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和商品分析

自然作为与人对立的物质，仅仅是与人的活动目的有关的而尚未经创造的物质；作为马克思视为与物质等同的那种自然物质，其自身则已经是被创造的东西，即它遵循自然科学同物质生产不断保持接触所发现的物理的、化学的诸规律。自然物质有自己的规律，也正因此，人的各种目的通过自然过程的中介才得到实现。这时，这些目的的内容不仅受到历史的、社会的制约，也同样受到物质自身结构的制约。内在于物质中的各种可能性能否实现，或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当然是总归依物质的、科学的生产力的状况如何而定的。但物质的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物质的概念是从自然科学的历史过程中不断丰富起来的，这个历史过程极为密切地和社会实践的历史结合着。基于这种理由，列宁拒绝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他把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同历史地规定了的自然科学意识的状态结合起来，使之不离开自然科学内容的阐述。正如马克思所说，人若想在任何历史条件下生活，面对不可废弃的物的世界，必须使之成为为我之物，以为生存之需。

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物理学的新的重大发现相关联，人们广泛议论“物质的消失”和哲学的唯物主义前途幻灭时，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物理学家们关于物质结构的见解历史地发生变化，并不能动摇哲学上的物质概念，“因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的”[2]。在列宁看来，失去了存在理由的不是整个唯物主义，而是它的机械的形态。若干世纪以来，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作为对世界的总体说明的力学，降低为认识的、甚至物理世界本身的一个阶段，“‘物质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至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以前以为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固有的”[3]。

物质是在一切意识之外并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这个认识论的定义，完全和青年马克思已在《神圣家族》中从社会劳动的观点给物质所作的规定相一致：“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4]

从同样的客观观点出发，他在“巴黎手稿”中写道：说人是有形体的、赋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等于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一个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的存在物，就不是自然的存在物，就不参与自然界的生活。

因此，他完全以黑格尔的方式把自然规定为外在性，自然在本质上具有物的性质，而人也是一个自然物。这是马克思追随费尔巴哈而贯串他的全部发展阶段的观点。无论人们怎样对费尔巴哈加诸种种批判，但在他从本质上、客观上去理解人和自然这点上，还是超过了以机械的或生物学的观点为主的以往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比之“纯粹唯物主义者”具有这样的长处：“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在劳动中，人把自己对象化，但并非用劳动去“设定”自然的对象性本身，对于马克思来说，中介不同于设定[5]。人的本质“仅仅是通过对象而被设定的，正因为它本来就是从自然来的，所以它就通过对象而被设定。所以，在设定的活动中，它不是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跌进创造对象的活动，而不过是证明把对象的产品作为该对象的活动、作为对象的自然本质的运动而已”。[6]

在《资本论》中这个论题被重新提出来了。所谓劳动是诸事物之间的一个过程，这是哲学的唯物主义为经济学分析所设的前提。“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的物质表现。”[7]

他在另一个地方把劳动力特别说成“首先又是已转化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8]，劳动不过是劳动力本身、纯粹自然力的表现，总的表明它们是劳动中所不能消灭的基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次系统地论及劳动的这个自然基质，而且分析了商品以及在商品生产中被物化了的劳动的二重性。商品是各对立规定的统一，商品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9]，正如它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自身里面反映着自然和历史过程的关系，商品包含着作为“自在存在”以及“为他存在”的自然。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规定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的而且相等的劳动，作为规定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特殊的劳动，是从种种劳动方式中形成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完全不包含任何自然物质在内，交换价值与商品的自然性质无关，它体现人的一般劳动，由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因而消灭掉一切自然规定性[10]。如果交换价值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形态中典型的“超自然属性”[11]，那么在使用价值中，商品采取“日常的自然形式”[12]出现在我们面前。本书从它的研究任务出发，特别关心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以有目的的特殊的活动为中介的特殊的自然物质，它为满足特殊的人的需要服务。马克思对它作了如下更为详细的规定：“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简言之，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个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13]

正如劳动是形式的“价值创造者”一样，自然物质是实质的“价值创造者”。因此，从已经说过的劳动的性质来看，自然物质与劳动的分离决不可能是绝对的。在个别的使用价值中，也许能够设法把劳动、因而把来自活动的人的东西，同由自然赋予的作为商品体的“物质的基质”的东西抽象地分离开来。可是，如果说到感性世界的整体，那么把自然物质从使之变化的实践的社会方式中分离出来，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在马克思看来，关于劳动产品的完成，我们一般地并不能断定人与自然物质在量与质上占有怎样的比例。说这种关系在形式上并不能断定，是因为这些因素的作用过程成为辩证法的过程[14]。如同还未被人所渗透的自然物质，在其原始的直接性上和人对立一样，劳动产品、劳动加上自然物质而构成的使用价值的世界——人化的自然——一旦作为客观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东西，就和人相对立。人类生产力作为知识的以及实践的东西，由于给自然物质打上自己的烙印，因而与其说否定了不依赖于意识的自然物质的存在，不如说完全确证了它的存在。被人加工过的自然物质，依然是感性世界的构成要素，“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事物”[15]。

在生产过程越来越高的阶段，使这种自然的直接性——现今作为被人中介过的东西——得到回复。马克思在讲下面这段话时，他确实想到这样的关系：“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不断由动的形式转为存在形式，由运动形式转为物质形式。”[16]

在作为劳动结果的已完成的事物中，以劳动为中介的运动消失了，但反过来，作为其结果的事物，在进入下一个劳动过程的时候，再次被降低为劳动这个中介运动的单纯要素。在一个生产阶段中是直接的东西，在另一个生产过程中是被中介的东西。“当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产品退出劳动过程的时候，另一些使用价值，以前的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劳动过程。同一个使用价值，既是这种劳动的产品，又是那种劳动的生产资料。所以，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同时还是劳动过程的条件。”[17]

“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18]，这不只是劳动过程的定义，更具有普遍的理论内容。恩格斯的关于费尔巴哈的论文中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许多过程的集合体。”[19]和这说法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的思维过程与物化了的意识不同，它不进行任何抽象的二者择一，正如人为了免于陷入谬误，不允许把事物形而上学地僵死地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一样，反过来，也不允许把事物完全消溶到使它受中介的社会过程这要素中去，因为这意味着仅把前提倒过来，同样是形而上学的谬误。重要的是阐明关于在每时每刻形态中的物的存在之直接性和中介性的具体辩证法。

在《资本论》关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20]一节中，马克思特地研究了唯心主义对商品的解释。就像马克思在该处所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生产通过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就使以它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21]，因而，劳动产品的商品形态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22]。由于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已经不体现人与自然的生动的交换，而作为死的物质实在出现，人的生活也就作为宛若受盲目命运支配的客观必然性出现。

劳动产品社会地转化为商品，它就受到由之而来的“物的外观”[23]的迷惑，而经济学家们论及交换价值的形成中自然的作用时，进行了冗长的空洞无味的争论，错误地颠倒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现实关系，发现了仿佛“物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物质属性无关，而它们的价值倒是它们作为物所具有的”[24]。商品的自然规定性表现为社会的规定性；商品的社会规定性表现为其内含的自然规定性。经济学家们之所以困惑难解，是因为“他们刚想笨拙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25]。

生产总是社会的，它总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26]，那时，各个个人直接际遇到的是各自互不相关地从事自己的私人劳动；他们生产出来的物的使用价值，是无交换地在“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的”[27]。与此相反，互不相关地从事的私人劳动，其社会性质乃是在劳动产品的交换中，即在社会的总过程中才是明显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以人之间的人格依附关系为其本质，它阻碍“劳动和产品……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28]，这几乎是十分清晰的。所以，劳动产品不就是商品，因而，构成社会劳动的基本形式的，是作为具体的、特殊的东西的“劳动的自然形式”[29]，而不是作为抽象的，一般的而且相等的东西的劳动。

所谓历史的关系物化在商品形式中，这是马克思的独到发现，它很可能遭致曲解而形成下述唯心主义的结论：马克思把一切经济学的范畴消溶到人的关系中去，因此在世界上并不存在有形体的物质的东西，仅仅存在种种关系和过程[30]。的确，马克思分析的主要课题之一，是突破被强化为物的经济现实的外观，深入到隐藏在它后面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中去。已如前述，这时这些关系对马克思说来，决不是最终的东西，对支配流通领域的生产过程的分析本身，就说明了人的劳动决不是物质财富的唯一“创造者”。抽象的一般劳动的存在形式、它的“表现形式”[31]，总是具体的特殊的劳动，以不能还原为人的社会规定性的自然基质为前提。一切社会关系以自然物为中介，反之亦然。这些关系总是“人与人之间的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32]。

就像不能把自然消溶到形而上学地把握的“精神”这要素中去一样，也不应把自然消溶到用实践占有自然的历史形态中去。卢卡奇在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就陷入了这种新黑格尔主义的“现代的”观点，尽管他这本书在其他方面对研究马克思有重要意义。他详细地讨论了商品拜物教性质的哲学状况，与此相关地也论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他说：“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即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可以看成是自然呢？自然对人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人和自然的分离又是在怎样的形式上展开的呢？从而，从自然的形式与内容、范围与对象性来看，自然应意味着什么呢？这一切总是受社会制约的。”[33]

卢卡奇正确地指出，一切有关于自然的意识以及展现着的自然本身是受历史、社会所制约的。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范畴。从自然的形式、内容、范围以及对象性来看，自然决不可能完全被消溶到对它进行占有的历史过程里去。如果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那么社会同时是一个自然的范畴，这个逆命题也是正确的。在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看来，自然及其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的一切意识和意志而独自存在的，但只有运用社会的范畴，有关于自然的陈述才能定型、才能适用。如果没有人为支配自然而努力奋斗，就谈不上自然规律的概念。自然的社会烙印与自然的独立性构成统一，在其中主体方面完全不起像卢卡奇归诸它的那种“创造的”作用[34]。被人的劳动“滤过的”[35]，并不是原本被创造的物质世界，仍然是马克思一再强调的上述“不借人力……存在的……基质”[36]。所以，马克思也像黑格尔那样，即使在对异化进行理论的、实践的扬弃方面，也比扬弃对象性本身更为注重扬弃它的异化了的性质[37]。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黑格尔的精神随着它的发展阶段的逐渐上升，起初把对于精神来说具有外在的对象形式的世界，作为对象的东西、被精神设定的东西来考察，最后在绝对知识中对精神自己已经历过的诸阶段的总体进行反思，从它的异化彻底回归自身。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同样，仅把精神理解为有限的人，他因而批判黑格尔哲学把绝对的自我意识作为一切，对象的根基，是巨大的主观主义。黑格尔的思辨与其说是研究人的本质以和自己自身相对立的方式把自己物化这一点——马克思理解为劳动产品和它的生产者的现实的分离——，不如说他反过来是研究这一点：“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并且同抽象思维对立的对象化，被当作异化的被设定的和应该扬弃的本质。”[38]

和黑格尔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异化的扬弃不存在于哲学之内，而存在于作为人与自然的现实中介之最高形式的社会主义之内。在那里，自然的对象性不会简单地消灭，应作为我之物占有的东西，即使它们成为合乎人需要的东西，也仍是“外在的”。人总必须劳动，“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39]。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草稿”中，还更多地使用哲学的范畴，使得自然存在的独立于人和依存于人的关系这个难题得以展开。

人在给自然以形式的有目的的活动中，超出了物质存在的自然发生的和抽象的直接性。马克思完全在黑格尔的含意上把生产活动同时理解成消费活动，生产活动既是被加工的物质的消费，也是活动本身的消费。劳动不仅是精神对直接的东西的否定，也是对肉体的否定，它在人理论地、实践地改变自然物质之后，而再度回复其物质的对象性时，又是否定之否定。

生产过程具有三个抽象的要素：生产活动本身、质料和形式；质料有别于原料和工具，形式构成劳动的物质要素的物质关系本身。通过劳动，不仅被加工的原料，而且用于加工的工具也从其可能性转化成现实性，依据其对物质的关系被消费掉。生产过程的三要素在劳动的“中性的结果——产品”[40]中，如同被再生产出来一样，又同样被否定掉。“因此，整个过程表现为生产消费、也就是表现为这样的消费，它的结局既不是无，也不是对象的简单的主体化，而是它自身再表现为某种对象。这种消费不是简单的物质消费，而是消费本身的消费；在物质的扬弃中包含着这种扬弃的扬弃，因而是物质的肯定。创造形式的（在‘草稿’中用大写字母——著者）活动消费对象并消费它自己，但它消费的只是对象的既定形式，以便赋予对象以新的对象形式，并且它只是在它的作为活动的主体形式中消费它自己。它在对象上消费对象，——与形式无关，——而在活动中消费主体；它赋予对象以形式，使自己物质化。但是作为产品，生产过程的结果是使用价值。”[41]

凭借劳动作为为我之物占有的自然物质都是使用价值，但是，一切使用价值未必都是被占有的、即被人所中介过的自然物质。空气、水等和整个自然同样，不凭借人力而存在着，虽然它们对人有用，但这有用性不是劳动创造的。一般说来，劳动资料、生产工具，也就是说“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的、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42]，其自身已经是使用价值，是“自然物质和人类劳动的结合”[43]。但是，由于劳动本来只是在人和作为劳动的“一般对象”[44]的土地之间发生的，因此，整个自然只有在社会过程的各时的历史框架中才是有意义的。但总还有并非是劳动产品的因而并非是自然物质和人的附加物相结合的生产资料投入劳动过程，这种生产资料既不创造使用价值，同时也不创造交换价值。

一切劳动从使自然物“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45]开始，例如锯倒树木，从矿场采掘矿石。然而人所应处理的劳动对象大抵已被以往的劳动“滤过”[46]，它们是原料。可是原料作为“主要实体”或作为“辅助材料”[47]，能为产品的创造作出贡献。一个使用价值究竟是起着原料、劳动资料或是起产品的作用，这完全靠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如何而定。

使用价值通过对自己的否定达到它本来的规定；它在消费中确证自己。使用价值作为已被加工过的材料，如果投入新的生产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对人来说，它被证实为是自然的“非真实存在”，是未充分被人中介过的、还不充分合乎人的需要的东西。在使用价值里已被物化的、凝结为物的劳动，在与它发生关系的材料进一步受到加工时，就再次获得了生命，而在那里，被中介过的旧的直接性把自己扬弃到新的更为丰富的使用价值里[48]、“更深地被中介了的直接性”里，淹没到它们里面去了。“活的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当作劳动自己的躯体，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职务相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49]

个人的消费是消费那作为活的个人之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而生产消费则消费那作为“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50]。为了在物的存在中把以往的劳动产品当作使用价值来保存，必须使它再和活的劳动相接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劳动过程的结果，作为劳动过程的生存条件的产品，必须“投入”[51]劳动过程。

无论在个人消费的意义上还是在生产消费的意义上，一个使用价值的可能性如果得不到实现，从而不能为人的目的服务，那么该使用价值只好听命于“自然界物质变换”[52]。以第一自然为基础所产生的第二自然，即人化了的自然，归趋于第一自然；受人类的外界自然的破坏力的影响，人为的自然物质的“变换”会倒退。一切旧汽车销毁场证实了马克思的话：“个体化的东西（即人所占有的东西——著者）不断分解为元素的东西是自然过程的要素，正如元素的东西不断个体化也是自然过程的要素一样。”[53]

马克思还用其他哲学少有的重要方式，解释了还不足以满足人的目的的使用价值在自然过程里的蜕变。我们至此反复说明的是：在马克思看来，使用价值是两个要素，即自然物质和创造性劳动的结合。诚然，自然具有“沉睡着的潜力”[54]，自然中固有的形式诚然允许人发挥创造作用，但在马克思那里，自然以及物质的概念其含义虽然也包含着人类以前的自然界，但它并未转化成“半神话的自然主体”[55]，因为，如果发生这种转化的话，他将退到他原来从唯物主义立场所批判过的那种黑格尔的主观与客观同一这立场去。自然、包括着劳动的主体与客体的物质世界，二者决不是同质的基质。这种非同一性要素，确实还在另一方面以把主体与客体结合起来的劳动为基础，在各种社会条件下把自己保存下来。关于物理的自然本身，假如说“它的意义和内容……至今未曾表现出来”，“就和人的意义和内容同样，仍然处在乌托邦的潜在形式”[56]之中，那就会像布洛赫那样，只是导向终极之说的形而上学。

关于这里所讨论的主体与客体的非同一性问题，意味着人的形式对于自然物质是漠不关心的、外在的，这一点在一个使用价值进行自然蜕变时可以看得很清楚。

马克思非常强调形式与物质之间的漠不相关性。在强调这点时，他谈到自然物质固有的形式和人中介过的有规定性形式之间的区别，这区别应成为一切劳动的出发点：“从单纯物化劳动时间，发展起来了物质对于形式的漠不相关性；因为在物化劳动时间的物的存在中，劳动已只是消失了的东西，只是这种物化劳动时间的自然实体的外在形式（这种形式对于这种实体本身来说是外在的，例如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是外在的，轴的形式对于铁来说是外在的），劳动只是存在于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中的东西。物化劳动时间保存它的这种形式，并不像例如树木保存它的树木形式那样是由于再生产的活的内在规律造成的（木头所以在一定形式上作为树木保存自己，是因为这种形式是木头的形式；而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则是偶然的，不是它的实体的内在形式），物化劳动时间在这里只是作为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而存在，或者说，它本身只是物质地存在着。因此，它的物质遭到破坏，也会使形式遭到破坏。”[57]

如果使用价值解体了，传导到该物质上去的劳动量也就消失了。

当然，这里所讨论的只是对物质的相对的漠不相关性。正如上面已说的情况那样，由自然物质和劳动所构成的产品，在它与新的劳动过程合为一体时，决不是可以不管那个产品究竟已包含多少劳动或怎样的劳动，“物化劳动的量被保存下来，是由于物化劳动通过活劳动相接触，它的作为下一步劳动的使用价值的质被保存下来”[58]。

在那里，如果已花费的劳动的质的规定性得到保存的话，那么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同时也是劳动的量的保存。这显然是简单生产过程的特征。诚然，活劳动给已物化了的劳动追加了新的劳动量，但是保存物化了的劳动量的东西，并不是追加的劳动量，而是作为一般活劳动的劳动的质，被附加给产品，在该产品之内，扬弃掉形式对物质的漠不相关性。“物化劳动不再以死的东西在物质中作为外在的、无关的形式而存在，因为物化劳动自身又表现为活劳动的要素，表现为活劳动对处理在某种物质材料中的自身的关系，表现活劳动的对象性（作为手段和对象）（活劳动的物的条件）。这样，活劳动通过把自己实现在材料中而改变材料本身，——这种改变是由劳动的有目的的活动决定的。这种改变不像在死的物中那样是在创造物质的外在形式，创造物质存在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外表，因此，材料在一定形式中保存下来，物质的形式变换服从于劳动的目的。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事物的易逝性，是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59]

被加过工的物质在生产过程中，逐步采取为人的消费服务的形式，“最后，它采取能直接消费的对象的形式，因此，物质的消费和物质形式的废除就成为人的享受，物质的变化就是它本身被使用”[60]。

物质的中介之最高形式，同时也是作为对人有使用价值的物质之直接存在的最高形式；在它是可能的条件下，人的劳动能使自在的自然变成为我之物。

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概念——历史的辩证法和“否定的”本体论

受费尔巴哈和浪漫派的影响，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把劳动看成是自然的人化这一进步过程，而这个过程同人的自然化过程则是相一致的。因此，在打上劳动烙印的历史中，发现一个愈加明显的等式：自然主义=人本主义，而在经济学分析中更富有批判性的马克思也认为，自然和人的斗争可以改变，但根本不可能废除。这种论证具有自然科学的色彩，因为他使用了非思辨的“物质变换”这个术语。这种物质变换受人们面前的自然规律所支配，自然物质之一切形式化必须遵循物质固有的规律性。“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61]。形式化本身没有自然力的支持就不能进行；马克思在这自然力中还加上了活动的主体。

由于人把自然物质中“沉睡着的潜力”[62]解放出来，就“拯救”了它。把死的自在之物转变成为我之物，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人延长了依据自然史产生的自然对象的系列，使之在质的更高阶段上延续。通过人的劳动，自然进一步推进了自己的创造过程。这种变革的实践不只具有社会的意义，甚至具有“宇宙的”[63]意义。

因此，马克思在把人类劳动称之为物质形式遵循规律性的变化的同时，也完全没有忘记一般的哲学的东西，即世界是以一定形式自己运动着的物质。这点非常值得注意。在这问题上，至少抽象地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致的：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地发挥作用。显而易见，马克思为了证实我们前面所引用的观点，他引用了意大利经济学家彼得罗·维利在1773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研究》，维利在该书中说：“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物理学的一般规律引起的，都不是真正的新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式变化。结合和分离是人的智慧在分析再生产的观念时一再发现的唯一要素；价值和财富的再生产，如土地、空气和水在田地上变成谷物，或者昆虫的分泌物经过人的手变成丝绸，或者一些金属片能被装配成钟表，也是这样。”[64]

正如不依赖于人的自然过程在本质上是物质的、能量的转换一样，人的生产也不能置诸自然关联之外。自然和社会不是相互僵死地对立的。进行社会活动的人，“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65]。

物质变换以自然被人化、人被自然化为内容，其形式是被每个时代的历史所规定的。例如劳动力，它作为“转化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66]，对外界的自然物质发生作用，这就是用自然来变换自然。正如人使他的本质力量和被加工的自然物同化一样，反过来，自然物在历史的进程里，作为越来越丰富的使用价值而获得新的社会的质。

为满足人的需要而使物发生质的变化，这正是马克思用“对自然的（人的——著者）运动”这术语所要表达的。所谓运动这个辩证思维的本质范畴，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运动范畴不同，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运动“不仅仅是位置移动，在高于力学的领域中也是质变”[67]。

的确，被占有的物质和还未被人的活动渗透的自然物质有本质差别。但同时必须注意：即使人的最精巧的发明，也是由于其本身的可能性包含在自然基础里面。只有从这基础来看，引自维利的“形式变化”、“结合与分离”才能实现，量的变化达致质的变化也才成为可能。自然永远是这样的材料：他（指工人——著者）“能利用这些材料并在这些材料中来体现自己的劳动力”[68]。

马克思使用“物质变换”的概念，就给人和自然的关系引进了全新的理解。他首先和自培根以来在这点上有所发展的启蒙主义持有共同观点，即必须在根本上从对人的效用性观点去考察自然。当然，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生活过程的分析，即使他所获得的自然概念具体化了，又远远超过一切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自然理论。启蒙主义不能把劳动作为占有自然的手段来进行分析，不能从劳动上升到分工的必然性，以及上升到随之规定的阶级分化的必然性，因此就不能揭露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性，这毕竟是由于“资产阶级把自己自身设定为绝对的东西，在他们理解阶级概念时，仅仅把阶级看成为以往阶段的一瞬间”[69]。从而，真正立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后面的东西，更完全不能进入启蒙主义的视野。在启蒙主义看来，自然是直接给与人的东西，是随手捕获的东西。与此相反，马克思确认：“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70]

如同一切自然被社会所中介一样，反过来，社会作为整个现实的构成要素，也被自然所中介。这种联系就是马克思那里所隐含着的自然思辨的特征。历史地更迭的各个社会经济形态，是同样数目的自然之自我中介的方式。人和应被加工的材料相分裂，而自然处于这种分裂之中，但这种分裂总以自然自身为原因。自然在人那里达到自我意识，通过人的理论的、实践的活动，它和自身结合起来。自然对于人们来说是疏远的外在的东西，而人的活动对于自然也可以看成最初同样是疏远的外在的东西。显然，人的生存构成自然的一个片断，而人的活动自身则是“人的生存的自然条件”，因而是自然的自身运动。

只有从这点来考虑，谈论“自然辩证法”才是有意义的。自然辩证法家马克思并不想停留在人类以前的自然存在及其历史上（在这点上，恩格斯奇怪地同曾被他激烈批判过的费尔巴哈广为一致），不是仅仅“从客体的形式”去考察现实；尽管他高度评价黑格尔，但也不是仅仅从“主体的形式”去考察现实；他毫不踌躇地坚持这两个要素是不能相互取消的。对这种不可取消性的认识，毕竟是构成他的唯物主义的核心的东西[71]。马克思的主体—客体和黑格尔的不同，不完全是封闭在主体之中的。

前面称之为马克思固有的自然思辨的观点，贯穿他的全部著作，即他总是试图使用新的多少值得注意的生物学比喻，以便给自然整体内部的自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以确切的概念。马克思最后似乎把《资本论》中一直使用的“物质变换”看成是对这一事态的最好的表达方式。

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关，在“巴黎手稿”中，自然作为“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72]出现的，自然是人的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73]。在有生命的自然中，同化过程一般地使无机的东西转化成有机的东西；同样，在劳动中，人使上述的“无机的身体”和自己同化，使它越来越成为自己自身的“有机的”构成要素。但是，这只有在人自身直接属于下述的自然时才是可能的：这种自然决非仅仅是和他自己的内在性对立的外部世界。“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4]

动物在自己占有的对象世界中，被束缚在自己所属类的生物特性中，因而也被束缚在这世界的一定的领域中；相反，人的普遍性的特征在于至少能够占有整个自然，人既然进行劳动，就使“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75]。自然作为劳动的成果以及出发点，是一个“无机的东西”，是劳动占有的对象。人生产时和动物相反，能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76]，这是因为人对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完全为了满足直接的肉体需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77]