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哲学的发展既承载了古希腊以来的悠久的哲学传统，又开启了当代西方人的哲学思绪，不仅在外观上经天纬地、汪洋恣肆，而且在内涵上新见迭出、精彩纷呈。要用有限篇幅的选文把这个时段中出现的迥然各异的哲学流派、戛戛独造的哲学文本彰显出来，不免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感。为了能够将现代西方哲学不同流派的主要特征都予以相对全面的展示，我们决定将《西方哲学卷》再分为两卷：上卷的内容为西方欧陆哲学，下卷的内容为英美分析哲学。

那么到底什么叫“欧陆哲学”，什么叫“分析哲学”呢？

从字面意义上看，“欧陆哲学”指的乃是发源并活跃在欧洲大陆的哲学思想和流派，而“分析哲学”则指的是发源于英语世界（主要包括美国以及英联邦国家）的哲学思想和流派。但这种看法还是有不够确切之处。严格地说，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的区分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上，而未必就和研究者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必然的联系（尽管由于种种偶然的历史因素，欧陆哲学家的确大多是活跃在欧陆，而分析哲学家则主要活跃于英语世界）。[1]

——那么，这两类哲学之间又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呢？

先来看欧陆哲学。从“外延”的角度看，一般意义上的欧陆哲学包括如下流派：德国唯心主义的某些后续思想、现象学、存在主义、诠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流派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等等。这些流派虽然彼此之间思想差异也很大，但和下面所要提到的“分析哲学”相比，倒也分享了这样几个共通的特征：

第一，这些哲学流派大都试图和实证科学的思想方式保持一定的距离，并试图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批判。相比较而言，它们和文学（或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则显得比较“友好”——或说得通俗一点，比较具有所谓的“文艺气质”（比如在美国，研究欧陆哲学的学者往往会在文学系或者政治科学系工作，而未必能在哲学系找到教职）。

第二，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哲学流派的思想家的行文都带有比较明显的个人色彩，各个流派所使用的哲学术语彼此都不太好通约，且论说的组织形式未必具有明晰可辨的论证形式。换言之，这些思想家中的大多数，都不太重视形式逻辑和哲学论说方式的相互结合，就像他们有意疏远实证科学的说话方式一样。

第三，这些哲学流派大都比较重视人类生存的相关历史条件和文化土壤，试图在某种历史总体性中对人的存在进行把握，而不愿意在某种非历史的抽象角度对人进行研究（比如，经济学通过博弈论模型对于“经济人”所做的那类抽象研究）。这或许可以被称之为某种“历史主义”的倾向。

第四，这些哲学流派大都不太愿意在理论哲学（如形而上学和知识论）以及实践哲学（如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来，并一般不太愿意接受对于哲学分支的断片化研究。

第五，这些哲学流派大都对“何为哲学”这个元哲学问题抱有特殊的兴趣，并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花费大量的笔墨。

第六，欧陆哲学的圈子比较推崇“学术明星制”，相关的知识节点亦按照个别著名哲学家的名字来加以组织，而相关的学术活动也主要围绕着对于这些“明星”的微言大义的解读来进行。学界后辈和前辈“明星”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诠释者和被诠释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之间的关系。

第七，欧陆哲学家的主要表达形式是大部头的著作，而不是论文。

第八，由于欧陆哲学的“欧陆”特征，德、法等小语种哲学家往往具有抵抗英语霸权的自觉意识。不难想见，对于欧陆哲学的研究者来说，对于这些语言的掌握也相应地成为了基本的学术门槛。

通过上面的简单介绍，读者恐怕也就不难猜测出分析哲学所具有的大致特征了：

第一，在大多数分析哲学家看来，哲学研究应当和科学研究保持一定的连续性，至少要对逻辑学的研究成果保持起码的敬意。一些分析哲学家甚至为哲学无法达到科学所具有的严格性而感到耻辱，并致力使之尽量“科学化”。

第二，也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分析哲学家都不倾向于在学术表达中过多显露学者自身的个性，而倾向于使用共通的学术术语，并在写作中严格遵循逻辑论证的规范性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形式化工具（如数理逻辑和概率论）的利用甚至依赖成为了使得分析哲学区别于欧陆哲学的重要表面特征。

第三，大多数分析哲学家对历史主义倾向抱有或明或隐的敌意，认为这可能会导向某种相对主义立场，而更倾向于以一种更接近于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方式来把握确定性的哲学知识。或说得更清楚一点，以柏拉图研究为例：分析哲学家更关心的是柏拉图的某段论证是否成立（就像柏拉图本人可能更关心的是其论敌的某个论证是否成立一样），而不是柏拉图的这段评论所处的历史环境是什么。

第四，分析哲学家大都更倾向于在一种明确的二级学科分类原则下，耕耘“学术井田制”中的某块边界相对明确的“责任田”，而不愿意以某种大而化之的方式去研究“人的存在”这样的大问题。这些“责任田”包括：形而上学、知识论、心灵哲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等等。与之相配套，对于分析哲学家的学术成就的评价，主要也着眼于其研究的“专业性”，而不是其“广博性”。

第五，大多数分析哲学家都不会花费太多的笔墨去讨论“哲学为何”这样的大问题，而更愿意去讨论一个具体的哲学问题。

第六，分析哲学家基本不推崇“学术明星制”：无论是多有名的专家，向哲学刊物投稿时都必须接受双盲审稿，并遭受被退稿的风险。相对年轻的学者在论文上批驳著名哲学家观点的事例，亦多得不胜枚举，颇具“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之古风。

第七，分析哲学家的主要表达方式是学术论文，而不是学术著作（在英语国家，一位学者是否在一流哲学刊物上积累了足够数量的论文发表记录，乃是得到升迁机会的关键性指标）。英语世界一流学术出版机构（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对于哲学著作的出版申请的审查，在相当程度上也会顾及相关的前期成果是否已经在一流哲学刊物上得到了发表。

第八，英语是分析哲学的通用国际语言（这一点类似于自然科学），因此，其他的欧洲“小语种”都在分析哲学圈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

有了上面这番鲜明对比之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为何我们必须在上、下两卷中分别处理当代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毋宁说，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文化和哲学论述方式，它们之间的分野乃是现代西方哲学最重要的宏观特征之一。若要忠实地再现这种“分野”，我们也必须在上、下卷的选编内容上有相应的体现。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上、下两卷内容的选编原则。

先来看上卷。

经过反复的考量和斟酌，上卷共选择了18位哲学家的20篇文章。这些文章或是著作中的一部分，或是纲要性的文本，或是对话性的采访记录，或是单篇论文。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展示出当代欧洲大陆哲学家们的思想轨迹。对这些篇目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下述原则：

其一，原创性。这是我们选择这些篇目的根本原则。比如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一文，显示出了他对人道主义思潮的深厚的批判力。在海氏看来，人道主义是以传统的形而上学作为思想基础的，而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是把“存在者”误认作“存在”，从而在根本上遮蔽了追问存在意义的道路。海氏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异化的理论触及历史的维度，因而其思想意义要比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远为深刻。又如拉康的“‘我’之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一文，展示出了拉康心理学中最富原创性的“镜像”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婴儿在6—18个月中会出现心理发展上的镜像阶段，即把镜像中出现的自我作为理想化的自我加以认同，这个阶段对婴儿乃至成人心理的后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正是拉康推进弗洛伊德深度心理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再如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一文，把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概念推广到社会和文化的层面上，赋予资本概念以全新的内涵，从而为当代社会学和文化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其二，影响性。这也是我们选择哲学篇目的重要依据。比如，海德格尔的“走向语言之途”一文开启了当代欧陆哲学研究语言问题的一个重要思想路向，其影响力之巨大，无文能出其右。又如，卡西尔的“以人类文化为依据的人的定义”是他的名著《人论》中的一章，他把文化理解并阐释为人性展开的圆周，对当代的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再如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而这一理论对历史哲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影响一直经久不衰。

其三，承上启下性。当代哲学经典（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典）与现代哲学经典（即20世纪前半叶的经典）之间既存在着差异性，又存在着连贯性。如果说对差异性的考量主要是通过对于当代哲学经典的原创性的注重而体现出来的话，那么，对于连贯性的考察则主要通过对思想发展的承上启下性的注重而体现出来。具体而言，上卷之所以收录了胡塞尔的两个文本，乃是因为：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尤其是他晚年的“生活世界”概念，为当代哲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动力和资源，而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文则是今天方兴未艾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滥觞之作。

在上卷的内容排列次序方面，我们努力按照“思想相关性”的原则，将前后具有彼此关联的思想家邻近排列。比如，胡塞尔的现象学开启了梅洛庞蒂和海德格尔的哲学，而列维纳斯的哲学又导源于对于海德格尔的反思，因此，这四位哲学家就被安排到了一起。考虑到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思想启发了伽达默尔和利科，因此，此二公的文选就紧跟其后。当然，因为思想史诠释可能的多样性，我们对于这些思想家出场次序的排列未必是合理的，而且肯定不是唯一的，这一点希望读者留意。

再来看下卷对于英美分析哲学内容的选编原则。

若用最简洁的话来概括英美分析哲学发展在20世纪的大趋势，恐怕可用两个“转向”来加以描述。第一个转向就是“语言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其大致意思是：传统的哲学研究，慢慢转变为对于表达传统哲学问题的语言研究，由此，哲学批判也就变成了哲学语言批判。所谓的“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就是这一转向后得到全面繁荣的哲学分支——而直到今天为止，很多人还将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并提。第二个转向则是“认知转向”（the Cognitive Turn），也就是说，很多哲学家渐渐意识到，对于语言哲学的研究还是肤浅的，因为很多语言现象背后其实是心智活动在起作用，是认知架构的信息加工活动在起作用。由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析哲学的研究重点便从语言哲学慢慢转变为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或是心理学哲学（philosophy of psychology），以及作为其最新衍生物的认知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cognitive science）和人工智能哲学（philosoph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之所以大家有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一是因为语言哲学的研究从理想语言转向日常语言之后，日趋琐碎和断片化，似乎已经陷入了某种瓶颈，而认知转向则似乎让研究者们看到了某种另辟蹊径的新希望。另一方面，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科学等新兴交叉学科的兴起，使得一些和思维本性相关的传统哲学问题被激活，而这些新兴学科自身的新话语方式也为哲学思维提供了新的话语框架。这自然就使得方法论略显老旧的语言哲学研究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

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认知转向并非分析哲学界所发生的唯一大事。传统的知识论研究、形而上学研究、伦理学研究也都在分析哲学的语境中重新崛起，目前这些分支在西方也有着数量众多的研究者，相关出版物亦非常丰富。下卷之所以没有涵盖这些内容，其一自然是受限于篇幅限制，其二则是基于如下考虑：对于分析哲学的初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阅读一些经典文献来对分析哲学的大致样貌有所把握，而不必贪多求快。在选编者看来，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的文献兼顾专业性、通用性和趣味性，因此，更适合被用作入门性文本。

另外，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语言哲学家的作品没有被收入下卷。比如，我们没有选到分析哲学的奠基者弗雷格（Gottlob Frege），没有选到大名鼎鼎的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逻辑哲学论》（尽管选入了其晚期哲学论著《哲学研究》片段），也没有提到普特南（Hilary Putnam）和戴维森（Donald Davidson）。这到底又是为何呢？

做出这种取舍，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哲学家或文本不重要，而是基于一些技术上的或是教学法方面的考虑。从原则上看，本书所选编的哲学文本一般都取自于20世纪后半叶，因此，本书选入罗素发表于1919年的“摹状词”已属“擦边球”行为，遑论更早时候发表的弗雷格的著作。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无法选入在上世纪20年代发表的维特根斯坦的名著《逻辑哲学论》。之所以不选普特南和戴维森，则是因为选编者更愿意将有限的篇幅留给达米特、克里普克和刘易斯。具体而言，达米特对于意义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初具“认知转向”的意蕴，而且按照选编者自己的“学术私心”，他对于戴维森所代表的真值条件语义学的批评，似乎代表了一条更有希望的学术进路。之所以选入克里普克和刘易斯，则是希望读者多了解一些关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相关讨论，因为这一讨论目前已经成为了理解当代西方分析哲学诸多论证的重要背景。

和上卷一样，在下卷的每篇选文之前，都附有一篇或长或短的导读。选编者尽量在导读中压缩对于作者生平的介绍，因为过多的名人八卦陈列，对于理解其哲学思想并无太大帮助。需要注意的是，考虑到分析哲学重视论证的学术风格，在为收入下卷的一些文本编写导读性文字的时候，选编者还写下了自己对于选文中论点的批驳意见，以便促进读者对于选本内容的更深入思考。

上卷的选编工作由俞吾金负责，下卷的选编工作由徐英瑾负责，另外徐英瑾也参与了上卷的选文导读撰写工作。

俞吾金 徐英瑾

2013年9月

[1] 说得更具体一点，不仅在今天的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哲学界，分析哲学乃是主流的哲学流派，而且，甚至欧洲大陆的哲学界，目前也有着明显的“分析化”倾向（譬如，芬兰、丹麦、瑞典、挪威、荷兰的分析哲学研究都处于主流地位；在德国分析哲学的力量大约占半壁江山；在意大利，分析哲学在该国中北部大学有一定势力；苏东巨变后，分析哲学在立陶宛、克罗地亚等新兴小国得到复兴——甚至在苏东巨变之前，分析哲学在波兰这样的东欧国家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唯独在法国和俄罗斯联邦，分析哲学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学界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