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把一个丰富且复杂的乌托邦历史看作是发散的时间演变。黑格尔就是一个明显的代表。他的指导精神被超验辩证法（一种在“既—又”逻辑基础上展开的辩证法）描绘为物质的和具体的。当自在之物成为自为之物时，它们就改变历史。有趣的是，历史的终极状态被表示成一种空间化的隐喻。道德或审美状态是世界精神演变的终点。马克思有时会遵循这种思维方法，虽然它并不是时代精神而只是起着指导作用和积极的阶级斗争。当自在阶级成为自为阶级时，历史也是这样向前发展，向着后革命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完美状态发展，国家最终也会消亡。在这两种情况中（很明显，我把它们简单化了），作为空间形式的最终固定状态（事先未被明确说明）是通过某种特殊的历史过程观念获得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特殊样式的时间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空间形式，而莫尔却给了我们空间形式而不是过程。

当然，对这种无固定地点的目的论还存在着许多争议。例如，威廉·布莱克和克尔凯郭尔都坚持认为，辩证法应该被理解为“非此即彼”而不是“既/又”。结果，历史就成为一连串有关存在的或政治学的选择，这些选择不具备必需的导向性逻辑或任何清晰可辨的终结状态（Clark，1991）。换言之（而这正是我将要返回的一个重要观点），社会过程的乌托邦习惯于迷失在无限开放方案的浪漫主义之中，在那种方案中，永远不会存在一个封闭（在空间和地方之中）的点。

具体说来，我们发现马克思的政治经历以及后来的著作常常受黑格尔先验主义的“非此即彼”辩证法而非“既/又”辩证法所吸引。在支持巴黎公社这个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所基于的理由是当时的时机还不成熟，而他突然转向彻底支持它则与他的可以“非此即彼”又可以“既/又”的双重辩证观有绝对关系。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在某一给定的地点和时间内革命或不革命的潜在后果，并在这种目的论的支配下屈从于一种更加偶然的历史演变的意义，即使阶级斗争仍然是历史的动力。正如他就这个主题在给库格曼的一封著名的信中所写的：

如果只是在绝对顺利的成功条件下才着手进行斗争，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Marx and Lenin，1940，87）

而且，公社运动正是在巴黎才得以发生，这个事实给这项运动增添了明确的特性（既是缺点又是切实的长处），同时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革命运动是否而且如何从中心向外发展并进而席卷整个法国、甚至全欧洲。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开放的“既/又”辩证法与“非此即彼”封闭假设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小事一桩。

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必须要对一个不同的、在当时甚至是占支配地位的、依赖于完善市场环境下“经济人”理性活动的过程乌托邦进行解构。因为这是到目前为止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最强有力的过程乌托邦，所以我们要对此密切注意。亚当·斯密在他的首次出版于1776年的《国富论》一书中最精确地阐明了这个论点。他对道德情操理念的思考——他首先是个道德哲学家，然后才是个经济学家——引导他提出了过程的乌托邦理想，在这个乌托邦理想中，个人的欲望、贪婪、贪心、驱力、创造力等东西可以通过成熟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被动员起来，从而达到整体的社会利益。从这里出发，斯密和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排除国家干预和调节（那些保护自由市场的机构除外）并抑制垄断权力的政治方案。放任政策、自由贸易和适宜的市场被19世纪政治经济学家们所称颂。只要给自由市场繁荣发展的空间，就万事大吉。这当然是过去20年来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尤其以美国和英国为最显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我们被反复告之“别无选择”的体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种过程乌托邦发动了毁灭性的进攻。在第2章中，他勉强承认斯密有关成熟市场的虚构。接着，他以无情的、不可辩驳的逻辑说明了必然的结果。他证实，无节制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只有“靠耗尽全部财富的原始来源——土地和劳动力”——才能生存下来，这就使得对自然的掠夺、自然的退化完全与劳动力的贬值和降低同等重要。此外：

依照资本积累的程度而言，工人的境遇，无论他的处境是高还是低，一定会越来越糟糕……因此，财富在一个极点的积累同时也是悲惨的境遇、劳动、奴役、无知、残酷及道德堕落在另一相反极点的积累……（1976，799）

马克思对自由市场的乌托邦理想所作的出色解构最近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抑制。波拉尼（在“冷战”乌云即将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写作）对马克思的观点理解得非常透彻，他在下列段落中对此作了详细说明：

我们的论点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观念暗示着一个十足的乌托邦。如果不消除人类和社会的天然本质，那这种制度一分钟也不会存在；它会在身体上摧毁人类，并把他的周边环境变成一片荒野。社会必然会采取措施自我保护，但无论它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会以另外的方式削弱市场的自我调节、打乱工业生活并因此危及社会。这就是两难困境，它迫使市场体系的发展陷入确定的轨道之中并最终破坏以它为基础的社会组织。（Polanyi，1957，3—4）

但是在撒切尔—里根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通过说服力和经济力量的混合运用而向全世界输出），把这样的异议弃之一边。凭借私人和个人的责任及进取心、解除管制、私有化、市场自由化、自由贸易、削减政府规模和大幅度缩减福利国家及其保护政策这些咒语，自由市场的毁灭力量滚滚向前。20多年来我们几乎经常被哄骗去接受亚当·斯密设想的能够解决所有灾难的过程乌托邦。我们也已经目睹了对可能会阻碍这样一种计划的那些机构——特别是工会和政府——的全方位攻击。玛格丽特·撒切尔宣称说没有社会这样一种东西，而只有个人和他们的家庭，并开始着手解散所有那些可能会妨碍她的乌托邦幻想的机构——从工会到地方政府。随着柏林墙的倒塌，福山给所有这些都赋予了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假象。我们现在处于历史的终结处，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是世界范围的胜利者。历史的终结处就在这儿（如果以巴尔的摩为例，那确实是令人沮丧的思想）。

把撒切尔和金里奇这样的人当作黑格尔派，这似乎很奇怪，但他们所信奉的自由市场必胜信念只是附属于黑格尔某一特定目的论的斯密的过程乌托邦（“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别无选择”）。在许多方面，正如弗兰克尔（Frankel，1987）指出的那样，在最近时期，最有效的乌托邦理想者就是右翼组织的那些人，他们主要拥护过程乌托邦理想而非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然而，奇怪的是没能够把右翼对社会秩序的这种攻击贴上“乌托邦”和“目的论”的否定称号。只是在最近才有像约翰·格雷这样的主流思想家试图复兴波拉尼的思想，并攻击自由市场乌托邦理想的内在破坏性。撒切尔和金里奇两个人的突然下台和失去影响证实了他们这种打算的脆弱性。

当他们的乌托邦理想成为现实的时候，其结果就接近了马克思的解构所描绘的那些东西了。在所有那些最积极地沉迷于市场乌托邦理想的国家中，收入不平衡迅速上升。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具有其地理表达方式：区域之间螺旋式上升的不平衡以及富足邻里与贫民区之间逐步增强的差异，以美国为例，就是贫穷的市中心与富足的、排他性的郊区的鲜明对照。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加速、所有形式的社会凝聚力和国家权力遭到破坏、整个文化和为日常生活提供坚实基础的那些“情感结构”被毁，以及，也许是所有情况中最成问题的，大面积的环境恶化以至于地球表面上的多数地方再也不适宜人类居住了，这些就是格雷（Gray，1998）准确描述的一些后果。“结果”，他写道，“我们不是站在自由市场者计划的富足时代的边缘，而是一个悲剧时代的边缘，在其中，无政府的市场力量和收缩的自然资源把主权国家拖入到更加危险的竞争之中。”我坚持认为，这些正是在巴尔的摩衰退中发挥作用的力量。那么，如此一种想象中的仁爱过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悲剧后果呢？

答案广泛地存在于过程乌托邦在地理上实现时所发生的事情中。自由市场乌托邦理想以任何形式实现都要求这个过程停在某处，要求构筑某类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空间。它如何在空间上成形以及它如何制造空间，这些都成为它具体实现的关键方面。过去20年来我的主要工作（Harvey，1982；1989）就是试图准确地追踪这样一个过程，试图了解资本如何在某一点上按照它自己的面貌建造一种地理景观，但最后为了调节它自己无止境的积累动力、强大的科技变革以及剧烈的阶级斗争形式又不得不摧毁它。资本主义时代中创造性毁灭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历史简直令人吃惊。过去200年来地球表面上所发生的许多奇异变化，所反映的正是自由市场的过程乌托邦理想的实施及其不断的、长期的对空间形式的重组。

但是这种空间实现的条件和样式具有各种各样的结果。因为自由市场的资本积累是在天然资源、文化历史、通信潜力、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这样一些多样化的地理区域中进行的（这种地理区域日益成为资本投资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人工环境上的微分产物），所以它强化了生活标准和生活前景上的不平衡地理发展。富裕地区越来越富，贫穷地区越来越穷（巴尔的摩就是大城市规模上这种不平衡地理发展的一个生动例子）。嵌入在市场过程的乌托邦理想中的循环和累积的因果关系使得财富和权力在地理差异上越来越大，而并不是朝着同质性和平等性逐步发展。俗话说，“再也没有比公平对待不公平之事更加不公平的了”，而且正是因为这一点，自由运行的市场中所暗示的平等主义和民主化最后产生的不平等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社区和/或国家权力引领着对自由市场乌托邦理想的某些惊人后果（螺旋式上升的收入不平等、不平衡地理发展、对环境的外在影响，及诸如此类）的抵制。但是这一现象之中潜伏着一种深深的悖论。自由市场如果要运行，它就需要大量的制度安排和规则，这些制度安排和规则只能由某些类似于国家权力的东西加以保证。市场自由必须由法律、权威、武力来保证，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由暴力来保证。因为国家权力通常被认为是暴力的垄断者，所以自由市场如果要运行，就需要国家或相关的机构。简言之，自由市场并非只是偶然发生的。当然，它们会反对国家权力管制它们的某些手段，不过，它们并不反对国家权力。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只有当国家（现在我们必须把地方政府包括在这个断言中）成为“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时，自由市场乌托邦理想的实现才能得到保证。1945年之后的非殖民化和随后发生的全球市场的国际化和自由化已经使整个世界更接近于那个标准，尽管这一过程发展的不平衡的步伐（政治和社会斗争的产物，传统团结和传统思想在这些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已经影响到过程乌托邦理想的不同地点和时间上得以实现的方式。在各地方之间，甚至更具有破坏性地，在国家或国家联盟之间所发生的地缘政治斗争已经成为这个问题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争论的结果就是：任何过程乌托邦理想的纯度不可避免地会被它的空间化方式所破坏。完全同样地，空间乌托邦的具体实现与被动员起来制造它们的时间过程的特性相冲突，所以过程乌托邦理想与具体实现它所必须要的空间框架和地区结构特性是相互冲突的。令人好奇的是，亚当·斯密看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预见市场交换的延伸给世界不同地方带来的利益与灾难，这是很难的。但是，他希望：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联合世界最遥远的部分，使他们能相互救济彼此的缺乏、增加彼此的享受、激励彼此的产业，其一般倾向似乎是有利的。不过，对于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两处的土人来说，这两件事本来能够产生的一切商业上的利益，却被它们所引起的不幸完全抵消了。这种不幸与其说是出自于它们的本性，还不如说是出自偶然。美洲及东印度通路被发现时，欧洲人的优越努力，使他们能为所欲为，在此等遥远的地方，做出各种不合正义的事体。今后，此等地方的土人，也许会日渐强盛，欧洲人也许会日趋衰弱，使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气和实力。只有这样，才可引起相互的恐惧，从而威压一切独立国的专横，使它们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但最能建立此种同等实力的，似乎就是互相传授知识及改良技术了，但这种结果，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伴随着世界各国广泛的商业而来临。

（Adam Smith，引自Arrighi，1994，19[2]）

结果决不会像斯密的乌托邦幻想所假定的那样是偶然和短暂的。就像当时一样，我们现在随时可以在各种著作中发现斯密的这一标准的反应：因为市场还不完善，所以产生了不平等问题。但是，经历两个世纪的苦难之后，这种论调不再有什么重要意义和可信度。

六、在空间形式中奠定社会过程的基础

空间形式的乌托邦不得不与它意欲控制的社会过程相妥协，从而与它们的崇高目标相悖。现在我们也发现，已实现的社会过程乌托邦必须与空间性和地点地理学相协商，这样，它们就同样失去理想的特征，而产生了在许多情况下完全违背初衷的结果（比如，加强了独裁主义和不平等性，而非更强的民主和平等）。我们来更进一步地看看这种颠倒在理想化的社会过程中是如何发生的。

存在着两个基本点，当任何社会过程乌托邦理想具体实现时，“空间性协商（negotiation of spatiality）”一定会在这两个基本点上发生。对它们的考虑证明了斯密所哀叹的结果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视为偶然的或短暂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自由市场依赖于国家权力。自由市场的发展决定性地取决于国家权力特定形式的扩展和深化。与大众信念相反，市场过程没有“挖空”国家。它们带了国家对社会过程特定方面的更进一步控制，恰如它在履行某些比较传统的、民粹主义的职责中被驱逐一样。此外，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本身需要合法性以最有效地履行职能，那就必须动员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情感，从而把自由市场的扩展变成政治的甚或明显的地缘政治的十字军东征。英国是19世纪世界范围内市场的推动者，使用了炮舰外交政策、帝国征服和有关种族优越及“白人重任”的广泛观念，并确信他们在打开世界接受贸易的运动中所肩负的“教化使命”。美国在1945年之后运用各种可自由支配的宗派和暴力手段努力寻求一种与假想中的“民主”资本主义相结合的自由市场的新世界秩序。在过去20年中，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十字军东征主题，它再一次地显示霸权国家的权力是自由运行的市场所必需的。在一个较为局部的层次上，玛格丽特·撒切尔只有通过无情地使用国家权力（比如，镇压罢工的警察暴力、对大学研究的严密监控）并诉诸民族主义情绪（当她拒绝与欧洲进行市场自由真正地且逻辑上需要的一体化时，后者就产生了导致她垮台的一个悖论）才能在英国内部实现她的自由市场哲学。

这预示着一个根本的矛盾。国家权力的保存和扩展是自由市场运行所必需的。如果自由市场像惯常那样削弱国家权力，那么它们就破坏了自身运行的条件。相反，如果国家权力对市场的运行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国家权力的保存就需要对自由运行的市场进行颠倒。正如波拉尼清楚地概括，这是处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心的主要矛盾。它解释了，在像巴尔的摩这样的城市中，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发展格局是通过诉诸自由市场竞争这样的花言巧语来证明是正当的，而实际上它却依赖于国家的补贴和垄断。它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化和更加自由的国际贸易的伟大时代已经成为单一权威国家（比如19世纪晚期的英国或1945年之后的美国）能够为自由市场获得成功提供政治、制度和军事条件保证的伟大时代。

因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虚假外表依赖于强制性合作和协作这个基础来确保自由市场和开放贸易的框架。

自由市场的乌托邦理想与空间性的第二个基本协商点更直接地取决于物质人工环境的建设，那种环境是商业活动能够依靠的资源复合体。它以其最粗糙的形式允许商业化的乌托邦理想规划，比如玛格丽特·撒切尔设立城市发展公司来恢复城区的那类规划（伦敦港区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但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总会产生地理偏见和不平衡地理发展，这又会诱发其他方面的发展，这些发展都是某种协同作用的一部分，当自由市场参与空间生产时，那种协同作用必然会发生。出售一个地方，如巴尔的摩，这本身就成了乌托邦艺术表现的部分。源自于空间形式和乌托邦的华丽辞藻和关于过程乌托邦的华丽辞藻正是在这个方面相互结合从而制造了我们身边的商业化的和退步的乌托邦形式。

这种矛盾的结果加深而不是减缓了不平衡地理发展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活动。各种样式的国家统治体系的扩充把整个世界区域和居住在那里的人口中的不同阶层还原为类似于奴役的状况。主要公共资源在空间上的集中在所有的规模上都产生了螺旋式上升的地理不平等。而且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存国家权力的政治经济资源，这些资源保障了自由市场的运行。这些悖论和矛盾到处不证自明。然而，有关自主、自由和市场的乌托邦花言巧语隐藏得如此有效以至我们经常会发现难以说清楚那种潜在的强迫性协作模式，而它们原本公然地直接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七、探索时空乌托邦理想

考虑到空间形式和社会过程这两方面的乌托邦都存在着缺陷和困难，那么最明显的替代方案（不同于完全抛弃任何什么乌托邦主张）就是建立一个明确的时空的乌托邦理想。很多年前爱因斯坦就告诫我们，空间和时间不能有目的地分开。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许多迹象表明空间同时间的分离虽然有时很有用，但却常常令人误解（参见Harvey，1996，第三部分）。而且如果空间和时间被当作社会构造（暗示着否认了牛顿和笛卡尔所创立的绝对时空理论），那么乌托邦理想就必须同时包含空间和时间的生产。因此，对于我称之为“辩证乌托邦理想”的东西的探索还在继续。

然而，一定不要抛弃从空间形式和时间过程这两个乌托邦理想的分离史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确实，对它们进一步地分析，可以得到更深层次的领悟。从前者来看，实现特定社会和道德目标的想象性空间游戏观念可以转换成潜在的、无止境的、有许多空间形式可能性的开放实验，这就允许对广泛的人类潜力进行探索（集体居住、类属关系和生产—消费风格的不同模式，与自然关系的不同模式，等等）。列菲伏尔（Lefebvre，1991）就是这样提出其空间生产概念的，他将之视为一种探索替代方案和解放策略的优先手段。

但是列菲伏尔坚决反对传统的空间形式乌托邦，正是因为它们具有封闭的独裁性。他开辟了对笛卡尔概念、对政治专制主义进行毁灭性批判的新风尚。那种政治专制主义来自于空间和压迫的绝对观念，而那种观念又源自理性化的、官僚化的、技术统治论的和由资本主义定义的空间性对世界的报复。对他来说，空间的生产必须总是作为一个不断开放的可能性持续下去。不幸的是，结果却使任何实际替代方案的空间令人失望地无法定义。列菲伏尔不接受特定的建议。他拒绝面对这个根本的问题：实现一个空间就是实施一种属于独裁主义的封闭行为（尽管是暂时的）。所有已实现的乌托邦的历史都指向了根本且不可避免的封闭问题，即使由排外行为而产生的幻灭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如果想要实现替代方案，那就不能无穷尽地躲避封闭的问题（以及它所预示的权威）。这样做就是采纳一种有关永远无法实现的渴望和欲望的牵强的浪漫主义思想。这就是列菲伏尔最终把我们遗弃的地方。

福柯试图通过不同的途径摆脱同样的困境。在首次出版于1966年的《物的秩序》一书中，他杜撰了“异托邦（heterotopia）”这个术语来描述那种不和谐、那种“高深莫测的多样性”以及语言本身能够产生的基本的混乱：

乌托邦提供安慰作用：虽然它们没有真实的位置，但却存在着一个幻想的、无烦扰的、它们能够在其中伸展的区域。它们开辟了拥有巨大林荫道和雄伟壮丽的人造公园的城市、生活安逸的国家，虽然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异托邦是令人烦扰的，大概是因为它们暗地里破坏了语言……乌托邦允许寓言故事和词语：它们采用了语言的这一特点……（异托邦）使言语无味，终止了词语，在其源头处争论语法的真正可能性；它们消除了我们的神话故事并杜绝我们句子的抒情性。

在《物的秩序》中，“异托邦”是完全从话语和语言方面来考虑的。后来，福柯努力要给这个术语一个物质的所指。在1967年所做的一个报告中，在与空间形式的建筑师和理论家展开对话的尝试中，福柯（Foucault，1986）再一次地诉诸“异托邦”这个概念。这个报告从未修改出版（虽然他在1984年去世之前不久确实同意出版）。由他的助手们摘录，作为其所有作品中的一颗隐藏之玉，于是这个报告就成了乌托邦问题能够借以复兴并同时被规避的一个方法（在后现代主义的教规中尤其重要）。“逃避”的主题隐含在福柯的论文中。（他写道：“海船是真正的异托邦”，“在无船的文明中，梦想枯竭，间谍代替了冒险、警察代替了海盗”[Foucault，1986]）。这个概念使福柯有可能幸免于“不存在的地点（no place）”，那是一个“地点”的乌托邦（激励法国1968年运动的一个主题），并在实际行动的特定地点实现。但他也运用它来逃避那个限制人们想象力的规范和结构的社会（顺便提一句，包括他自己的反人道主义），而且通过对空间的历史的研究以及对其异质性的理解来确认差异、变化性和“他者”可能活跃于或（如建筑师）真正被构造于其中的空间。哈瑟林顿（Hetherington，1997）把异托邦的这个概念概述为：

[是]多个交替秩序的空间。异托邦以一种不同于周边的方式组织着一个社会世界。交替秩序把那个世界界定为他者并允许它们被当作是一种可供参考的选择性做事方式……因此，异托邦揭示社会秩序的过程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物。

这个表达方式表面上很吸引人，它让我们能够思考多重乌托邦图式（空间游戏），这种图式以并不相互排斥的物化形式为我们所知。它加强了空间游戏的共时性这种观念，该观念突出选择、多样性和差异。它使我们能够把城市空间中（有趣的是，福柯的异托邦空间名单中包含了诸如墓地、殖民地、妓院和监狱这些空间）发生的多种异常和越轨行为及政治活动看作是对某种权利的有效且具有潜在意义的重新主张，它要求以不同的形象来塑造城市。它迫使我们承认拥有可以体验不同生活的空间（爵士乐俱乐部、舞厅、社区公园）是多么重要。福柯使我们确认，存在着大量的空间，在其中，“他性”、变易性和替代方案可以不被当作纯粹虚构事物来研究，而是通过与已经存在的社会过程的联系来研究。替代方案正是在这些空间内形成，而且对现存规范和过程的批判正是从这些空间出发才能够特别有效地确立。他宣称（大量利用巴什拉的著作），此类空间的历史向我们显示空间形式会如何、并以何种方式与根本不同的社会过程发生联系，并因此破坏社会（以及深层意义上的乌托邦解毒剂）通过所依附的同质性。他显然期待这个混乱的结果，这在他《物的秩序》一书中早就描述过，“大量可能秩序的片断以不规则的而不是规则或几何学维度各自闪耀其间”（Foucault，1973，XVII）。

不幸地，这个概念不能如此轻易地逃避更加普遍的乌托邦重负（也许这就是福柯为什么会在他的《规训和惩罚》一书中拒绝详细说明这个概念、甚至默默地否认它的原因）。它假定，与统治性社会秩序的联系或者可以被切断、被削弱，或者就像监狱中的情况一样完全被颠倒。这个假定就是：权力/知识可能被分散并被分解为差异的空间。它假定，在这类“他性”的空间中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有益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或“适当的”。墓地和集中营、工厂、购物中心和迪斯尼乐园，琼斯敦[3]、民兵集训营、开放学制办公室、新哈莫尼，“私托邦”和“生态乌托邦”，这些全部都是另一种做事方式的场地，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异托邦的”。由于它的多样性，乍一看显得如此开放的东西突然显得要么是平庸（一个混乱的、异质的、多样的空间、任何“不同的”事物——无论怎样定义——都可能会发生于其中），要么是一个更加有害的空间碎片，这些空间在一个更加广泛的历史和地理转变的辩证法中是封闭的、排他性的，甚至是危险的。异托邦这个概念能够坚持对空间异质性的更好理解，这是个优点，但是对于一个更加时空化的乌托邦理想的外表特征却提供不了任何线索。福柯提出质疑并助长其动摇（特别是在话语领域），但对于任一种替代方案会如何构成却不能提供一点线索。

现在，我们从过程导向的乌托邦理想（process-oriented utopias）的立场来思考这个问题。这种据说应该不断开放且仁慈的乌托邦社会过程，如市场交换，不得不凝固为一种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存在的、以空间为秩序且制度化的物质世界。社会的、制度的和物质的世界（围墙、公路、领土细分、统治制度、社会不平等）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这种非此即彼的辩证法是无处不在的，这样的结构一旦建立就很难改变（核电站将束缚我们好几千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制度聚焦了越来越多的惯例）。尽管我们会努力创造灵活的景观和制度，但因为变化条件随时间变得越来越僵化，所以结构的稳固性往往会增长。与一个世纪前相比，彻底改造像纽约或洛杉矶这些地方的物化组织形式现在连想都比较难了，更不用说做了。自由流动的过程在各种结构中、在各种组织、社会、文化和物质的现实中得到了例证，那些现实需要相对的永久性、稳固性和不变性。物化的过程乌托邦不能逃避封闭问题或者它们自己制造的对传统、制度惯性等诸如此类东西的硬性积累。自由市场的乌托邦理想越是集中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它就越难以改变或者甚至保持它自己的轨迹。

在当代，任何重建社会过程的斗争必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推翻由自由市场本身制造从而成为社会相对永久性特征的这些结构（既有物质方面的，又有制度上的）。虽然这个任务使人畏缩，但并非不可能，新自由主义的革命议程在过去20年里已经完成了许多物质上和制度上的改革（想一想英国和美国非工业化的双重影响和工会权力的缩小）。因此，当我们探索替代方案时，为什么就不能去设想同样引人注目的变化呢（虽然是在不同的方向中提出）？

正是从这方面出发，思考罗伯特·昂格尔的著作就非常有益了。像列菲伏尔一样，罗伯特·昂格尔也致力于解放方案的探究，同样渴望避开传统乌托邦构想的错误。他集中于社会过程和制度/个人的转化。果然不出所料，他对现存制度和行为的批判是强而有力的。那么，他如何设想替代方案呢？昂格尔坚持认为替代方案应该出自对既存制度，个人行为和习惯的批评和实践斗争，从而避免了乌托邦理想（最直接地，这些安排通过出自资本主义长期历史的西方民主模式而得以实现）。因此，他仅仅对“道路中的下一步骤”感兴趣，而并不是对某些普通的转变原则或某种千年幻想的描述感兴趣。然而幻想的思想（visionary thought）和想象的斗争对这种努力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对理想的思考变成了梦想的或外在的，以致它展示了一幅已根本改变了的社会生活计划的景象，尽管只是部分的和片断的，并在证明方面也不严格坚持惯常的和确定的人类联系模式。这种空想家是这样的人，他们声称不受他或他的对话者所处的传统界限的约束……请注意，幻想的思想并不天生是信奉千禧年的、至善论的或乌托邦的（在通俗意义上）。通常它没必要也不会呈现完美社会的景象。但是它确实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们必须自觉地重绘可能和可欲的人类联系形式的地图、发明人类联系的新模式并设计能体现它们的新的实际安排。

（Unger，1987b）

昂格尔著作的中心思想是一个简单但却有力的辩证法概念。只有改变制度世界我们才能同时改变自己，正如只有渴望改变我们自己才有可能改变制度。他写道：“劳动技术和社会分工在日常生活中越是呈现为一个僵化的功能分配，它们就越是应该在‘文化革命’的挑衅和不和谐这种微观水平上以及制度创新的宏观水平上加以摧毁”。尽管如此，建立一种既自由又有改革能力的更彻底的民主统治的授权与被授权体系仍是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昂格尔设想了三种主要的授权种类。第一类，展开社会生活的实际实验；第二类，加强对“我们社会经验的制度的和虚构的框架的自觉控制”，而第三类则帮助“改变群体生活的某些能力，正是借助那些能力，集体生活用依附和支配的关系把人们绑在一起并因此使他们成为预定无个性的角色代表”。

为实现这个目标，昂格尔设想了三个主要的制度改造领域：管理章程、系统组织和权利体系。他在这些领域内探索各种建议从而努力避免无止境开放的可能性所暗含的浪漫主义色彩，他希望，这既能够激励潜在替代方案的意义，同时又可推动个人转变，这些个人转变缓和了我们都嵌入其中的日常生活之“保持惯例的结构”与通常表现为革命性和破坏性暴力的“改变冲突的结构”之间的反差。这样，他希望“把社会性从它的原本（script）中解放出来，并使我们对于他人来说相互成为自己都知道的独一无二的人而非团体对照体系中的占位符号（placeholder）。”

我在这里对昂格尔进行了非常详尽地探讨（虽然对于一项非常丰富且复杂的三卷本研究成果来说，这远谈不上公正对待），因为在我看来，在关注幻想可能实现的机制方面，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的分析对这个世界很有益。现在，他与巴西的工人党合作解决进步政治行为的宪法和法律方面问题。在像阿雷格里港这样工人党掌权已好几年的城市中，执政者想出了一些高度创新的手段来加强大众授权和民主治理形式，这其中的大多数具有昂格尔所代表的那类思想的特点（参见Abers，1998，对阿雷格里港实验的描述）。把这些实验转换到像巴尔的摩这种城市的情境中，它们确实会非常有用。我们需要从中学的东西很多。

尽管如此，昂格尔并没有考虑过社会秩序安排的特殊空间模式——他所表述的全部东西始终来自于对空间因素的概括。我不认为这对他的论点来说是致命性的，因为无须克服太大的困难就可把他的批判和重新设想社会机构的方法扩展到空间形式的水平，并因而把他的论点转变为对进步的民主化和授权（诸如此类的，它实际上正在阿雷格里港被创建）有着更加审慎思考的时空动态。

然而，昂格尔研究方法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困难。比如，他指出了他称作“所谓对替代方案的兴趣与表明这种兴趣真实性的实实在在的迹象的缺乏这两者之间令人惊讶的差距”。他还指出了“强烈的逻辑社会理论的幻觉”（主要代表是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和对自发的革命行动创造力的信心已经解除了左派的建设性的政治想象力”。接下来他写道：

试图设计出比在主流左派文献的党派论坛中所发现的替代方案还要审慎的方案的少数那几个人很快就被当作乌托邦梦想家或改良主义的修补者被抛弃：如果他们的提议过于背离既定的安排，那就是乌托邦者；如果他们提出适度的改变提议，那就是修补者。没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的事情是切实可行的，而且轻易设想出来的变革经常都不值得有计划的运动为之牺牲，那些运动的时间表经常不尊重个人寿命的维度。如果所有这些还不够，自诩的方案制订者注定还会有一个最后的惊奇。他将被谴责为——有时指控人恰恰一分钟之前还声称他们需要替代方案——教条地预期了将来，而且试图抢在不可预测的情形之前，就好像蒙田的警告没有什么力量似的，蒙田警告道：“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要驶向什么港口，那么就没有什么风能帮助他”。（1987a）

这是相当敏锐的素材。不过，结果是，就每个人而言（包括昂格尔），在确定自己可能会希望驶向哪个港口时会犹豫不决。正是在这个方面，昂格尔拒斥任何一种特定制度安排或社会关联模式所造成的封闭性。像列菲伏尔一样，他试图使选择机会永远敞开。无情的“非此即彼”辩证法被回避了，更加温和的（昂格尔比较喜欢的词之一）、更加令人鼓舞的黑格尔先验政治学得到了支持，解放政治学思想的反独裁主义在这里达到了某种界限。人们没能认识到任何事情的实现都需要（至少是暂时需要）围绕一套特定制度安排和特定空间形式的封闭，而且这种封闭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在人类事务中有其影响力的物质性声音。抛弃全部左派乌托邦思想言论就是把合法有效的权威问题搁在一边（或者，更准确地说，把这个问题交给保守派的道德准则——新自由主义和宗教种类的保守派）。正如马林所评述的，它使乌托邦概念成为物质世界中无任何针对性所指的一个纯粹能指，而且对当代许多理论家而言——昂格尔也在其中——那正是这个概念能够而且应该逗留的地方：作为一个纯粹的希望能指，注定永远不需要一个具体的所指。但是问题就在于，没有乌托邦的幻想，就没有办法来确定我们可能想要驶向哪个港口。

八、乌托邦动态

把被称为“时空乌托邦理想”的这套理论描述为完全空洞的，这是一种错误。确实，存在着许多替代它的方法。首先，格迪斯和芒福德在他们各自对城市和地区的研究方法中所采纳的进化论证风格促进了对人类活动的一种认识，在其中，处于变化规模上的空间生产是同样强制并常常冲突的经济、科技和文化需要的表现（如芒福德所述，城市首先要被当作“一件艺术品”来看）。芒福德的著作，虽然特殊且不完善，但却注入了某种时空乌托邦理想（尽管最近所做的某些灾难性选择常常带有很大程度的乌托邦情绪）。

但更为重要的是，乌托邦写作类型本身最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零散地隐藏在常常非常令人厌烦的故事内的政治小册子（如莫尔的《乌托邦》甚或巴特勒的《埃瑞恒》）变成成熟的具有戏剧性的（有时是宏大的）长篇小说，这种变化预示着情感和技术上的一个重要转变。这种长篇小说，作为对可能世界的一种探索（参见Ronen，1994），现在已经成为探索乌托邦情感和感受的首要场所。有关这种转变的早期暗示我们可以在下列这些作品中发现，如黑塞的《卢迪老师》、H.G.韦尔斯、阿尔都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以及爱恩·兰德的《根源》（外加大量的歹托邦小说，如奥威尔的《1984》）。但在最近时期，在厄休拉·勒吉恩、多立丝·莱辛、玛吉·皮尔斯及其他许多人的作品中，这种策略已变得显而易见（现在许多用这种风格写作的作者都是女性，指出这点是有启发性的——正如莱维特丝所指出的。1990；1993）。

这种长篇小说很典型地认识到社会和空间是由持续的斗争过程塑造的。如果需要的话，这种小说形式适合于一种更强烈的时空动态。静态的并最终被实现的古典乌托邦理想的空间/制度形式被抛弃了，它们要么被当作不可实现的，要么，如果已经实现的话，则被当作不稳定的、仍处于向尚待确定的其他某物的变迁之中。让我们看一看金·斯坦利·罗宾逊有关火星殖民地的三部曲。一开始是探险航行，紧接着就是对无人居住的遥远星球的积极的殖民运动（虽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它把殖民的历史地理改写成一部有关火星环境和社会—空间形式变革的长期传奇。这个传奇的特点就是各种斗争；与火星环境作斗争及殖民过程本身的内部斗争——首先到来的一百名移民和后来者之间的斗争，地球上的权威和火星上的新生社会之间的斗争，尤其是殖民者自身内部就广大问题（比如政治表现形式）而展开的斗争，但最特别的是“改变”火星环境所带来的道德和政治权利的问题。火星上的社会形态带来了对世界的生产，这种生产持续不断地从自身内部发展出新的形式，但却不是以任意的方式。每一决策瞬间都标志着一个“非此即彼”的逻辑，赢得战争（身体上的或思想上的）的人改变发展的轨迹，本身却未必需要包容所有的反对意见。总是遗留一种权力和论证的残余，它们往往在稍后作为一个替代的颠覆力量被恢复。因此，读者不是被介绍到一个已经建成并被发现的稳定世界中，而是被创造一个新社会—生态世界的辩证法所吸引。

我不是用罗宾逊的例子作为某种范本来说明应该如何制定时空乌托邦理想，虽然它确实例证了文化形式如何可以用来阐明替代性时空动态。此外，单纯依靠长篇故事作为灵感之源存在着许多危险。比如，用“纯”文学（或艺术）来代替乌托邦理想可能意味着我们未能从莫尔的《乌托邦》或贝拉米的《回顾》这样的政治小册子中获取如此断然、如此清晰地传出来的政治讯息。很难想象罗宾逊的著作作为对贝拉米干预（现实）的回应，激励了19世纪末期兴起的所有此类政治运动。更为糟糕的是，艺术创新轻易地掩盖了变革行动的真正困难。正如莱维特斯（Levitas，1963）所评述：

未来和现在通过一个切实可行的变革可靠地连接着，为什么确定乌托邦在未来的位置变得如此困难，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现在的形象不能够识别变化的手段和过程，结果就是乌托邦更进一步地向幻想的领域发展。虽然它的优点是把想象力从那些作为可能想象之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鼓励乌托邦去要求不可能之事——但其弱点在于把乌托邦和社会变化的过程相分离，把社会变化与竞争的乌托邦形象的刺激因素相分离。

我们似乎回到了昂格尔在似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与看起来几乎无关紧要的前景之间所作的对比。

然而，在这点上，对罗宾逊三部曲的解读能提供一个更深层次的极为重要的见解。他的乌托邦故事中包含着无数的与实际历史地理的相互参照，即资本主义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宣扬的帝国征服、殖民和新殖民活动，其故事中的历史和地理指示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它立足于火星环境的实际特性（包括所有独特的自然危险）并求助于未来的科技，但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呼吁全面质疑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尔以来控制自然这一极为重要的西方思想。面对恶劣的火星环境努力生存下来，这简直可以说是英雄行为。此外，把在火星上进行的殖民化过程植入到跨国的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争论和科技政治体系中，这也得到了明确的公认。对火星的殖民是一种努力：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把社会秩序从它的地球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它是一种只获得部分成功的努力，准确原因马克思在他致伊加利亚人的公开信中作了陈述（参见第2章）。

小说对后启蒙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经验所进行的秘密对比是很大胆的（新的火星社会秩序的产生稍稍与《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资产阶级权力的兴起有一些相似）。这使得罗宾逊的三部曲很容易地成为高度批判性的后殖民解构的目标，但我宁愿以一种比较肯定的方式来评价它。在实际历史地理的转变（以严格构成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能够支配的所有力量来理解）与替代我们现在时空动态经验的乌托邦设计之间的内部联系上，它提供的预期令人可望而不可即。

九、时空乌托邦理想的历史—地理学

马克思和昂格尔至少在一点上是有共同目标的。他们两个都坚持未来肯定不是以某种幻想的乌托邦模式来构建，而是通过现在状态中我们所拥有的原料的切实转变来构建。那些原料由时空动态来创建和集合，而这种时空动态又是由一套独特的冲突景象（包括压倒性的资本家和商业企业家的景象）所启发。因此，对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研究为时空乌托邦方案如何能够立足于现在和过去提供了线索。这是一个明显超出本书范围的任务，它把乌托邦思想的观念带进了一个不同的维度，但还是允许我简略地补充一些能够想到的论点。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看自由市场的乌托邦理想（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如何在全球实现的（作为空间形式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在这方面，美国拥有全面但特殊的作用。它是中心，从这里出发，全球统治的地缘政治策略经由市场的自由而被动员起来。它经历了帝国的瓦解和非殖民化、严格的国际调解机构的形成（设法确保它自己的特殊利益成为普遍的规范）以及作为创造世界新秩序所绝对必需的国际贸易的开展。它经历了自身同共产主义的生死之战。正如罗纳德·里根所设计的，它的自我形象作为纷乱世界中自由、个人权利和民主的一座灯塔，作为人人向往的模范社会，作为“山巅上的辉煌城市”，正在与共产主义的“邪恶帝国”作战，与无知、迷信和无理性这些黑暗力量作战。世俗化的、更加开放的时空性必须施加于世界的不同规模之上（城市的、区域的和国际的），在其中，资本投资可以更加顺利地流动，并同时伴随着信息、人员、商品和文化形式等诸如此类东西的运动。必须把国家和地方政府改造成自由运行的资本市场的推进器（如巴尔的摩市为资本积累而设立的执法委员会），这意味一种尝试（常常是无结果的）：强加（以国际舞台上大量的军国主义和暴力为基础）一个特定的“政治民主”概念（政治党派之间每四五年一个周期的选举）作为普遍原则（就好像没有什么其他可能的路径来实现自由和民主）。世界空间通过经常性的暴力斗争而被迫打开，然后由美国政策的力量（包括那些卫星国、买办阶级和国际机构的政策力量）来加以改造。美国内部那些开始从事这项方案的多数人（左派的和右派的政治派系，包括许多非政府组织）都深信他们正专心从事着一项斗争：创造更加幸福、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世界。他们以乌托邦的信念追求发展、资助、世俗援助和军事援助、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以此作为全球范围内有力的人道主义启蒙的手段。

虽然这有些讽刺的意味，但它捕捉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有关美国国际主义时空乌托邦理想的一些重要东西（这个观点随后在福山“历史的终结”这个论点中被赋予了黑格尔色彩）。它例证了时空乌托邦模式的可能性，并使那些可能包含在其中的东西产生意义。通过把它叫做时空乌托邦理想，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是如何运行的，为什么会失败，又是如何失败的，以及它的内部矛盾如何会成为某种替代方案的潜在发源地。

当然，世界上的各种事件并非仅随这种幻想而舞，但是对这个方案的内在矛盾进行详细审查却是有益的。如果必须现在就要发现革命转变的种子，如果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开始彻底重组的任务，对此它至少还未部分准备好，那么那些内在矛盾就会导致一个替代方案。现在我来列举一些主要的矛盾：

（1）通过扩大资本积累来增加全世界的物质福利，这一长期计划没有能够履行它的诺言。它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需要和欲望，也不能为感情和知识的发展释放时间和空间。它承诺无限的消费主义（有时恰如公共福利方面的集体财产）是追求幸福的路径，但实现的最多也就是不平衡的福利，而在最坏情况下甚至是骗人的福利。它为少数人制造实际的财富和权力，为其他人则制造幻灭、压抑、痛苦和堕落。因此，当一个“发展十年”进入另一个十年，当资本主义地理的不平衡特性在各种规模上（城市、区域和国际）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它的尊重平等和福利的乌托邦声称则愈益地与现实发生矛盾。

（2）嵌入在（经常输出的）自由民主政府机构中的对个人权利、自由和自由权（自由幻想）的期望产生了大量的自我本位计算（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表现的），产生了支配剥削其他人的自由，那些人由于不平等报酬的政治学被排除在政治影响和权利之外，要不然就是完全被边缘化。它也不承认完成下列事情所必需的集体基础（文化的和政治的），这些事情就是：保护自由和自由权、建立要么是私人财富和公共贫困（用加尔布雷思的生动的表示法）的社会，要么是以压制的宽容为基础的独裁主义的（在有些情况中完全是腐败的）政治结构。在美国，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喜欢自由地花钱和选举，但不可能确保城市的基本自由（比如，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在街上漫步）。

（3）这种乌托邦方案的全面“成功”是以这样一种条件为基础的：准备行使权威，并准备必要时采取暴力和镇压手段作为达到更普遍启蒙的必要途径（在这里，它不能回避古典乌托邦形式的问题）。越南战争的创伤和随后揭露的世界范围内的秘密军事行动使这种方案的乌托邦理想黯然失色，并使它看起来越来越像美国少数精英分子所理解的美国天定命运论强权政治的一种运用，而不是像全球启蒙的一种群众运动。这种方案绝没有摆脱华盛顿指挥中心的特色：政治条件和自私自利的政策。虽然美国可以保留充当国际道德的审判者和评判者的权力，但它从不愿服从于像联合国和国际法庭这样的国际机构的审判，也不会签订任何会使它受制于这种国际审判的公约（如那些反种族屠杀的公约或那些关于“违反人性的罪行”的公约）。

（4）市场力量的空间自由主义削弱了静态的领土结构和力量（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设立在美国的那些结构和力量），而且就“传统”文化形式来说，它是无情变化的。其反作用就是向作为政治基础的领土和民族身份的回归，并产生反动的排他主义倾向，而那种排他主义潜在地威胁着自由市场议程。特别是在东欧共产主义崩溃之后，更多的人转向宗教和/或民族作为唯一的替代认同。对许多人来说（包括美国，以及伊朗、印度和危地马拉等国内的抵抗力量，这里只列举一些），在自由市场的世俗时空性与宗教和国家地位的神秘时空性之间现在似乎只有一个选择。

（5）市场的外部性（成本不能被价格机制所控制）产生了大范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难题。在这些难题之中最主要的是资源的滥用、居住地破坏以及需要迫切关注的一系列环境难题。“可持续性”这个概念虽然容易被接受，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为对付这些难题而设计的，它显示了不同于资本积累的时空视野。

当我们把这些矛盾集中在一起的时候，浮现出来的就是全球化过程的一个画面，它以严重混乱的形式集中于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领导的时空乌托邦理想所取得的确凿无疑的成就存在着一种广泛的不满。替代性幻想需要去揭示：如何履行显著提高物质福利和民主形式的诺言而不依赖于自我本位的算计、野蛮的消费主义和资本积累，如何在市场力量和货币权力之外发展自我实现所必需的集体机制和文化形式，如何把社会秩序带入环境和生态更加良好的工作条件之中。

十、乌托邦理想现在如何？

过去20年左右对乌托邦理想的广泛拒绝应该被理解为特定乌托邦形式在东方和西方的失败。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乌托邦计划受到了广泛地怀疑，现在新自由主义正越来越被看作是一个不能成功的乌托邦规划。只要美国的地缘政治策略还被当作是一种时空乌托邦理想形式，那它也就越来越没有说服力。所以，我们应不应该干脆让任何形式的乌托邦理想毫不痛惜地死去？或者，我们应不应该试一试再次地点燃乌托邦的**，以此作为手段去激励社会生态的变化？

当马克思了解乌托邦理想时，他反对它。他猛烈抨击空间形式的乌托邦，并彻底破坏了亚当·斯密有关社会过程的乌托邦理想。但是马克思热切地相信阶级斗争的解放潜力，视其为通向更加幸福生活的真正特许途径。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在《共产党宣言》中主张，当对抗力量处于这样一种不发达的状态以至于“对未来社会的幻想描绘”开始代表对“社会总体重建”的“最初的本能渴望”时，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就产生了。由19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创作的著作包含了强大而又重要的批判成分，在抨击“现存社会每一原则”的过程中，他们提供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此外，“被提议的实用措施”作为废除阶级差别斗争的里程碑，是很有帮助的。他们认为，经常存在的危险就是：我们会相信某种乌托邦科学的“奇功异效”（1952，91）。

当替代景象——无论如何富有幻想——为塑造强大的政治变革力量提供资源时，人们不断改变世界的努力就有了一个时间和地点。我相信我们正好处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无论如何，乌托邦梦想不会完全消失。它们会作为我们欲望的隐蔽能指而无处不在。从我们思想的幽深处提取它们，并把它们变成政治变革力量，这可能会招致那些欲望最终被挫败的危险。但那无疑好过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的退步乌托邦理想（以及那些给予可能性如此一种不良压力的所有利益集团）、胜过生活的畏缩和消极的忧虑之中以及根本不敢表达和追求替代欲望。

对乌托邦理想的批判性审查揭示了类属中的一些重要变体和突出难题。比如说，空间形式的乌托邦和社会过程的乌托邦之间的严格对比就揭示了幻想的社会思想在处理空间和时间时的某些特殊的思维习惯。但即使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它也确实对空间性不利，因为它典型地把空间当作是社会行动的容器，并最典型地把乌托邦理想限制在城市的规模上（所以，社会行为与乌托邦思想之间最明显的联结是在城市规模上，这就不意外了）。在动态的空间生产条件下，并且就不平衡地理发展而言（比较第5章内容），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看起来会如何，这仍待勘查。

那么如何建构一个更强大的乌托邦理想来综合社会过程和空间形式呢？有无可能阐明一个更加辩证的乌托邦理想形式，甚至建立一个乌托邦的辩证法？

这种事情的发生需要一个有关于空间和时间操作的辩证法（在黑格尔传统内属于某种不可能之事），它还必须勇敢面对唯物主义的权威和封闭问题。任何种类的封闭（某种东西的形成）都包含它自己的权威，因为实现任何一种计划——不管如何以玩笑的态度来解释——都是要排除实现其他事情的可能性，在一些情况中是暂时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中则要相对持久些，我们不能回避这样的选择。这个辩证法是“非此/即彼”而不是“既/又”。物化的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如此清楚面对的正是封闭问题，而这正是社会过程的乌托邦理想如此危险地要逃避的。相反地，当它进行社会—生态的选择时，我们发现分裂和分散不能起作用，而且“非此即彼”的痛苦斗争永恒地干扰了更加温和的、更加和谐的“既又”的辩证法。我们同样发现，时空乌托邦理想的模糊形式并非很难从我们自己对资本主义地缘政治所推动的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发掘出来。这样看来，任务就是确定一替代方案，而不在于描述某个静态的空间形式甚或某个完美的解放进程。这个任务就是重振时空乌托邦理想——一种辩证乌托邦理想——它来源于我们目前的可能性中，但同时它也揭示了人类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轨迹。这就是我现在要致力于去做的工作。

（胡大平 译）

[1] 选自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标题由编者所加。

[2] 译文引自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译注

[3] 1978年，邪教头目吉姆—琼斯带领近千名信徒从美国旧金山来到南美新兴小国圭亚那的热带丛林，梦想着在那片蛮荒之地——琼斯敦（Jonestown）建立起一个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按照教主琼斯的说法，“这里没有种族歧视，充满人间正义。”11月18日，在他的蛊惑下，900多名追随者在圭亚那琼斯敦服毒自杀，从而制造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惨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