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萧吾、漱溟，后以其字行世，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梁漱溟青年时代崇信康有为的改良主义。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曾热衷于社会主义。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1918年受蔡元培之聘任教于北京大学，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1924年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抗战爆发后，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以后主要从事理论研究。
梁漱溟的学术思想，是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
梁漱溟的著作颇多，今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这里节选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中国文化要义”，以反映现代新儒学的一派观点。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原是梁漱溟北京大学和山东济南时为抗衡当时西化之说而开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系列讲演稿，出版于1921年。该书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所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由此解释何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发达，印度的出世、禁欲观念发达，而中国人的“住世”观念发达。作者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一个根本变革，即“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因为“住世思想之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
梁漱溟关于中、西、印文化三路向的说法虽然只是一种直觉，但该书问世之后，在当时却起到了非常“震撼”的作用。特别是他对中、西、印不同文化路向的分析与说明，一下子避开了“全盘反传统”的锋芒，“使中国知识界感到迷惑，不知道应该怎样作出反应”。而对于一贯坚持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新儒学来说，这种不同路向的分析与说明却起到了唤醒的作用——唤醒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民族特色的注意。当时不少学者都非常推崇该书，如熊十力以“中流砥柱”来赞扬“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在当时所起的作用，牟宗三也赞叹“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是一部“深造自得之作”。除了中国学者外，一些西方学者也对此书表达了关注与赞誉，如美国学者艾恺则认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不仅“引起了东西文化的争论，并为1923年的科玄论战准备了前提”。书中所阐发的不同于人的见解与观点，构成了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基石，也正是如此，梁漱溟被称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
被称为“最后一位儒家”和“当代新儒家”的梁漱溟这样评价他自己：“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就“思想”而言，梁漱溟的最重要的代表作非“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莫属。就“行动”而言，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当为总结近十年乡治运动经验的“乡村建设理论”。但如果按照梁漱溟自己的说法，将他当作“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甚至如他期望的把他当作“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改造运动者”，那么，他从1942年着手撰写、1949年6月完稿的“中国文化要义”，无疑是他最重要的著作。
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与他的其他著述一样，充满着“问题意识”。从大的方面来说，梁漱溟毕生思考的两大问题是“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每个人从少年起就涉及的人生意义问题，古老中国在清末以来所遭逢的民族前途问题，都把梁漱溟引向对一个中国文化的思考中去。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既是这两大问题产生的根源，也是这两大问题的答案所在，关键在于如何来认识这种文化。从小的方面来说，对中国文化本身，梁漱溟也从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入手来探讨。如政治经济落后的中国，何以历史悠久、广土众民，以至于面对强悍日寇仍能持久抵御？与西方相比，宗教观念淡薄的中国人，靠什么提供人生意义、统摄众人思想？人们总说西方人是个人本位、中国人是社会本位，但如何解释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甚至“缺乏公德”？中国古代文明那么早灿烂辉煌，何以一直没有发展出像样的科学体系？中国缺的是民主本身，还是西洋近代国家那样的民主？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体”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用”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文化的“道”如何适应现代社会这个“器”的问题。梁漱溟写“中国文化要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普遍主义者，仍然设法用“本能”、“理智”和“理性”这样一些西方人也能理解的概念来讨论问题。在梁漱溟那里，中国文化对一个有意义人生的重要性不限于中国一隅；中国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也不只是因为它对于民族生存和国家重建所具有的工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