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弗雷德里克·斯特劳森（Sir Peter Frederick Strawson，1919—2006）出生于英国伦敦，父母均为教师。后就读于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专业为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1946年起先后担任北威尔士大学和牛津大学讲师职位，1948年任牛津大学研究员，1968年继任莱尔（Gilbert Ryle）成为牛津大学形而上学哲学教授，直至1987年退休。1960年，被聘为英国科学院院士，1971年任美国科学院院士，1977年被英国女王封授爵士称号。代表作有1959年出版的《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

本书选编的“论指称”一文是斯特劳森和莱尔所代表的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作。对于该文的理解，必须结合本书所收录的罗素写的“摹状词”一文来进行。我们已经看到了，按照罗素的观点，“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这句话的真正逻辑形式必须被分析为“有且仅有一个对象，若他是当今法国国王，则他是秃子”。具体而言，罗素的分析具有以下哲学预设：

第一，排中律不可被怀疑，因此，逻辑分析结果必须严格维护排中律。

第二，命题真假的终极判准乃在于实在世界。换言之，“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这话只要被修剪到合适的地步，就能够从中立即看出其和实在的符合或不符合关系，由此其真假也可得到立判。

第三，也正因为这一点，意义和真值指派活动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语句的意义在于其真值的指派条件。如果给不出这些条件，语句的意义也就无法确定。

第四，日常语用直觉非但在哲学研究中地位低下，而且在某些场合中，这恰恰就是逻辑分析所需要克服的东西。

第五，由摹状词理论所给出的那类语言分析具有某种超语境的有效性，因此，这也就是一种一劳永逸的分析。

以上这些预设现在都遭到了斯特劳森的挑战。

其一，他对日常语用直觉恰恰持有很强的同情态度。这也就是说，日常语用直觉是他进行哲学分析时一直参照的一个标准。

其二，他区分了语句本身、语句的使用以及语句的表达。具体而言，“语句本身”指的是语言符号自身的构成形式，“语句的使用”指的是这些符合和相关语境的结合，而“语句的表达”指的是某种对于语句的真值指派活动。按照这种分析模式，要像罗素所建议的那样，超越一切语境对语句的表达和使用作出某种不可修正的说明，乃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来说，“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这话必须放在特定语境中才能够得到完整的分析——它在历史上曾经是真的，而在当下的语用环境下则未必（注意：斯特劳森并没有像罗素那样认定它现在就是假的，详下）。

其三，也正因为前两点，他认为只要我们在直觉中觉得排中律可以被违反，违反排中律也算不上什么大罪。比如，对于一个当代人来说，“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的真值就很难确定。一种更自然的反应是说：“这个命题的意思暧昧不清，我不晓得它说的到底是什么”，或者是说“我不知道它到底是真是假”。

其四，命题真假的终极判准不能够直接和实在相挂钩，因为其真值条件要复杂得多。按照上面的分析，这些条件牵涉到了语境因素，并牵涉到了言谈者对于语言的使用。由此，语词的意义也不能够被简单地视为对于外部对象的指称，而语句的意义也不能够被简单地视为对于外部事实的描绘。毋宁说，语言单位的意义牵涉到的是在一定场合下使用这些单位的种种规则、习惯和约定。

其五，也正因为上述这一点，意义和断真是可以彼此脱钩的，因为对于种种规则、习惯和约定的领悟并不担保在某个语境中成功的真值指派。

本文的哲学意义在于，它将语用因素明确地带入了对于语句意义的分析，并由此使得意义和实在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再那么直接。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早期分析哲学轻视语用分析的治学风格，并对后世的分析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