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说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句话不只是具有生物学的意义，尤其具有社会意义，人的生物的类生活依靠社会生活过程才开始成为可能。
无论在《资本论》的“草稿”中，还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讲到可被占有的物质世界的时候，使用了一些和本体论有细微差别的术语。例如，他在“草稿”中把土地称作“实验场”[78]、“原始的工具”[79]、“原始生产条件”[80]，在《资本论》中称作“原始的食物仓”、“原始的劳动资料库”[81]。与此相关联，“巴黎手稿”中的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一主题，在“草稿”中也以相当注目的具体形式再次表现出来，而且出现在对财产的发生史进行的分析中：“蒲鲁东先生称之为财产的非经济起源（他这里讲的财产正是指土地财产）的那种东西，就是个人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首先是对劳动的自然客观条件的资产阶级以前的关系，因为，正象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的存在一样，他的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他本身不但是有机体，而且还是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82]
说人就像被束缚在自己的肉体上一样，被束缚在眼前所看到的自然存在上，这已不是一般劳动过程的特征，而是劳动过程的资产阶级以前形式的特征。奴隶制与农奴制对劳动和它的自然所赋予的先决条件根本不加区分，为了奴隶主与封建领主的生存，这两个要素溶化成一个未分化的自然基础，“奴隶同自身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而劳动本身，无论采取的是奴隶的形态，还是农奴的形态，都是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同属一类的，是与牲畜并列的，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被他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生存的自然条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质：（1）是主体的自然，（2）是客体的自然。生产者作为家庭、部落、特里布斯等等……的一个成员而存在……并且作为这样一个成员，他把一定的自然（这里说的还是土地）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看作是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83]
这种原始的从而确实是抽象的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发展到不仅人作为自然的有机存在的一种方式出现，反过来，自然也作为人“自身的无机的存在”[84]出现。但随着资产阶级的生产条件的建立，这种同一性转化到它的同样抽象的对立物，就是说，转化到劳动和它的客观的自然条件根本分离。当使用价值形式中的人和自然的统一尚能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得到维持的时候，这种统一是“不相同的各个生产时期所共同的”[85]，在马克思看来，其理由是不证自明的。经济学批判所关心的、所要说明的，只是上述的仅对资产阶级社会是独特的东西：“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86]
在资本主义之下，工人被排除在作为生产的客观条件之外，而从此才和本来意义上的生产发生“关系”。奴隶和农奴并不如此，他们处于仅仅作为土地的偶有性状况。资本家并不是把工人直接作为自然物占为己有，而是作为抽象的劳动承担者通过交换来占有，这样，工人就成了一个“失去客观条件的、纯粹主观的劳动能力”[87]，他在作为“自为存在的价值”[88]、作为劳动异化的客观前提里看到了对自己的否定。
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正是文献上一再议论到的，是从古代、封建时代向资产阶级时代转变的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以农业的方式占有自然时，自然完全是不依赖于人的，人和自然是抽象同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淹没在自然的存在里。与此相反，由于人使自然转化为一个机械的世界，如果全面地从技术上、经济上以及科学上支配自然得以成功的话，自然就凝固成一个抽象的、对于人是外在的自在了。
这里还可对在别处应予讨论的乌托邦问题予以一瞥，即所谓真正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过程：在那里，人既非与自然简单地同一，也非和自然根本分离。
上面讲了马克思对雇佣劳动与资本相分离的分析，它归总是对不关心商品使用价值的那种交换价值的分析。马克思在把劳动过程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来表述的地方，总是满足于列举在一切生产过程中所说的抽象的“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对象”、“资料”[89]等要素，而把它各时的历史规定性置之度外。在辩证法家马克思那里，上述值得注意的情况出现，恐怕应归诸他的经济学分析之特殊的着眼点，即注意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的劳动产品之商品形式。在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出场时，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就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90]。
使用价值的创造是为资本家而进行的，这个一般本性是不变的，因而应把劳动过程作为“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91]的一个过程来考察，就是说，作为“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92]这样的过程来考察。在马克思这样说的时候，并没有像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本体论的托马斯主义者马塞尔·奈丁古所解释的那意思，即所谓马克思认为“人和劳动的最一般的结构是超历史的、无时间的”[93]。
历史状况的变迁对劳动过程的各要素的性质决不是完全无关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一切对自然的加工都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94]来进行的。诚然，思维使得一切经济形态所共有的一般规定确定下来，“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95]。
对于研究来说，一般的东西是有目的的高度概括，这时候它在马克思那里总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一个“具体的东西”，它把特殊规定的充实性包含在自己之内[96]。马塞尔·奈丁古断言：马克思宣称“劳动和劳动着的人的结构”[97]是不变的。这时，奈丁古毫无根据的议论不过是贫乏而空洞的，他丢掉了和历史的东西同样重要的要素。马克思如何认真地思考关于人自己的自然之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历史辩证法，表现在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例子中：历史甚至潜入人的生理结构，即“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98]。
人自己的自然，这“需要与欲望的总体”[99]，只有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才可以认识，在该过程中，不变的要素与可变的要素不是说无中介地并列着，而是特殊东西构成普遍东西的生命。人的本质是从各个时代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发现出来的，它“不是各个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决不是积极的本体论者。尽管如此，前面所提到的奈丁古把马克思观点误解为本体论，这并不意外，因为马克思也未必完全说清了唯名论与唯实论的关系，例如这表现在他解决历史进程中一般规律性和特殊规律性的关系方面，导致奈丁古的误解。在阿多诺的一篇论文——它指责说：甚至辩证法的理论也未必完全超出孔德的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的区别——中也作了这样的确认：“他（马克思——著者）使社会的不变的自然规律和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特殊规律相对立，使发展水平高低不同的特定社会的敌对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相对立。”[100]
这样，马克思分明是把对社会形态普遍适用的规律和它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现象形态之间区别开来，但远不只此，他更彻底地把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在作为“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01]这种抽象环节上确定下来，以对立于它具体的历史形式。尽管如此，这里的关键当然不在于把特殊的东西和一般的东西的关系看成是可以纯理论地解决的问题；对之仅作辩证法的解决是很不够的。关键倒在于：以往首先作为“史前史”理解的我们的历史现实本身被永续的范畴所支配，这种永续的范畴对一切变化相对地漠不关心。因而，在马克思看来，雇佣劳动自身中具有奴隶制的要素，甚至具有隶属的要素；同样，隶属和奴隶制具有雇佣劳动的要素。二者的区别在于：在一方劳动力直接地再生产出来，而在另一方则以市场为中介间接地再生产出来。在古代有营养很好的奴隶，在现代最发达的国家中，也有贫困的临时工人。使得对人的支配得以形成的决定性阶段，当然是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的程度。“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时间来生产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那末他就没有时间来无偿地为第三者劳动。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私有者阶级。”[102]为了批判地对抗那些把劳动的这种自然发生的生产率与“神秘的观念”[103]联系起来的人们，马克思接着说：剩余价值只具有“最一般意义”的“自然基础”，“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把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从自己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别人，例如，同样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去把别人的肉当作食物”[104]。
进一步说，劳动生产率是对特殊的资本关系进行考察的出发点，这种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105]。但是，当自然所设定的劳动生产率不再是同样由自然所设定的人支配人的源泉时，当历史上发生的东西已经不能作为“自然发生的东西”而使自己永恒化时，生活依然被它的最一般的必然性所规定，即被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所规定。诚然，这种情况下的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将是被控制的必然性，人已经不是处于人们之间的相互斗争之中，而将只处于同物的自然相斗争的关系中。但是，这种斗争意味着：没有阶级的人类也知道和自己在究极上是不同一的东西，在和自己对立着。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奈丁古的劳动结构无时间性的说法倒是正确的，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一般本体论的东西，虽然应理解为是否定的本体论。
马克思有时喜欢用一些大胆的方式，把自然关系作为模式，来说明社会过程的必然性，其最好的例证是这里所论及的物质变换的概念本身。他和恩格斯同样，既追求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对它的哲学的概括，也思考社会理论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他关于《资本论》的预备性研究是在1850—1860年这十年当中进行的，而此期间，毕希纳、福格特以及摩莱肖特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德国广为蔓延。马克思完全和恩格斯一样，立即反复地激烈批评了[106]这些独断的、大抵是粗野的机械形态的唯物主义。但是，这并不排除马克思对这种唯物主义所担负的某个主题的领悟，正像已接触到的他的话所表明的那样，他熟悉地使用了唯物主义运动的代表人摩莱肖特的“物质变换”这概念。摩莱肖特今天几乎已被人们完全忘却了，但他最初是处于谢林的自然哲学和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之下，尔后——特别是通过和费尔巴哈结识——成为自然科学家，成为具有社会倾向的生理学唯物主义者，越来越倾向于具有自然科学色彩的唯物主义，晚年的费尔巴哈把摩莱肖特的学说看成是实现了他自己青年时期的“未来哲学”大纲[107]。
比如回顾一下《在植物以及动物中物质变换的生理学》（1815）、《生命的循环》（1857）或《生命的统一》（1864）这些通俗著作，其中所阐述的用丰富资料来支持的这种唯物主义，把人的生理学作为模式，把自然描绘成一个大的转换过程和物质变换过程，处处都留下了思辨的痕迹。在摩莱肖特看来，正如事物的一切存在是通过其性质来显示其存在一样，一个事物只是通过和别的事物的关系才显示出自己，否则事物的任何性质都不存在[108]。
这里，我仅想从摩莱肖特的《生命的循环》一书中，举出两三句有关物质变换理论的重要的话，而这些话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确性，当然马克思并非原封不动地搬用，而是利用这些理论作了推测。“人的排泄物培育植物，植物使空气变成坚实的构成要素并养育动物。肉食动物靠草食动物生活，自己成为肥料又使植物界新的生命的胚芽得到发展。这个物质交换名之为物质变换。这个抒发尊敬之感的词是正确的，因为，正如商业是交通的灵魂，物质的永恒的循环是世界的灵魂”[109]；“基本物质的运动、结合和分离、吸收和排泄，这是地球上所有活动的精髓”[110]；“奇迹在贯串形式变化的物质的永恒性里，在从一个形式到另一个形式的物质的转换里，在作为地上的生命根源的物质变换里”[111]；“我毫不隐晦地明确地说：物质变换的理论是使今日之哲学绕着它转动的轴心”[112]。
这种表述表明：第一，有趣的是：物质变换的概念虽然关系到自然联系，但摩莱肖特显然把它和社会的流通领域相比拟[113]；第二，它使人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援引彼德罗·维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的那个地方，即“宇宙的一切现象”都基于“物质的形式变化”、“结合和分离”[114]；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马克思在物质变换概念这点上追随摩莱肖特，总是把它作为“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15]来谈，在某种程度上把它抬高到“本体论的”地位。
为了理解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的概念，必须进一步参考谢林哲学的潜在的唯物主义要素。如果看一看1843年马克思致费尔巴哈的信，可了解到马克思对这些要素是熟知的。在信中，他把谢林的自然哲学作为“真诚的青春思想”同后期的“积极”的哲学思想相对照，要求费尔巴哈果敢地和谢林斗争。他在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中，发现费尔巴哈实现了谢林的自然思辨的“青春幻梦”。
摩莱肖特把自然看成一个循环过程的观念，在早期的谢林那里已经常可以看到。在谢林看来，“向个体性的最初转换”，“是物质的形成和形式化”，由于事物被加工，就脱离了直接的自然联系，而打上了作为个体的烙印，自然过程本身也无意识地带上了这种人为的烙印。在他看来，越出无机物质而继续前进的“有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是“物质的无限个体化”[116]，这个个体化通过人的劳动实现，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在日常生活中，以自身为根据并通过人的手获得形式的一切东西，都是作为个体来认识和处理的”[117]。
在“草稿”中，马克思完全使用了谢林的语言，讲到构成自然过程要素的“元素的东西不断个体化”[118]，正如“个体化的东西不断分解为元素的东西”一样。
劳动过程嵌入伟大的自然联系之中。自然，它作为社会和社会每度占有的那部分自然的高度统一，最后又战胜人的一切干扰而自我保持，被人渗透了的自然物质又再度沉入自然的最初的直接性中去。谢林正确地说，任何天然物质，“仅在它靠人工去获得一定形式的时候”[119]，才可说它是能够破坏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生命过程的概念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来，一直被提到。而这个概念出现在“巴黎手稿”中，就像在谢林、黑格尔那里一样，它仅涉及有机的自然。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外界自然这概念，或者受《资本论》的预备性研究及其完成所驱使，而把劳动过程称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这种表述，都属于生理的领域，而不属于社会的领域。这些自然科学的概念发展到被用以标示社会的事情——通过马克思从狭隘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而实现——，并不只是在质上获得新的性质，同时，它们即使在其历史的、社会的形态中，也仍然广泛地和它们的自然科学的素质牢固地联结着。正像个人的延续和他的肉体的机能联结着一样，社会也必须和自然保持在生产上的不断接触。自然作为使用价值通过人而再次转化，返回纯粹的自然，就像人通过自然物质返回自身一样。马克思使用物质变换概念不单纯是为了比喻，他还直接从生理学上去理解这个概念。这一点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是典型的。从他的批判中，清晰地理解到城市和农村的明显的分离，他看到这种分离严重破坏了“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20]。由于城市中人口的大量集中，从土地那里夺走了大量肥料，而同时使城市居民的健康受到威胁。关于未来的社会，马克思关注的是“农业与工业的……高度联合”。当然，这种联合的前提是：在未来社会中，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121]。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来看，那么下述说法就是正确的——而且首先应努力揭示这一点——：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区别，并不对应于两个无中介地并列存在的实在层。而马克思虽然承认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之形式规定性有历史的变化，但更注意它的与此无关的质料方面。人类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规定着整个历史，在这铁一般的强制中，事实上有一些刻板的自然循环般的东西。
劳动的主体和客体最终由自然规定。如果说到客体方面，人们所创造的对象的各种形式即使是人为的东西，也仍然依赖于土地、水、空气之类的根本物质[122]。因而，对理解像分工那样的社会过程来说，这是一个极重要的现象，分工并不只是从经济的内在发展中产生的，它不受出现在人们眼前的自然事实所制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123]
马克思特别强调：在地理上、气候上多少有缺陷的地区，比起易于获得还未经人加工的极为富饶的生活资料的地区，更能促进早期工业的发展：“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124]
主体方面的历史的变化也受自然制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已经从个人的“肉体的组织”和“受肉体组织所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出发。劳动过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人的生理相关？《资本论》对这个问题作了相当详细的解决：“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125]“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126]
正是现代工业本身，揭示出劳动的主体怎样和自然条件结合在一起。的确，在现代工业中，由于劳动过程越来越转化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127]，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可是工艺学也同时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不管所使用的工具多么复杂，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象力学不会由于机器异常复杂，就看不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128]。
在这里，马克思为了比较，而引用力学这个非历史的范例作为例证，这决非偶然。劳动过程从其质料方面来看，它并不服从于把生产阶段划分为相互根本不同的阶段所起的任何变化，因此，马克思明确地说，把生产的各个阶段相互区分开来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怎样生产[129]。
马克思用物质变换的概念把社会劳动过程描述为自然过程的状态。这里试图弄清：他是怎样进行的[130]？他采用这种类推究竟又有什么样的根据？自古典时期到马基雅维利和巴雷特，都把社会面貌的变化解释为自然的循环，同样可以看到，从很早起，就已试图用社会的范畴去解释自然事物的变化和相互转换。那时，每每运用的范例是商品与货币、货币与商品的变换，例如在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中：“万物变换成火，火变换成万物，就像商品变换成货币、货币变换成商品一样。”[131]
在马克思那里，我们遇到另一种类推。他曾认为，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这是自然事物转化的一个特殊的例子——属于交换的范畴，为了规定交换过程的特征，他反过来又诉诸物质变换的概念。在直接的劳动过程中，即在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中，质料方面对它的历史规定性占上风；在基于劳动过程的交换过程中，历史形式的规定性对它的质料方面占上风。
在马克思关于商品的形式变换的叙述中，所关心的不是人对自然——它作为商品使用价值的有用物质——的直接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是所有社会形态中特有的“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132]，而是把各种形式的具体劳动从质上还原为同等的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这受特殊的资产阶级的制约——。商品作为这种抽象的人类劳动的“物化”——不是在主体的以及客体的自然规定性中——是交换价值。在对于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的要素进行考察时，当前没有必要去规定使这一过程得以进行的生产关系的特征。通过交换过程中诸个人——有别于劳动过程中的诸个人——的社会关系，一个经济时代的历史特殊性才表现出来[133]。马克思这样描写资产阶级关系下的商品交换：“商品交换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物质变换即私人特殊产品的交换，同时也就是个人在这个物质变换中所发生的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134]
在交换过程中，作为人和自然的直接交换的产物的使用价值，转变成“同它的自然存在脱离一切关系的作为交换价值或一般等价物的存在”[135]，返回到被该社会的物质变换所中介了的直接性去，再度成为使用价值。随着流通转向消费，对商品的自然规定性的利用就完全抹杀了商品的社会规定性，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商品生产中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无关。
（欧力同 吴仲昉 译 赵鑫珊 校）
[1] 选自施米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 《列宁全集》第18卷，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 同上书，27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这两个物质定义当然是一回事，即劳动过程与认识过程的统一。关于马克思的严格的有关对象理论的现实主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3、487—4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 马克思在他所强调的黑格尔的“和解”的概念里看到了这种同一性，在那里，事实、矛盾着的东西的中介作为一个被积极设定的东西出现。
[6] 《神圣家族》，参见德文版，8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28—2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42页注（27），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 《列宁全集》第38卷，4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那里这样说：“交换价值是表示消耗在物上的劳动的一定社会方式，它就像汇率一样并不包含自然物质。”
[11] 同上书，72页。
[12] 同上书，6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8—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7] 同上书，205页。
[18]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7—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2] 同上书，89页。
[23] 同上书，99页。
[24] 同上书，100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4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9] 同上书，94页。
[30] 例如布洛赫在若干点上受到卢卡奇的强烈影响，他对资产阶级的“商品思维”的批判陷入了放弃唯物主义立场的危险。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2] 同上书，96页。
[33]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40页，柏林，1923。
[34] 例如吉克弗列德·马尔克在他的《现代哲学中的辩证法》上，131页，图宾根，1929。批判了卢卡奇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阐述，在那里他正当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自然的存在能丝毫不剩地完全作为社会的产物来把握？”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6] 同上书，56页。
[37] 关于这点，参见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在“对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中，对黑格尔绝对知识的概念进行批判。关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与解释，特别参见G.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柏林，1954。
[38] 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1] 同上书，258—259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3页，并参见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那里，马克思清楚地说：“尤其说到劳动资料，那末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的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
[43] 同上书，208页。
[44] 同上书，203页。
[45] 同上书，203页。
[46] 同上书，203页。
[47] 同上书，206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3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7—2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对使用价值更进一步的加工，对矿产品、植物、动物以及人的自然——作为人的外界自然的变化结果与条件的自然——的继续变革，绵延了相当长的时间，关于这一点，在206页这样讲：“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产物，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和借助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
[50] 同上书，208页。
[51] 同上书，207页。
[52] 同上书，207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50—1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5] 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2卷，244—245页，柏林，1955。
[56] 同上书，391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3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8] 同上书，334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330—3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0]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文版，226页，1953。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2] 同上书，202页。
[63] 参见罗吉尔·伽罗第：《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巴黎，1953，301页。认为人的活动具有“宇宙的”幅度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们的炼金术。这种炼金术乃是近代人类控制自然的一种魔术般的萌芽形式，人决心把世界上的事物翻一个个。这正如巴拉塞斯所说：“因为自然在它的诸事物中是相当微妙而又严格的，没有高超的技术就不能指望利用它：因为自然并不能使自己臻于完成，而人必须使之完成，这种完成就叫作炼金术。”E.伊埃库勒：《巴拉塞斯，从他著作的语言看他的世界观》，83页，苏黎世，1942。
[64] 彼得罗·维利著，载于库斯托第编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15卷，22页。马克思在《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6页注（13），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中引用过。
[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6] 同上书，242页注（27）。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9] 莱奥·奈维塔尔：《C.F.马耶阿的英雄史观》，载于《社会研究杂志》第2卷，第1册，42页，1933。奈维塔尔着重批判了马克思之前的社会的、历史的障碍，这种障碍事实上阻挠了社会占有自然这理论的发展。
[7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1] 关于既是辩证法的又是唯物主义的思维问题，参见T.W.阿多诺：《认识论的反批判》，193页，斯图加特，1956。他说：“与唯心主义相反的理论，其特质并不在于它对本体论的基质或本体论原来论述的内容作出规定，而首先在于它意识到：不能把存在的东西还原到不可消除的差异双方之一方——它究竟是哪一个——这极点上去。”
[7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7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6—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75] 同上书，56页。
[76] 同上书，57页。
[77] 同上书，57—58页。
[7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对自然过程所用的词句在巴拉凯尔塞斯那里已可发现。
[79] 同上书，500页。
[80] 同上书，492页。
[8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最后一行的着重点系作者所加。
[8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8—4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4] 同上书，489页。
[85] 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文版，389页，1953。
[8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7] 同上书，499页。
[8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99—5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2—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0] 同上书，56页。
[9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2] 同上书，201页。
[93] 马塞尔·奈丁古：《政治的无神论》，92页，奥地利，格拉茨，1957。
[9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5] 同上书，25页。
[96] 同上书，22页。
[97] 马塞尔·奈丁古：《政治的无神论》，92页，奥地利，格拉茨，1957。
[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9] 同上书，198页。
[100] 阿多诺：《作为社会学范畴的静态学与动态学》，载《社会学》Ⅱ；《法兰克福社会学论集》第10卷，237页，注（21）。
[1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3] 同上书，559页。
[104] 同上书，559页。
[105] 同上书，560页。
[106] 关于这点，参见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书信集》。它和与恩格斯的来往书信一样，不仅是马克思批判卡巴尼斯与托拉西之流的唯物主义的感觉论生理学家——意识形态概念来自他们——的书，也是一部马克思理所当然地批判F.A.朗格的唯物主义史的书，它证明马克思精晓19世纪50年代的唯物主义的争论。
[107] 关于这点，参见《自然科学与革命》中费尔巴哈对摩莱肖特的《食品论》（1850）的评论，收入卡尔·古利耶的《从来往书信、遗稿和哲学性质的发展看费尔巴哈》第2卷，81页，1874。
[108] 参见雅柯夫·摩莱肖特：《生命的循环》，27—28页，美因兹，1857。F.A.朗格发现了这种思考过程，把摩莱肖特的观点叫作“自然哲学的变种”。见《唯物主义史》第2卷，97页，依塞隆，1875。
[109] 摩莱肖特：《生命的循环》，40—41页。
[110] 同上书，42页。
[111] 摩莱肖特：《生命的循环》，86页。
[112] 同上书，394页。
[113] 关于这点，将在别的关系上重复论及。无论是马克思（例如在《资本论》第1卷，552—553页），亦无论是不能不接受其观点影响的化学家李比希在其《化学书简》，622—623页，海德堡，1851，都把自然的物质变换与国家作了比较。
[1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6页注（13），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5] 同上书，56页注（13）。
[116] 谢林：《关于自然哲学的概念》，520页。
[117] 同上书，518页。
[1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9] 谢林：《关于自然哲学的概念》，519页。
[1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1] 同上书，552页。
[122] 关于这点，参见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2卷，239页。
[1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4] 同上书，561页。
[125] 同上书，88页。
[126] 同上书，555页。
[127] 同上书，533页。
[1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9] 同上书，204页。
[130] 例如，马克思把机械的劳动资料叫作“生产的骨骼系统”，把起着劳动对象的容器作用的劳动资料叫作“生产的脉管系统”，参见上书，第1卷，204页。
[131] 赫尔曼·迪尔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集》第1卷，柏林，1922，第四版，残篇（90）。
[1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3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35] 同上书，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