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我们永远处在生活世界中。我们一般不会把生活世界作为一个普遍的课题来加以专门研究。我们知道，在这个境域中生活，总有着这样那样的目标，不管它是短暂易变的，还是始终如一的。一个指导我们的生活实践的终生志愿或是通过我们自己的选择，或是通过我们所受过的教育形成的。一旦有了固定的目标，我们就构造了一个规定边际的“世界”境域。从事一项职业的人往往对本职业以外的事情不闻不问，视其职业界为世界，为其自己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即以此区分什么对他所生存的那个“世界”来说是“真实的”（相对于他的目标来说正确的和真的），什么是不真实的（不正确的，错误的，假的）。

我们整个的生活活动和工作世界显然都处于那生活世界意义上的总体的存在界中，我们在个别的活动和工作中的真假问题是以那更为宽广的，乃至最宽广的生存范围内的存在与否、正确与否的问题为前提的。然而对这个问题人们往往不感兴趣，尽管我们不时根据需要结合更宽广范围内的存在问题来考虑特殊的兴趣。如果我们（在所“建立”的最高目标的支配下）只对特殊的世界进行研究，那么我们就没有对生活世界作专题研究，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我们的研究领域还只是我们的特殊的世界。在此，那个起支配作用的目标也许最终是一个群体的目标，个人一生的投入完成了群体任务的一部分（如果在此谈得上部分的话），个人的工作融合在集体的工作中，以至于每个人都参与了集体的工作。

科学家的以职业目标为指导的生活，以及通过研究者的合作和继承所形成的作为工作境域“世界”，显然符合上面所说的基本特征。但是，这里也有它的与众不同的特殊性。科学界的一切成就，以及它们在其特殊的共同体中的存有意义（对于这个共同体的一切成员来讲是实在的和真的存有，还是不实在的和假的存有），不仅构成了存有模式上的多样性和休戚相关性，而且，这些特殊的工作（这些特殊的科学成果）成为高层次上的工作的前提和基石，在其必然性和无限的展开中使得一切科学的工作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一个理论的体系（在理念化了的教科书中的学说）。科学的世界，科学家的存有境域，有着这样的特征：个人的工作汇入无限成长的整体的工作中，通过科学家的代代相继地加砖添瓦，科学的大厦不断增高。理论的体系在此是被确立的谓词性的真理学说。它们在互相启发和互相促进中，形成连贯通一的基架，形成对于那个“领域”而言的理论的真—存有。这也就是说，在归根到底大家都赞同的最高理想目的的支配下，去建立一种无条件的真的存有（一种通过永远不断的努力去实现的理念）。在由陈述所构成的理论体系中，“在真理的存有”是在其理论意义上互相能取得一致的表达式，是它的领域和它的存有者的理念的概念。

科学的世界（系统化的理论）和包含在它之中具有科学的真理性的东西（在自然科学中，在普遍化了的理论中，这是在它的命题、它的公式、它的基架中有效的自然），正如一切以某种目标为划分范围的世界一样，本身也属于生活世界。这正如人、人的群体、人的目标（个人的和群体的目标）及其相应的创造物都属于生活世界一样。这里值得提一下，这也适用于早先意义上的哲学。这种哲学的理论“宇宙”是最完全意义上的世界。每一个这样的世界都有其以职业目标为划界的普遍性，它们都是在一定的“总和体”下的无限开放的境域。但是这些总和体又置于那包罗一切存有者、一切存有者的总和体，以及其一切目的、一切具有目的的人和人群的世界中。一切适应于它，一切以它为前提。这意味着什么呢？哲学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难道这里不会产生一种关于作为哲学的领域的“世界”的既必然又危险的双重意义吗？——一方面，哲学被认为是以完整意义上的世界，以及上面所提到的各种特殊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另一方面，哲学所追求的普遍的理论又毕竟是关于人类的存在、人类的目的和工作的理论。哲学本身既然是人的目的结构，那么哲学也应以自己为研究对象。

我们不应把自己弄糊涂了。我们在此必须区分两个不同的领域：一方是先于一切目的，甚至先于那在最高层次上起统一指导作用的目标理念的“领域”，在那里，目标产生出，目标被处置，目标事先在总体上被把握，然后去实现它，去建立它的工作方式和结构；另一方是已经被目标化了的和将被目标化了的目标领域，在那里，它们各自的普遍性和现实性是科学或早或晚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的对象。现存的自然，形体的自然，是普通的人在其日常生活所熟识的。他们可以更详细地去了解它，不过他们没有想到像自然科学家那样把它的特征抽提出来，系统地研究。这属于生活世界的领域。对于这个现前给予的存有领域，自然科学家则想建立新的东西，即有关自然的理论。这是在追求无条件普遍有效的东西的理念的引导下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内的真的存有，即谓词性的规定性。这是一个纯粹以自然科学家的职业目标为导向的领域。在此又必须区分两个领域：一个是理论上已经被建立起来的和将在它的框架内去完成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关的科学的整个境域都属于它）；另一个是为完成新的理论任务将去建立的领域，因为已经被建立起来的东西始终是新的理论的基础，新的问题必须被提出和回答。

最后，对于（早先意义上的）“哲学”我们也应区分两个方面的世界：一个是基本的世界，即永远被视为当然的、已知和未知的、作为普遍领域的生活世界，在此一种普遍的目标（为这个世界的理论和科学）被设立出来；另一个是为追求这种目标而产生出来的科学家的生活、他们的兴趣的境域、科学的实在性和成果的境域，这不仅就“在科学的真理中所存在的自然”那名义而言，而且本身就是“总的意义上的世界”。这种真理是为在前科学的生活中（在那里对存有的确定性和被视为当然的实在性是不加提问的）所存在的世界建立的理论的目标构成物，但不是这个世界本身。

显然，根本的区分在这里已经被作出。生活世界是永远事先给予的，永远事先存在的世界。人们确认它的存在，并不因为某种意图、某个主题，也并不因为某种普遍的目标。一切目标以它为前提，即使那在科学的真理中所被认知的普遍的目标也以它为前提，并且已经和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再以它为前提，它们以自己的方式设定它的存在，并立足在它的存在上。科学的世界（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的自然，在作为普遍的实证科学的意义上的世界）对于作为其前提的人和生活世界来说是一个无限开放的目标构成物的区域。我们还需进一步澄清，生活世界虽是一个“构成物区域”，但不是一个“目标构成物区域”，尽管人属于它的先于一切目标的存在，我们当然知道，人是有目的的，人的一切创作当然也属于生活世界。

这里似乎又有混乱：每一个实践的世界，每一种科学，都以生活世界为前提。它们作为目标构成物是与“自然而然”地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生活世界相对峙的。另一方面，每一种人的成就又都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这样对峙又取消了。然而这种混乱只是因为科学家如同一切在职业目标（“生活目标”）下一起生活的人一样只看到他们各自的目标和工作境域的缘故。尽管他们处在生活世界中，他们的一切理论工作都属于生活世界，也尽管他们在研究工作中要利用生活世界的东西，他们所研究的是以这些东西为基础的，但他们仍然不以生活世界为研究课题，不把生活世界当做总是事先给予他们并事后又接受他们的工作的世界。这样就不能纵览对于我们而言处于永恒不断的相对运动中的存有者的宇宙，就不能看到一切计划、目标、目标境域，以及在高层次上的目标的工作境域的基础。

当科学家作为科学家说话的时候，他处于科学的心态中，他在他的理论的目标境域中思考，可以说，他进入到这个境域中去，并优先确认作为它直接的职业兴趣境域的普遍的有效性。其他的世界，那本身包容一切人的目标构成物的世界总体，则不在他的兴趣范围内。生活世界的整个的普遍的存有（尤其是在它的［可能的功用］中的理论世界和总是属于它的现前给予）则从不被探询。

但是现在产生出一个反论式的问题：人们难道只能投身于其日常的、暂时的、个别的或普遍的职业的目标和兴趣中去，而不对我们都意识到作为我们大家的世界的生活世界进行专题研究吗？人们难道不能改变原有的心态，对生活世界按其本来面貌加以考察，认识它自己的活动性、相对性，使其成为一种普遍的科学的课题（这当然不是像历史哲学和各种个别的科学所做的那样）吗？

（张庆熊 译）

[1] 选自倪梁康选编：《胡塞尔选集》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