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研究范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下简称“中国化”），毫无疑问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过程中方法论自觉和反思的产物。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著作中既全面开启“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也开拓了“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在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化”不仅形成了理论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也形成了作为研究范式的“中国化”。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一种研究范式，比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更深刻、难度更大。它不仅要求面向中国问题，更要基于中国经验、坚守中国立场，而且要求深度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路径实践路径和文化路径文化路径。概言之，所谓“中国化”研究范式，就是自觉地基于中国经验，坚守中国立场，聚焦中国问题，为了创新创造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而采用的研究方式。

中国化过程由来已久，几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全部历史。但是中国化作为一种路径自觉，还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前此以往，以及反对王明、博古、瞿秋白等人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以《实践论》《矛盾论》为标志，形成了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和路径自觉。从延安时期开始，学界就已经从毛泽东、刘少奇、李达、陈伯达等中国化论的先驱者那里继承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定义。但是，疑问并未被彻底消解。且不说反对和质疑“结合论”的学者，即便是赞同“结合论”者，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究竟什么是结合？结合什么？怎样结合？这些依然是学界孜孜以求、正在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进程越深入，学界就越加觉得反思中国化的本性、特点、结构和功能是十分必要的。汪澍白、陶德麟、龚书铎、雍涛、何萍、方松华、郭建宁、田克勤、李建平等人为代表，都在这一领域内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多角度、全方位地探索中国化的路径特点和基本经验。但是，将中国化作为一种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自觉，还是21世纪以后的事。然而，至今对何为中国化的认识还在深化之中。武汉大学前后跨时逾数十年的两任校长——李达、陶德麟先生，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坚定倡导者、推行者和研究者。然而直到2013年，陶德麟先生依然撰文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38]，提出要“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其文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个研究课题，更是我们整个马克思主义学科都应当体现的精神。这种精神称为‘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39]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作“整个马克思主义学科都应当体现的精神”，这就体现出学科本体精神和方法论的自觉。而把这一精神归结为“说中国话”，这就是一种对中国化方式的理解。那么，如何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文中指出“三要”：“一要准确地提出问题。”“二要自主地研究问题。”“三要大力改进文风。”这说明此问题并没有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九十多年历史、有了无数次的经验教训、历经了许许多多人的反复讨论就已经有了一劳永逸、无可争议的最终结论，而无须再深度研究了。的确，正如发誓要“让哲学说德国话”的老黑格尔同样说过：“熟知并非真知”。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九十多年来一直备受争论的传统问题，即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始终是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多元路径。而仅就“实践路径实践路径”而言，就存在着秉持“中国话语”“中国问题”“中国立场”和“中国视域”等各种意义的“中国化”。所谓“中国化”曾经就等于“中国话”，而“大众化”就等于“大众话”，这是第一阶段的主要理解。马克思主义根源于外国，话语方式当然是外文，对于汉语区的中国来说，如何将“外国话”变成中国大众能够理解的中国话，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关。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恽代英、艾思奇、陈伯达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一批批“普罗米修斯”，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天火”盗译成为“中国话”（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照亮了被黑暗长夜笼罩着的中国大地。“中国话”的历史几乎就等于早年传播史。其结果，就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无穷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在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大众所能读懂的中国话和喜闻乐见的“大众话”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不少进展。从马工程推出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翻译出版工程，马克思主义系列教材，到《理论热点面对面》年度系列（2003—2015）、《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2012）、《中国梦—我们的梦》（2013）、《决心与勇气：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2015）等十余种面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普及类读物等，王伟光的《新大众哲学》（七卷本，2014）、中宣部理论局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2013）、孙正聿的《哲学通论》（1998）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类读物的相继问世，政治经济学界的于光远、薛暮桥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教科书、汪旭莊、孙怀仁、骆耕漠编的《什么是商品》（1954），寿进文的《什么是货币》（1954）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国第一部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著作）、江苏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十讲》（1986）、杨干忠主编的教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2004）、吴敬琏、马国川的《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2012）等，在思想道德教育领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2009）、刘上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00例》（2009）、《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读本》（2006）等都成为这一领域的标志。

然而，“中国话”“大众话”如果不针对、不解决中国问题，依然是教条主义的空话。这样的空话曾经给早年的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挫折。于是，中国化还不简单等于“中国话”，至少不能仅仅是“中国话”。因此，第二阶段，超越简单中国话的“中国化”就是针对“中国问题”的“有的放矢”。将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用来分析、观察、研究中国的问题，做出解答，这就是援引作为西方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之“矢”射中国问题之“的”。中国问题具有本土特色，已经不再是西方实践的简单平移，因此不同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原初出场的理论结论存在着差异。问题语境的转换使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差异甚至矛盾。这一矛盾成为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原点。然而，基于西方立场和视域的知识分子，依然将文本理论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范式，希望将中国问题剪裁以适应西方原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固有框架结论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起初是完全违背本性地颠倒的。理论成为“普遍真理”之光，而实践却成为被普遍真理之光照耀并有待理论穿透的对象，处于被剪裁、被审视、从属的客体。因此，王明等人虽然有拿“中国话”研究“中国问题”之心，但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文化立场没有变，理论剪裁实践的尺度没有变，教条应用于中国实践一旦发生冲突，最终结果肯定就是失败。理论文本与实践之间日益凸显冲突和矛盾促使关系发生翻转：实践重新被看作理论的来源和基础。毛泽东《实践论》解决了两者的关系问题，宣布实践是认识（包括理论）的唯一源泉。因此，中国化的第三个阶段，就是需要回归“中国立场”。面对中国问题，采用中国话来研究，并不能保证研究结果的中国化。许多国外的汉学家、中国研究机构或东亚研究中心等，都在孜孜不倦地用中国话来研究中国问题。美国的“费正清中国中心”、克莱蒙—林肯大学美国后现代发展中国研究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法国第七大学中国中心、墨尔本大学东亚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等，都是如此。

随着中国崛起速度的加快，世界上独立的和附属的中国研究机构将会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他们的研究也不乏智慧，很多论著、研究报告具有翔实的资料和严密的推理，有不少真知灼见。他们中的学者甚至也有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翻译为中文版著作的有窦宗仪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40]（1993）、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41]、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42]，等等，都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源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费正清、史华慈、魏斐德、施拉姆、朴治正等），邓小平理论继承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代内什、戴维·W.张、杰柳辛等），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奈特、弗朗西斯·苏、德里克德里克等）等。此外，迈耶斯、斯塔尔、特里尔、麦克法夸尔、邹谠、沃克尔、科拉科夫斯基、宋培荣等也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了中国马克思主义。

但是，在总体上，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立场是偏颇的，没有站在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得出结论。因此，他们的立场和出发点与中国人民利益之间存在着差别甚至对立。因此，没有正确的中国立场，就没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而，从中国立场、中国视域来审视中国问题而产生的中国化的理论，本质上就是指认“中国化”不是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在中国的跨界平移，而是在中国语境当中重新出场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新时期“中国化”就围绕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如何出场的路径研究而展开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化就是大众化、时代化，中央党校杨春贵、徐伟新、许全新、韩庆祥团队，武汉大学陶德麟、何萍、汪信砚团队，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团队，中国人民大学张腾霄、杨焕章团队，等等，秉承李达、艾思奇先生思想传统，围绕“中国化”“实践路径实践路径”的深刻含义做了深入探索。

因此，与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新领域研究等范式相比，中国化研究范式中国化研究范式创新指数为0.292，偏低。但是，其范式的创新功能显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方法论上自觉地肯定、梳理和辨析中国化研究的本土对象。走向实践、走向时代、走向现实的触角究竟伸向何方、落在何处？中国化范式坚定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要坚定地聚焦本土中国问题，以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开展研究，创制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一切脱离本土实践、脱离中国经验的研究都是“魂不附体”的。一切没有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的研究都是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形态，就不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过去时的中国化，而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发展实践做深度理论穿透的马克思主义。为此，在方法论上，学界需要真正自觉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服务，创制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

第二，从方法论自觉角度探索中国化的多元路径。与过去自发的中国化路径不同，学界自觉地反思辨析和探索中国化的路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多年来主要被指义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也就是“实践路径实践路径”，而忽略“文化路径文化路径”。其实，毛泽东同志当年就提出反对“全盘西化”和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主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遗产”[43]。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当代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应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积极成果，创造具有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也恢复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的研究，提出了若干有益的观点，但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既出现了“全盘西化”、否定传统文化的错误态度，也出现了“复兴儒学”、否定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主张。

近年来，在研究内容上，学者们着重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问题，王凤贤的《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1996）从中国传统儒学、道学、兵家、纵横家、农民起义、结社传统等多个方面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文化影响做了深度分析。张腾宵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抗日战争时期）（1988）、李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1994）、《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1998），张允熠《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1999）等著作都深度分析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被中国接受的前理解文化结构，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一致性或相通性；汪澍白、汤一介、陶德麟、许全兴、李维武、何萍、郭齐勇、薛学共、王博、周向军、陈金龙等人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周桂钿、丁晓强、罗本琦等人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在如何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形态上，张岱年、王东等提出了“综合创新”论，方克立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论，张世英的《中西文化与自我》从自我看“东西文化贯通”。基于中国现实问题反思来融通“中、西、马”的，有汤一介、陈先达、张曙光、贺来等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上，认为应以文化形态来推进大众化（钟瑞添、王军峰、李辉），应以传统文化资源为合理文化内核（刘维兰），理论表现形式需具有中国文化的风格和特点（罗会德）等。此外，已有学者开始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态予以划分与界定（韩庆祥、曹富雄、曹典顺等），并提出文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万霞）等。还有学者从文化语境、文化范式、文化模式、文化属性等角度开拓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形态的研究（许全兴、董四代、都培炎、郭建宁、杨金海、种海峰、陈卫平等）。学界冯友兰、张岱年、许全新、陈先达、温波等人从各种角度探索“文化路径文化路径”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就是马克思主义从“原初”西方文化语境转变为中国文化语境，并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且与中国精神相贯通的中国形态的通道和方式。

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地随着文化语境与文化路径文化路径的历史变化重新设计和重新选择新的文化形态。[44]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争论的焦点。新儒学持文化保守主义态度，认为中国化就是儒学化。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新儒学，可以入《儒藏》。陈先达教授坚决反对文化“复古”式理解，即把传统文化地位抬高到马克思主义之上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2015）中，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不是对立的，中国传统文化当然需要研究，优秀因素需要继承和汲取，但是我们不能“复古”，因为传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死亡。传统文化整体上必须要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改造。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文化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45]许全新教授在《中国现代哲学史》（2000）、《毛泽东与孔夫子》（2003）等著作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基因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前理解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基因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光大，中国马克思主义应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继承者。[46]

第三，从方法论自觉角度深度探索中国化的内涵和本性。除了前面所说的“中国话”“中国问题”“中国立场”和“中国视域”外，着力对长期以来认为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合论”一说加以反思。否定者认为“结合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来源和出发点问题，中国化应当理解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重写和重新出场。[47]

第四，从方法论自觉角度深度探索当代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问题。贯穿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红线本质上就是解答一个问题：如何选择、走好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中国化研究聚焦中国道路中国道路问题不仅是历史使命，也是时代使命。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范式，当然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实践主题的重大转换，从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和发展，特别是科学发展观，需要用创新的思想指导创新的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成功走出了“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主旨在于创造一种与“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相匹配的“中国思想”和“中国价值”。研究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必须要科学审视中国发展的特殊性，看西方前现代、经典现代、后现代、新现代的综合效应如何在时空压缩的中国大地中构成了复杂现代性语境，然后中国现代化如何自觉地创造新现代性。

中国化的创新指数是居中的。当然，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化并不意味着问题视域仅限于中国。因为中国格局始终是全球化的世界分工造就的。因此，中国化既要有中国问题，更要有世界眼光。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始终是中国化研究范式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内在要素。只有深入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化特点。

中国化造就本土学派。所谓本土学派，当然是相对于对话等重视国外思潮、国外问题的其他学派而言的。聚焦本土问题，关注中国理论和话语创造，孜孜以求具有中国气派、中国话语风格的中国理论，就像当年毛泽东同志要求创出一个“土哲学”一样。虽满身乡土气、但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也因此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当然，作为中国化本土学派的中坚力量，武汉大学陶德麟、汪信砚、何萍等人坚守李达先生传统，在中国化的内涵和外延、结构和路径等问题上不断耕耘，发表了许多有独到价值的论著，成为中国化本土学派中的翘楚。而中央党校的许全新、韩庆祥，北京大学的王东、郭建宁，国防大学的侯树栋、李建平等为代表的学术团队，吉林大学的高瑞泉团队，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方松华、陈祥勤、姜佑福团队，王凤贤为代表的浙江学派，任吉悌、罗本琦、汪青松等为代表的安徽学者群体，苏州科技大学的温波为代表的学术群体等更加注重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和文化形态研究。

中国化作为研究范式也存在着内在张力和局限。一是在中国化与世界化的关系上，中国化原初产生在“世界走向中国”的输入型现代化语境中，主要理论旨趣是如何将世界的变成中国的，“中国特色”就成为其主要着力点。这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反映和表现了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两极结构的内在张力：所谓“发达的西方中心”与“落后的中国边缘”在文化上的支配和被支配、影响和被影响的矛盾状况。发达的西方的文化支配不仅体现在资本意识形态对东方的影响上，也体现在反资本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上。

“中国特色”的前提是世界的普遍化真理在中国特殊国情中的特殊应用。即便在这一情况下，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化特殊语境的形成原因，我们也要有世界眼光，要全面了解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整体格局，看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如何将一个世界分裂为东方和西方的，然后再看西方的“东方学”话语和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影响、造就了中国化的话语。中国化和世界化关系格局的进一步变动，进入“中国走向世界”进程后，“后中国特色”时代的“中国化”将来临。“中国思想”和“中国价值”将注重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化”将有不同的含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意味着为世界创造一个以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为蓝本、可资世界借鉴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化范式如果还将研究视域局限于本土中国，就远远不够了。二是中国化范式依然是在差异的空间上的思想史表达。如果要深刻阐释这一差异思想出场的根源，我们就一定要返本追源，考察历史和空间的语境差异如何让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与时俱进和异度空间中出场时发生了创新的差异。这就让我们再一次面对出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