辅之以文化结构为补充。吉登斯吉登斯对现代性进行制度分析，在《社会的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民族—国家暴力》《超越左与右》等著作中，从世界结构转型角度分析全球化历史，认为全球化是四种现代性的制度从社会向世界范围扩张的结果。社会的监督演化为民族国家体系；社会中的资本主义演化为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军事力量扩张为世界军事制度和秩序；社会的工业主义则变成了国际劳动分工。他对后现代主义全球观持保留态度，其立论基点在于现代性制度分析。

后现代主义全球化观念 以后现代主义为基本视界构筑的全球化观念，本质上是一种新全球主义。他们秉承后现代主义所独有的“断裂”“差异”“多元化”“反中心性”及文本研究方式，对于超经济的国际关系，大多取“多元化”或“多极化”的观念。经济层面的全球多样化与政治、文化（文明）层面的多元化相结合，这就是他们描绘世界格局或理解全球问题的基本范式。

第一，全球化趋势的多样化、多元化与差异化。后现代主义全球化观念认为：以工业文明和启蒙理性为轴心建立的现代主义全球化观念已经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过去那种单一主体性的基础主义、单一规范与单一尺度的全球化已为多元化和差异化趋势所代替。（1）民族国家再也不是全球化时代的唯一实体基础，而为多元的国际化存在方式如族性、跨国公司，绿色和平组织，文明共同体，互联网族，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金融体系等所取代。民族国家正在熔化（雅克魁斯语），“全球场”将由“民族社会”而不是“国家中心”作为总体分析的参照点（罗兰·罗伯逊，1992）。（2）全球化的同质结构——西方中心论所推崇的单一主体性霸权已经为多元主体的网络结构所消解。应当把全球共同体看作一个由众多网络组成的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个人和团体被吸纳进一种更加全球化的存在之中。多样的网络持续流动使全球化的整合过程不是更统一，而是更加多元化、分散化和变动不居（海纳兹，1992）。（3）全球化的单一规范和世界体系已经为多元差异的规范所取代。女权主义、生态主义、黑人政治、族性革命、克隆技术甚至同性恋都在冲击着旧全球化时代世界体系的文化基础和文明观念。再也不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全球规范底板。不同力量、不同存在的相互作用和高密度的整合构成了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景观。（4）多元化尺度，使参与全球化的主体多元化。新全球化新全球化绝不是由那种按照启蒙哲学构造的单一价值尺度支配的，相反，是由多元价值标准差异地重合的。因而，具有多元差异内质的主体具有多元化的选择性。

第二，强调全球性多元文明和文化、信息交往的优先性。全球社会经历了工业文明的洗礼，在迅速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同时，使全球化的主导方式由经济层面向文化化、信息化和知识化转变。弗里德曼将所谓“霸权周期”、“积累中心的转变周期”、世界体系的变动、“文化身份的周期”结合在一起，运用新历史主义方法加以分析。他认为，随着霸权周期的转移，全球体系的中心也发生断裂式改变，各原有成员的身份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现代主义走向衰落，族性凸显，传统与后现代主义并存。现在的全球体系已经无法维持一元化的文化逻辑，多种文化的共存是旧体系衰落的必然结果。全球体系内部的异质化和文化多元主义是全球化的必然逻辑。斯克莱尔则认为，全球化超越了“国家中心”。“跨国惯例”造成了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等三个层次的全球体系。其中，文化—意识形态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如大众消费主义文化“是将体系捏合在一起的螺栓、螺母以及黏合剂，没有它们，体系就会七零八落”。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体系的建构》中认为，在冷战后的全球化体系中，其主导范式不是经济，也不是国家间政治利益的关系，而是全球化文明间的冲突。世界体系就是由八种甚至更多的文明形态相互冲突造成的图景。

第三，分散化、动态化和过程化。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再也不是一个由统一规则统治的全球性整体，而是由多元规则、多种向度和多重力量交织的总体，就每一个层面来说，是整合中的分化发散中的整合，或是高度分化又高度整合，是一种德里达笔下的“撒播”状态。这一状态是一种流动的、变化的、网络化的，而不是实体性的存在。它并非等级森严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体系，而是平面化网络式的结构。

交往实践的全球化观——马克思主义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理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全球化观念虽然具有各自的合理性因素，但是在总体上却是各执一端，皆有偏颇。现代主义全球化观解释视界基本上还停留在旧全球主义的地平线上，带有浓厚的启蒙哲学的意蕴，具有单一主体性、单一理性、单一规范等缺陷，强调一体化、经济化和规范化而无视多元化、差异化、文化化，与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本性相悖，因此有待变革与转换。反之，后现代主义全球化观强调多元化、差异化、变动性等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但由于相对忽视规范化与整合化，因而也难以科学把握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本质。

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视野中，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往实践。所谓交往实践，是指多极主体间通过改造或变革相互联系之客体的中介而结成网络关系的物质活动。而交往实践观，即运用交往实践来反思和把握人类社会的观念，认为当代社会的本质是全球化社会，这一社会由多层次的交往活动即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话语交往等构成，人们的交往实践即物质交往无疑是交往的社会基础。在交往实践观看来，以往学界在理解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时对实践结构做了有局限的解释，将之归结为“主体—客体”两极模式，而忽略了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交往关系和运行机制，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单一主体性、单一实践关系（只见“主体—客体”关系，不见“主体—主体”关系）、褊狭实践运行机制和片面的实践动力等缺陷。而交往实践观则认为，实践结构是由“主体—客体”与“主体—主体”双重关系之统一构成的整体，即“主体—客体—主体”结构。交往实践作为新全球化新全球化的本质、基础和动力，其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多极主体性。全球化不是自然无声的“类”聚合，而是多极主体间交往实践关系的整合形态。多极主体性指在全球**往实践中共同操作者和交往者，他们是一些具有社会差异特质、彼此处于世界交往关系中的个体和群体，民族国家和族性共同体，直至全球命运共同体。他们彼此既相互差异，造成多元化、异质化和差异化，又在交往实践中通过改造共同的物质客体之中介而彼此相关。

第二，社会交往性。任何社会实践都是“主体—客体”和“主体—主体”双重关系的统一，因而都是交往实践。从新全球化新全球化内在结构来看，任何发展主体的实践都与他者的实践衔接，以客体为中介，任何民族面对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关系即“主体—客体”关系都成为全球性“主体—客体—主体”结构的一个环节，而其自身同时就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着主体际关系。

第三，双向建构和双重整合。新全球化新全球化与旧全球化的显著区别之一，在于旧全球化是基于单一理性和主体性基础上的“一体化”，而新全球化新全球化则包括“世界一体化”和“多极化”两个相反相成的向度。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在交往实践中达到高度一体化，而且是高度一体化与多元化的统一。它们都是交往实践双向建构与双重整合的产物。“道一生两仪”，两仪生八极。所谓双重建构，即指交往实践一方面在多极主体基础上建构全球**往共同体，另一方面，以交往实践的返身性而达到主体的自我重构，构建具有独特个性的多极主体形态。所谓双重整合，即一方面在交往整合中产生主体系列——参与全球交往的多极主体，另一方面按对应整合生成交往关系系列——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新规则和新格局。根据这一原理，新全球化新全球化一方面在交往实践中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合成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新秩序，即一体格局；另一方面就必然会对应生成多元化交往主体——各交往主体将从交往中获得的内容内化为个性化主体的建构。多元化、差异和断裂，是后现代社会的必然特征。即便在世界经济领域，也不仅存在着越来越紧密的关联性影响，而且存在着各种区域合作的个性化趋势。欧元的启动，地区共同体的崛起与功能强化，使世界经济呈现多元化、多极化格局，这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和促进全球经济结构的整合。因此，超越旧全球化时代的单纯一体化特征，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必然是集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