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20世纪英国重要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其祖父约翰·罗素勋爵在维多利亚时代两度出任首相,并获封伯爵爵位。罗素四岁时失去双亲,由祖母抚养。1890年,罗素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数学、哲学和经济学。1900年7月,罗素在巴黎国际哲学会议上遇到了意大利逻辑学家皮亚诺,在其数学逻辑系统中找到他多年来所寻求的“用于逻辑分析的工具”,从而使他在实现把数学还原为逻辑的技术可能性上打开了眼界。罗素对皮亚诺的技术进行改进,而后转到分析数学基本概念工作上。罗素于该年底完成《数学原则》的初稿,经过仔细修改于1903年出版,这部著作至今依然是数学基础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之后,罗素和怀特海合作撰写《数学原理》,致力于将数学知识还原为逻辑学内容。他们相互交换草稿,共同订正。其工作的巨大成果分为三大卷分别于1910、1912和1913年出版。这部著作是20世纪科学的重大成果之一。
本书选编的“摹状词”一文来自于《论指谓》发表多年以后出版的《数理哲学导论》(具体时间是1919年),论文中的观点基本继承自《论指谓》,但表达更为清晰流畅。罗素写作该书的缘起也非常有趣。当时他因为发表了一些反对英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征兵政策的言论,结果惹上官司,身陷囹圄。在监狱里无所事事的他决定抓紧时间,写作一本关于数理逻辑及其哲学意蕴的小册子,而且他决定这次一定要将书写得通俗易懂,而不能够像晦涩的《数学原理》那样让公众望而却步。应当说罗素的努力还算是相当成功的。很多后世的分析哲学家在自己学术道路的起步阶段,都是靠罗素的《数理哲学导论》一书登堂入室的——而更有名声的《数学原理》,真正通读过的人反倒寥寥无几。
那么,为何我们的文选要从对于摹状词问题的讨论开始呢?摹状词的讨论为何重要呢?
所谓摹状词,就是英文中前面可加上定冠词(the)或不定冠词(a)的名词短语。可加上定冠词者为“限定摹状词”(definite description),而可加上不定冠词者则为“非限定摹状词”(indefinite description)。在日常英语中,摹状词往往被视为专名的替代品,比如“当今美国总统”(the present president of U.S.)这个摹状词就可以在不少语境中用来替换“奥巴马”这个专名。由此人们也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印象:摹状词也和专名一样,是指称着什么外部对象的。
但按照数理逻辑的思维方式,这种理解却是错误的。毋宁说,在摹状词和专名之间存在着某种重大的逻辑区分:前者实质上必须被分析为逻辑函项,即带有空位的、未被满足的函数式子,而后者则是被填充到这些函项空位中的自足的语言单位。按照这种分析,一个看似是名词的摹状词,其实和动词一样都带有“谓述”的色彩,因此不能够成为句子的真正主语。
按照这个思路去分析一些日常语句,我们就不难由此消除一些让人困惑的哲学问题。比如,“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这句话,论其主语,似乎是“当今法国国王”,谓述似乎是“是秃子”。按照排中律,此话非真即假——但按照常识,既然“当今法国国王”这主语无所指(法国早就没有国王了),那么这话既不真也不假。这样,在常识和排中律之间就产生了冲突。而按照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这个冲突是很容易被化解的,因为这话的主语压根儿就不是“当今法国国王”,因此也谈不上对于当今法国国王之存在的“本体论承诺”。毋宁说,这话的真实逻辑形式乃是:
“有且仅有这么一个对象,如果他是当今法国国王,那么他就是秃子。”
很显然,就今天的法兰西而言,这个句子是无法被满足为真的,因为既然不存在一个使得命题函项“当今法国国王”被满足为真的对象,整个句子也就无法被满足为真。因此整个句子就是假的,而排中律也就没有被违背。
一些读者可能会奇怪,对于这些琐碎的语言问题的讨论到底有什么哲学意义。对西方哲学史比较熟悉的读者应当会记得,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观,世界是由很多作为个体的实体构成的,而实体的属性必须以前者为支点才能够存在。从语言角度看,实体往往对应于主—谓判断句中的主语,而属性则往往对应于此类语句中的谓述部分。我们知道,西方哲学实体主义的思维传统一向是重实体而轻属性的,这反映到哲学语言中来,就是重实体而轻谓述。而罗素则似乎将这个传统颠倒了过来。他的策略是:很多所谓的主语其实都可以被视为“伪主语”,即需要通过数理逻辑的手段被清洗为谓述。经过这番清洗以后,我们最终会发现,句子的真正主语乃是被量词约束的变项,而这些变项压根儿就不指涉任何实体。这样一来,一种反实体主义的新形而上学观也就呼之欲出了。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还带来了一个比上述形而上学革新影响更为深远的元哲学后效,即:使用形式化工具进行语言分析,乃是哲学工作必须经历的一个重要预备阶段。从此以后,对于形式化工具的某种或多或少的依赖,几乎成为了一切分析哲学流派的共同特点,甚至日后对日常语言抱有一定同情的牛津日常语言学派,也很难说是在隔绝一切形式化努力的前提下进行哲学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