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场学研究范式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创的学术研究范式之一。其问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出场学范式是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积极对话的产物。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得全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受到严重挑战。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一书中宣布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已经灰飞烟灭”，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从“最初的人”变成“最后的人”。如何阐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当代性和在场性，成为全球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德里达在美国加州大学河湾分校召开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两次演讲，后来在以《马克思的幽灵》为题出版的著作中，阐明必须要继承马克思的精神，使得马克思的灵魂，成为当代在场的存在。他借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所说，共产主义被欧洲各国称为“幽灵”，来阐发自己的“幽灵学逻辑”：“幽灵出场”（《共产党宣言》），“幽灵在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性存在的现实），“幽灵退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他进而追问：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再出场而成为活的在场？因而，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问题，就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要严肃认真回答的重大问题。

其二，出场学范式出场学范式也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的问世。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完全不同于当年马克思原初语境的时空场域中重新出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场语境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出场道路、出场路径、出场方式究竟如何把握？需要做与时俱进的科学分析。这一分析，不能脱离中国历史语境的当代变化这一根本根据，不能遗忘出场路径，更要科学选择出场形态。因此，学界在这三个方面（包括中国化范式的研究）深度耕犁的时候，出场学范式出场学范式也就呼之欲出了。

其三，也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中各个范式的演化发展还不能适应重大理论创新的需要。如上所叙，各种范式的相继出场本身就是新时期理论创新需要的产物，而正因为各个范式内在的局限，使超越这些局限的出场学范式出场学范式出场。追问思想出场与历史语境之间的依赖关系，将思想出场的逻辑看作历史语境重大变化的必然产物，这就需要召唤“出场学”。我们需要在教科书改革或原理研究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但是这一当代形态赖以建构的历史构境未能了然、形态对于历史的关系未能了然，我们的任何形态话语都失去了时代的合法性。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48]对形态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和前提基础加以深刻批判和考察，使我们面对出场学。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仅仅描述思想史逻辑，那么追问思想背后、思想赖以建构的历史基础的或缺就成为出场学反思的对象。当“回到马克思”的解读视域仅仅回归到当年马克思的文本—文献学层面时，出场学就有充分的理由要求穿越文本文献背后而深度解释产生文本的历史本身。当以马克思的名义与西方哲学展开对话而推进理论创新时，出场学依然可以召唤历史实践底板以作为评判对话的真理标准。“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创新在关注重大现实的哲学解答时，出场学要求将思想出场的逻辑与历史变迁的逻辑关联，将“词与物”、思想与历史、哲学与时代构成一个具有关联场域的解释系统，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机制。从“出场”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时代和空间的语境中在场的可能性，“出场学”就是阐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机制的哲学范式。它对“出场的历史语境（出场语境）”“出场路径”与“出场形态”三者做辩证分析，在这一意义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和空间跨越的创新机制。

出场学范式出场学范式问世没有其他范式（如教科书改革等）那样较为悠久的历史，其开端是在2003年，笔者在“中国哲学大会”上所做的“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路径”报告中首次发表，并在同年出版的《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一书中着力加以阐释，因而被学界逐渐关注。而后，笔者多次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撰文阐释这一范式的特点和创新功能，并于2007年在人民出版社主持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出场学丛书”（7种），从而逐步定型。可以说，虽然这一范式的出场是必然的，然而其问世的时间偏短，因而成果和影响都还在初级阶段。

出场学范式出场学范式的基本特点主要包括：第一，出场学范式出场学范式重视的是穿越思想史和差异的“中国特色”背后的历史语境对于思想本身的决定作用。“让历史出场”“使历史对于思想的决定性机制再现”成为出场学关注的第一重点。为此，出场学范式出场学范式成为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关于“任何社会的意识都是被意识到了的社会存在”的基本观点转换为研究的自觉方法的尝试，成为力图超越所有思想层面的东西而成为一种对思想出场背后机制的深刻把握的探索。在这一方法论看来，“场域”是出场行动（实践）所造就的一定的历史构境。承载“构境”的首先不是思想，而是历史。思想构境不过是历史构境的解释学表现。为此，在这一范式影响下，发表了系列的论著，如笔者的《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对从当年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逻辑的历史语境的深刻反思和梳理；《马克思“空间生产”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对于从马克思到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思想演变的全球历史—空间基础的长时段研究等。此外，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发生的德法现代性路径研究、对系列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背后的历史境遇的研究，等等，都在探索之路上逐渐展现出范式的独特魅力。虽然这些研究成果的大多数作者还存在着许多先天的学术准备不足等问题，但是，得益于这一范式本身的创新助力，因而，成果涌现还是较为迅速的。

第二，范式致力于展现从历史语境到思想出场的逻辑。这一逻辑具有纵横两个维度，共同交织为一个辩证法。纵向轴的维度主要是展现与时俱进的逻辑，当然是展现从当年到当代的历史场域的变化如何造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而横向轴的逻辑则展现为每一个思想出场的全景结构考古学。从历史语境到出场路径，再到出场方式和出场形态，呈现出一个出场的全景。对于出场者而言，历史语境就是出场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是对时代场域、历史语境的重新发现和深度皈依。追问马克思主义历史场域、场景的变化，使出场学研究高度关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形态的创新，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对旧全球化时代的替代，历史图景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对当代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做深刻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超越“在场”，不是原有在场状态的重复和复制，而是整个场域结构的重新设计与意义重构。因此，每一次出场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因而是差异。创新始终是一种创造差异的出场行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出场，就是走向创新的差异之途。

第三，出场学范式出场学范式特别关注资本批判逻辑。出场学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的科学批判逻辑，深刻揭示了当代历史的基础和本质是由资本造就的。资本结构才是历史场域的原像。历史场域不过是资本结构在社会存在层面的转换投影，甚至是颠倒的、拜物教式的表现形式。马克思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揭破了资本剩余价值的秘密，向全世界宣告了“资本主义外壳必然要被炸毁、因而必然要退场”这一石破天惊的结论，从而使《资本论》成为资本科学批判的最重要的理论经典。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担起并完成了编辑《资本论》二、三卷的工作。根据恩格斯的交代，考茨基单独编译出版了《资本论》第四卷，但是冠名为《剩余价值学说史》，并撰写了《资本论解说》。中国学者从王亚南翻译马克思《资本论》时起，研究《资本论》、出版理解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论著就从未断绝。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来自经济学界的经典释义，如张熏华、洪远朋的《〈资本论〉提要（1—4）》[49]，张熏华的《〈资本论〉脉络》[50]、洪远朋的《〈资本论〉教程简编》[51]等，与以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马克思主义原理单纯介绍、研究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一起，在传播普及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此外，在苏联尼·拉宾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形成与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地关联起来的影响下，学界兴起的一个学术研究的热点，就是将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观两者加以关联地理解，呈现出综合研究趋势。其中，成果不仅有来自政治经济学界，如顾海良的《画说〈资本论〉》（4卷本）、《通向《资本论》的思想驿站——读〈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意义》等论著，对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历史发生、理论结构以及与历史观的关联加以系统阐释；更有孙承叔《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代解读》[52]，认为“资本不是一个经济范畴，而是理解人类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基本哲学范畴”。以及鲁品越所著《走向深层的思想：从生成论哲学到资本逻辑与精神现象》[53]，用马克思历史观来阐释资本、劳动与社会关系的关联。孙正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本论〉的互释中推进研究》一文，也直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本论》的哲学意蕴做了深刻的阐释。

有鉴于此，改革开放以来，学界援引和阐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思想，曾对资本的世界历史作用做了深度挖掘，不仅涉及经济学，也涉及历史观和社会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科学社会主义界展开对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原初批判的进一步理解和对当代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所暴露的当代资本逻辑批判。关于后者，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掘进路径。出场学范式出场学范式通过资本逻辑批判，深度阐释了历史场域和历史场景的形成结构，进而科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必然性与时代形态。

出场学范式出场学范式的创新指数值为0.302，略高于平均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方面出场学范式出场学范式虽然在总体上是原创的，但是，在阐释原则和主要话语上却深度依赖原创者。其他学者如冯颜利、姜建成、陈忠、曹典顺、李惠斌、张天勇以及一批年轻的博士成为这一范式的主要研究者、传播者和阐释者。因而，这一范式所正在形成的学派，可以称为辩证学派。因为，这一范式的宗旨在于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辩证法。“出场与在场”“同一与差异”两个循环成为“出场”的辩证法的核心。理解了出场学循环，就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机制。

历史地出场与在场、同一与差异的循环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机制。马克思主义出场形态对于出场路径有深度的依存性。任何理论形态、存在形态其实都是一种依赖于出场路径的出场形态。我们不能将在特定的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中形成的理论形态奉为在场的永恒。我们不仅需要深刻地解读理论结构，更重要的是要深度考察在场理论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和路径。文本意义、文本理论形态实际上只不过是出场形态，是受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决定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发生时代变迁，那么就应当产生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场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不仅表现在理论主题和理论内容的变迁，也同样表现在理论形态的变化上。正是后者，召唤马克思主义形态研究的出场学视域。

在两大循环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出场方式构成“一体两翼一体两翼”的创新格局。所谓“一体”，就是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实践反思，这是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基本方式。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根本的出场方式必然是一种行动的逻辑，永远需要在“改变世界”的创新实践中出场。出场方式和出场路径的实践化，是颠覆形而上学、哲学革命的理论旨趣。如果说，当年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出场主要在于摧毁一个旧世界，那么今天“改变世界”的实践更需要在中国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不断创造出“中国经验”，进而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出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式，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反形而上学的基本品质。文本重读或返本开新式，与当代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各种学术思潮对话式；都是在实践反思的基本路径上生成的具体方式。在这些方式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将对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重大问题进行反思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出场的基本方式，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实践性和时代性品格使然；对马克思文本意义的重新解释和与当代中西哲学对话之所以成为两翼，是因为它们的创新之纬度都来源于时代，问题的解答都围绕时代主题，它们的评判标准或者“前理解结构”都依赖时代底板。解读式创新之所以能够创新理解，不是现成“在手”而是“上手”，主要因为这一解读建立在当代解读者的时代视域之上，他们是依靠来自时代视域（前理解结构）、带着时代问题对当年马克思文本意义的重新解读，从而读出新意、推进创新的。这一解读，实际上是当代读者与当年文本超越“历史间距”的视域融通，一次真正的时代水平的神会，因而是时代的精神存在方式。

“空间差异”之间的对话式创新同样基于时代。全球与本土的思想差异不仅存在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虽然当代西方思潮在总体上难以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但不可否认，它们依然是时代精神的表征。它们之出场是因为时代困境，它们提出的问题是时代的，而它们解答问题的思路和方式也是时代的。它们是时代问题在当代西方学者头脑中的哲学反映。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不仅需要时代实践的驱动，也需要当代精神、当代思想的滋养。承认当代西方思潮，特别是当代西方哲学的时代性，就意味着我们要从全盘否定到科学分析，从外在旁观到参与对话。对当代中西非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重新认识，必然引领马克思主义走向对话，在思想撞击和学术对话中磨砺思想之锋，在不断批判地重新汲取对话者的优秀思想资源中成为当代话语。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同样需要汲取当代优秀思想资源，同样体现在对话和批判性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对话，实际上就是基于时代底板、围绕时代问题而展开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与时代精神的表征的对话。判定这一时代对话的真理性标准，依然是时代实践。此外，展开对话必然对打破学科壁垒、融会中、西、马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起极大推动作用。只有以时代性问题来贯穿，进而展开生动的对话，才能融会贯通。

正因为这一学派的初创，因而在学术成果、学术影响、学术规范上尚存在着许多不足。此外，各种范式本身既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因而需要互补。出场学范式出场学范式正在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四个理论创新图谱的轴心，支配和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范式和实践解释学范式。后者屡被学者提及，表明在学界也开始酝酿开始形成，但是，依然没有太多的成果。

多元创新范式构成了总体图谱，形成了路径丛林并使各种范式相互作用。深描多元创新范式的总体图谱，旨在以范式创新同步推动理论创新。为此，需要关注以下三点。第一，范式创新与理论创新之间的关系。范式创新是手段，理论创新是目的。范式创新要紧紧围绕理论创新这一目标，而不能游离。第二，范式多元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之间的关系。每一种范式都有其独特深刻的研究视域，然而是“片面的深刻”或“深刻的片面”。而要整体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图景，就需要多种研究范式之间的互补。“无影灯之所以无影，是因为它的光束来自各异的角度。”第三，范式视域需要相对稳定，但绝不能僵化，需要随着理论创新而不断发展。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尚属初步形成，虽稚嫩却充满活力，学术包容力和发展潜力很大。“范式”如果持续地要成为拉卡托斯所说的“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那么，它就必须具有持续的内在“自反性”，不断改弦更张而自我更新。如果理解了这一点，那么，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领域倡言研究范式就有百利而无一害。

范式研究和学派梳理为我们宏观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描绘了一个大致的鸟瞰图。但是，如果我们要深度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状况，探索前沿问题，那么就必须要深入问题谱系中，在微观层面上做专题考察。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3] 对这一新的理解，笔者称之为范式研究境界的自我超越。

[4]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 参见高清海：《走哲学创新之路——关于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心路历程》，载《开放时代》1996年第5、6期。

[6] 参见顾海良：《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再研究：总体方法论》，载《光明日报》2011年8月19日。

[7] 参见黄枬森：《建立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任务》，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

[8] 参见何畏：《马克思创立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哲学》，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6期。

[9] 参见肖前等主编：《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 参见徐崇温：《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载《求是》杂志1989年第3期。

[11] 参见何中华：《马克思实践本体论：一个辩护》，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2期。

[12] 参见王金福：《论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载《探索》2004年第2期。

[13] 任平：《交往实践与主体际》，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4] 参见《学术月刊》1980年第10期。

[15] 参见《哲学研究》1982年第1期。

[16] 参见《光明日报》1982年9月18日。

[17] 参见马俊峰、李德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觉醒：国内价值哲学研究三十年》，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3期。

[18] 薛宇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流派》，载《经济纵横》2009年第1期。

[19] 参见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0] 刘嵘、高齐云、叶汝贤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1] 参见《顾海良教授访谈：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10个问题》，载《人民日报》2013年9月29日。另参见薛宇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流派》，载《经济纵横》2009年第1期。

[22] 参见任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的创新与发展——以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为中心》，载《河北学刊》2013年第2期。

[23]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见任平、陈忠主编：《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9页。

[24] ［日］广松涉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5] 参见鲁克俭：《“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评张一兵“〈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代译序”》，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

[26] 参见鲁克俭： 《国外马克思学译介与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深化》，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

[27] 参见张一兵：《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立场——答鲁克俭和日本学者大村泉等人》，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1期。

[28] 参见俞吾金：《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载《文汇报》2000年2月11日。

[29] 吴晓明：《主题、基点与路径：阐说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载《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

[30]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1]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60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0页。

[33] 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34] 陶德麟：《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36] 参见赵剑英、陈晏清：《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37] 参见郭湛：《哲学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8] 陶德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载《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9] 陶德麟：《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载《光明日报》2013年5月31日。

[40] ［美］窦宗仪：《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刘成有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1]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42] ［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刘路新、高庆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44] 参见温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45] 参见许全新：《中国现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毛泽东与孔夫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6] 参见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47] 参见任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路径——重读〈实践论〉》，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2期。

[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49] 张熏华、洪远朋：《〈资本论〉提要（1—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0] 张熏华：《〈资本论〉脉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1] 洪远朋：《〈资本论〉教程简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2] 孙承叔：《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代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3] 鲁品越：《走向深层的思想：从生成论哲学到资本逻辑与精神现象》，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