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在全球语境与中国视域关系中发生的理论与实践对话过程，也是中西文化对话过程；立足中国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主解读不仅是实践的，也是文化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具有实践路径实践路径，也有文化路径文化路径。不仅如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真理形态，也具有文化形态。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深度融入中国实践与优秀文化，造就了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丰功伟业，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举世罕见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同时也相应产生了全球瞩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思想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史，深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和形态，需要进一步科学分析和解答有关的若干重大问题。

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经验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在批判地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汲取优秀传统因素过程的产物，更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继承者和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的产物。通过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汲取和改造、进而创造出民族的、大众的、时代的文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转型问题一直成为百余年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问题之一。战争不仅是东西方物质硬实力的碰撞，也是文化软实力的比拼。然而，在“坚船利炮”等咄咄逼人的西方物质霸权面前，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化的认识主要停留在物质硬实力上，而没有深入文化的内核上。“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对两者功用地位做了严格的区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仅仅把现代化当作物质化硬实力的同义语，使得中国最终在甲午战争的失败中付出了血的代价。痛定思痛后得出的结论，是不仅要强物质实力，更要变法变制图强。于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相继出场。但是依然遭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反思的结果，国人渐醒，意识到文化的根本性、基础性和关键性。因此，以改造国民性、以文化变革来解决中国社会变革问题的总体路径为路径，以外来文化大传播来换血般替代中国传统文化为战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了。五四运动是一次文化大启蒙、大转型，是从文化转型外压转为文化自觉转型的转折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不仅与中国的实践发生结合关系，而与中国传统文化、其他思想文化展开激烈论辩中出场的。20世纪30年代，关于“问题与主义”“变革与保守”“科学与玄学”大论战，早已超越思想碰撞范畴，进入思想对话、文化重组的行列。通过这些文化思想层面的激烈撞击，中国的现代化从被动转为自觉，马克思主义也从输入变成中国化。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红色文化崛起、发展、成熟、强盛，经历反思想、理论和文化教条主义之后，至少在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热”对话中，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已经引起学界的深度关注。21世纪以来，中、西、马对话中，马克思主义被追问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文化身份”或文化归属问题。在“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就必然被屡屡提出。

正是在文化路径文化路径问题上，我们的研究需要打开一个坐标，即全球文化与中国文化对话的坐标，然后深度地考察相互关联的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作为原初外来思想文化体系，如何被中国文化语境所接纳？这牵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理解结构问题。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发生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究竟采取怎样的文化态度？这牵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态度和文化路径文化路径问题。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究竟如何汲取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这牵涉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成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真正继承者的问题。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文化过程，如何选择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形态？

第五，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产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创建自己的当代文化形态？

在上述五个问题上，百余年来，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和文化身份这一中心，存在着种种偏颇或谬误。

一是只讲实践路径实践路径，不谈文化路径文化路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看作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闭口不谈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似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文化真空地域中发生的。

二是在文化态度上，或者采取文化激进主义态度，如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彻底地、决绝地反传统，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或者采取文化保守主义态度，抵御马克思主义，如《东方杂志》主编伧父及其文化族群之流；或者如梁漱溟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新儒学。在两者对话上，缺少反思批判和改造的辩证维度。

三是在马克思主义如何汲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因素问题上，分不清精华和糟粕，出现了或者将糟粕当精华加以全面汲取的现象，从而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重新跌入传统文化糟粕陷阱；或者将精华当糟粕而加以拒斥。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

四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身份和文化形态问题上，或完全回避，或定位不准。不承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已经融会了中、西、马三种思想文化精神，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形态。

五是在当代文化形态建构上，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已经在融会中西马、面向新时代、创造新形态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不承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主体文化形态。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总之，上述偏颇或谬误，说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我们的研究还需要再深入，特别是需要在全球语境与中国视域对话场域中深度开展文化路径文化路径研究，因为这一维度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追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不是在一个文化真空地域发生的，而是在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实施传播和本土化过程。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一种前理解结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不仅是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相结合过程，也同时是经过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媒介过程。这一媒介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结合问题，而是重新融会、重新塑造和重新出场过程。马克思主义借助文化大传播进入中国，在中国土壤中生根发芽成长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显然借助中国原初的传统文化之力。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中国文化版图上不仅不是一张白纸，相反，作为五千年文明大国，儒、释、道等各种文化思想都在中国生长传播了数千年，巍巍然有体系、有经典、有偶像、有教众。那么，一个进一步需要追问的问题就必然产生：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过程，必然与原初本土文化发生激烈的对话关系，那么，中国本土文化为何最终能够接纳马克思主义？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历史上的佛学“西学东渐”曾经以某种“新道学”而被当时的文化所接纳，随后因为争夺文化领导权而与儒学、道学发生激烈争辩，那么，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为何能够被中国文化所接纳、融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播的前理解结构问题。

文化人类学中的解释学派经常阐发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对外来文化的理解和对话，永远带有本土文化之镜。对话是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镜间发生的。文化镜又是一种境遇，是文化场域凝聚起来的一种理解自我、认知其他文化的先在图式。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遭遇马克思主义传入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贯通性和穿透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实现？从马克思主义方面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除了恩格斯和列宁提到的“三个理论来源”而外，还是否存在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思想资源？或者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同时存在着两个思想传统：西方的和中国的？

答案应当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自己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发现这一点是有非常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表明，正如产生于西方文化语境的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系列思想理论来源一样，东方的，特别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传统的中华文明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资源。从儒、道的“大同社会”理想，到大乘佛教的“共产主义”思想；从太平天国的政治理想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我们民族从来就不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资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语境，就立即被崇尚这一思想情怀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的文化所认同、接受，因而迅速扎根、开花结果。前理解中的文化相似性，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原因。当然，无论儒、释、道，还是何种传统中国的社会主义理想，都是建立在落后的农业经济生产方式与家国一体的政治社会基础上的思想形态，虽然具有某些当今社会主义可以汲取的优秀思想和社会因素，但是在总体上不是建立在现代生产方式和发达社会基础上的，因而是非科学的社会主义。

不仅如此，这些思想还具有历史的消极因素，因而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资源的积淀越是深厚，则对于未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都会越大。从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次深刻的思想与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系统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更要研究传统社会主义思想遗产如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正民族思想资源；我们不仅需要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遗产进行全面批判地继承，更要进一步研究这一优秀思想遗产如何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五千年思想资源史不仅使我们的理论创造有了民族自己的文化血脉，而且有了一个完整的理论创新的历史逻辑；不仅可以填补整个马克思主义创造史的东方理论史的缺失，更可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中国化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当代必然结果形态和历史转换形态。

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当代出场是全部历史出场的继续，也是全部思想史的真正继承和创新者。在这一文化脉络上，我们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立场、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派，才能够既坚决反对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西方文化的跨界平移，才能反对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西方文化思想成果在中国实践的应用或结合，而认识到它有着自己的民族的思想文化之根。我们也才能坚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是所谓“儒家化”或者“道家化”“佛学化”，而认识到它是一种对传统任何思想的批判性超越，包括对历史的社会主义思想资源的转换创新。没有批判、创新和转换，任何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资源只能是传统的而不可能是科学的。马克思当年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价值评价的态度在今天依然可以成为我们评介传统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资源的尺度。一句话，传统价值只有在现代变革中才有价值。

第二个问题：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态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否真正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这不仅涉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对象的传统文化中有无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相似性和贯通性因素可以被汲取，而且，涉及作为中国化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态度。

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党的第一代创始人和领导人，大多是文化激进主义者。似乎这一文化态度也的确符合马克思“否定的辩证法”的精神。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两个决裂”的观点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传统的“无情批判”的文化态度，体现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彻底革命态度。当然，正如恩格斯强调的：辩证法也有其“保守的方面”，肯定一切仍然有存在条件事物的存在合理性，也承认传统对于创新文化的积极意义。作为“五四”激烈反传统的文化革命主要旗手，陈独秀在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著文《敬告青年》《今日之教育方针》《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复辟与尊孔》等，激烈地反孔教传统。虽然陈独秀对道、法、杨、墨并不一味否定，对儒学的意义也有肯定，但是，他强调孔教的文化变革是崇尚西方社会新伦理的必然选择：“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陈氏在答复“佩剑青年”的信中说：“记者非谓孔教一无可取，惟以其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李大钊也说：试看中国今日种种思潮运动、解放运动，那同样不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那同样不是打破孔子主义的运动？政治上民主主义（Democracy）的运动，乃是推翻父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之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义之运动。这个运动形式上已算有了一部分的成功。社会上种种解放的运动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

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领袖们的文化激进主义态度是“五四运动”中文化启蒙思潮中的普遍态度。无论是鲁迅、胡适、钱玄同等，都是需要借助文化变革来解决中国社会变革问题的。按照马克斯·韦伯原理，文化转型被看作社会进步的主要根源。因此，不变革文化，社会就不能进步。文化变革越彻底、越激烈，就越能够推动中国社会变革进步。因此，“打倒孔家店”就势在必行。这也是总结鸦片战争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产物。革命表现为文化的浪漫主义，隔断历史文化传统，极而言之也表现为历史虚无主义。这一文化“左”的偏向曾经造成了中国革命的极大挫折。陈独秀、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都源于文化的激进主义和虚无主义。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本土实际，都采取超然漠视、甚至否定的态度，因而导致了他们的教条主义，背离中国革命实际，从而必然招致失败。如此看来，文化态度与思想路线是内在关联的。

同样，纠正教条主义思想路线，如果没有文化态度的转变，是难以成功的。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与文化态度的激进主义是如出一辙的。后者甚至比前者更深层、更隐晦，影响也更持久。可以说，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是在全球语境与中国视域对话中的文化激进主义的必然表现。教条主义是表现形式，是表象；而文化激进主义态度是本质，是根本。如果只纠正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教条主义，而没有纠正和转变文化态度，那么，前者的纠正就是治标而未治本，借助文化激进主义态度，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教条主义迟早会死灰复燃。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不仅纠正了错误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更是转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全盘否定的文化激进主义态度被“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研究”的实事求是态度所取代。“取其精华、取其糟粕”的批判性继承态度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正确对话乃至对接的精神条件。因此，延安红色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究其文化态度转变方面的因素，是极其重要的。

另一方面，当然，早年的新儒学和东方派文化保守主义态度正相反。他们依然用中国传统儒学或佛学道学抵御马克思主义。维护“国粹”的《东方杂志》主编伧父（杜亚泉）以及围绕在这一杂志周围的文人群体，等人则对儒学文明持守旧态度，在坚持国学为本的原教旨主义方面下了大工夫。他们与新学派领袖们展开激烈争辩，为保全中国文化的本体地位而奋斗，拒斥一切有可能伤及儒学道统的外来思想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表现为弱的文化保守主义。

超越“左”与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持的文化态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全盘拒斥，也不能全盘接受，而是要有批判、有否定、有继承，继承一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精华，淘汰一切文化糟粕，发展现代民主科学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待一切中华文化遗产，要坚持历史的批判分析态度，即在改变中国实际的实践中的辩证法态度。这一态度，需要我们着力把握以下几点。

其一，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持历史主义的态度，“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研究”。绝不能轻易采取全面拒斥和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也不能采取不加分析照单全收、全面接受的泥古主义态度，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真全面地深入地研究。

其二，要以历史尺度和当代实践需要双重标准，科学评价传统文化的一切。所谓历史尺度，就是要历史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的历史原因、历史根据，考察其历史结构和形态，评价其历史在场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就是把传统文化还原到一定的历史链条中加以考量。所谓当代实践需要的标准，就是看以今日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需要作为评价和取舍传统文化的标准，古为今用，使传统优秀文化因素在新的生活实践中焕发新的文化生命活力，在新的思想文化语境中得到新的发展、新的语用、新的意义。如毛泽东同志对于“实事求是”的沿用改造，对于古典文献的新释，再如新时代对于和合文化延伸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创新性解读，等等。历史尺度是评价底线，而当代实践需要尺度则成为应用标准。

其三，只有充分地榨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优秀基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成功地创造作为文化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4]当一切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没有被新的文化所汲取之前，传统文化就不会完全退场，其地位也是不可替代的；而当新的文化没有完全覆盖传统文化的功能之前，新的文化的统治地位是难以真正巩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必定要经历辩证的否定过程，借用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对“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所描述的，这一过程必须要有三个关键的环节。一要全部充分榨取以往传统文化的一切“不受反驳”的合理成分；二要克服一切传统文化所难以解答的文化难题；三要有更大文化包容性、解释力和历史功能。

其四，要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一脉相承，又发生创生性转化的绵延过程，这是一次真正的文化转型，也是辩证的自我否定和自我创新。我们既不能无限地夸大它们之间的断裂，也不能泯灭两者的实际的质的差异。这一脉相承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真正完成。

第三个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否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

与新儒学、新道学、新佛学相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这一问题虽然提得很尖锐，但无可回避。这不仅涉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也不仅关系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究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批判地继承了多少合理的、优秀的成分，而是更进一步追问：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通过自己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究竟是否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中西马对话中融会贯通，创造出民族的、时代的主导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今主要继承者？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首先，“继承”是一个需要语义学深度加以分析的辩证概念。如果说，在全盘照搬、全盘接受的意义上谈继承，那么，至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主要继承者。甚至所谓主张与现代化融会、秉承“内圣外王”血统的新儒学也不是。而新道学、新佛学更不是。其他林林总总的新国学都难以标榜自己能够“回到历史去”，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地继承传统文化所有的衣钵。按照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观念，所有今日的理解和解释，都渗透着“效果史”，都是在历史间距前提下的古今对话，都难以完全泥古不化。那么，有的只有对传统的本质性的理解和继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就是在辩证批判基础上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

其次，究竟继承什么传统？有“外象”传统和“本体”精神的原则差别。所谓“外象”，就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在的表象。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外象，就是“依葫芦画瓢”，全盘按照所谓传统留存的语言、仪式、教义、规程追求所谓“形似”，而未深究其内在精神本体。这就是百姓所说的“架子货”。装着样子，骨子里并没有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思想的真正意义。所谓“本体”精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的根本价值、精神风骨和特质品格。只有本体精神，才是传统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因此，所谓文化传统，可分为“死的传统”与“活的传统”两类。所谓死的传统，就是曾经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通过一定的路径出场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精神，而由于历史语境的根本变化而退场，归之于泯灭，消逝在历史之中，于今天的生活世界中难觅其踪迹的传统。究其原因，主要是不能随机应变，与时俱进。而所谓活的传统，就是在历史上出场，至今仍然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存在并发生影响甚至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活的传统的影响当然有积极和消极甚至反动的各种不同。我们不能采取后现代“平面化”态度对待这些文化传统的影响，将进步与落后的分野完全抹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直接面对的是活的传统，间接地遭遇死的传统。无论是何种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都采取集历史主义与实践需要两种标准统一评价取舍的文化态度，都采取最大化地榨取一切优秀合理的传统文化资源的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按照历史主义还是实践需要标准，都必定是可以被分为精华和糟粕两个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部分。坚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态度，我们认为：与世界上一切民族的文化传统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场，也只有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只有不断重新出场才能持续在场。重新出场的当代中国文化在内容、特征和气质上不可能与传统文化完全同一，需要有创新性改变，需要有现代创生性转化，抛弃一切不符合时代需要的陈腐东西，增添新的时代内容，融会全球文化中的新的优秀成分，才能重新出场。而只有优秀传统才能够被历史地继承，才能够融入当代的中国文化，成为积极支撑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的精神因素，成为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也只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成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主要继承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不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恰好相反，它是这一历史文化形态的终结者；但是，它又是这一文化一切优秀因素和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其三，中国传统文化内在地包含着问题和解答两个方面。“天人合一”“天下大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境界，也是传统的“中国梦”。它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天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两大基本问题的追问和向往。无数仁人志士为了这一梦想的实现，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年华，留下了可谓汗牛充栋的文献典籍。然而，无论是儒学的，还是道家、佛学的解答方式，无论入世的还是出世的，尽管有或大或小的社会影响力，但是毕竟最终都流于空想。儒学以“内圣”开出“外王”，以圣人之言治世，主张“圣人制礼以束人心而达礼治”，没有能够抵抗外来列强的侵略与大清王朝的灭亡。新儒学主张的儒家资本主义价值观，最终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败北。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治，尽管可以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价值观统一，与社会自主观协调，但是也无法抵挡自发的危机和冲突的来临。佛学主张的“普度众生”式的佛教共产主义理想，以及地藏菩萨“地狱不空绝不独离”式的大无畏自我牺牲精神和拯救全人类的抱负，虽令人肃然起敬，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而值得继承和发扬，但终究是一个彼岸世界的虚幻故事。走向真正解决两大关系问题的现实科学道路，实现中国梦，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明了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超越资本道路后才有可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就是要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生，最终消灭一切剥削和异化，走向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走向这一目标的切实的道路。今天的中国梦，就是传统五千年中国梦的继续。

其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不是形式的，而是内容的；不是表象的，而是本质精神的。作为文化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应当在文化领域占指导地位，不是空的形式主义的权威性，也不应当仅仅是政治领导，而也应当是文化领导。而只有真正成为榨取一切其他传统文化优秀成分、代表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方向、充满文化包容性和生命活力的文化形态，才能有资格承担文化领导。确立文化领导的权威，至少需要做好三方面的文化功夫：一是文化基本问题的对接贯通，即所有被领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各家各派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聚焦高度一致，而且后者要实现问题转换，比原先提问境界更高、更科学、更具有文化生命力和拓展力；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榨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切可以榨取的合理和优秀成分；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用新方式更科学地解答了中国传统文化面对的基本问题。

第四个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否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形态？

如果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以思想体系出场的真理形态，而且是以一种价值体系出场的文化形态，那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实践经验的对话融会中努力创建当代中国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形态。

所谓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形态，是指中国当代文化形态肯定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思潮以及其他各种文化形态林林总总都将存在。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虽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其本真意义，但是不能用专政手段排斥其他思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理解和解释所造就的各种形态，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儒学等各家各派依然会长期存在。但是，占社会主导和主体的文化形态，只能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之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形态，首先是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科学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理论体系，一种实践的制度和道路，也是一种最先进的文化形态，因而在文化领域占据指导地位，拥有毋庸置疑的文化领导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先进的文化形态，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代表着人民大众的文化利益，代表着社会先进的价值观念。

其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最广泛的文化包容力，它不但随着时代彰显着核心价值体系，而且尽可能地融会中、西，汲取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精华，同时也以开放姿态大力汲取西方优秀文化因素，在新的文化场域中造就新的文化。它由于自身的原因，它本身就是与中、西文化都内在贯通的，最有可能、也最有资格来融会贯通两者，成为新的当代中国新形态文化的主体。

最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精神最富有实践性和变革性，它在与当代中国积极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变革中紧密地相互作用，不断在文化创新变革的实际生活中触摸到时代脉搏，把握问题的前沿，汲取生活的营养，获得创新的源泉，并以自己的先进文化理念引导大众，指引社会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