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致与冲突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社会的一些特征，以检验我们的定义是否正当，这不是为了详细讨论这个社会的特征，而是验证我们的理论是否正确。如果学者们想非难我们的定义，他们会认为这个定义缺乏“科学性”，并试图证明它的价值是纯粹主观的，只适用于论战的范围。在我们看来，论战并不降低“科学性”，相反，知识只有在讽刺与冲突中才能得到发展，理论上的对立防止知识停滞不前，而且这种冲突与哲学和科学研究一样古老，无法消除。我们认为，远离行动的“纯粹”科学，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即使当它是真理的时候也是如此。“纯粹”认识论和严格的程序有助于策略性地撤退，并为反对猛烈的攻击提供了借口，同样也为“操作”提供了借口，在这里问题是根据个人的价值和兴趣来分类的，如果能够避免抗议和争论，那么这是残留下来的最好的避难所，虽然它是封闭的。站在一边，以便透视事实，并不意味着退回到形式化的知识中去，这会使事实本身漫画化，我们准备以如下的主张来表达我们对此的看法：“科学主义反对科学！理性主义反对理性！严格主义反对严格！结构主义反对结构！”等。至于说到批判的目的，它们难道不是通向确信的最佳道路吗？我们的定义仅能被那些人驳斥，这些人拒绝从总体上思考这个社会，只把理论看作是现象的概括，从而缺乏概念与理论。

一百年前，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这是一本既包括对社会现实的科学描述也包括宣传实现社会可能性的著作。其基本思想如下：

（1）对理性（辩证法）的总体理解。理性是拥有自我规制的装置，这种装置是自发的但又是受限制的（竞争的资本主义倾向于生产平均利润率），因此它不可能是永恒的，不可能消除历史与变化。

（2）一个决定性的主题。社会被占有生产工具的资产阶级统治与管理着（这个阶级虽然互相联合，但其野心相互冲突）。

（3）可以认识的理解形式。商业形式（交换价值）以其无限的扩张能力，建构了一个有自己的逻辑与语言、同内容即社会劳动（辩证地规定：质与量，个人与社会，特殊与一般，简单与复杂，以及根据社会平均数进行的区分和标准化）无法分离的“世界”。用这种方法，能够看到社会劳动最终如何控制着商业“世界”，并对这个世界的无情扩张加以限制。

（4）社会结构。通过生产关系与所有制的已有结构或正在形成的结构，连接着基础（劳动组织与分工）和上层建筑（制度、意识形态、公共职责与道德、艺术和精神“价值”）；主导的意识形态因此是个人主义（对社会基本特征的伪装与辩护）。

（5）同时满足实践经验、科学与革命需要（或者是商业世界的需要，对这个世界的科学理解的需要以及控制与改变这个世界的需要）的一致的语言。在《资本论》中出现并具体化的语言，与特殊的指涉（辩证理性，历史时间，社会空间，常识等）相关。这种态度暗含着学术与革命的结合、学习与行动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6）在一个既定整体内的特殊冲突（特别是生产性劳动的社会特征与“私有”财产的利润间的冲突）。

（7）这个社会的量的扩张的可能性与质的发展的可能性。

一个世纪之后，马克思的主要计划中所保留下来的是“资本的”意义问题，这个问题仍然没有一个答案。马克思的著作对于理解20世纪后半叶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充分的，是不够的。在这里，我们能够做些比作出上述断言更多的工作，对被提到的不充分性进行一个简要的描绘。创造性的主体（集体的、生产的）已经变得模糊。组织化的主体难道不是政治的领导权、军队、国家、民主吗？它分散在所有层面并且不再能被看作是社会的胶合剂，使这些结构结合在一起。但存在着结构、整体吗？如果结构正在腐烂，就像卢卡奇的追随者所坚持的那样，那它就不会孤立地在个人的良知中存在。社会关系与社会基础的一般特征，并不是整体性的，正在变成碎片，马克思一百年前所界定的整个结构，因缺乏支持和巩固“人类整体性”的革命而瓦解。世界碎片化了，变成了单个的国家。我们拥有文化的碎片、专业化的科学和体系以及“次体系”的碎片。所有的可能性的观念现在都具有战略性的意义，虽然工人阶级及其作用似乎正在消失，但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如果忽视“主体”这个术语的意义，机关和公共机构的目的与价值只能被看作是这样的“主体”，即为了维护自己、给自己提供证明，其工作是为了自身的目的而不是为了社会功能的合理化，而这个社会应被有责任心和大公无私的政治家所掌握。各种特殊化的价值体系引导着交流体系，但是，是什么在交流中总处于它们自身的规则之外呢？是各种价值自身的空壳吗？拥有表层实质的“价值”，企图禁锢它们所隐藏的东西，这样每个官僚政府的理想就是道德上的正直，当这个政府越来越腐败时，它就会更加强调这种理想。“价值”这个观念应受到怀疑，就像尼采所意识到的那样，众所周知，他是一个价值理论家。与其说价值是意识形态不如说它是被组织化的替代物，“隐藏的结构”是由一系列替代物构成的，这些替代物同制度与公共部门的数量相当，技术是技术官僚和公共机构合理性的替代物，一个围绕着另一个（社会现象），“体系”在其存在的意义上被“次体系”所隐匿，并且是一个相互替代与多重替代的体系。自然为那些希望避免冲突或者隐藏冲突的人提供了替代物，精英文化是大众文化的替代物，如此而已。

能够根据社会自身的范畴来分析这一社会吗？当然不能。这些范畴可以用来分析功能（制度）、结构（组织与策略）和形式（体系和途径，信息媒介，审查制度等），但这样就把社会看作机械物，就像汽车一样：发动机、车身、装置与工具。我们强烈反对这种分解过程，因为社会不能被还原为孤立的部分，在这种还原过程中就会丢掉社会的统一性，这是使社会作为统一体而不会完全瓦解的功能。从这些范畴出发，这个被分解的社会就不再是一个社会。这种主张考虑到病理的诊断，它只能在诉诸进一步的分析之后才能得到确诊。对社会而言，就像对社会的重要构成要素——城市一样，困难在于避免有机体的隐喻而不丧失整体的视界，尤其是没有忘记变形、空白、缺陷与裂缝等。

我们想论证的是，判断一个社会不能根据其自身的标准，因为它的范畴是其组成的一部分——它是这场游戏的一部分，既不可能没有偏见也不可能不受利益的影响，它们服务于实践的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目的。一个世纪以前，个人主义将自己的范畴与想象提供给哲学家与学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等），为了抓住现实和隐藏于现实之后的可能性，揭开这个个人主义的面纱是非常必要的。今天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改变，它们以其他的名义如功能主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行为主义和科学主义等方式出现，它们似乎是“非意识形态化的”，但它们忽视了基本的事实——或事实的基础——即从日常生活而来的一切事情，日常生活都依次揭示着它，或者说，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揭示着“一切事情”，因为它将“任何一个事情”都置于批判之中。

概括地说：

（1）日常性可以界定吗？它能作为一个起点，来界定现代社会（现代性），避免以讽刺的态度质疑现代社会，避免对碎片或部分领域的认同，从而包含社会的本质与整体吗？

（2）这种方法能够在矛盾与冲突的社会“现实”中得出无矛盾的理论、导向一种关于真实与可能的观念吗？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以最科学的方法加以描述，我们的回答是以前主张的浓缩。日常生活不是一个被抛弃了空间—时间的复合物，也不是一个留给个人自由、理性和才能的透明领域，它不再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正在上演人类的苦难与英雄主义，也不再是成为人的条件的场所。它已不再是社会中被合理剥削的殖民地，因为日常生活不是一个区域，理性的剥削也充分利用了迄今为止更为精确的方法。日常生活已经成为沉思的对象，成为组织的领域：空间—时间自动地进行着自我规划，因为当它被合理地组织起来时，它形成了封闭的回路（生产—消费—生产），在那里需要被预见到了，因为需要被诱导着，欲望已被察觉，这种方式代替了自由竞争时代的自发式自我规划。日常生活必须很快成为一个完美的体系，这个体系被其他体系所遮蔽，这些体系瞄准系统化的思想和结构化的行为，只有这样，日常生活才会成为消费被控制的“组织化”社会以及现代性的主要产品。如果回路没有完全被封闭，这不是因为目的或策略意图的需要，而仅仅因为不可还原的“事情”干扰着，这些“事情”可能是欲望或理性（辩证法），甚至是城市。阻止这一回路封闭的唯一方法是征服日常性，通过利用其他的策略来征服它并改变它。时间将揭示出，对于那些想以这种方法重新抓住语言和现实之间、有意义的行动与学习之间已经失去的和谐的人来说，这是否是可能的。

虽然这种逻辑严密的理论也能导向实践行动，但它预设了一个基本的行为或思想—行为。对日常性这一概念和日常生活理论而言，某些条件是必要的。第一个条件是，人们必须生活，或者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并不是想当然地接受日常生活，而是以批判的观点来看待它。缺少这两个条件，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日常性，我们的术语就会成为聋子的摆设——除了那些拒绝去听的人，没有人是这样的聋子。

日常生活加重了妇女的负担，虽然有可能通过改变她们的地位来摆脱这种处境，但这种负担仍然落在她们的肩上。有些人因为过度的压力而陷入困境，其他人则逃入到意象之中，拒绝关注周围环境，并以忽视环境的方式拒绝陷入其中，她们有自己的替代物，她们就是替代物。她们抱怨着——男人、人的条件、生活、上帝和众神——但她们总是离题太远。她们或者是日常生活的主体和日常生活的牺牲品，或者是日常生活的对象和替代物（美丽、女性、时尚等），并且通过消费去替代空虚。同样，她们既是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又是商品的符号（在广告中，以**和微笑的方式），由于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是模糊的——这是日常生活与现代性的特殊组成部分——所以她们不可能理解这一点。自动化通过妇女获得了较大的成功，许多事情都与她们相关（如时尚、住房和家居等），虽然——或因为——她们是“自发的”。对青少年与学生来说，由于他们还不理解日常生活，情况完全相反。他们喜欢日常生活，但又担心受到日常生活的束缚，他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于父母或者印刷品。这里存在着一种为了成人的个人利益的意识形态或神话，这种利益属于父母，联系着父子关系与母子关系、文化与服从之间的关系。

知识分子呢？同样如此！知识分子有职业、妻子、孩子、时间表、私人生活、工作、休闲、居住在某处或其他地方等，他们身处其中，但处于软弱的边缘位置，所以他们从外面或其他地方来思考自身。他们有一些成功的逃避方式，他们所有的替代物就是他们的自由支配——梦想、意象、艺术、文化、教育、历史和许多别的东西。他们所接受的方法的体系，使社会经验和日常生活屈从于强制、条件、“结构”和规划，即屈从于所谓的“社会科学”、“城市科学”或“组织科学”，知识分子的诚实在这种“操作主义”中并不重要。其中，一些态度认真的理论家描述了各种次体系和组织社会的各种特殊符码，它们依次以相近的范畴组织着日常生活，这些范畴如环境、居所、家具、占星术、旅游、烹调术、时尚——所有这些特殊的活动范围为小册子、论文、目录册、导读书目提供着话题。这些诚实的理论家给自身套上了枷锁，拒绝去追问看不见的模式，忽视一般符码的缺席的意义。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为这种讨论提供了极好的主题和完善的替代物，它们相互反对、相互适用：一方面是实用主义、功能主义、操作主义；另一方面则把问题留给了专家。批判、保护、反对或任何试图寻求一种开放的“别处”都被这些意识形态者作为乌托邦加以摒弃。他们是多么正确啊！他们被一种特殊的理性所支持，并且被（他们自己的）合理性所束缚。实际上，这就是用来反对19世纪的马克思、傅立叶和圣西门的证据，但如果不满足于反映和认可强制，不满足于盲目接受权威和承认环境，要想反思就必然包含有乌托邦形式，它试着去干预存在的条件，获得不同于正在实行的策略的意识。

乌托邦？的确如此，一旦我们希望某些不同的事情并且不再扮演忠实的执行者或看家狗的角色，我们都会是乌托邦主义者。“教条主义！”我们的反对者大叫着。“你对自己所坚持的东西必须加以限定，否则从这里你会得出过分的结论。”决不如此。经过仔细检验他们的论断和论述的基础之后，我们称这个社会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抛弃了其他不合适的定义。另外，我们承认这个界定具有相对性，如果它是教条的和绝对的，所有的希望都将失去，所有的出口都会被关闭。在我们已经证明存在着不可还原的地方，冲突和反对就会闯入并阻碍封闭的回路，将结构横切开。“这不过是文学、诗歌、抒情诗！”现在我们已经招致最后的凌辱了，然而他们还可以更巧妙地说：这是主观主义的，是为失去存在理由的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而战斗。确实，我们不知道学术和诗歌的分离，更不知道科学与行动、抽象与具体、直接与间接、积极与否定、断言与批评、事实与意见、客体与主体的分离，在任何场合下，我们都强调这些哲学范畴的不足——同时也强调它们的有用性和必要性，或者说我们拒绝分离，赞成没有偏见的建设性态度，这种态度建立于实践的和理论的理解上。那些在我们的分析中只看到假设的人，以及那些以认识的精确性名义支持分离的人，会发现如果不同他们脆弱的良知妥协或屈服于统一体的痛苦，很难把自己的论断维持到最后，这是哲学所要思考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凌驾于哲学之上。

过去也存在着痛苦、限制和压迫。土地被划分为无数块，被天国里的国王和死去的王后所统治。虽然是被遗弃的和被压制的，但这种存在从未缺乏风格，宗教或形而上学（这是最根本的意识形态？）的风格统治和渗透到各个方面。我们会看到这些人虽然生活于极端的贫困之中但从不缺乏温暖与舒适。自从过去那些美好的日子以来，这个社会已经有着不可估量的进步——如果有机会加以选择的话，谁不喜欢日常生活的肤浅性而喜欢饥荒呢，谁不希望印度的人们过着正常的日常生活呢？即使“社会安全”是官僚化的，但也比无视世界的苦难要好得多。实际上，我们也不打算否定“进步”，而是要理解其对立面，即进步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贪婪的野心会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但现在它在原子弹的威胁之前退却了——这有利于我们能够放置与命名某些东西。我们不会倒退到怀旧病中，而是要解释这种情感，正是这种情感激发了我们社会中“右派分子的批判”，这种善良而又有罪责的良知在过去总是误解这一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讨论一些简单而又具体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在它们身上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大城市的被遗弃的、衰败的中心是如何被保存下来并被富裕的、有良好教养的中产阶级市民所占有，那些来自电影世界和戏剧世界的人是如何从“漂亮的”邻区和“住宅区”迁移来的？根据这种看法，城市正在变成特权阶级最昂贵和最有价值的占有物，变成了消费的巨大财富，对他们而言城市具有特殊的意义。为什么有财富的统治阶级占有并垄断着遗迹呢？为什么人们都聚集于古代城市和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希腊的城市？那些用来消费和休闲以及满足好奇心的体系，是旅游组织者并不能说明的现象，必定存在着另外的原因：怀旧、日常生活的中断、现代性的无节制和奢侈的展示，是沉迷于自身、还是简单地诉诸过去？避免这种怀旧病和青春期的自恋是正当的，理解这一点非常必要。为了理解，或者为了理解的欲望，产生了比较研究以及对日常生活历史的研究。但这种历史研究，虽然是可能的、重要的，但并不比对细节（对象）的编目更好些，或者比一系列的误解更强些，我们不是要强调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的统一性，而是强调社会关系、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的作用。

日常生活的历史至少要包括三个方面：（1）风格；（2）风格的死亡和（19世纪）文化的诞生；（3）日常生活的建立与巩固。这个研究将揭示日常生活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是如何产生的，或如何在同相继失败的革命的联系中更加具体化的。日常生活既是这些失败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说它是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在每次振**之后，社会存在都被重新组织在日常性周围，日常生活本身构成了革命的障碍；说它是革命失败的结果，是因为在连续的失败之后，压力与强制会更大——这就是解放的最重要的意义。

科学无法理解这些实践语境中的理论和问题，因为它们缺乏严肃性。实际上，我们认为游戏与娱乐更适合于科学的探索，哲学家不关心社会生活的游戏方面，然而科学家则研究游戏的规则并且将游戏形式化。我们认为科学并没有资格向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和高级官员提供明确的意见——明确的意见不是对商品的累赘说明和对市场的高度引述——因为没有比已经被科学理性化、制度化和官僚化的清晰的意识更坏的东西了，我们可以毫无内疚地声称，这是在科学之树上结出的一枚腐烂之果。统治阶级已经把科学作为合法性的基础，我们以自己的科学与他们的科学相对立。

在这个结构和结构化的社会中，人们已经发现了许多令人无法相信的冲突，这同样适应于功能主义、理性主义、整体化和一致性的方法。首先，在严肃性的要求（为什么以迂回的词句而不是以直接的词句说出真理与真理性的要求？）和绝对标准或普遍符码的缺席之间存在着冲突，而我们正是根据这个绝对的标准与普遍的符码来理解事物、对事物进行判断的。在孤独并由此走向音乐和沉默，与迅速倍增的信息、消息与新闻之间存在着冲突。在宇宙探险和核威胁的世界，“安全”有着超乎比例的重要性。在以社会的、技术的花费来拯救生病的儿童、伤员，延长垂死之人的生命这些难以置信的行为和种族灭绝、我们的医院和治疗条件，以及获得药物治疗的困难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冲突。满意和不满同时产生，或依据不同的场所和人员相互对立。冲突并不总是停留在表面，并不总是要表达出来，有时人们避免提及或注意它，但它总在那里，潜伏着，隐藏着。我们不是已经发现了无意识、隐藏在所指之下的“欲望”吗？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日常生活，并不需要走得这么远。

许多社会学家已经指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看重工作的安全、身份和休闲，而不是革命的冒险，他们已在“选择”、“赞成”和拒绝他们的历史使命。像这样的断言是高度可疑的，尤其是最后一个方面。即使这些事实都是真实的，它们也必须归因于日常生活的建立而不能归因于“选择”安全和拒绝创造活动中所具有的不安全，进一步说，无产阶级只要还没有与当前的状况断绝关系，就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历史使命，因为如果无产阶级“选择”被整合到一个被资产阶级所统治的、根据资本主义生产与利润所组织的社会，无产阶级就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对无产阶级来说，整合就等于分离，等于作为一个阶级的自杀，这至少难以想象——更难以实现。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社会正策略性地趋向于对工人阶级的整合，通过日常生活中强制性的压抑组织以及诱导消费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消费自身），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但这是以牺牲对其他要素的整合为代价的，如对青少年、社区人员、妇女、知识分子、科学家、文化人士的整合。让无产阶级改变观念，放弃自我，就像拿刀切腹自杀一样，这将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的自杀。无产阶级也会自我毁灭。

在这些矛盾之中，我们必须在玩笑精神的死亡、日常生活被合理组织后的乏味与自然进步和社会行为中的机会、冒险、游戏和策略的科学发现间进行随机选择。

这样，通过研究基本的层面——日常生活——各种新的矛盾出现了，在重要而又普遍的性质上发生着变化。在这些矛盾间，主要是技术意识形态或技术官僚神话与日常现实之间的对立；但更糟糕的还是冲突，它存在于作为社会秩序与社会规划基础的强制中，同时以自由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面纱，尽管压抑与镇压构成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本质，反映了各种不同的态度与目的。

二、躁动的根源

我们的社会包含着自我批判，虽然这些必要的批判观点和概念，没有明确地被描述和表达出来，使人接受，但它们明显存在于社会经验的空白处，只要这些经验没有被口头表达所遮掩，就可以被发现，虽然这些口头表述常常轻易地被当作真正的“现实”。

满足是这个社会的目标和目的，也是这个社会的官方理由，每个人都认为并想象需要会——或将会——被满足。就需要被尽可能地满足而言，这种满足存在于过度的获得中。当需要被那些导向满足的认同装置所**时，需要就被看作界限清晰的裂缝，被掏空了内容，并被消费和消费品所填充，直到饱足为止，需要就这样不停地被各种方法刺激着，在满足与不满足之间摆动，直到它们再次成为可出租的东西；同样，国家也被相同的操控方式生产出来。这样被控制的消费不仅为消费规划着物体，而且通过这些物体规划着获得满足的方式，利用动机来否定和破坏着动机，以致达到了支配动机的程度，但又从不规定这种游戏的规则。

躁动（malaise）感正在流行，忽视这个事实是不可能的。“价值”正经受着普遍的危机，在那里满足被普遍化了，理念、哲学、艺术和文化正在衰落，意义在伪造中为了重现而消失了，除了被华丽的修辞所填补外，意义没有任何内在的东西，虽然这种情形有着某种意义或更多的意义。空虚首先使自身感受到的是（需要、“环境”、空间与时间的）“饱足”（saturation），它不能提供一种目的，所能提供的只是一种空虚的结局和意义的匮乏。因此必须在满足、快乐（jouissance）与幸福（bonheur）之间做出区分。快乐曾经是贵族的特权，他们知道如何为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但布尔乔亚们最多仅能获得满足，他们能发现幸福吗？

充斥于日常生活的躁动感，是当代文学中的一个主要话题。过去几十年中，所有有名的著作，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描绘躁动感的作品，在戏剧、电影、文学与哲学的持续危机中，只有这些作品被人们铭记着，虽然其他类型的成功作品也可能被人们记住一段时间。在其中，一些作品通过施虐狂或自虐狂的细节描写来刻画日常生活，或表现了比这更加堕落的细节；另一些作品，它们的作者揭示出由于饱足的获得导致了悲剧的死亡，并力图通过揭露煽动和认可饱足的手段来恢复悲剧。通过这种文化的遗产（不要同官方的“文化”相混淆），我们这个社会的内在躁动已成为一种社会的和文化的现象。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社会正经历着不可思议的扩张（经济的、数量的，以吨与公里来计量）和受到限制的发展。在基本的阶级关系（结构了的——正在形成为结构的）上很少有变化，在生产与所有制的关系上也是如此，通过这种关系，除了阶级策略的考虑之外（日常生活的冲突），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占有全部行政的权力。阶级策略并不是为了发展，而是为了扩张中的“平衡”与“调和”。只有这种发展，才能使社会关系复杂化、丰富化，这包括城市生活中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现在被留给了“文化”，并被行政化。结果，对物质经验进行的技术控制，无法与人类对其自身的个人经验、他的身体、需要、时间与空间的适应平衡。扩张与发展之间的差异，反映了操控（mai＾trise）与适应（appropriation）之间的更为基本的差异。只有在我们将他们的术语精确化之后，这些熟悉的主张才能获得意义：扩张指工业化的过程，发展指都市化。根据我们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前面已经描述过，在后面将进一步加以发展），都市化赋予工业化以意义，在经过几十年从属于工业化之后，都市化将构成工业化的基础，但如果情况发生了颠倒，阶级策略仍然保持着这种从属性，就会引起无法容忍的情境，在那里城市危机被添加到所有其他持续的危机之中。

工业化的局限性是这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被资本主义生产所强加的局限性。但在任何层面和任何意义上，我们都不能接受和认可经济主义，经济主义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社会的基本要素。然而，没有任何借口可以用哲学的和社会学的理论来补充经济主义，因为这些理论同样是短见的。

我们的社会没有任何理念，它在不停地进行表面上的调整，这种调整在总体上对立于它所要走向的永久性变化，这种变化是“现代心灵”的基本渴望。它在黑暗的隧道里探索着、被遮蔽着，寻求着一个出口、一条逃避之路，或者止步不前，也许，比止步不前还要糟糕，它实际上正在自弑，虽然还站立在那儿。

通过艺术作品、风格与文化的大众消费，这个社会不断地解构过去，永不停止。但我们要去思考内在于这种消费中的诡计。过时（obsolescence），这是在成为技术物之前需要仔细研究的主题，专家们非常熟悉物体的寿命：洗澡间三年，起居室五年，卧室八年，商品、汽车为三年等。这种统计是物体统计学的部分，并同生产与利润的成本相关联，生产—组织办公室知道如何去利用它们来降低寿命，增加生产与资本的周转。实际上，至于说到汽车工业，车行已遍布到世界范围。

对这一常见的理论，我们增加两点思考：第一，需要的过时性将被纳入思考之中，因为那些操控物体的寿命以使它们缺乏持久性能的人，也同样操控着动机，他们真正要攻击和破坏的可能是欲望的社会表达方式。因为如果使“思维”的疲乏和物体的过时迅速产生影响，需要也必须过时，新的需要将代替旧的需要，这是欲望的策略。第二，生产力高度发展，现在已经能够实现存在、物体、居住、城市和“生活”的高度流动性，以致“真实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停滞性，但在理论与实践上，过时将暂时性当作剥削日常生活的手段。在这种看法中，对立或冲突出现于制度化的稳固性——这是客观结构化（根据与国家和行政相关的程序逻辑，包括内在于城市、环境和居住地行政管理中的被看作是正在持续的其他逻辑）——与对迅速损坏的物体的瞬间操控之间。一方面，当瞬间不再是痛苦而是欲望、意志、质量和要求时，这就是阶级的垄断，这个阶级控制着时尚和品位，使世界成为它的舞台；另一方面，物体的损坏（量、数目以及时间、耐性、非意求和想要的）也是阶级策略的一部分，这种策略（通过前面论述的非合理化）直接走向对日常生活的合理拓殖。对瞬间的崇拜，反映了现代性的本质——但它把自己表现为阶级策略[2]，作为阶级策略，这种崇拜在总体上与对稳定性与持久性的崇拜和要求相对立……

这是一个有着合理的目的和借口的社会，它以目的性原则作为自己的重要前提，并有着全方位、全天候的组织，这些组织结构计划和规划着一切。科学主义支撑着工具主义（只要存在着计算机、电脑、IBM计算器和编程，不管它如何以及在什么意义上仅仅是细节部分），科学的发现终结了一切神秘化，如果人们把自己看作一个专家，他就受到欢迎与尊敬。正是在这里，非理性产生和发展起来。如果我们探究这个社会成员的私人生活，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算命卜卦者、巫师、江湖骗子、占星术士。实际上，人们只能去阅读报纸，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广告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给予他们以意义、方向，所以他们堕入神话与巫术活动中。也许他们希望以这种迂回的方法适应他们的欲望，发现并规定着欲望的方向。这样，经济主义与技术主义的合理性生产出自己的对立面，作为它们的“结构的”构成要素，并且揭示出自己受到理性主义限制的局限性，非理性主义侵入到日常生活中，与理性主义相互对立、相互反映。

通过心理主义和心理学的测试，例如通过“发现你是谁”，“学会认识你自己”等心理测试题，日常生活及其信息资源（出版物、电影）多得成灾。今天心理学和心理分析不仅是临床和治疗科学，而且是意识形态，在美国尤其如此。这种意识形态要求神秘主义作为补充物。占星术可能会成为方法论质疑的主题，它们的主题被分类，它们的文本被看作文集或内在的、内容清晰的正文，一般说来，体系（以及我们社会中的次体系）都能从占星术中推导出来。虽然占星术以其特定的方式发生影响，但我们不能接受这种尝试，因为它不能解决我们的特殊问题。实际上，人们从占星术中所期望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同占卜者商量？占卜者如何解释符号，以及他们如何受到占卜者解释的影响？暧昧（ambigu??té）地带在相信与意象之间建立起来，这仍然是通过证明个人策略的合法性来直接确定自己的行动，以致那些关心占卜的人不管相信还是不相信占卜者所说的东西，他们的行为似乎都相信所说的预言，实际上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爱好、感情和兴趣来行事。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占星术包含着一些对宇宙的零碎看法，如对黄道带、星丛的看法，命运刻画在星星上，仅有原始人才能解码的神圣天国。这是激励着建筑学家的符号遗产，它被印进了过去文化的伟大纪念物中，并且概括了拓扑学——即空间的分离与定位以及对时间规划的学说，使宇宙与社会的空间被牧羊人和农民以及后来的城市居民所利用。

这种宇宙论的影响似乎并没有真正消失。例如，循环的重要性，数字对循环的统治地位（十二及其倍数），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生活陷入到循环和理性化的直线时间的居间地带。任何事情都指向这一事实，即一种新的宇宙崇拜正出现于我们这个贫乏而又压抑的日常生活中，它被情绪化地——或非理性地——置于对立的两极：一边是占星术；另一边是宇宙航行术的神话和神话学，为了宣传的目的，为了供奉的份额进行的空间探测取得的成功。为反对这种世界崇拜——或以宇宙论来补充——出现了另一种“人类”崇拜，即爱欲崇拜。色情在今天令人着迷，虽然这种着迷表面上只是反映了男性（女性）和性快乐嗜好之间的紧张状态。我们认为这种爱欲崇拜只是表面的症候，即男性与女性特征的缺乏，它不是为了克服性冷淡而是自我迷恋，是一种补偿的要求。在发生大规模集体强奸和施虐或受虐仪式的地方，爱欲崇拜意味恢复从前的禁忌，以便越轨行为——使性行为具有从前的意义——能够受到制裁。即使禁忌的意识形态并不存在，这种禁忌也延伸到了日常生活中，这可以通过反对避孕药的使用所表现出的障碍看出来，这种障碍是心理学的、生理学的（真正的或虚幻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人类对其欲望的适应处于真实实现与可能实现之间，处于经验与意象之间，他的适应被基本的压抑所阻挠，最初的形式，即宗教传统的意识形态认为性行为与受孕相关，即性行为是一种惩罚和献奉的生理现象和盲目的决定论。正因为这种宗教传统的存在，被社会禁止去适应的性欲，在新的宗教形式中寻找出路。

饱足和对满足的顽固要求，不满和躁动的冲突，它们出现时就相互对立并相互反映。炫耀—消费转向消费的炫耀，过去——艺术作品、风格、历史文献——被贪婪地消费着，直到产生厌恶和饱足为止。在这种情境中，我们无法逃避（想逃离于日常生活之外），结果是，逃避和旅行很容易地被旅游组织、制度和规划所利用，它们整理着我们的幻想，控制着我们的举动。因此，人们有了亵渎神灵和神圣物的要求，历史上的城市和地区、纪念物和画廊，被洪水般的消费者所淹没，这些消费者并没有消费，他们只不过表明自己到处都在，增加和繁衍着他们的在场性。

上面的简要分析足以表明，两种明显不同的休闲“结构性地”对立着：（1）休闲整合着日常生活（阅读日报，观看电视等）并引导着深层的不满，它创造着克尔凯郭尔式性格的人，在他的可恶的妻子和讨厌的孩子面前，撕着他的报纸大叫着：“一切事情，一切事情现都已变得可能了！”（2）希望远离了，要求逃避，通过名利、节日、麻醉药、**和疯狂等方式实现的逃避意志。

三、意象中的漫步

当代哲学和社会学的经验的和概念的探索，至少已经发现了一个事实，即社会的意象，这种社会意象不能混同于个人的想象，也不能混同于过去大部分的象征遗产[3]。

社会意象的最好例子，既不是在电影中发现的也不是在科学的虚拟中发现的，而是在女性杂志中发现的，在那里，经验和意象湮没在使读者产生全面迷惑的方式中。实际上，一个简单的主题可能包含着裁剪和缝制衣服的操作说明，或者在哪里以什么价格来买另外一件衣服的准确信息，以修辞的形式将衣服和其他物体置于非现实的氛围中：所有可能的和不可能的衣服；从最简单的到复杂的每种碟子，它的制作要求有专业技能；花园中的椅子和临时的桌子；适合于建筑物或宫殿的家具，所有的房屋和公寓都以符码的方式提供给读者，这些符码使“资讯”仪式化，使它们可以规划日常生活。读者，根据其个人的口味，对这一主题赋予具体的或抽象的解释，把它们看作实际的或想象的物，想象他所看到的，看到他所想象的。在这里，文学与广告只能根据不同的方式区别出来，两者都被写在纸上，吸引读者的眼球，广告的修辞比起阅读物来越来越文学化（写得越来越好），文学采取广告的方法并且充斥着相同的隐喻功能，使无关紧要的东西“令人着迷”，将日常生活翻译为意象，以致消费者的面孔被满足的微笑所照亮。这些出版物渗透到每个读者的日常生活中，以及所有可能的日常生活中，包括自由的（或假想的）带有神性的日常生活中，幸福变得可能了。这是事实，即妇女读到了这些关于意象的时尚的现实文本，在那里肤浅的分析只能理解并置起来的细节（生活、食物、衣服和时尚、家具、旅游、城市和都市等），每个细节都被体系所统治着，并且形成了一种社会整体，但在那里，我们发现了次体系，正是次体系使日常生活的功能性组织成为可能，并服从于强迫，这种强迫绝不是无私的。必须记住的是，我们的目的是证明日常生活的体系并不存在，尽管所有的人都力图一劳永逸地建立这个体系，存在的只是一些被不可还原的裂缝所分离的次体系，但这些次体系都被置于同一个平面并互相关联。

在上面图表中概括出来的这一理论，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加以展开，对这一图表的说明有助于得到合理的理解。

这个图表由符码（参阅《语言与社会》第七章）的三重维度构成，根据这一理论，对言说表达中的现实进行了三重维度的区分：象征、范例与联结。实际上，这两种理论说明了同样的现象，一个是根据层次；另一个是根据维度。强制可以从0到100加以分等，对“大社区”的居民而言，强制的总体将接近最高级，这是城市居民的安居条件以及日常生活独特意义的标准，然而说到郊区居民，强制要小得多，如果我们考虑到大城市住宅区富裕居民的生活，那么强制要更小。适应与强制有着矛盾与复杂的关系，适应了环境的人也就克服了强制，但对“自然”决定论的技术控制还并不充分。人们可以直接说，强制越大（被控制的和被整理的），适应性就越小，但这种关系不是一种逻辑的倒转，而是辩证的冲突，适应吸收了强制，改变强制并使它转向生产。

日常生活的这些冲突与问题包含了虚构的解释，从外面强加于真实（réelles）的解释上，即使当这些解释是不可能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样，问题和对答案的寻求就超过了意象的边界，“投射”不经意地填充着经验与意象间的横沟，人们将他的欲望投射于这一或那一组物体上，投射于这一或那一行动形式上：家、房间、家具、厨房、远离节日、“自然”等。这种投射赋予客体以双重存在：真实的与意象的。

我们已经看到语言是意象的媒介，在这一层面上发生着冲突，后面我们将对这个主题做进一步的发挥。存在着一种替代，象征衰退了，一种向信号、向句法联结的普遍转变发生了，它以牺牲象征的使用与对立为代价。但只要存在着意象，替代就不是整体性的，此外，元语言（métalangage，或关于词语的词语）起到了补充作用。

以前，艺术表现了（时间、空间与欲望的）适应形式，艺术品给时间和空间以感觉的形式，甚至经常在城市、建筑与纪念物这些社会物中表现出来。美学通过对艺术或文学形式的讨论和解释，更倾向在意象的层面上运行。至于唯美主义，在它关于艺术的争论与美学的思考中，以它对日常生活和口头消费的幻觉适应以及虚构的隐喻，占有着意象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中间位置。所有这些都依赖于讨论的“质量”。

当物体不只被看作是一种物，也不只是一种有用的物品，而是社会经验的共同特性时，风格也意味着适应。没有这种适应，消费也能存在，但消费只能与被规定的、精确的需要与货物相一致，这是消费的社会要求。实际上，消费的意识形态（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广告）正是建立在这一主张的基础上，而这种消费被看作是满足的基础。

对上面的图表加以说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同时说明了物体理论和有着各种“要素”的现实：衣服、食物、家具、“生活物”和环境以及可能的性与性欲，这个图表也能适用于城市和都市主义，以及汽车。倒不是它适用于每一个特殊的次组织和次体系，而是它能被理论地适用于特殊的因素，同时它仍然明显地保持着主要的原则。每一种理论都要求对最初图式进行调整，以便适应细节并说明细节。这样，根据这一理论，在强制的后果和适应的成功间发生了变化，某些物体拒绝被束缚于经验的层面或意象的层面，而是被情感或想象规定着，因为它们都被社会地理解和表达着，然而其他的物体达到了“优势的”地位，并被过度地赋予意识形态内容。这样，人们把“独立式”住宅看作是有机会适应某些东西的场所，但这同时也是梦想与意识形态。这同样适用于衣服（准备做的、准备穿的妇女新式时装）或食物（普通牛排、好的食物、酒会以及宴会），每个层面都有其特有的想象语境和口头评论语境。意象就这样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设想着他每天的（或每周的）配给量。然而意象在日常经验的关系（强制与适应）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它必须掩饰强制的优势地位以及我们适应能力的有限性、剧烈的冲突与“真实”问题的分量，有时意象能促进适应或限制经验。

广告不仅提供了消费意识形态，它更创造了“我”这一消费者的意象，并且在这种消费行动中实现着自己以及与其自身的理想相一致的“我”。广告以对事物的想象为基础，唤醒对事物的想象，陷入附加在消费艺术和内在于消费艺术想象的华丽言辞和诗歌中。华丽的言辞并不局限于语言而且侵入到经验之中，巴黎郊区圣—奥里诺的橱窗或时尚秀是华丽的即兴演出，这是事物的语言。虽然后面我们将转向广告这一主题，但我们现在必须集中精力尽力去说明我们的躁动和不满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