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不包含乌托邦的世界地图甚至都不值得一瞥。

（奥斯卡·王尔德）

一、巴尔的摩的故事

我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巴尔的摩度过的，我视之为故乡，并对它和这里的人们产生了浓厚的情感。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城市却是一团糟。不是那种迷惑人的、引发人探究兴趣的糟糕，而是一种可怕的糟糕。而且现在比我1969年初识它时似乎更加糟糕。或者它可能与过去一样糟糕（见表8.1），只是那时候许多人相信他们对此能够有所作为，现在这些问题似乎难以处理了。

繁琐的混乱局面使人不知所措，不过，有一些特点还是值得指出来。在这个城市的30万个单元的住宅区内大约有4万个空置的、一般来说也是废弃的房子（1970年有7000个）。而无家可归者（尽管有那么多空房子）、失业者，甚至更为重要的，那些有工作的穷人（他们没有福利，靠着每星期不到200美元的工资努力生活着）却到处可见。施舍处（马里兰州1980年有60处，现在有900处）的队伍越排越长（根据一些非官方调查，这些人中的30%是有工作的），许多市区教堂的慈善工作已难以维系。生活水平和机会的不平等快速地增长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巴尔的摩有全国最好的学校，但它们是私立的）对大多数居住在那里的孩子是不开放的。公立学校的质量又非常低劣（根据最新的测试，在阅读技巧方面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两年半）。

表8.1 过去与现在：巴尔的摩内城区邻里

以上数据根据巴尔的摩城市复兴和住宅机构在1966年委托所做的调查及《巴尔的摩太阳报》在1988年4月再次调查而汇编。它们都集中在被马丁·路德·金暗杀之后的暴动所严重影响的邻里。在这起事件20周年纪念时，这些调查发表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1988年4月4日）。

除了中等学历比率、小汽车拥有量和过度拥挤之外，这些数据极可靠地说明了一些情况下邻里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恶化。虽然这其中有一些是由于人口的老龄化，但就业机会的缺乏也是明显的。体力劳动就业的灾难性降低及办事员工作就业的上升隐藏了就业机会从男性到女性的根本性改变。这与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和居家成年男性数量的降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期间为相似的邻里所汇编的数据证明这些趋势没有任何逆转。

（资料来源：Harvey，1988）

界上最好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机构掩盖了长期的贫穷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不幸，那些机构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是不可企及的（除非他们为了低于基本工资的薪水而拥有清扫艾滋病病区的特权或具有医疗保险或公共医疗机构身份或患有罕见的疾病能引起精英医疗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在这些国际知名的医院设施的近郊地区，平均寿命是本国最低的，与世界上很多较贫穷的国家相比也是最低的（男人63岁，女人73.2岁）。梅毒的传播率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城市中最高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而且还有过呼吸道疾病的爆发（根据为环境保护署所搜集的数据，在1986年至1996年期间城市中所有类型的呼吸道疾病都不止翻了一番，但最令人吃惊的是哮喘发病率的提高，从每10000人中大约8例上升到约170例）。这个城市记录在案的唯一值得注意的公共卫生成就就是对肺结核感染的戏剧性控制。这件事的发生依赖于一个公共卫生委员，他曾经在越南的战场上有过军事医疗经验，他觉得有必要将中国共产党的“赤脚医生”概念应用于巴尔的摩城区，并由此在10年内将这个城市肺结核比率由它在国内并不令人嫉妒的糟糕地位降低到国内平均水平之下。

大量的人（白人和黑人）继续成群结队地（根据人口调查局的数字，在过去5年中每个月的净比例就是一千多人）离开城市去郊区寻找慰藉、安全和工作（当我刚到这个城市时，其人口接近于100万，现在它的人口降到刚刚超过60万）。郊区、边缘城市和远郊地区（借助于政府对交通的巨大资助和上层收入阶层通过抵押利息税额的减除而进行的住宅建设）以一种极度非生态的趋势蔓延——长途交通班车、夏天严重的臭氧浓度（几乎自然地与螺旋式上升的呼吸道疾病联系起来）以及农用土地的丧失。开发商把破坏稳定一致的郊区风格（当然，由于建筑上借用了意大利式别墅和多利安式圆柱的风格而有所缓解）当作治疗城市文明崩溃和瓦解的万能药，这种崩溃和瓦解首先是在市中心地区，然后，这种致命的打击就传播到内郊。就是在那里，在那个平淡普通的世界中，大多数的都市人口快乐地居住着，就像其他大多数的美国人一样，他们从来没有生活得如此舒心快乐。这种商业化的“资产阶级乌托邦”（如罗伯特·费希曼在1989年所称）住所奇特地混合了政治保守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那就是当代美国的特点。

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热诚而又独断的市长威廉·唐纳德·谢菲尔的支持下，这个城市还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努力试图扭转一些事情，伴随而来的就是公私企业合伙经营的形态，在市中心和内港恢复区投资从而把金融服务机构、旅游业和所谓的接待功能（so-called hospitality function）吸引到城市中心来。这个程序运转起来花了不少公款。合伙企业一旦拥有了这些宾馆（海厄特只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投资了50万美元就获得了一个价值3500万美元的酒店），它就需要建造会议中心来填充这些宾馆，并取得一部分现在估算起来价值一年830亿美元的会议产业。为了保持竞争力，政府还需要进一步投资1.5亿美元来建造一个更大的会议中心以招揽大型会议。现在担心的是，如果没有一个巨大的“总部宾馆（headquarters hotel）”，那么所有这些投资都将无利可图，而这个“总部宾馆”同样需要“大量的”政府补助（大概是5000万美元）。而且为了提高城市形象，差不多有5亿美元的资金被用来为运动队（其中一个运动队还是从克里夫兰挖来的）建造体育馆，这些运动队每年付给明星运动员的工资就是好几百万美元，球迷们就是为了观看这些明星运动员才会购买高昂的门票。这在美国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故事（国家足球联盟——值得赞助的福利客户——估计在1992到2002年期间将有38亿美元的巨额公款被投入到建造新的国家足球联盟体育馆上）。国家花费了500万美元为足球体育馆建造了一个特制的轻轨车站，这个车站一年还使用不到20天。

然，这种恢复努力也有好的一面。许多人来到内港，甚至发生了种族混合。人们显然很喜欢观察别人。而且，有一种共识在增长，即城市要显得生机勃勃必须24小时营业，大型书店和硬石餐厅要能够提供像贝纳通和香蕉共和国一样多的东西。为了使这种行为可行就需要有大量的社会控制，而且这种控制的迹象无所不在。接近这种行为的愿望使一些年轻的职业人员（没有孩子的那些人）回到市中心。当“绅士化”在标准意义上取代低收入人口时（就如它主要在港口周围发生一样），它至少在物质上恢复了城市中由于不被重视而慢慢侵蚀的部分地区。政府为低收入者所建的一些破旧的公共住宅区已被爆破以便给更高质量的住宅和环境让路。在各个地方，邻里们都紧密地团结起来，发展了一种特殊意义的社区，其目标是更安全的、更放心的居住场所，而不会堕落为疯狂的排他主义。在一些邻里，为使穷困的社区获得新生，许多主要项目已着手进行，使用的是一批公私资源。但所有这些都未能触及巴尔的摩问题的根源。

这些根源之一在于就业机会的迅速变迁。1973—1975年第一次严重的战后萧条期间，制造业加速了它们的向外迁移（主要是向北方和海外），而且从此之后没有停止过（参见表8.2）。比如说，造船业几乎消失，那些留下来的工业已经“缩小规模”。伯利恒钢铁厂在1970年雇佣30000人；在一轮又一轮的高科技投资之后——最近一次投资得到了500万美元的国家补助，现在，它只雇佣不到5000的工人，而维持相同的产量。通用汽车公司——另一个值得帮助的福利客户——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收到了一笔巨大的城市发展行动津贴以便使它的装配厂继续开业，现在它威胁着要结束它的卡车装配业务，城市和州代表急于找到一揽子足够有效的援助方案以挽留它们。与先前相比，港口操作的集装箱化和船运自动装载已将码头上的就业机会降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

服务业工作确已替代了制造业和港口业中所失去的25万个工作机会。在这个城市中，这些工作大多数是低报酬的（几乎没有福利）、暂时的、无工会保障、女性化的。许多家庭的最好期待就是通过两个人在低工资的情况下工作时间长一点来保持家庭收入的稳定。普遍缺少适当的、供应得起的日托对孩子们并不是一个好的预兆。虽然有“最低生活工资”运动努力改善穷苦工人的命运并保护那些正被福利抛弃且被投入到不景气的劳动市场中的数千号人（参见第7章），但贫穷无所不在并且永远存在。到处存在的老工业设备的改造带来了新的谋生资源，它们为邻里的复兴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财富和权力的地理悬殊加速形成了长期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大都会世界。近郊地区在一段时间内消耗来自市中心的财富，但它们现在也存在着“问题”，虽然许多工作正是在那里被创造出来的。因此，财富发生了转移，不是进一步向排斥穷人，下层人和边缘人的城市远郊转移，就是把它自己封闭在高墙后，在郊区的“私托邦（privatopias）”和城市的“门控社区”内。富人构成了富人居住区他们的“资产阶级乌托邦”）并削弱了公民权、社会归属和相互支持这些概念。在美国，他们中的600万人现在居住在门控社区内，与10年前的100万形成对比（Blakely，1997）。如果社区不是门控的，他们就会在红线范围内很快构筑一个，所以巴尔的摩市的种族隔离情况（主要是通过阶级，但也包含强大的种族脉络）现在比以前更加糟糕了。

表8.2 工作都到哪儿去了：巴尔的摩1980—1985

如这张明细表所阐明的，1980—1985年间的衰退给巴尔的摩地区带来了另一次强大的失业波。这个表由1985年3月21日《巴尔的摩太阳报》上的一张图表改编而成。星号标出的公司已完全破产。在这些停产的案例中，早就经常存在着显著的逐步减少劳动力的情况。零售业中失去的工作最终又恢复了，但那些制造业中失去的工作则永远地失去了。例如，这段期间就是造船业和船舶维修业作为巴尔的摩经济主要成分的最后时期。

（资料来源：Harvey，1988）

一团糟的第二个主要根源在于机构的分裂和崩溃。长期陷于财政困境的市政厅坚信削减政府始终是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手段，无论是否需要，它都减少公共设施（但同时却增加了对企业的补助）。与郊区司法权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被控制税款、排斥穷人和边缘化人、维持富人的状态这些竞争性压力所压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分散，被郊区和乡村利益所支配的州现在抛弃了城市。特别税额行政区开始出现，各个邻里可以根据财力不同而提供额外的服务。既然财力各不相同，那结果就是把城市分割成一片片拼凑物，相对富有的人努力地在传播贫穷和堕落的海洋中保护自己。总的结果就是都市空间的分裂和碎片化、是多样化中社会性的缺失以及对城市其余地区——这些地区在政治上已经难以驾驭，如果还不是完全失去功能的话——的局部保护性姿态。

举例来说，“市中心伙伴”是由彼得·安吉洛斯所创办，他是该州最富有的律师，是巴尔的摩金莺队的老板。（他从为钢铁工人代理职业安全和卫生事务起家，并在石棉诉讼中赚了几百万，这起诉讼使好几家大公司破产，伦敦劳埃德“名下”的许多公司也因为愚蠢地为他们保险而导致破产。）伙伴接管了市中心，试图把无家可归者——以及吸引他们的施舍处（特别是“我们每日的面包”）——推到某一外围区，它甚至提议在一个人们看不见的地方设立一个隔离的“无家可归者校园”。市政厅与此保持一致，并寻求对所有低收入者住宅区的广泛破坏，希望迫使这些穷人离开这里而进入郊区，这与恩格斯很久以前的一个评述全然不谋而合，即资产阶级对其问题所能找到的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它们推来推去。

制度改革的前景似乎无足轻重。官僚政治和法律的不变性以及严格的政治机制安排之间的复杂混合产生了僵化的城市治理。排他性社群主义、狭隘的既得利益集团（通常由各种各样的身份政治所构成——在民粹主义层次上主要是种族方面，虽然在巴尔的摩偶然还会插入大量种族对立）、公司的利润欲望、金融上的缺乏远见，以及开发商的贪欲，所有这些都促成了这些困境。新的资源作为不可缺少的部分融入大城市地区的社会、政治和自然地形中，从而使得不平等和分裂（特别是在种族方面）都在加剧。看起来，除了富人更加富有，穷人（主要是黑人）退回到赤贫以外，是别无选择了。如果后者行为不当，他们总是会被监禁在巨大公共投资所建的另外一个地方，即新的城市改造机构。

在所有这些螺旋上升的不平等中，繁荣昌盛的公司和大型商业集团（包括媒体）以多个政治正确的宣言大力推广他们自己的身份政治学品牌。他们反复强调的要点就是：对自由市场（更准确地说，实际上是垄断的，独占的和政府补贴的）荣誉的任何挑战都会被无情地镇压或被挫败从而消灭。我猜想，这些思想的力量是我们当前无助感的关键。“别无选择”，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全盛时期如是说，甚至戈尔巴乔夫也同意。公司化的媒体无情地、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口头禅。一种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暴力构型已经产生，它将不会容忍任何敌对意见。那些拥有货币权力的人在名牌商品（包括有安全保障、门控设施和良好服务的高贵场所）之间自由地选择，但对于政治体系、社会关联的方式、或者生产、消费和交换的模式，总的说来，公民们是没有任何集体选择的。如果说这种混乱局面似乎不可能改变，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确实“别无选择”。这就是与其他任何事情的愚蠢的不合理性相对的市场的极度合理性。所有那些可能有助于确定某种替代方案的机构要么是被压制，要么——除了教会这种著名的例外——被逼屈服。我们人民是没有权利选择在什么样的城市居住的。

但我们又是如何相信“别无选择”的呢？用罗伯托·昂格尔（Roberto Unger，1987a）的话来说，为什么“在我们所居住的单调和虚构的世界中，我们似乎总是无助的傀儡”。只是因为我们缺乏揭开替代方案并积极追求它们的意志、勇气和理解力？或者有什么其他事情在起作用？当然不可能是缺乏想象力。比如，学院就充满了想象力的探险。在物理学上，对不确定世界的探险是标准而不是例外。在人文学科中，对所谓“想象力”的迷恋到处都显而易见。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媒体前所未有地充满了对替代世界进行集体探讨的幻想和可能性。然而这似乎没有一个影响到我们身边物质世界中日常生活呈现的可怕轨迹。正如昂格尔（Unger，1987a）所述，我们似乎“处在看起来不可实现的梦境与看起来几乎无关紧要的前景之间，不知如何是好”。这真的是“梦工厂”之间的选择吗？抑或什么也不是？

当然，竞争性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在主要的机构中——媒体和大学——开展了潜移默化的、阴险的工作，它们塑造着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想象的语境。这些几乎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的。由原始的货币权力（和市场竞争逻辑）所强加的政治正确性在这些机构中为审查舆论所做的已远远多于麦卡锡主义的公开镇压曾经所做的。“可能性受到了新闻舆论的苛评”，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988，7）如此评论道，他还补充说：“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利益集团，它阻止世界实现那个可能。”有趣的是，布洛赫把这个状况与全部乌托邦思想的死亡、诋毁和毁谤联系在一起。他认为，那意味着希望的丧失，而没有了希望，替代政治学就不可能。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乌托邦传统的复兴将允许我们思考真正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布洛赫（Bloch，1986）无疑是这么想的。

在巴尔的摩市中心附近的沃特斯艺术画廊中悬挂着一幅画，名为“理想城市的景象”。它描绘了完美城市的理想，根据画中的情况，这可能是15世纪晚期某位不知名的意大利画家所作。我愿意将之视为哥伦布着手准备他那致命航行时期的作品。虽然它的形式和风格是很久以前的，当时希望、恐惧和可能性是不同的，但其精神仍然作为一个谴责性评论在巴尔的摩心脏内发出耀眼的光芒，这不仅是对画廊墙外城市废墟的评论，而且是对与那种废墟作斗争的梦想的缺乏所作的评论。

二、城市的形象

“城市”形象和“乌托邦”形象长久以来一直纠缠在一起（参阅Fishman，1982和Hall，1988）。在它们早期的化身中，乌托邦通常被赋予一种独特的城市形态，大多数被称为城市规划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乌托邦思维模式的影响（一些人更愿意用“激发”一词）。这种联系在时间上要比托马斯·莫尔爵士1516年开始的乌托邦类型的第一次冒险要早得多。柏拉图把理想的政府形态和他的封闭共和国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以至于把城市概念与公民概念互相混合在一起，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所描述的费阿刻斯城邦就具有莫尔后来所暗示的许多特征。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传统，把天堂定义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经历过尘世之审判和磨难之后，所有善良的灵魂都会进入那里。所有的比喻样式都来自于此天堂之城、上帝之城、永恒之城、光辉的山巅之城（这是深受里根总统喜爱的一个比喻）。如果天堂是一个“快乐的地方”，那么“其他的”地方、地狱、那个“邪恶的他者”之地就不会太遥远了。城市形象作为社会骚乱、道德崩溃、绝对邪恶的支点——从巴比伦、索多玛、俄摩拉到哥谭镇——对传递“城市”这个词在我们文化世界中所承载的比喻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地位。歹托邦（dystopia）呈现的城市形态，就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或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所揭示的那样。“政治”一词来自于希腊语“polis”，意为“城邦（city）”。卡尔·波普尔把柏拉图描述为“开放社会”最伟大的敌人之一，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柏拉图所激励的乌托邦则可以轻易地被归类为压迫性的和极权主义的地狱，就像它被定义为解放的和快乐的天堂一样。

粗鄙的日常生活实践和话语影响着城市生活，把它们从自由地交织了对良好生活和城市形态充满情感和信仰的宏大比喻意义中清理出来是很困难的。注意到乌托邦社会秩序的理想如何经常地在小规模城市生活的地理规模上被频繁塑造，这是很有趣的。柏拉图把人口的最大数量限定为五千，“民主”雅典在它最鼎盛时期可能也不超过六千参政“公民”（当然，这并不包括妇女和许多奴隶）。在这里我并不指望能够理清所有比喻和象征含义，但是我们需要承认它们的情感力量。一些例证性的联系可能会有助于强化这样一个观点，即城市政治充满了被深深控制的（虽然常常是秘密的）情感和政治**，乌托邦梦想在这些情感中有特定的地位。

曾经有人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当奴隶挣脱枷锁在中世纪城市的自治的合法实体中主张政治和个人的自由时，这个概念就具体化了。城市生活与个人自由——包括探险、发明、创造和定义新生活方式的自由——之间的联系有着悠久且复杂的历史。移民的后代们试图把城市变成远离乡村镇压的避难所，在这种表达中，“城市”（city）与“公民身份（citizenship）”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但城市同样又是焦虑和混乱的场所。它是无名侨民、下层阶级（或者，我们的前辈们喜欢称之为“危险的阶级”）的地方，是不能理解的“他性”（移民、同性恋、精神错乱、文化上有很大差异、种族上有明显标志的人）的场所，是被污染的（物质污染和精神污染）并发生可怕堕落的地带，是需要封闭和控制的该诅咒的地方，它把“城市”和“公民”变成公共想象中的政治对立面，尽管它们在词源学上是联结着的。

正反形象的这种两极化有它的地理学因素。传统上，它表现为城市内部世俗和宗教空间之间的分界线。后来，农村和小城镇的假想优点经常被拿来与城市的罪恶相对照。例如，当乡村的反动军队1871年聚焦在巴黎郊区准备对约三万名巴黎公社成员进行无情屠杀的时候，他们首先相信自己的使命就是从撒旦军队的手中收回这个城市。当福特总统拒绝在1975年纽约市的财政危机中给予援助时（“福特对城市说：‘倒闭！’”，某家著名报纸的头版头条这样写道），到处都能听到小城镇上正直、虔诚的美国人的喝彩声。在当代美国，可敬而又虔诚的市郊形象（主要是白人和中层阶级）与作为苦难场所的市中心相对立，所有受谴责的东西（外加许多下层阶级和种族编码）都囚禁在后者那里。此类想象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例如，当有人提出要把约200户家庭从巴尔的摩市中心驱散到郊区作为“争取机会运动”的一部分时，郊区居民愤怒地起来阻止这项计划，他们的言论听起来就好像是魔鬼的代表将要从其市中心的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并且在他们中间带来一种破坏力量。当然，宗教并不总是这样做的。它也同样支持许多试图在崩溃的市中心保护穷人、改善社区并稳定家庭生活的组织（如BUILD）。

这些想象都不是单纯的，也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我们建造了房子，房子创造了我们”，这句格言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1967，3），城市社会学的开创者，对此有非常好的理解，他写道：

正是在城市环境中——在人类本身制造的世界中——人类初次实现了智力生活，并获得了那些区别于低等动物和原始人的特征，因为城市和城市环境代表了人类最协调的、且在总体上是他最成功的努力，即根据他心中的期望重塑他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但如果城市是人们所创造的世界，那么这就是他今后注定要生活其中的世界。因此，人类在间接地、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工作性质的情况下，就已在构造世界的过程中重塑了自己。

虽然我们会相当渴望去干预这个“重塑我们自己”的过程，并且甚至“清楚地了解我们工作性质的某些意义”，但我们不可能跳出辩证法之外并设想逃避自己创造出来的制度世界和人造环境的包围和限制。我们仍然不能逃避这种想象的问题，如马克思（Marx，1976，283-4）所评论的（在一个基本陈述中，对此我们将在后面更深入研究）：把人类劳动和建筑师的最差作品与蜜蜂的最好作品区别开来的东西就在于，建筑师在以物质形式实现作品时他就已经在想象中建立了一个结构。因此，当我们思考城市未来时，必须与广泛的情感和象征意义作斗争，这两种意义都激活并弄乱了我们对“自己工作性质”的理解。因为我们共同制造了城市，所以我们也共同地制造了自己。因此，我们希望城市会是什么样的计划就是关于人类可能性、我们需要谁，或者甚至更加贴切地说，我们不希望成为谁这样的一些计划。我们每一个人对此都有一些要想、要说和要做的事。因此，个人和集体想象的方式对定义都市化的劳动就非常关键。然而，为了担当起我们命运的有意识的建筑师而不是我们所居住的制度和想象世界的“无助傀儡”，对我们想象的批判性反思就既要面对又要复兴那种隐蔽的乌托邦理想。正如昂格尔（Unger 1978b，8）所述，如果我们承认“社会是被制造和想象的”，那同样也要相信它可以被“再塑造、再想象”。

三、作为空间游戏的乌托邦理想

任何复兴乌托邦理想的计划都要考虑它在历史地理学中作为建设性和破坏性变革力量是如何运作的，并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来看看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很明显，莫尔的目标就是社会和谐与稳定（与当时英国的混乱状态相对照）。为了这个目标，他排除了具有潜在破坏性的社会力量，诸如货币、私有财产、雇佣劳动、剥削（工作日是6小时）、内部（并非外部）的商品交换、资本积累和市场过程（并非集市场所）。快乐完美的社会和精神秩序就取决于这些排除行动。正如卢克曼和波特（Lukerman and Porter，1976）所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都由一个严密组织的空间形态加以保护。乌托邦是一个人工制造的孤岛，它是一个孤立的、有条理地组织的且主要是封闭空间的系统（尽管在乌托邦想象中，它也与外部世界紧密相连），这个孤岛的内部空间的秩序安排严格调节着一个稳定的、不变的社会过程。大概说来，空间形态控制着时间，一个想象的地理控制着社会变革和历史的可能性。

并非全部的时间形式都被取消了。“永恒回归”的时间、周期性仪式的时间就被保存了。如古尔德（Gould，1988）所评述，循环时间表达了“上帝的无所不在，一套原则如此普遍以至于它们存在于时间之外并记录了隐含在自然界丰富细节中的普遍特点和共同联系”，在这种情形中，包括乌托邦的全部居民。被压制的正是社会过程的辩证法。为了使一个快乐的稳定状态永远存在，时间之箭，“伟大的历史原则”，就被排斥了。不需要去设想未来，因为预期状态已经达到。在莫尔之后很快出现的一篇乌托邦文本、培根的《新大西岛》中，国王判定，社会已经实现了这样一种完美的状态以至于不再需要进一步社会变革了。在培根的例子中，技术变革与新知识不仅被认为是可能的，而且还被积极寻求，但其灌输是由所罗门议院（被认为是皇家学会前身的一种机构）中的哲人们紧密控制的。这样产生的结果就是已经完善的社会秩序在技术和学术完美性方面更加发展。与之对照，莫尔唤醒了一种怀旧情绪，对神化过去、对完美的小镇生活的黄金时代、对静态精神秩序以及非冲突性与和谐性的等级制社会关联模式的怀旧。这种怀旧气质是多数乌托邦思想的特征，甚至被投射到未来及合成的未来派技术中。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对于这种计划如何变成事实具有重要的影响。

有许多途径来理解莫尔的文本及随后产生的众多乌托邦方案（如培根及康帕内拉的文本）。在这里我仅分解出一个方面：空间与时间以及地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乌托邦形态都可以描述为“空间形态的乌托邦”，因为社会过程的暂时性、社会变革的辩证法——真正的历史——都被排除了，同时社会稳定又是由一种固定的空间形态来保证的。路易丝·马林（Louis Marin，1984）认为莫尔的乌托邦是“空间游戏”的一个种类。莫尔实际上从众多可能的空间秩序安排中选择了一种作为表现和固定某种特定精神秩序的方式，这不是一种独特的思想。比如说，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1967）在1925年撰写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他把城市理解为“空间格局和精神秩序”，并坚持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但马林为我们所展开的是这样的观念：随着莫尔的首创，任意地想象“作为空间游戏的乌托邦学”已成为探索和表达有关社会关系、精神秩序、政治经济体系等众多竞争观念的一种成熟手段。

空间秩序安排的无限可能性为社会世界的无限可能性提供了前景。当把随后产生的乌托邦计划放在一起时，它们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多样性。19世纪的女性主义乌托邦（Hayden，1981）与那些意欲为工人阶级提供一种更加舒适、更加健康生活的乌托邦显得不同，也与各种无政府主义者、对生态学敏感的、宗教的及其他诉诸某种特定空间秩序来定义和确保其精神目标的替代方案都不同。提议所涉及的范围——以及空间性所涉及的范围——证实了人类想象对社会空间方案的探索能力（请参阅Bloch，1988；Kumar，1987，1991；Levitas，1990；Sandercock，1998）。马林的“空间游戏”观念巧妙地捕捉了乌托邦方案中的自由想象力，对这种乌托邦模式的复归似乎为摆脱昂格尔困境提供了一种途径。

可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想象的自由运用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权威的存在和限制性管理形式。被福柯视为通过创造监视和控制的空间体系（polis=police）而产生的“全景效果”同样融进了乌托邦方案中。想象的自由运用与权威和控制之间的辩证法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在最近时期，对乌托邦理想的拒绝有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敏锐地意识到了它与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内在联系（莫尔的《乌托邦》无疑可以如此解读）。但是，以这些理由来拒绝乌托邦理想也带来了不幸的结果：在搜寻替代方案的过程中抑制了想象的自由运用。因此，必须把正视空间游戏和独裁主义之间的关系置于任何试图复兴乌托邦理想的再生政治学的中心部位。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了解一下乌托邦如何通过政治—经济实践得以实现的历史是很有用的：正是在这里，想象力的自由运用与独裁主义之间的辩证法作为人类事务中的一个基本困境生动地显现出来。

四、空间形态乌托邦的实现

在20世纪，所有伟大的城市规划者、工程师和建筑师都把对某个替代世界（物质的和社会的）的强烈想象与根据全新理念设计和重建城市及区域空间的实践结合起来。当埃比尼泽·霍华德、柯布西耶和弗兰克·劳埃德·莱特这样一些人创立这种想象的背景时，一大群专业技术人员开始在砖头和混凝土、公路和塔式大楼、城市和郊区中实现那些梦想，建造Villes Radieuse或Broadacre城的样式、全新的城镇、私密规模的社区、都市村等。甚至当独裁主义评论家和这些已实现的乌托邦梦想缺乏个性构成对他们的威胁时，他们也经常通过把自己更喜欢的空间游戏样式与其他人已经实现的空间秩序安排作对照来坚持自己的理想。

比如，当简·雅各布（1961）针对城市规划和都市复兴的现代主义进程而发表著名评论时，她通过怀念那种私密而又多样化的种族邻里而实际上提出了自己偏爱的空间游戏样式，在那种邻里中，技工形式的实业和工作活动，以及面对面的互动形式的社会交流占据了支配地位。雅各布完全以她自己的方式证明了她与她所攻击的乌托邦理想一样具有乌托邦性质。为了实现一种不同的精神目标，她提议以一种不同的、更加私密的（按比例缩小）方式利用空间。她的空间游戏形式包含了它自己的独裁主义，这种独裁主义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隐藏在邻里和社区的有机观念之内。在她看来，监视和控制机构是善意的，因为它提供了非常必要的安全，但这种机构给其他人——如塞纳特（1970）——的印象却是压制和贬抑。虽然她特别强调社会多样性，但也仅仅只是某种被控制的多样性才真正地以她所设想的快乐方式在运行。对雅各布目标的追求可以轻易地为“私人化设计风格”的门控社区和排他性社群主义运动进行辩护，所有那些目前在美国境内把城市分割得零零碎碎。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马林最令人感兴趣的范畴：“退步乌托邦”。马林所使用的例子是迪斯尼乐园，据说这是一个快乐、和谐且无冲突的地方，游离于“真实的”世界“之外”以至能安慰心理和平息情绪、能娱乐、能发明历史并能培养对某种神秘过去的怀旧情怀，能使商品拜物教文化永久化，而不是对它进行批评。迪斯尼乐园把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适当地净化和神话化后，聚集在了这个包含多重空间秩序的纯粹幻觉的地方，借此消除真实旅行的麻烦。辩证法被压抑，稳定性与和谐通过强大的监视和控制而得以确保。内部空间的秩序安排，再加上权力的等级形式，使冲突或越轨不可能成为社会规范。迪斯尼乐园提供了空间游戏世界的一个虚幻之旅。在后来的化身中，如Epcot，它提出纯粹技术性的未来主义风格的乌托邦和不可逾越的人类权力来控制这个世界（姑且可以说，迪斯尼从莫尔和培根那里得到它的灵感）。在马林看来，所有这些都是退步的，因为它没有提供对外部事务现存状态的任何批判。它仅仅以一种纯粹的、净化的和非历史化的形式使商品文化和专业技巧的拜物教永久化。但是，这就是马林开始出现问题的地方：迪斯尼乐园是一个真实的人工环境而不是莫尔和培根所提出的那类虚构的地方。这马上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任何得以实现的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都绝不可能是马林所言的退步乌托邦吗？乌托邦不消灭自己也许就绝不可能被实现。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就会深刻地影响到任何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作为一种实际的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方式。

从马林的观点可以归纳出，我们被一大堆退步的乌托邦所包围，迪斯尼乐园只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样本。当“美国商厦”成为时髦时，像詹姆斯·劳斯——他偶然在巴尔的摩郊区建立了模范购物中心，后来又回去建立了锚定内港复兴的观景建筑——这样的先锋们明确承认，迪斯尼已经发明了一套成功的零售业规则。安全、可靠、秩序井然、易于到达，而且重要的是愉快、令人欣慰又无冲突的购物环境是商业成功的关键。大型购物中心作为一个幻觉世界而构思出来，在其中，商品统治至高无上。如果无家可归的年老者将此当作一个温暖的休息地方，年轻人觉得它是一个社交的绝佳场所，政治煽动者们喜欢在此散发小册子，那么监视和控制的机构（运用隐蔽的摄像机和安全密探）则会确保没有任何不幸的事情会发生。

正如本雅明（Benjamin，1969）对19世纪巴黎拱廊评论的那样：整个环境设计似乎是为了劝诱解脱而不是批判意识。而且许多其他的文化机构——博物馆和遗产中心、用于公开表演、展示和节日的舞台——似乎都把培养怀旧情怀、产生净化的集体记忆、培植不加批判的审美感性以及把将来可能性吸收进永远在场的非冲突性舞台台中作为自己的目标。商品文化的连续表演，包括表演本身的商品化，在煽动政治冷漠方面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麻木的解脱或全然无动于衷（所有的冷漠之源）成为目标[西美尔（Simmel，1971）]在很久以前指出，无动于衷的态度是对城市背景中过量刺激物的一种反应。现在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多重的退步乌托邦——大型购物中心和典型的“资产阶级”郊区商业化乌托邦——就如柏林墙的倒塌曾经所表明的那样同样地表明了历史的终结。它们用具体例证说明而不是批判了这样的观念，即除了由科技幻想、商品文化和无止境的资本积累纠合在一起提供的东西，“我们别无选择”。

巴尔的摩因为那些反讽性的本地事件悄悄地出了名，詹姆斯·劳斯是其中之一。碰巧的是，他在退休之后回到了市中心，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依靠的是他的企业基金，所设立的项目是在一个叫作沙城温切斯特的社区中复兴邻里。在那里，他试图以家长制统治的方式帮助重建一个郊区化和商业化过程中被部分破坏的社区，他的行为因此被人们所纪念。而那种商业化和郊区化正是当初他在自己商业实践中竭力促进的。

但在乌托邦方案实现过程中，蕴含其中的批判和反抗力量如此轻易地堕落为对统治秩序的顺从，这是如何发生的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两个基本答案。让我通过进一步考察“新城市生活”运动的主要候选方案之一来揭示它们，那是现在被视为改变我们城市未来的运动。

这个运动的权威人物之一杜阿里（Duany，1997）“强烈地感到城市生活（要不然就是建筑）能够影响社会”。他认为，以新城市生活意向所提议的方式来正确地使用空间游戏将会有助于纠正问题。他的提议证实了对小城镇美国的怀旧情怀，对其可靠的社区感、习俗、混合的土地使用和高密度以及思想家（譬如说雷蒙德·恩威）的怀旧。把所有这些带回到城市设计中，那么城市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质量将会无限制地得到提高。这个主张通过对美国城市中“无地方性”及缺乏“真实性”（无情蔓延的郊区、盲目的边缘城市，破碎和分裂的城市中心充塞了一片片这种难以消化的风景）的一系列批判性评论（Kunstler，1993；1996）而得以巩固。新城市生活确实在与这种巨大的畸形作斗争（Katz，1994），如何恢复历史、传统、集体记忆及与以之相伴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就成为其圣杯的一部分。因此，这项运动并不缺乏一种批判性的乌托邦优势。

新城市生活提供了怀旧，也提供了一些积极的东西，它确实与广泛制度范围内（开发商、银行、政府、运输集团，等等）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作斗争。芒福德的传统很乐意从整体来思考区域，并追求城市和区域可能会关注的一个更加有机的、整体的理想。后现代的分裂倾向被拒绝。它尝试私密和综合的发展形式，回避对城市进行水平分区和大范围绘图的愚蠢概念，这个行为释放了作为社交竞技场的街道和市民建筑的利益。它还允许以新的方式来思考工作和生活之间关系，并且推动一种生态学的设计维度，这种设计不再把优质的环境质量当成一种消费品。它高度关注如何处理极其奢侈的能源需求这种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以汽车为基础的城市化和郊区化形式所带来的。有些人视之为当今美国都市变革的真正革命力量。

但是要实现这种乌托邦幻想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个运动假定，美国“充满了渴望住在真正社区中的人，但这些人对它在结构设计方面所意味的东西却持极端悲观的态度”（Kunstler，1996）。社区将把我们从没有活力的社会分裂的世界、从自我攫取的物质中心主义和个人化的自私的市场型贪欲中拯救出来。但这儿所指是什么样的“社区”呢？重提小镇美国的神化过去有它自己的危险后果。新城市生活同当代一种肤浅的尝试联系在一起，试图将巨大的、遍布各地的、似乎失去控制的城市转变为一系列相互连接的“都市村”，在那里据说每个人都可能以礼貌的、文雅的态度与其他任何人建立关联。在英国，查尔斯王子对这种作为城市再生之地的“都市村”起了情感上的示范作用。列昂·克里埃，一个被经常引用的新城市生活运动的继承者，是其主要的建筑先驱之一。这个观念很有吸引力，赢得了来自各方面的支持：被边缘化的种族人口、由于非工业化而被时代所抛弃的贫穷且严阵以待的工人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中那些具有怀旧情绪的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文明的房地产开发形式，包含了路边小餐馆、步行街和劳拉·阿什利商店。

这种社群主义的阴暗面仍然没有得到揭示。社区精神长期以来被认为可以防止社会混乱、阶级战争和革命暴力（莫尔率先提出了这种思想）。装备完善的社区常常是排他性的，它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划定了明确的边界，树立各种各样的不得入内的标志（不然就是有形的墙），并使监视、社会控制和镇压内在化。社区常常是社会变革的障碍，而非推进器。新城市生活创建的意识形态既是乌托邦，同时又是令人忧虑的。在其实现过程中，新城市生活为那些并不需要它的人建立了一种社区形象和修辞，那种修辞就是以地点为基础的市民自豪感和意识，同时却让那些“下层阶级”听任命运的摆布。多数已经实现的项目是为富人开发的“绿地”（当然包括查尔斯王子自己在多塞特庞德伯瑞工程上的投机活动），他们帮助制造了郊区的或远郊的更好的居住地（Langdon，1994），但他们很少或根本不帮助恢复那些正在衰退的城市中心地带。斯库里（Scully，1994），此运动的怀疑者，并不相信新城市生活曾经抓住过城市贫穷和衰退的要害。在评论新城市生活代表作西塞德时，他指出，“在创造社区形象、创造人类文明在大自然中的地位象征时，它的成功已超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建筑学工作……”（顺便说一下，对查尔斯王子的庞德伯瑞现在也有着同样的说法）。但是，斯库里继续说：

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希望西塞德和其他正在形成的新城镇的经验可以应于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那是最迫切需要社区的地方，而且又是遭受最惨重破坏的地方。如果这一切会在中心城市内发生，那它将确实会被瓦解为它的内在邻里。不幸地，如果是在再开发之前，当邻里的基本结构还仍然存在的时候，那一切将会容易得多……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所知的“中心城市”是否能够被塑造成多数美国人想要居住的那一类地方。

这里的假设是：邻里在某种意义上是“内在的”，适当的城市形式是某种“邻里结构”，“邻里”等同于“社区”，而“社区”正是多数美国人希望和需要的（无论他们是否知道）。更进一步的假设是：在这种新城市生活确定的规模内所采取的行动是有效的，并足以解决存在于所有其他规模内的问题。乌托邦梦想的怀旧情绪和在空间上的有限努力重新浮现。

所有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新城市生活”——如果它想实现的话——必须将其方案植入一套限制性的社会过程中。比如说，杜阿里（Duany，1997）宣称他对设计不能建成的方案不感兴趣。他对低收入人群的关注受到了新住宅单元15万美元（差不多是巴尔的摩中等人口收入的10倍）最低价格的限制，如离巴尔的摩不太远的肯特兰兹这样的地方。他对郊区感兴趣仅仅是因为这是多数新方案得以实施的地方。他认为，郊区的成长是“美国的方式”，深深地沉浸于“我们的文化和传统之中”，而且他强烈反对这样的指控：说他与权力结构“串通一气”，说他迎合于大众的品位。他还坚持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创造伟大的计划，胜过以商业基础为目的的所有其他计划。这意味着“更快地批准、更少地花费、更快地销售”。他的新城市生活样式就是严格地在这种参数之下操作的。

但是在这里谁应该受到责备呢？是设计师杜阿里还是限定了他设计方案参数的社会过程条件？实际上，多数已实现的空间形式的乌托邦是通过国家或资本积累的力量来完成的，依照这两者的规范来实施（这在新加坡和韩国与在英国、瑞典、法国或澳大利亚是一样真实的）。它要么那样，要么就游离于主流社会过程“之外”（至少在19世纪看起来是可能的，那时美国是卡贝、罗伯特·欧文这样的乌托邦理想者和多种宗教运动的首选目标）。然而，当那些采取这样一种局外路线的人被吸收进资本积累和发展状态的主流时，他们的原则通常会彻底垮台（类似于以色列的基布兹集体农场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就像空间形式本身的失败一样，已实现的空间形式的乌托邦之所以失败，也合理地归因于被动员起来实现它们的那些过程。正如特弗里（Tafuri，1976）如此中肯地提出的，这是使建筑乌托邦理想在当前条件下变成完成不可能性的东西。但这里还有一种更加基本的矛盾在起作用。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一般应该去稳定和控制那些必须动员起来建设它们的那些过程，因此，在实现过程中，历史过程控制了理应控制它的那个空间形式。这种矛盾有待于进一步的仔细审视。

五、关于社会过程的乌托邦理想

如果已实现的乌托邦因为在实现过程中被动员起来的社会过程而变成坏事，那么中心就转移到过程问题上来了。我们可否设想一个过程的而非空间形式的乌托邦呢？理想化的过程图式大量存在，但我们并不总是称它们为“乌托邦”。与一些杰出的评论者（如波拉尼）一样，我想打破惯例，沿着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来思考时间过程的乌托邦理想。

在这种语境中使用“乌托邦”这个词似乎很奇怪，因为“乌托邦”通常与某个地方相联系，这是一个既快乐又不存在的地方。地点的特性（可以被称为“地点性”）是重要的，这意味着再现并密切关注作为社会过程容器的空间形式和作为精神秩序表达的空间形式。相反，社会过程的理想化样式通常以纯时间术语来表达，它们在字面上束缚于任何不存在的地点，并且典型地被指定为一个在空间性约束之外的地方。空间和地点的特性完全被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